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数百万、数十亿，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
2 英帝国主义与对中东的瓜分
3 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
4 以色列：帝国主义的“看门狗国家”
5 “两国方案”并不存在
6 巴勒斯坦，抵抗与解放之路
7 社会主义者与巴勒斯坦解放群众运动
“数百万人、数十亿人，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对加沙人民发动的野蛮战争令全球数百万人感到震惊。对学校、医院、住宅、清真寺、教堂和难民营的不断轰炸已造成数万名男女老幼死亡和数十万人受伤。大批人流离失所，他们从家园被驱赶到“安全区”里，这些地区反过来又遭到以色列军队的轰炸和袭击。水电已停止供应，医疗物资和食品的供应也已被切断。
美国（其次是欧洲各国政府）向以色列投入了大量军事装备、援助和顾问，为战争机器火上浇油。在以色列袭击加沙的前64天中，美国向以色列运送了200多架飞机的弹药，其中包括毁灭性的重达2000磅的“巨型钻地弹”炸弹[1]。英国皇家空军从其在塞浦路斯的基地向以色列提供了间谍和侦察情报。美国雇佣军直接参与了加沙境内的战斗。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战争已经造成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但这场灾难是在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指导下，在乔·拜登的密切关注下，在西耶路撒冷和华盛顿被炮制出来的。加沙巴勒斯坦人的鲜血也将永远成为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和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手上的污点，因为他们都是摧毁加沙的同谋。
然而，尽管以色列在加沙部署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对约旦河西岸的军事和定居者的干预也在不断增加），但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以色列的意愿发展。以色列已经毫无疑问地输掉了这场——或许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战争”的战争：围绕正在发生的事情展开的思想和解释之战。
尽管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而且许多西方媒体温顺地重复着他们的谎言和胡编乱造，但越来越多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以色列的神话和宣传。许多人转向社交媒体和半岛电视台等媒体，以获得对所发生的事件更为平衡的看法。关于被斩首的婴儿和儿童在烤箱中被烧死的谎言越来越多地被揭穿，原来这些都只是战争宣传而已。
随着对加沙的袭击仍在继续，一些“权威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教皇指责以色列将那些在教堂寻求避难的人作为目标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世界卫生组织谴责了以色列的袭击及其对卫生和医院服务的影响（并谴责以色列一再轰炸医院和袭击医务人员）。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呼吁立即停火，并对以色列以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建筑物和工作人员作为袭击目标进行公开谴责。全球主要的慈善机构（如乐施会）要求以方立即停火并结束屠杀。《华盛顿邮报》对以下问题提出了质疑，即以色列对希法医院（Al-Shifa hospital）爆炸事件的描述说法，以及他们对于医院为何成为袭击目标的“解释”。甚至在以色列国内，《国土报》也对10月7日有多少以色列人被以色列军队杀害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公众舆论都支持立即停火并结束以色列的暴行。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以色列现在被视为一个贱民国家（a pariah state）。
美国人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12月红海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美国宣布组建一支多国海军部队以监管该地区，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对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航运的威胁。但“繁荣卫士行动”刚刚宣布，各国就开始从特遣部队撤出他们的船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但在特遣部队宣布成立后的几天之内，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就退出了，荷兰也将其参与程度减少到只有几名“观察员”。巴勒斯坦危机使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计划出现裂痕，并给美国带来政治问题。
此外，以色列在战场上也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其声称加沙北部在12月初已经平定，但该地区的抵抗并未被空袭击垮。巴勒斯坦部队公布了大量他们摧毁以色列的坦克和军事装备的视频。以色列损失了不少士兵，其中包括那些拥有军衔的士兵。这一切都表明，以色列已经发觉地面战争的挑战性远超他们的预期。
但是，对于以色列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自10月7日以来在全球各地兴起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众运动的规模。一周又一周，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人们走上街头抗议，要求立即停火，还巴勒斯坦自由。
这场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德国，政府将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定为非法行为，但他们在街头受到了挑战，巴勒斯坦国旗在目前的示威活动中很常见。在法国，马克龙禁止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但人们依然举行了游行活动。在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包括犹太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该运动表明，在总统选举年，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将对总统选举结果造成影响。
这场运动也造成了“西方联盟”中一些国家的分裂。例如，在西班牙和爱尔兰，政客们呼吁立即停火，以应对电视屏幕上的恐怖画面和街头的群众运动。
