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大劫掠：美国工人阶级面临日益严重的剥削和洗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25年通常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霸权国家的出现，体现为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国际贸易体系的扩张，以及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石油市场的建立。

2. 二战期间，消费者流动资金的积聚极大地增加了战后有效需求。

3. 西欧和日本战后经济的重建。

4. 冷战/帝国主义庞大的军费开支。

5. 因战争和备战而引进的新技术，如计算机和喷气式飞机。

6. “促销手段”的多样化。

7. 美国自动化进程进入新阶段，包括建设州际公路系统，提振汽车、钢铁和玻璃工业，推动郊区发展。

8.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1966年，正值二战后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周期已经成为过去式。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A.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在《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一书中强调了（经济繁荣）这一状况的暂时性。他们认为，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随着特殊的历史力量的消失或减弱，二战后经济长期的爆炸式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相较于工业化初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呈现出增长放缓的趋势。高剥削率和垄断价格带来的高利润率和产能过剩以及相当程度的就业不足，共同构成了资本过度积累的条件。通过这种方式创造的经济盈余远超“实体经济”在新投资和资本主义消费中吸收的经济盈余。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产能过剩导致了新增产能净投资率偏低和增长放缓。

在《垄断资本》一书出版后的几年里，美国的产能利用率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时期，消费者的流动资金转变成了债务，州际公路系统已基本建成，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已完成重建，随后增长趋于放缓。与此同时，美国对世界石油价格的控制力也在下降。此前几十年，石油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扩张。但在1970年代初，石油价格逐渐从约2美元每桶上涨到约3美元每桶。为了回应美国在1973年“十月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削减了石油产量并减少了出口量，这就导致了原油价格从每桶约3美元上涨到12美元以上，直至超过30美元。石油禁运导致1973年至1975年的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甚至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滞胀（停滞加通货膨胀）。

198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大幅提高利率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大衰退的措施缓解了通胀，却致使失业率大幅上升。随后，利率的逐步下调促成了金融业的繁荣，间接地刺激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强加于“实体经济”之上的全新债务上层建筑，最终导致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持续性经济停滞，即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并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发了金融泡沫。

美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50—1960年代的年均4.3%，下降到1970—1990年代的3.2%，再降到21世纪头20年的2.0%。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是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对此，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经济停滞的趋势，而是高增长率的特殊时期。

二、新自由主义转向

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把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归咎于劳工、政府以及其他与资本本身无关的因素。面对始于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停滞，企业和富人采取了各种策略来增加他们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权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增加失业率，并通过“休克疗法”来遏制通胀。

2. 在较长的时期内再次逐步降低利率，以刺激生产和金融业的发展。

3. 加大营销力度以销售更多的商品，包括通过信用卡和其他手段扩大消费信贷或债务。

4. 通过兼并和收购等手段进一步集中和整合资本。

5. 投入巨额的军费开支，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

6. 呼吁对资本和富人实施减税政策，并发放其他政府补贴。

7. 发起游说活动，反对压缩利润的法律法规。

8. 将生产转移到国外，以利用贫穷国家的低单位工资成本优势。

9. 采取各种方法削弱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

国家与市场的新协同可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转向。与福利国家相关的社会再生产任务日益从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例如军工金融复合体。国家各部门都已经脱离了政府的有效掌控，而处于金融资本的支配之下。

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私营企业的实力因联邦法律法规的变化而不断增强。嘉吉（Cargill）、科氏工业（Koch Industries）、玛氏（Mars）、彭博（Bloomberg）和赫斯特（Hearst）等独角兽公司的透明度极低，以致于“为员工权利进行谈判的工会往往拿不到这些雇佣数万名工人的公司的关键财务信息”。

新自由主义转向非但没有恢复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加剧了美国经济过度积累和停滞不前的矛盾，这就要求扩大旧的并发展新的支撑体系。二战后，政府支出在奠定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美国庞大的军事预算中尤为突出。目前，美国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已接近每年一万亿美元，但如果算上隐藏在其他地方的非官方军费开支，则远不止于此。军费开支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支撑企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是扩张美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提升集中资本的利益。然而，军费开支的增加是有限的。目前美国的军费开支已经相当于排在其后的九个军事强国军费开支的总和，且大规模战争还会导致灾难性破坏。增加军费开支已经不再能够提供有效的刺激来摆脱经济停滞。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优势，将金融活动作为管理积累现金的主要手段，其结果就是垄断金融资本进入了一个依赖低利率和政府定期救助的新阶段。金融化涉及债务和投机的扩张。在私营部门内，各种债务呈爆炸式增长。金融资本将经济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在赌场里，你可以对任何你能想象到的东西下注，并且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型金融“工具”还在推波助澜。“秃鹫资本家”（vulture capitalists）利用杠杆来进行收购，有时则出售部分股权。通过这种购买、剥离、翻转的方式，大型资本单位在榨取现金的同时还削弱了公司的实力，而且通常会在工人失业的情况下申请破产。

