秘鲁新左派的兴起、实践与衰落
：安东尼奥·萨帕塔（Antonio Zapata），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田楚子，上海大学文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
摘 要：秘鲁新左派在发展过程中曾表现出强大的历史韧性与多元性，为该国社会进步与思想发展贡献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宝贵的实践经验，深化了该国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本土化解读。自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以来，秘鲁新左派经历了激进和民主两个发展阶段，在政治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1989年，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夹击下，秘鲁新左派最终走向衰落。秘鲁新左派衰退的首要原因在于其派系矛盾无法调和、民众支持体系的瓦解以及政府治理不力导致的信任度降低，上述因素共同导致组织内部出现结构性缺陷。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进一步加速了其衰败进程。
关键词：秘鲁 新左派 激进革命 民主选举 社会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冲突不断，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纷争也日益增多，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左派运动的新左派运动应运而生。受其影响，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各国也孕育出一股非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秘鲁则体现为“新左派”这一政治主体的诞生与发展。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秘鲁新左派发展过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依托史实，深度剖析秘鲁新左派的发展脉络、实践过程及衰落原因，以期为理解该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历程提供新的视角与观点。
一、秘鲁新左派的兴起及其激进实践的失败
20世纪60年代初，新左派这一政治力量在秘鲁兴起，并领导广泛的农民运动和一系列游击活动。虽然其在激进实践初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最终在政府的严厉镇压下以失败收场，未能实现推翻寡头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目标。
（一）概念界定
“新左派”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指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同时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左派群体。理论上，他们与发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有一定渊源。实践方面，他们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其活动涵盖了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种族歧视等众多议题，在全球引领了一股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热潮。
谈及拉美新左派时，学术界则存在两种不同解释。目前，国内外大部分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把21世纪以来执政的拉美左派政党称为新左派（中文文献中也写作“新左翼”），主要代表有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以及巴西劳工党等。这类政党反对新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公平、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近20年来推动了拉美左派政治的两次复兴。相比之下，历史学语境中，以埃里克·佐洛夫（Eric Zolov）、华金·M.查韦斯（Joaquín M. Chávez）等人为代表的从事拉美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者受“冷战”及“全球六十年代”研究框架影响，对拉美左派作出了更为详细的界定。他们将20世纪20年代受十月革命影响而成立的左派政党与组织称为“传统左派”或“老左派”，将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新左派浪潮下兴起的，不采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左派运动称为“新左派”。而活跃于当今政坛，融合民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左派政党及组织则被称为“现代左派”。