在英国，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在街头爆发。示威活动规模宏大，其中包括2023年11月10日英国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示威活动。这场运动的根源在于本世纪初兴起的伟大的反战运动。在2001年开始的“停止战争”（Stop the War）运动中，“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些深厚的基础导致了当今的、激进的、反帝国主义的、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的蓬勃发展，这场运动不仅正在挑战英国政府，而且也正在挑战英国主要的政党在加沙暴行中的合谋。
英国政府和媒体则想尽一切办法丑化这场运动。伦敦首都警察局越来越多地采取严厉的治安手段来试图恐吓人们。11月初，内政大臣苏埃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试图将11月10日的示威活动定为刑事犯罪的行为导致其被免职，以及街头运动的胜利！
英国政客们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议程卑躬屈膝的行为，也引发了对英国政治代表性的真正质疑。主要政党未能公开反对对中东的军事干预、未能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也未能支持在加沙立即停火，这意味着“不停火，不投票”的口号已经获得了政治支持。
支持巴勒斯坦运动也引发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历史性的：例如，谁应该对巴勒斯坦目前的局势负责？有些问题涉及以色列社会的性质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和目标。另一些问题是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及其在中东的作用，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关于实现巴勒斯坦自由的战略。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试图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主义活动家与大范围拥有多样的观点、信仰和信念的人们一起工作，他们一直是在英国开展“停止战争”运动的核心力量。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到正在加沙发生的当代的屠杀，社会主义者投身于开展一场广泛的运动，以挑战当代帝国主义和以色列这个殖民定居者国家。
不过，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对巴勒斯坦受压迫的根源、以色列作为一个殖民定居者国家的性质以及帝国主义在该地区所发挥的破坏性作用有着清晰的解释。我们捍卫巴勒斯坦人自己选择任何方式抵抗占领的权利，同时，我们也拥有这样一个愿景，即如何解放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会。
我们的目标是进一步推动这场运动，加深其对当代英国政治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参与到运动中来，致力于推进我们的示威和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希望帮助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充满活力的民主运动，从根本上重塑英国的政治。当你阅读这本小册子时，我们希望您能考虑加入我们。
英帝国主义与对中东的瓜分
历史并非始于10月7日。阅读西方的报道和聆听主流媒体的声音，你会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前是安全、安定和正常的社会。事实远非如此。
为了理解当代巴勒斯坦的苦难，我们需要回到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帝国干预和欧洲殖民是如何对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进行了有害的形塑。
“帝国主义”这个词语有很多不同的用法。它经常被用来描述大国霸凌和压迫弱小国家的方式。也有人用它来指称强国试图控制弱国的原材料和资源的制度。这两个特征都是“帝国主义”的要素。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阶段。帝国主义与竞争密不可分：竞争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争夺统治地位的方式。（帝国主义）这个词语指的是国家和大型经济单位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合并，或许用美国政治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一句话最能概括，他说“没有麦道（战斗机制造商），麦当劳就无法壮大”。[2]或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在1916年所写的那样，“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世界的瓜分……以及少数非常富有的国家的高额垄断利润”。[3]
我们可以在经常被称作“帝国对中东的瓜分”中看到这些因素在发挥作用。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石油已成为全球至关重要的商品。英国海军的“无畏”号战舰在战前就已经从煤炭动力改装成为石油动力。以石油为燃料的交通工具和军用战车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在20世纪，石油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产品。中东地区的第一批油田于1908年投产，很明显，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供应。英国（以及其他帝国列强）希望能够得到中东的石油资源。
中东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拥有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对补给线和缩短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旅行时间来说，越来越重要。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从英国驶往印度的船只必须绕过非洲之角，然后返回非洲大陆东岸，再进入印度洋。这段旅程大约需要六个月的时间。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得行程时间缩短到大约只需十周。到1914年，运河和蒸汽动力船的结合将这一时间减少到大约四周。
苏伊士运河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仍然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经济供应线。2021年，“长赐”号集装箱船被卡在运河中，导致全球供应线瘫痪。对运河的控制一直是帝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关键驱动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要向亚丁湾派遣军舰，试图“保护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免遭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最后，中东由于地处三大洲的交汇处，所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中东的控制使帝国列强能够划定自己的领地，牵制竞争对手，并有利于获取该地区的资源和原材料。