金融化与普遍垄断的趋势密不可分。西方政府积极推动这一趋势并将其作为官方政策，这打破了以往反垄断的做法。为了推动并购，美国联邦政府取消了从新政时期（New Deal Era）就开始实施的一整套限制性政策，最突出的做法就是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来。然而，这导致了由金融引发的企业垄断新浪潮。由于控制大份额市场的公司逐渐减少，垄断或寡头将拥有更大的权力来提高价格，创造更高的利润率，同时也拥有更大的权力来压低工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仅前200家大公司就占据了美国经济总利润的30%左右（该经济体包括550万家公司、200万家合伙企业、1770万家非农独资企业和180万家农场独资企业）。

需要重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总是被资本归咎于高工资、低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政府干预。无论实际情况如何，自二战以来，这一直是资产阶级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论调。尽管经济停滞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但在2008年之前，主流经济学都忽视了这一点，直至今天还在试图淡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这种未能正视现实的情形体现在1980年代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中，最初被称为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这种经济学思想为将收入和财富从穷人身上转移到富人身上进行合理化辩护，以此作为经济放缓的解决方案。一种观点认为，富人面临利润挤压和随之而来的投资资金短缺困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司和富人还不够富有（即使富人已经坐拥大笔资金也未进行投资）。于是，相应的补救策略变成了：（1）通过增加利润或减税的措施，增加公司和富人可支配的经济盈余；（2）取消规制，促进公司扩张和私有化。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整体经济“蛋糕”更多地切给了富人，刺激了富人的奢侈消费，他们将增加的一小部分资产用于购买私人飞机、游艇、豪宅等，从而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尽管金融化通过财富效应短暂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越来越慢。

当前，金融化已经在经济领域中根深蒂固，并且已经发展到可以操控人们固定收入之外的个人资金流动的程度，这主要通过比过去更系统、更贪婪的技术来实现。例如，劫掠私人和公共养老金、医疗保险，对穷人设置更高的利率，以及抬高药品价格。

在华尔街泡沫最严重的时期，大部分人都被卷入其中。在2007—2009年大衰退/金融危机中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低利率使得住房所有者可以根据房产增值进行再融资和获得二次抵押贷款。这样一来，即使收入没有增加，他们的支出也能增加。然而，当危机来临时，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将许多人推向了破产。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越发清楚地认识到，新垄断金融资本体系的本质就是从更多人的身上榨取更多的收入。对普通民众提供的各种支持和福利，例如收入、养老金、医疗保险、公共教育支出和福利津贴等，都受到了负面影响。新自由主义应对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措施都服务于增加资本相对于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权力、收入和财富，这给劳工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当对富人和企业增税的提案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时，今天的资本家宣称这是针对他们的“阶级斗争”。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真正的阶级斗争是资本对劳工发起的斗争。正如亿万富翁投资人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被问及是否存在阶级斗争时所说的那样：“没错，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但这是我所在的阶级，即富人阶级发起的战争，并且我们正在取得胜利。”

三、打击工会

自1940年代中期到1950年代中期，由于大萧条期间及之后劳工运动的迅速发展，工会会员数量扩大到了劳工总人数的约1/3。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即所谓的“黄金时代”。此时，工资上涨的速度远超通胀的速度，工人的实际工资（考虑通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有所增加，大多数工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在此期间，工人的实际工资逐步增长，资本主义通过扩大有效需求，刺激资本投资，从而扩大了经济规模。然而，企业界认为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尽管企业的税后利润率在1950—1960年代的商业周期高峰期达到了两位数，但由于实际工资不断上涨，企业的利润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既得利益者（通常是企业主和投资者）认为，在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率存在困难，而这对公司的利润产生了不利影响。