秘鲁学术界认为，新左派指受全球新左派运动影响，成立于苏共二十大及古巴革命胜利后，发展道路异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左派政党与组织。秘鲁的新左派政党与组织沿袭了“传统左派”的意识形态与行动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主张在秘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其“新”特质在于吸纳了更为多元的左派创新思维并将其运用于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中。
秘鲁新左派大致可划分为五个主要派系。第一，发源于秘鲁共产党的政党及组织，普遍反对共产党僵化地执行苏联提出的改良主义政策，先后组建了以格瓦拉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游击组织民族解放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等政党。第二，秘鲁阿普拉党的异议者，他们反对该党与寡头政府签订的“共处”协议，组建了以格瓦拉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游击组织左派革命运动。第三，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深入农民运动，使其与教条、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明显不同。第四，受全球新左派运动影响成立的革命先锋党及其分支。第五，被定性为“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虽然其自身并不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行动策略与各主要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无差异，主要代表是秘鲁社会革命党。
（二）新左派兴起的背景及其激进实践过程
国际方面，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出兵强势干预匈牙利。在这两起事件的刺激下，一场漫长而广泛的反主流、反传统抗议浪潮席卷全球。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场意义非凡的运动展现了一个拉美小国在帝国主义强大压力下，通过游击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这为广大拉美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秘鲁国内，20世纪初美国资本大举入侵，取代了英国原有的经济主导地位，占据了矿业、制造业以及金融行业的主要份额，致使该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农业方面，秘鲁的土地利用率极低，大部分优质土地被大庄园垄断，农业产量极低。严峻的经济状况导致国内矛盾不断升级，寡头统治下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少数精英和帝国主义财团联合掌控国家命脉，而广大民众则生活在赤贫之中。
此种状况激起了秘鲁劳苦大众的反抗意识，在新左派的领导下，一场农民运动在安第斯地区的拉孔本西翁及拉莱斯谷地展开。1959年，托洛茨基主义者乌戈·布兰科（Hugo Blanco）来到此地的乔皮马约庄园同农民一起工作。由于其出色的领导力，很快被选为该庄园的政治代表。1961年，在布兰科的领导下，库斯科省农民和社区联合会成立，他喊出“无土地，吾宁死”的口号，开展“攻占土地运动”，领导农民进行罢工，即拒绝前往大庄园进行抵偿租金的劳作，成立武装自卫队占领庄园主以极不平等的条件租赁给他们的土地。1963年5月，布兰科不幸被捕。然而，安第斯地区的攻占运动并没有停止，并迫使费尔南多·贝朗德（Fernando Belaúnde）政府在该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同一时期，秘鲁城市青年也受到了革命的感召，组建游击队。他们以切·格瓦拉（Che Guevara）提出的“游击中心论”为指导，计划在秘鲁开展游击运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1962年9月，在古巴接受训练的前共产党成员及40名左派学生成立了秘鲁第一支新左派游击队民族解放军。同年12月该组织离开古巴，计划由玻利维亚进入秘鲁，支援布兰科领导的土地革命。然而，1963年5月，游击队在玻利维亚与秘鲁交界地带的马尔多纳多港遭遇军警袭击，其领导人贝哈尔被捕，游击战的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1965年9月，休整后的民族解放军在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组建了哈维埃尔·艾劳德游击阵线，其主要行动是对查皮庄园的攻占。这次行动的成功引起了秘鲁军方的注意，在12月的一次逮捕行动中，大部分游击队员及14名曾帮助过游击队的农民惨遭杀害，贝哈尔也于1966年2月逃至利马后被捕。贝哈尔的再次被捕标志着该组织第二阶段游击活动的失败。此次失败后，民族解放军试图在普诺省建立一个新的“游击中心”，与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领导的游击队联动。然而，1967年10月，格瓦拉的牺牲标志着该组织第三次游击计划的落空。这意味着以古巴革命经验为指导的秘鲁首个游击组织的失败。
同样，受古巴革命启发，1959年10月，以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赛达(Luis de la Puente Uceda)为首的一批秘鲁阿普拉党青年党员，因不满该党逐渐背离“反封建寡头、反帝国主义”的初衷并与曼努埃尔·普拉多（Manuel Prado）政府签订“共处”协议的右倾行为，成立了新左派游击组织反叛阿普拉，并从阿普拉党中分裂出来。1962年3月，为与阿普拉党相区分，反叛阿普拉更名为左派革命运动。同年4月到6月，72名左派革命运动成员分批前往古巴进行训练。1965年6月起，该组织开始在秘鲁组建游击阵线、开展游击运动，相继在库斯科省建立了巴查库台克阵线，在阿亚巴卡省建立了曼科·卡帕克阵线，在胡宁省建立了图帕克·阿玛鲁阵线。然而，1966年1月，随着该组织两位主要领导人德拉·普恩特和吉耶尔莫·洛巴顿（Guillermo Lobatón）的牺牲，三条主要阵线相继溃败，秘鲁的第二支新左派游击队同样以失败告终。