换言之，自20世纪初以来，控制中东一直是帝国的核心目标。帝国列强都希望控制该地区，获取当地资源，并为其商业利益建立市场。战争期间，列强之间在欧洲激烈的军事竞争也在中东地区上演，这对巴勒斯坦人造成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908年，土耳其发生了一场由“青年土耳其”运动组织的政治叛乱，他们要求制定一部以议会和多党制为基础的宪法。这场运动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引发了对相对自治的更高要求，阿拉伯民族主义也随之兴起。但是，“青年土耳其”们并不希望建立联邦制，也不希望各地区拥有更大的自治权，阿拉伯人希望在奥斯曼帝国内拥有更大自治权的愿望破灭了。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起加入了同盟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则组成了协约国。战争期间，英国签订了三项协议，这些协议将对巴勒斯坦的未来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英国人利用阿拉伯人——不久之前遭到青年土耳其党拒绝的——民族自治的要求，煽动他们反抗奥斯曼帝国。在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Hussein bin Ali）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中校之间的十封往来信件），英国政府同意在战后承认阿拉伯独立，但条件是麦加谢里夫必须发动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这些信件于1915年7月至1916年3月之间交换，基于英国政府的这一承诺，阿拉伯起义爆发了，阿拉伯军队在大英帝国于1917年在巴勒斯坦战胜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英国向中东阿拉伯人民做出独立承诺的同时，他们还与法国就未来将该地区划入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在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中，英法两国规定了战后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根据协定，法国将控制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南部和库尔德斯坦，而英国将控制巴勒斯坦、约旦和伊拉克。赛克斯—皮科协定将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在国际联盟主持下进行的对中东进行瓜分的基础，在这次瓜分中，巴勒斯坦、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的处境尤为不利。
英国承诺的第三项协议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最为重要。这就是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勋爵是一位保守党政治家。他在1902年至1905年间担任首相，在此期间，他引入了英国第一个移民管制法——《外国人法案》（1905年）。该法案旨在限制逃离沙俄大屠杀的贫穷犹太移民进入英国。贝尔福是一名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移民英国持敌对态度。
一战期间，贝尔福加入了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领导的联合政府，担任外交大臣。正是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贝尔福致信罗思柴尔德勋爵，并请其将信件转交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4]，信中宣布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封信于1917年11月发表[5]。
《贝尔福宣言》为欧洲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奠定了基础。反犹太主义者贝尔福为犹太复国主义带来了彼时为止最大的胜利：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以牺牲巴勒斯坦当地人民为代价，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
尽管如此，贝尔福的立场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宣言》发表两年后，贝尔福写道，犹太复国主义将“减轻西方文明因其存在于一个长期以来被其视为异类甚至敌对的——但同样无法驱逐或吸收的——群体（犹太人）之中而造成的持久的痛苦”。[6]贝尔福是长期持续的反犹太主义欧洲政客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乐于在支持中东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同时，将犹太人排除在自己的国家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大致按照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轮廓对中东进行了划分。英国向阿拉伯人民作出的支持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承诺化为乌有。从1922年起，巴勒斯坦正式接受英国的“委任统治”，在“委任统治”之下，欧洲犹太人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大量且日益严重的殖民统治，给普通巴勒斯坦人带来了巨大影响。
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
如今，以色列国及其在全球的支持者试图将任何对其行为的批评等同于反犹太主义：因此，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们试图暗示，任何反对他们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的人都是反犹太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试图暗示，呼吁停火也是一种暗含反犹太意图的要求。德国政府曾试图禁止使用“巴勒斯坦”一词和巴勒斯坦国旗，因为——据其声称——这些都是反犹太的！
在英国，在工党内部对科尔宾主义的政治攻击中，反犹太主义的指控成为了武器——其荒唐的结果是，许多犹太社会主义者因反犹太症的指控而被开除或暂停工党党员资格。更令人担忧的是，指责工党犹太成员反犹的往往是工党官僚机构中的非犹太人成员；也就是说，非犹太人，告诉犹太人作为一名犹太人应该如何思考和表现！