1930年代，即在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权力向劳工转移，这导致了麦卡锡时代的反击，其反击对象就是工业组织大会（CIO）中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指导的工会。保守派的企业工会领导层为了与资本家结盟，加入了反对激进工会主义的斗争，最终导致10个激进工会被工业组织大会开除，并且所有激进工会的活动都持续受到无情的打击，尤其是其组织和罢工的能力受到了削弱。美国工会的衰落始于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的通过。随后，其他一系列反对劳工的措施也相继出台。这导致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工会成员数量逐渐下降。1980年代，自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解雇参加罢工的航空管制员后，工会成员数量下降的速度愈发加快。自此，反工会的宣传和行动在政府和大众传媒中变得更易被社会所“接受”。资本家对劳工的攻击导致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从约占工人总数的1/3下降到约1/10。

由于工会对工资水平和福利的普遍影响，即使在未加入工会组织的经济部门中，资本家也担心工会会对其利润率构成威胁。由于金融化需要不断地从生产“实体经济”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经济盈余来维持自身的发展，自1980年代开始，反对工会的斗争就在新金融化经济中愈演愈烈，导致资本和国家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来削弱劳工的力量。

高度的工会会员化（以及工会工人相对于非工会工人获得的更高收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影响。当工会赢得了更有利于工会工人的合同时，许多从事类似工作的非工会工人的工资也会逐步提高。同样，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新的、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也会相应地获得更高的工资。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家与工会的斗争加速。例如，亚马逊、星巴克等公司使用新的监视工具“对工会运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标题就是“在近40%的工会选举中，雇主被指控违反了联邦法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刊文所指出的那样：“对工会化的强烈抵制正在成为美国的常态，并且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美国大雇主对工人加入工会这一行为的强烈反对就是导致近期美国工会密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与其他的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是工会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四、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日益加剧

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美国工人阶级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第一个10年始于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经过短暂的复苏，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又爆发了大萧条时期的金融和房地产危机。在经济衰退之后，美国总就业率经历了六年多时间才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全职工人率则经历了更长的时间才恢复至衰退前的水平。时隔九年，美国失业率才降至衰退前的水平，即4.7%。数百万人失去了家园，个人破产率飙升。10年来，美国住房拥有率持续下降，投资者纷纷购买房产，将其转化为出租屋。“房价低迷时，投资者至少购买了200万套住房（但肯定远超这个数字），大型机构投资者则以低于建造成本的价格购买了数以万计的住房。”在2021—2022年间，飙升的房租以及包括食品价格上涨在内的其他经济领域的通胀，给数百万人带来了灾难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斗争只会加剧。除常规剥削外，企业还通过多种方式来削减工人的工资。首先，为工人设定一些看似是管理者的职位头衔，通过“职位膨胀”来避免支付加班费（比基本工资高出50%）。例如，当前台服务员成为“第一印象总监”、理发师成为“美容经理”、餐车服务员成为“餐车经理”时，就不需要向这些“管理者”支付额外的加班费了。其次，企业为了避免支付加班费，甚至是任何明确的工资或其他补偿，将工人归为独立承包商而非员工。最后，企业压低工资的手段还包括将一部分必要的劳动力，如管理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这些公司雇佣的工人薪酬低，没有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这样一来，当出现如非法使用移民、童工执行危险任务等问题时，责任往往会被推到分包商而非大公司身上。

竞业禁止条款（noncompete clauses）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据估计，约20%的个人劳动力被要求承诺不得擅自离职，且离职后不得去另一家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公司工作。这些条款使得工人难以跳槽到薪资更高或工作条件更好的类似岗位工作，从而压低了整体工资水平。其他控制劳动力的方法包括：要求工人提前四个月通知公司离职，否则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要求工人离职时向公司返还培训费用；强迫外籍工人支付高昂的离职费用。

此外，还存在资本家直接窃取工人工资的现象。据估算，美国工人每年约有500亿美元的工资被劫掠。这类剥削行为包括克扣加班费、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强迫工人加班但不支付加班费、窃取小费，等等。福布斯顾问（Forbes Advisor）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建筑、儿童保育和食品服务等行业，低薪工人被窃取工资的情形尤为严重。”

为了通过提高劳动剥削率来增加利润，资本常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就是削减工作岗位，使其少于安全、无异常压力完成任务所需的实际人数。这就导致在岗的工人手忙脚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许多行业都出现过类似情况，如营利性医院、疗养院和仓库等。铁路公司的人员配备更是大幅减少，以致于工人很难请病假或安排医疗预约。