（三）新左派激进实践失败的原因
布兰科领导的农民运动虽迫使政府在该地区进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但却未能成功集结全国农民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寡头政权。民族解放军、左派革命运动领导的游击活动亦因政府的猛烈镇压而偃旗息鼓。秘鲁新左派的首次激进实践以失败告终。其失败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秘鲁当时并不具备进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总结了革命爆发的条件：“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即以被剥削者的阶级觉醒为主观条件，剥削者面临倒台为客观条件，主客观条件相结合才能爆发一场有可能取胜的革命。然而，在深入分析新左派首次实践的基础后，可以发现，当时的秘鲁并不具备上述客观条件。第一，在攻占土地运动期间，正值普拉多当政，虽然该政府为寡头主义政府，但彼时秘鲁第一大党阿普拉党与其签订了“共处”协议，因此，统治阶级并没有出现难以为继的政治危机。第二，游击运动期间，贝朗德改革主义政府上台，实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缓和了群众的愤怒，所以也不符合当权者不能维持照旧的状态。第三，古巴革命的爆发拉动了工业品需求，秘鲁经济在此时段有所增长，因此，被压迫阶级的处境与前几年相比并没有急剧恶化。
主观条件方面，虽然布兰科被捕后，农民运动的火焰未被浇熄，但政府在该地区推行的土地改革使当地大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这一目标后，农民开始退出工会和运动队伍，这导致后续在农村地区招募游击战士的行动进展缓慢。由此可见，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引领，农民很难发展出坚定的阶级自觉。阶级基础的薄弱加上各队伍过于侧重孤立的武装行动，致使这一时期激进组织未能组建稳定且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导致此次实践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从战略战术上来看，该阶段激进组织并没有提出完善的组织发展策略，其对游击战术的运用也存在问题。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强大的城市组织作为后盾，为其源源不断地招募新战士以及输送弹药、食品等物资。然而，在秘鲁，由于主要工会仍被秘鲁阿普拉党控制，新左派未能突破封锁，发动无产阶级支持革命。因此，城市中并没有出现稳定组织以支援农村的游击运动。此外，左派革命运动在梅萨贝拉达地区建立了固定安全区，民族解放军在袭击查皮庄园后未能及时转移，均违反了游击战即打即动的原则，暴露了位置，使政府军毫不费力地摧毁了它们。
最后，革命若想获得成功，当地农民的支持以及团队间的合作必不可少。然而，除布兰科的队伍外，两支游击队中没有战士会讲当地土著语言克丘亚语，这使得融入民众变得极为困难。组织协作方面，三支队伍曾试想联合起来，以布兰科领导的农民工会为组织基础，以游击队为武装力量，共同对抗统治阶级。然而，由于指导思想的分歧以及对领导地位的争论，这一联合一直未能成形，导致该阶段革命成功的最后希望破灭。
二、新左派在民主领域的实践及其分裂
尽管新左派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激进实践未能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在秘鲁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解放广大群众的目标。在反思和吸取了首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其战略逐渐演变、发展。此后，一批组织严谨、策略明晰的新左派政党应运而生，并在随后的民主选举中以政党联盟的形式获得了惊人成就。然而，由于联盟内各政党间存在政策差异，其内部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中败下阵来。
（一）新左派政党的涌现
1968年，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软弱无能的贝朗德政府。然而，不同于典型的军事独裁体制，贝拉斯科军政府融合了国家主义、民众主义以及改革主义特质，主张维持国家稳定，反对帝国主义垄断，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相对开放，为新左派政党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新左派政党通过组建工会、发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规模的左派民众支持体系开始形成。
苏共二十大后，包括秘鲁在内拉美各国共产党发生分裂。1969年3月，在秘鲁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豪赫·乌尔塔多（Jorge Urtado）为首的异见派“井岗”联合罗兰多·布雷纳（Rolando Breña）领导的共产党青年团成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20世纪70年代，该党成功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教师和学生运动，有效动员了社会力量，加速了军政府的民主转型进程。