在当前支持巴勒斯坦的浪潮中，部分新闻和媒体，以及形形色色的政客和政府部长们，试图声称示威游行是“反犹太主义的”，类似“从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煽动对犹太人的灭绝，而事实上，这是一个要求，从约旦到地中海，所有人在平等的条件下享有正义和平等的口号。
“反对以色列国（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本质上是反犹太主义”的论点建立在三个错误的说法之上。第一个错误的说法是，因为反犹太复国主义剥夺了犹太人享有其他民族都享有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但说其他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根本不是事实。库尔德人、克什米尔人、维wuer人、泰米尔人、加泰罗尼亚人，甚至苏格兰人都是没有自己民族国家的民族。当然，你可能会说：“但这些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的人民”，这也许没错，但菲律宾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怎么说呢？在菲律宾，有182个“民族语言群体”，他们都是菲律宾国的一部分，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包括没有独立国家的多民族本地族群。
但没有人认为，持有如下观点的人是偏执狂和种族主义者，即库尔德人、加泰罗尼亚人或苏格兰人不应该拥有自己的国家——你可能在这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你不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认为菲律宾或拉丁美洲的本地人民解决受压迫问题的方式是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观点也并不常见。
第二个错误的说法是，剥夺以色列人的独立国家地位是反犹太主义的。但这必定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吗？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斗争的目的是摆脱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隔离国家，建立一个基于所有人平等权利的后种族隔离政权。它通过剥夺少数白人享有的特权地位，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建立了南非的“公民民族主义”。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被视为二等公民，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则因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而受到严密的监管、控制和驱赶。要求从“河流到大海”的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同样的、平等的权利，这不是种族主义或偏执，实际上恰恰相反。
最后一个错误的说法是，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区分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样的。但这在经验上是完全错误的。有许多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同样也有许多反犹太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到匈牙利领导人维克多·欧尔班（Victor Orban），以及我们上文提到的《贝尔福宣言》的本人）。
声称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的企图是由以色列国及其支持者所推动的，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将两者混为一谈，让那些反对以色列国内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反对他们在整个“巴勒斯坦四八”（1948年分裂前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持续抢夺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人噤声。
那么，社会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反犹太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呢？反犹太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种族主义。我们支持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身处社会之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多于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我们都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努力维持生计。我们都在与生活成本危机作斗争，努力支付房贷或房租、水电费和餐桌上的食物。我们都想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国民医疗服务保障以及退休后更好的养老金。无论我们是黑人、棕色人种还是白人，无论我们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我们是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印度教徒、锡克教徒还是无信仰者，我们都想要这些东西。
社会主义者还认为，所有人都有权信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果有的话），而不受国家的任何干涉。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都应如此。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因为我们正在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一个基于自由、正义和人人平等从而包容所有人的世界。我们反对压迫，因为压迫分裂了我们，使我们在争取更美好未来的斗争中更加软弱。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都会分裂我们，并最终符合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利益，因为种族主义使得他们可以“分而治之”。
反犹太主义是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或）暴力，或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对他们使用那些针对犹太人的非人化成见。与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反犹太主义令人憎恶且制造分裂，从历史上看，无论它在哪里抬头，社会主义者都会积极反对。
在欧洲，反犹太主义有着漫长而骇人的历史。从中世纪开始，犹太社区就面临着各种迫害。犹太人被禁止从事某些类型的工作，他们被迫生活在特定的地区，而且定期就会受到暴力迫害。迫害的核心是一系列基督教神话：最著名的是血祭诽谤（犹太人在制作逾越节无酵饼的过程中使用基督教儿童的鲜血这一荒谬的说法）。