尽管铁路公司运营的货运列车越来越长，有时甚至绵延数英里，但公司仍然大幅削减了员工人数，这使得工会发出警告：旨在增加利润的举措可能会危及安全，甚至导致灾难。

2017年以来，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CSX铁路公司和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有超过22%的就业岗位被裁掉。当时，美国铁路公司实施了一项名为“精确调度铁路运输”（Precision Scheduled Railroading）的成本削减制度，美国其他大多数铁路公司都效仿了该制度。BNSF铁路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也是唯一一家未明确采用该模式的铁路公司，但为了提高效率、保持竞争力，该公司也在进行裁员。

导致工人处境艰难的原因还包括美国大片地区工业就业岗位的流失（去工业化）。这不仅导致高薪工会/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还造成了整个社区乃至城市的空心化。这是由自动化和机器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制造业向非工会化的美国南部地区转移，以及鼓励海外生产的国际贸易协定的影响所导致的。这些贸易协定加速了美国跨国公司依赖“全球劳动力套利”或剥削（和过度剥削）全球南方工人的进程，意味着将生产转移到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工资差异大于生产率差异）的国家。这一体系是由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整体经济、政治和军事结构所维护的。

全球劳动力套利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的竞相降低工资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几乎无处不在的绝望，使得人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在美国，这引发了一场“绝望之死”的恐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高失业率、低薪工作和各行各业持续存在的歧视，黑人社区的绝望情绪由来已久，但只有当这种现象在白人社区蔓延开来时，它才会获得主流社会的持续关注。

据估算，美国有近1/4的工人从事低薪工作。除了工资水平低之外，穷人和其他低收入工人还遭受着其他形式的剥削。相对于住房价值而言，工人的住房租金较高，并且在过去10年内持续飙升（经营贫困社区房产的房东所获得的利润通常是经营富裕社区房产的房东的两倍）。在美国，由于工人的储蓄较少或根本没有储蓄，110亿美元的银行透支费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工人们被迫支付的。那些无法进入银行系统的工人则需要支付16亿美元的支票兑现费和80亿美元的发薪日贷款费。尽管这可能有悖常理，但从穷人身上也是可以赚到钱的。

美国和其他富裕经济体的劳动人民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这一问题甚至引发了主流商业媒体的广泛讨论。

有经济数据清晰表明，相当一部分人的购买力已经开始趋于停滞或下降。美国政府收集了所有工薪人员及被称为“生产性和非管理性”工人的信息。这类工人约占美国私营企业工人总数的80%，约有1亿人。1950—1970年代中期，生产性和非管理性工人的平均“实际薪酬”（经通胀调整，工资加上附加福利）与GDP和生产率的提高稍微保持同步增长。但是，在过去40年里，尽管所有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出）提高了75%，人均实际GDP增长了近100%，但生产性和非管理性工人的平均薪酬却仅增长了15%。实际上，薪酬中位数还有所下降（图1）。

事实上，自1960年代到2020年，私营部门中生产性和非管理性工人工资占GDP的百分比从约30%下降到约20%（图2）。因此，经济收入中仅有一小部分被用来支付工资，尤其是对低收入者而言。与此相反，资本却占用了更大份额的收入，致使巨额资本盈余积聚在经济顶层。截至2022年8月，美国企业已持有5.9万亿美元没有用于投资（其中大部分被藏在国外以逃税）的现金。经济实体更倾向于积聚金融资产并为此目的而囤积现金，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资，这是垄断金融资本的特征之一。据估计，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大公司将在2023年动用1万亿美元购买自己的股票，以支撑其股价。

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对工人阶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据估计，在1985年，年龄超过25岁、收入处于中位数的男性工人，必须全职工作40周才能维持一年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即一个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成本，包括食品、住房、儿童保育、教育、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等成本。但如今，由于实际收入中位数（经通胀调整后）的下降，他们需要工作整整62周才能达到同等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若要达到这一收入水平，工人要么身兼数职，要么有一个双职工家庭。对于25岁以上且仅受过高中教育的男性工人而言，要达到这种生活水平所需的工作时间已经从1985年的约43周增加到了现在的80周。考虑到半数工人的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或薪酬中位数），那么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也就不足为奇了。超过60%的工人都是“月光族”，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他们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储备金可用。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当资本家在不断压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并对他们进行更高程度的剥削时，富人也在不断利用其影响力来提升自己的政治权力，以确保他们的财富呈指数级增长。遗产税和高收入群体以及企业的所得税都降低了。然而，企业税和消费税的减少却导致了个人所得税的增加，以弥补税收的减少。因此，在2022年，如果除去专项社会保障税和医疗保险税，个人所得税将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的70%以上。随着个人所得税在联邦收入中占比的提高以及高收入群体纳税额占其收入比例的降低，中等收入者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累退税压力。