另一重要的新左派政党是成立于1965年5月的革命先锋党。该党由原左派革命运动成员里卡多·纳普利（Ricardo Napurí）、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里卡多·莱茨（Ricardo Letts）以及曾在巴黎学习并将西方新左派思想带入秘鲁的教师埃德蒙多·穆鲁加拉（Edmundo Murrugarra）组建。革命先锋党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融合了新左派思潮的不同派系，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群众工作，提倡党员与基层群众的合作。革命先锋党作为新左派政党团体中的中坚力量，在军政府时期的民众运动组织以及随后的民主选举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以乌戈·布兰科为首的新左派托派政党团体以及由贝拉斯科政府改革派军官创建的社会革命党亦在民主实践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新左派的民主实践过程
1975年8月25日，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尔穆德斯（Francisco Morales Bermúdez）将军通过非流血政变登上政治舞台，揭开了军政府保守主义阶段的序幕。贝尔穆德斯上台后一改此前承诺完善贝拉斯科改革的说辞，推行了一系列紧缩性经济政策，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1977年7月19日，在左派号召下，“七一九全国总罢工”顺利开展。在大规模抗议的压力下，贝尔穆德斯不得不屈服于工会力量，还政于民，宣布将在1978年下半年召集制宪议会，并于1980年举行总统大选。
面对制宪议会选举号召，新左派意识到此时开展激进革命很可能导致军政府与右派结盟，出现类似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独裁政权。这会使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遭受致命镇压，重蹈游击战时期的覆辙。因此，为保存革命力量，新左派决定暂时退回民主领域，依靠强大的左派民众支持体系，促进参与式民主机制的建立，以民主选举作为政治宣传、接触新选民的工具，实现其持续积累民众力量的目标。通过进入民主政治的舞台，他们希望在资本主义秩序中心播下革命的种子，最终在条件具备时将社会主义革命列入政治议程。
1978年制宪议会选举，新左派取得巨大成功，获得了28%的选票。然而，1978年的成功并没有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得到延续。新左派政党多元化的指导思想使其派系庞杂，加上与传统左派政党以及改革主义政党间的分歧，组建总统选举联盟困难重重。新左派在此次选举中只获得了11%的选票，与1978年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经历此次挫折后，新左派认识到，想要在民主领域取得胜利必须克服各政党的分裂状态，联合“传统左派”，组建左派政党的统一联盟。1980年9月，在秘鲁全部左派政党的努力下，彼时拉美最大的左派政党联盟联合左派成立。9月12日，联合左派发布宣言称：“将为打倒帝国主义、建立由群众、工人及农民所组成的政权而奋斗。”从上述宣言可以看出，虽然联合左派的诞生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选举进程，但其发展目标始终是由选举阵线转变为领导秘鲁革命进程的革命统一阵线。
在全体左派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左派在1980年11月的政府选举中获得了24%的选票，赢得了秘鲁第二大城市阿雷基帕的市长职位，并在阿亚库乔等地取得了14个城市的市长职位。1983年，联盟更是在当年的政府选举中大获全胜，获得了29%的选票，仅落后阿普拉党4个百分点。最引人注目的是，联盟主席巴兰德斯（Alfonso Barrantes）以36.5%的选票成功当选利马市长，利马因此成了首个由马克思主义者担任市长的拉美首都城市。全国范围内，联合左派赢得了包括普诺、库斯科在内的33个城市的市长职位。
然而，两次政府选举虽取得了巨大成功，联合左派内部的分裂也开始显现。随着政府执政经验的增加，联盟内部出现了思想上的分化，一部分政党逐渐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抛至脑后。这种分裂倾向在1985年的总统选举中已初见端倪。此次选举中，年仅36岁的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代表阿普拉党以全新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一改该党传统守旧的形象，获得了46%的选票。联合左派主席巴兰德斯获得了21%的选票。由于加西亚选票未达50%，根据选举法规定，将与排名第二的巴兰德斯进行第二轮选举以决出总统人选。然而，让整个联盟失望的是，巴兰德斯不顾反对，放弃了选举。巴兰德斯的放弃行为成为联合左派解体的导火索，整个阵线自此开始走向衰落。
随着巴兰德斯放弃选举以及联盟内马里亚特吉统一党的组建与发展，联合左派内部形成了政见相异的两个派别：一是由马里亚特吉统一党、革命左派联盟、工农学民联盟党组成的激进派，他们始终以在合适时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另一派是由社会革命党、革命共产党以及以巴兰德斯为代表的新左派独立人士组成的改良派，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原有目标，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与资产阶级结盟。