中世纪的反犹太主义残暴野蛮，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迫害。通过皈依基督教是有可能避免最坏的结果的，一些犹太人真是这样做的。但从中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从17世纪中叶开始，伪科学的“种族”理论开始崭露头角。为了证明奴隶制和殖民征服的合理性，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人类被分为各种永久的生物亚型或者叫“种族”。与此相适应，产生了“种族等级制度”（欧洲白人种族位居榜首）。在种族理论中，你生来就处于一个永久的、固定的生物“种族”中。种族理论声称，你的种族决定了一系列的身体特征和特点，并反映在不同民族之间明显的基因差异中。随着种族思想的发展，人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种族。因此，犹太人不再简单地被认定为具有共同宗教信仰和共同文化习俗的一群人，他们现在被认定为一个离散的“种族”——由于这是一个固定的、永久的生物学特征，所以你无法改变你的犹太人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将世界人口区分为不同的种族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像我们的肤色、眼睛形状和颜色、特定特征的形状、头发质地——种族主义者声称这些都是我们种族的标志——在遗传学上的意义微不足道。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基因库和微小的基因变异，但它们与“种族”这一普遍概念并不相符。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将世界人口始终如一地划分为离散的、永久的种族。
然而，尽管种族可能并不存在，但种族主义却肯定存在。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反犹太主义一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种族主义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屠杀中达到了顶峰。现代反犹太主义蕴含在一系列说法中，这些说法认为“犹太人密谋控制世界”，或“所有犹太人都是富有的银行家”，或是“犹太银行家控制着全球金融体系”，或是存在一个强大的“犹太游说团体”维护着对世界上的全球性机构的秘密控制，甚至这个神秘的游说团体控制着美国。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反犹太主义说法的现代变体。
尽管反犹太主义仍然是一种顽固的种族主义形式，必须始终予以正视，但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区别。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教不是一回事。
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反映了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巨大差异。有富有的犹太人，也有贫穷的犹太人。有右翼犹太人，也有犹太社会主义者。有犹太女权主义者，也有持各种反动的反女权主义观点的犹太人。有笃信宗教的犹太人，也有世俗的犹太人。正如你所料，犹太人对世界持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如果认为所有犹太人在重大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或者应该都是一样的，这实际上就是反犹太主义的[观点]。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犹太人的种族民族主义的（ethno-nationalism）政治哲学，该哲学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排他性的犹太家园。它主张建立一个犹太人享有专属权且高于其他人权利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成为非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有可能的，例如，美国许多政治上很活跃的基督教右翼分子。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套政治理念，既然如此，那它就是可以辩论、批评和反对的。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在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当时，世界上大约90%的犹太人居住在欧洲，他们在艺术、文学和科学方面为欧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东欧，当地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动反犹太人大屠杀来维持他们的统治。面对暴力和压迫，东欧的犹太人开始迁移。到20世纪20年代末，300万犹太人逃往美国，近50万人移居西欧，还有一小部分人（12万人）前往巴勒斯坦。
在西欧的德国、法国和英国，贫穷的犹太移民再次面临种族主义的反对。在犹太人社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与反犹太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发展。欧洲犹太社区中规模最大的政治组织是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相结合的“崩得”[7]所有这些传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致力于争取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中的平等；争取犹太人在其出生国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这通常被称为“同化主义”，即犹太人有权以完全和平等的权利融入社会，但其宗教和文化习俗应受到保护。这一点与右翼同化主义者的要求不同，右翼同化主义者要求少数民族社区放弃他们的文化习俗，当前法国政府对穆斯林社区的强制同化即属此类。
欧洲的反犹太主义也导致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缔造者是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赫茨尔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同时也是一名记者。作为记者，他报道了对法国军队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8]的审判，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国泄露法国的军事机密。德雷福斯是被陷害的，对他的审判在法国激起了狂热的反犹太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对赫茨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他得出结论：解决欧洲反犹太主义唯一的可行方案就是让犹太人完全退出欧洲，并建立自己的家园。
