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之外》拉希德·迪亚布（苏丹）作于201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某个夏日傍晚，尼日尔上空的烈日迟迟不肯落下地平线。在阿加德兹市一家安静的小餐馆“天堂图巴” （Touba au paradis），我和三个焦虑不安的人一起乘凉。这三个尼日利亚人试图从我们北面的阿萨马卡镇越境进入阿尔及利亚，但发现边境被封锁了。他们希望最终目的地是地中海对岸的欧洲，但首先必须进入阿尔及利亚，然后穿越茫茫的撒哈拉沙漠。我遇到他们时，越境已经无可能。
阿尔及利亚关闭了边境，阿萨马卡镇满是绝望的人们，他们不想后退，但又无法前进。这些人告诉我，他们逃离尼日利亚并不是因为受到任何人身威胁，而仅仅是因为无法在家乡谋生。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让他们无法在尼日利亚立足。他们说，“我们一毕业就成了家里的负担，怎么还能呆在家里呢？”三位受过教育的尼日利亚男子急于谋生，但又无法在家乡谋生，他们做出违心的决定，踏上一段可能致命的旅程，寻找有尊严的生活。
我曾跟几大洲的移民有过同样的对话。据估计，2020年国际移民总数达 2.81亿，如果把全球移民人口作为一个国家来计算，那么它将是继印度、中国和美国之后的第四人口大国。当然，每位移民都有自己的独特经历，但有些趋势是相似的。如今，大多数移民并不符合旧条约中的难民类别——因“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遭迫害的寻求庇护者。这一定义来自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该文件起草于冷战初期。当时，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中占多数，时局紧张。1950年1月到8月，苏联抵制联合国的各种机构，因为联合国不把安理会席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该公约是基于西方的难民概念，即人们为了“自由”（认为西方代表“自由”）而逃离“不自由”（认为苏联代表“不自由”）。对于因世界经济的新殖民主义结构而被迫陷入经济困境的人员流动，公约没有做出任何规定。
《窗》纳比拉·霍拉赫什（阿富汗）作于2019年
尽管多次尝试重新定义“难民”一词，但在国际法中，“难民”仍是一个与迫害而非饥饿相关的术语。例如，根据上述1951年《公约》的规定，滞留在阿加德兹镇的三人并未受到迫害，但在一个长期饱受经济危机的国家他们经历了巨大的苦难。这场危机源于以下因素：英国殖民统治者最初遗留下来的一大笔旧账；债权国机构巴黎俱乐部的新增债务，用于建设尼日利亚殖民地时期遭忽视的基础设施（如尼日尔河大坝工程）；为实现经济现代化而实施的内部借贷加剧了债务；尼日利亚石油收入丰厚但流失严重。尼日利亚石油储量位居全球第十，但贫困率却高达40%左右。造成这一丑陋现实的部分原因是社会极度不平等：尼日利亚首富阿里科·丹格特的财富足以让他连续42年每天花100万美元；而在阿加德兹镇的那三个人，他们的钱只够穿越撒哈拉沙漠，却不够横渡地中海。跟他们交谈时，我一直在想他们很可能会在第一关就失败，面临是否要做出返回家园的艰难抉择，因为他们已经为这次失败的旅行变卖了所有家当。
这些人为什么想去欧洲？因为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的是一个拥有财富和机会的形象。三人反复跟我这么说。旧殖民国家在向他们招手，其城市部分建立在偷来的财富之上，现在却吸引着移民。这些旧殖民者继续掠夺发展中国家：在尼日利亚运营的五大石油公司是壳牌（英国）、雪佛龙（美国）、道达尔能源（法国）、埃克森美孚（美国）和埃尼（意大利）。这些旧殖民者还继续向其前殖民地出售武器，并在前殖民地想要行使主权时对其进行轰炸。
1996年，印度作家阿米塔瓦·库马尔发表了诗作《伊拉克餐馆》，描述了本期新闻稿所说的现实：
美国人把巴格达每家每户
都变成烤箱
等待着
伊拉克人
去美国当厨师
就像之前的越南人一样。
《巴纳的帕查》巴勃罗·卡拉卡（委内瑞拉）作于2016年。巴勃罗是艺术家团体 Utopix的一员，该团体正在庆祝成立五周年！
最近，我一直在想着那些试图跨越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间的梅利利亚边境围栏，或横穿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达连隘口的移民，那些被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岛拘留中心或美国得克萨斯州北艾尔帕索处理中心等监狱中的移民。他们大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民”、“政权更迭难民”或气候难民。这些都是1951年公约词汇中鲜为人知的术语。新公约必须正视他们的存在。