两派对立的弊端在1986年的政府选举中表现得愈加明显。此次选举中，巴兰德斯不敌阿普拉党候选人，未能连任利马市长。联盟获得的选票与阿普拉党的差距由1983年的4%扩大至28%。选举的失败进一步加速了联盟的分裂。1987年6月，巴兰德斯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宣布辞职，表示自此不再担任联合左派主席。为调和两派争端，在各党协调下，联合左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9年1月举行。然而，此次会议中，社会革命党、革命共产党以及一部分独立人士决定追随巴兰德斯退出联合左派，并于2月成立了改良派联盟社会主义协议，宣布将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并与资产阶级合作。至此，20世纪80年代拉美最大的左派政党联盟破裂了。1989年政府选举，分裂后的联合左派仅获得了17.8%的选票。
三、新左派衰落的原因
联合左派的分裂意味着秘鲁新左派的政治实践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理想追求与现实挑战间的深刻冲突。致使新左派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原本属于左派的政治空间造成了挤兑。20世纪80年代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导致非正规经济迅速发展，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不断蔓延。面对此种情况，新左派未能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进而失去了获得更广泛选民基础的机会。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弭，给拉美左派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这导致包括秘鲁在内的拉美各国左派政党出现组织分裂、影响力减弱以及党员数量大幅缩减等问题。左派力量遭受打击而处于低潮，无力有效抵制各国普遍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尽管客观因素确实引起了诸多负面效应，但其分裂的核心动因实际上来源于深入组织内部的主观性弱点。在面对变化的社会形势时，新左派缺乏完善的自我调节机制以发展出适应新环境的政治策略，导致了联盟的分化。这种主观弱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联盟内部的派系冲突无法调和。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以巴兰德斯为首的改良派与以马里亚特吉统一党为首的激进派之间产生了不可化解的矛盾，这直接导致了巴兰德斯带领众多联盟成员离开组织另立门户。致使联盟内两派对立的深层原因可追溯至新左派政党指导思想的多元性。尽管大部分新左派政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核心指导思想，但新左派理论融合了多种流派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立场上的差异，从而使其未能塑造出较为一致的政治策略。
这种政策性分歧在联盟内具体体现为：改良派领导人巴兰德斯的支持者赞赏他的个人魅力及民众号召力，认为这有利于吸引超出联合左派原有选民的选举支持，他们担心党内的激进主义可能导致选民疏离，阻碍联盟发展。相反，激进派则认为，巴兰德斯的个人主义和选举主义阻碍了社会运动的纵深发展，即便赢得总统职位，他也没有能力推行有效政策以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无法为革命转型积累力量。反之，这种状况很可能会触发右派的激烈抵抗，从而使左派的战略布局遭到破坏。
总而言之，两派未能通过整合差异拓宽其选民基础。相反，彼此间的深刻对立进一步分化了民众支持，削弱了联盟与群众间的联系。因此，在加西亚政权面临执政危机之际，新左派未能填补政治真空，反而为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20世纪70年代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新左派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力量，帮助其在民主选举中取得了多次成功。然而，20世纪80年代持续的经济低迷以及两届右派政府的紧缩性政策导致非正规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分化，工会力量遭受严重打击。此种背景下，新左派无法及时调整策略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最终导致了左派民众支持体系的瓦解。
贝朗德政府执政时期，墨西哥债务危机对秘鲁经济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公司纷纷倒闭，大量工人下岗。随着失业的恐惧在劳动人口中蔓延，工会的谈判能力下降，工人开始抗拒通过工会与国家和资本对抗，转而向非正规经济靠拢，寻求个人解决方案。1986年，加西亚政府颁布了《应急就业计划法案》，允许企业在运营波动期与新员工签订最长可达两年的临时合同。在这种劳务制度下，临时员工的薪资明显低于正式员工。因此，该法案一经颁布便导致临时工占比飙升至56%。这些员工广泛分布在各类公司中，流动性极高，法律保护几乎无从谈起，最关键的是，他们被剥夺了加入工会的权利。工会基层组织的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工会领导层的状况也不容乐观。1977年总罢工后，约有5000名工会领导被解雇，工会领导层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已遭受重创。此后，两届右派政府均对罢工实行了严格镇压，解雇罢工领导的情况屡见不鲜，工会领导层的人员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此外，随着新左派融入民主执政体系，仅存的工会领导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政府管理，忽视了劳工运动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下至基层上至领导层，工会的整体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