赫茨尔并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信徒。但他很快意识到塑造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两个关键因素。首先，他认识到犹太圣经神话是发展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犹太身份的重要来源。因此，巴勒斯坦作为犹太大流散（Jewish Diaspora）的古老家园，成为要建立犹太国家之地（尽管他最初确实考虑过将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和乌干达（Uganda）作为可能的“家园”）。
其次，他故意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项目与更广泛的欧洲帝国计划联系起来：他认识到，为了建立一个排外的犹太国家，犹太复国主义需要获得欧洲帝国列强的支持。赫茨尔写信给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邀请他“帮助创造历史。这不会让您感到害怕……计划并不涉及非洲，而只是小亚细亚的一部分，不是英国人，而是犹太人……我找到您……因为这是有关殖民地的事情”[9]。
他向英国人示好的原因在于他们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帝国强权。他说：
拥有亚洲领土的英国应该对犹太复国主义最感兴趣，因为通往印度的最短路线就是经由巴勒斯坦。英国伟大的政治家们最先认识到了殖民扩张的必要性……因此我相信：在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殖民思想应该很容易理解。[10]
同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于1914年11月写信给《曼彻斯特卫报》，他认为：
巴勒斯坦应该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他们）应该鼓励犹太人定居……[我们可以]发展这个国家，恢复文明，并为苏伊士运河建立非常有效的护卫。[11]
就其基础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是一项欧洲种族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欧洲海外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但不同寻常的是，这个定居者社会并非来源于一个单独的、共同的祖国。相反，英国的殖民势力才是犹太人殖民的绝对条件保证。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大英帝国的暴力。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套排外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反犹太复国主义，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或以色列国的政策，与批评任何其他民族国家的任何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或政策并无不同。社会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础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承诺，是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从河流到海洋”的人人享有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社会的承诺。
以色列：帝国主义的“看门狗国家”
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暴力和种族清洗是它能够形成的直接原因。但以色列是在欧洲犹太人定居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犹太人定居点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在英国的全力支持下变得越来越多。
在20世纪20和30年代，欧洲定居者社区开始利用犹太国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JNF）提供的资源从那些不善耕种的阿拉伯地主手中购买土地。一旦某块土地被犹太国家基金买下，世世代代在其上耕作的巴勒斯坦农民就会被赶走。正是这一过程使得伟大的巴勒斯坦作家和活动家格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指出，普通巴勒斯坦人需要直面三个敌人：英国帝国主义、欧洲犹太人定居者和那些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巴勒斯坦人民利益之上的阿拉伯本地精英。当这些流离失所的农民前往城镇寻找居所和工作时，他们发现犹太公司只会雇佣犹太工人，而（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一个只针对犹太人的排外的工会运动）则强化了这种排斥。在市场上，犹太活动人士则强制执行一项制度，规定犹太定居者只能从犹太市场的摊位上买东西。因此，随着定居者政体的扩张，竞争、差异和种族主义的敌意也同时融入其中。
当巴勒斯坦人反抗时，英国人和定居者社区都会与之对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生过两次反对欧洲人定居和英国统治的大规模叛乱。1929年，定居者和巴勒斯坦本地居民之间酝酿已久的紧张关系终于在布拉克起义（Al-Buraq Rebellion）中爆发了。
一群来自贝塔青年运动（Betar youth movement，一个极右翼政治网络，其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只有犹太人的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的布拉克墙（又称西墙）游行示威（从这时开始，这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入侵阿克萨清真寺的惯用伎俩）。这次挑衅引发了全国各地的骚乱，并使巴勒斯坦人与英国殖民政府以及与英国警察部队密切合作的定居者组织之间产生了直接对抗。大英帝国军队以残暴的手段进行反击，三名巴勒斯坦领导人遭到逮捕、审判并被绞死在阿卡监狱（Akka prison）。福阿德·赫加齐（Fouad Hijazi）、穆罕默德·贾姆朱姆（Mohammed Jamjoum）、和阿塔·齐尔（Atta AL-Zeer）三人成为巴勒斯坦反抗英国的第一批重要的烈士。
1936年，巴勒斯坦社会爆发了著名的巴勒斯坦大起义。这是一场一直持续到1939年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欧洲定居点的起义。起义以为期六个月的大罢工开始，随后蔓延到巴勒斯坦社会的各个阶层。到1937年，巴勒斯坦高地（从拉马拉一直到纳布卢斯、杰宁和图勒凯姆的地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替代行政系统、学校和福利协会。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次于爱尔兰独立战争）对英国殖民当局的第二大挑战。