记录在案的2.81亿移民中，有2640万是登记难民，410万是登记寻求庇护者。这意味着其他2.505亿移民中的很多人要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民，要么是政权更迭难民，要么是气候变化难民。联合国《2024年世界移民报告》指出 “因冲突、暴力、灾害和其他原因而流离失所的人数已飙升至有现代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里指的就是这些移民，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逃离迫害者。
《一位母亲》最孟（缅甸）作于2013 年
我想更详细地探讨造成这些不被正式承认的难民的情况：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民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受到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打击，墨西哥在 1982年破产就是例证。唯一的出路是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所提出的条件。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削减卫生和教育补贴，大开经济门户从而遭受出口导向型盘剥。
最终结果是大多数人生计恶化，在国内从事不稳定的职业，并冒着危险迁徙他国。非洲开发银行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全球农业遭受打击，西非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生产率低下的非正规服务。继而受到西方和海湾地区更高收入的诱惑而决定离开。例如，在2020年，最大的移民潮是前往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沙特阿拉伯），而在这三个国家，移民受到的待遇往往令人震惊。这都属于令人绝望而非充满希望的移民模式。
2. 政权更迭难民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加强了其军事和经济力量，以推翻那些努力在本国建设主权的政府。目前，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美国的惩罚性制裁。这些制裁往往切断了各国利用国际金融体系的途径，因此造成经济混乱，带来了广泛的困扰。610万委内瑞拉移民离开自己的国家，主要是由于美国非法实施的制裁使该国经济失去活力。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和欧盟等最大力推行政权更迭政策的一方最不善待那些战争逃难者。例如，德国已开始驱逐阿富汗人，而美国则驱逐因绝望而在墨西哥华雷斯扎营的委内瑞拉人。
3. 气候变化难民
2015 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各国政府领导人同意成立流离失所问题特别工作组。三年后的2018年，联合国就《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达成一致，必须保护那些因气候变化而迁徙的人们。然而，气候难民的概念尚未确立。
2021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估算，到2050年，至少将有2.16亿气候难民。随着海平面上升，小岛屿将开始消失，幸存下来的居民所经受的这场灾难并非由他们造成。碳足迹最大的国家对那些将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领土的人负有责任。
《电》马拉克·马塔尔（巴勒斯坦）作于2016年
没有移民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被当初强迫他们移民的国家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正如泽特金社会研究论坛的报告《驱逐出境：危机时期的欧洲移民制度》所指出）。妇女通常不愿意长途跋涉，因为性别暴力威胁会给她们带来更大的风险。无论选择在哪里定居，她们都更愿意选择有尊严的生活。在贫穷国家实行新的发展政策，结束导致战争和破坏的强制政权更迭，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灾难：这些都是应对难民危机扩大的最佳办法。
十年前，巴勒斯坦诗人法迪·朱达博士写下诗作《模仿》，反思了这一想法：
我的女儿
不会伤害蜘蛛
这蜘蛛
在自行车把手之间结网
已经两周
她在等待
直到它主动离开
如果你扯掉我说的蜘蛛网
蜘蛛就会明白
这里不是安家之地
而你就能骑自行车了
她说，别人就是这样
成为难民的，不是吗？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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