劳动力的分化不仅摧毁了工会构架，更主要的是，它破坏了集体认同感。非正式工人的阶级立场模糊，更倾向于与实用政治合作，满足眼前需求。因此，拥有更多财政资源、政治要求较少的民众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逐渐取代了工会和政党，成为新型社会运动的主要载体。然而，此时新左派仍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将研究新兴群众运动、改进选民策略以及调整公众情绪等措施纳入社会政策的改革框架内。
第三，新左派在20世纪80年代几次选举胜利后，逐渐忽视了劳工运动的发展，将政府管理作为其工作的重心。然而，在政府管理领域，新左派也未能提出统一的基层政策将这一空间发展为争取选民的新场域,多数由新左派主导的政府部门并未有所建树。那么，这种情况为何会出现呢？其一，新左派执政前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尽管它始终提倡通过民主执政积累革命力量，然而经研究发现，新左派在选举前对如何高效执政、如何充分利用政府这一“新型政治空间”以及如何在执政与积累革命力量间找到平衡这三大问题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探讨与研究。其二，联合左派内部的派系纷争也被带入政府管理中。激进派主张在政府管理领域开展群众运动，完善参与式民主机制，反对与资产阶级结盟。然而，这种策略遭到了改良派的反对，他们认为新左派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与中央政府合作，推行更为务实的经济、社会政策。其中一些人甚至产生了资本主义体制难以渗透，无法推翻的消极思想。两派的主张无法折中，“对抗中央政府”与“推行中央政策”间的立场难以平衡。因此，新左派政府一直未能推行统一的执政计划。其三，财政资源不足也是妨碍新左派政府强化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导致政府收入下滑，财政赤字上升。新左派市长若想树立威信，就须尽快找到解决方案。除前任政府遗留的财务压力外，新左派政府还需应对其他财政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莫过于为从事城市基础建设工作的大量员工提供薪酬。但鉴于中央财政紧张，政府难以及时支付员工工资，新左派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不利于民众工作的顺利进行。
总的来看，新左派领导的政府未能有效地争取选民支持，此前依赖的、以无产阶级工会为核心的民众支持体系也面临严峻挑战，联盟内部存在的深层矛盾无法解决。以上主观因素共同加剧了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困境，成为新左派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障碍。面对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夹击，秘鲁各左派政党在政策协调与组织整合方面愈加力不从心，联盟的衰落似乎成为可预见的唯一未来。
四、新左派衰落的影响与启示
1989年，联合左派骤然解体，秘鲁新左派力量不断缩减、分化，这导致其在此后的民主选举中未能再次掀起波澜,深刻影响了该国的政治局势。
首先，新左派的衰退导致秘鲁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而这一空缺间接促成了藤森的上台。此后，藤森通过“自我政变”解散国会，召集制宪议会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措施纳入宪法。新自由主义体制在秘鲁的确立导致该国民主体制出现严重危机，加剧了社会分裂，贻害无穷。
其次，秘鲁新左派的衰落导致工人运动群龙无首，缺乏有效组织力量以抵制新自由主义资本的侵蚀。工人权益受损严重，工资水平大幅削减，就业保障缺失，工作条件极度恶化。
最后，新左派力量的衰落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是左派政党联盟组织架构的消弭，秘鲁的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联合左派解体后，秘鲁左派再未能建立具有如此广泛代表性的政党联盟，此后的左派政党或组织基本处于分散状态，未能在21世纪拉美两轮左派执政周期中获得显著成就。
放眼整个拉美，巴西、智利等主要国家的新左派大多顶住了压力，经历了重组与转型，厚积薄发，在该地区两轮左派执政周期中均有建树，哥伦比亚左派政党联盟更是在2022年首次获得选举成功，与秘鲁左派不甚明朗的态势成了鲜明对比。鉴于此，面对新挑战，秘鲁左派亟需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与探索，汲取过往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坚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内部团结、调整战略适应性、注重实践创新、增强民主与包容性价值观、构建更为广泛的民众支持基础。唯有通过上述举措，秘鲁左派力量才能在今后的政治行动中恢复并壮大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促进国家自强与公民福祉的实现，带领广大群众朝向更为公平、更加正义的社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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