只涉及富裕阶层的遗产税一直是富人游说团体的特殊目标。《纽约客》（The New Yorker）2023年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这次游说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76年，约有13.9万户美国家庭需要缴纳遗产税。到了2020年，遗产税已经被众多的免税条款打破，全美国仅有1275户家庭需要缴纳遗产税。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帮助策划了一次放宽遗产税条款的行动，据称他曾告诉国会议员：‘只有笨蛋才会缴纳遗产税。’”据美国财政部估计，2019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逃税行为给政府造成了1630亿美元的损失。税务律师不断创造新的方法来减少富人的缴税额，而美国国税局人手不足，无法正确评估富人复杂的纳税申报表，这导致工人的税收负担越来越重，尤其是中等收入者。

有利于富人的税法改革相当“成功”，以致于最富有的400户家庭现在以低于50%最底层家庭的税率缴纳税款（联邦、州和地方税的总和）（图3）。

五、对工人阶级的全面掠夺

对大多数工人工资和薪水增长的限制导致实际工资的增长停滞不前。自1960年代初以来，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就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与此同时，富人创设了赚取和维持自身收入的新方法，导致了巨额的收入转移。早期情况下本应流向工人的收入现在却落入了富人的手中。据兰德公司对1975—2018年各个收入水平群体收入变化情况的研究显示，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而随着收入阶梯的降低，收入增长也将逐渐放缓。1975—2018年，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应纳税收入占美国个人总收入的百分比从34%上升至50%。该报告还指出，对于底层90%的人来说，“目前部分人口的收入与他们随整体经济增长本应获得的收入之间的差距”在2018年约为2.5万亿美元。1975—2018年，差距总额超47万亿美元。

同样，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发现，如果1980年至2018年的收入增长是公平的，那么10%的最低收入者在2018年的收入将比实际收入高出近80%，税前收入中位数将高出约1/3。相反，如果收入增长是公平的，那么最富有的400户家庭在2018年的收入将比其实际收入减少85%，他们将只能靠6600万美元的平均税前收入来“勉强度日”，而不是4.56亿美元。

资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自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资本向选举投入了巨额资金，并利用游说团体制定法律法规。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几乎已经取消了对富人竞选捐款的所有限制，资产阶级可以更容易地操控美国选举。资产阶级不仅削弱了许多法规的执行力度，还成功地减少了工会成员数量、抑制了工人工资增长。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跨国公司获得了更大的海外投资和将资本汇回国内的自由。此外，价值链的创建使得商品生产方可以从不同的国家和公司获取零部件，并在单位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组装，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利润。与此同时，美国工人的境况却在持续恶化，许多人生活窘迫。由于工资增长跟不上通胀的速度，工人们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尽管被视为“正常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实际剥削的相对贡献尚不确定，但两者结合的效果确实对工人收入产生了巨大的挤压。如果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还保持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的水平，那么工人——尤其是那些被归类为生产性和非管理性的工人（约占总劳动力的80%）——的收入将比现在更高。据估算，在1975—2018年间，最底层90%的人“损失”了47万亿美元的收入。工人本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支付食物、房租、水电费、医疗保健、交通、网络和教育费用，还可以避免负债。如果政府可以向富人征收更多的税，就可以轻松地开发项目、创造就业机会，以帮助那些对美好未来不抱希望的低收入者。当然，如果美国可以减少军费开支、缩减海外基地数量，并停止发动对外战争，那么将会腾出大量的资源用于社会。

正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其新著《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是应该的》（It’s Ok to be Angry about Capitalism）中所言，由于资本对工人阶级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对除了富人以外的其他人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人们现在又重新组织起来，并以新的工会斗争进行反击。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有像1930年代那种自下而上的大规模起义，才能凝聚起更加强大的工人力量，从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社会。

：

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美国佛蒙特大学植物与土壤科学系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

李帅、李芳，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