英国的反击非常残暴。英国皇家空军（RAF）轰炸了解放区的城镇和村庄。英国军队使用了“黑棕部队”（Black and Tans）在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使用的战术（他们的确招募了前“黑棕部队”成员在巴勒斯坦强行实施其统治）。定居者组织被武装起来并被招募来帮助“恢复秩序”。一系列特别命令和条例也陆续出台以镇压民众（其中许多命令和条例实际上仍活跃在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治安管理中）。
英国人是首先在纳布卢斯使用人盾的人。他们煽动集体惩罚和炸毁激进分子家属的房子。英国人及其招募的准军事定居者广泛使用检查站以及“拦截与搜查”来骚扰民众。“无需审判的监禁”（以色列人称之为“行政拘留”）也是英国人发明的。
到1939年，英国人已经恢复了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大起义几乎取得了解放巴勒斯坦和重塑中东的胜利，但其最终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人获得解放的希望遭受重创。
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网络与英国人密切合作以达到其控制巴勒斯坦人口的目的，尽管随着30年代的流逝，定居者势力开始与培植了他们的英国人反目成仇。
有四支重要的定居者战斗部队建立于英国委任统治时代，并成为日益邪恶的种族清洗准军事团伙。哈加纳（Haganah）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治安部队，他们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并由波兰政府提供部分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建立了一支名为“帕尔马赫”的精英部队，该部队由英国人训练和武装，以对抗轴心国军队。伊尔根（Irgun）和莱希（Lehi）是对巴勒斯坦社区实施暴行的恐怖组织，但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英国人。这些武装精良、训练有素的准军事部队戳破了以色列的一个基本神话：那就是“软弱、手无寸铁的以色列”在与阿拉伯社区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敌人作战时总是面临艰苦的战斗。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急剧增加。这是大屠杀恐怖的直接后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犹太人在欧洲永远都不会安全，这种说法获得了支持。欧洲的犹太人被位于巴勒斯坦的“避难所”的想法所吸引，并大量迁徙。大屠杀是蕴藏在纳粹政权中最可怕的反犹太主义的欧洲问题。然而，现在，巴勒斯坦人民将面临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和遭到种族清洗的后果。
犹太人的准军事组织转而与英国人作战，这就是所谓的犹太叛乱。他们袭击了大英帝国的通信和运输基础设施，与英国军队直接交战，绑架英军人员，最臭名昭著的是，1946年7月，他们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该酒店是英国在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的行政中心。这次爆炸造成91人死亡，另有46人受伤。伊尔根在哈加纳的支持下实施了此次爆炸，这标志着他们对英国人的恐怖行动达到了“顶峰”。
作为对日益严重的动荡之回应，英国宣布将委任统治权移交给联合国。联合国开始启动巴勒斯坦分治计划。联合国将巴勒斯坦55%的土地分给了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而人口占多数的阿拉伯人被要求放弃其大部分土地，同时保留巴勒斯坦45%的领土。在即将分治的当天，以色列扩大了对阿拉伯社区的袭击，其目的是将阿拉伯人赶出他们自己的土地，赶出自己的国家。
1947年至1948年这段时期被巴勒斯坦人称为Nakba，即“大浩劫”。如今，人们对1947年和1948年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人意识到种族清洗是以色列建国的一部分。在一个又一个村庄、一个又一个城镇以及一个又一个城市，定居者部队袭击巴勒斯坦人民，并对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进行种族清洗。
巴勒斯坦城市海法（Haifa）和阿卡（Akka）遭到了野蛮袭击。在海法，桶装炸弹从城市之巅（建在山上）滚落到巴勒斯坦人的家中。当巴勒斯坦人逃生到达港口时，他们遭到了轰炸和枪击。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佩（Ilan Pappé）所描述的那样，死者和仍在垂死挣扎的人的鲜血染红了大海。在阿卡，轰炸和围困伴随着生物战，与此同时，水路和航道也被伤寒病毒感染。
1948年4月9日，伊尔根和莱希的部队进入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并屠杀了17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他们摧毁了房屋，炸毁了清真寺和学校，并强行驱逐了幸存者。发生在代尔亚辛村的暴行将恐惧传播到巴勒斯坦社区。未来的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声称，代尔亚辛的恐怖战术使以色列军队能够“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穿过其他巴勒斯坦村庄。
隶属于帕尔马赫的部队野蛮袭击了沿海村庄坦图拉（Tantura）。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枪杀。儿童被活活烧死。妇女遭到强奸。男人被强行塞入桶中，然后被枪杀。受害者被迅速掩埋，不久之后他们的坟墓就将被柏油路覆盖，并变成以色列海滨度假胜地的停车场。
上面这些例子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一个村庄或城镇是基督徒的还是穆斯林的，与犹太邻居的关系是否融洽，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清洗，他们的人民流离失所。加利利（Galilee）有五百多个村庄遭到清洗和摧毁，至今仍荒无人烟。
“大浩劫”是种族清洗的一个残酷例证。约有75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并成为难民，他们及其家人们从未获准返回。留在现在被称为“以色列”的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被视为二等公民——其中有许多人被归类为“目前不在以色列的外国人”，这意味着他们在“新国家”没有任何权利，也得不到任何承认。到1949年，以色列已经占领了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78%的土地，在1967年，他们将夺取约旦河西岸（从约旦手中）和加沙（从埃及手中）。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残暴行径已经整整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是，他们是如何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一直逍遥法外的呢？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看看以色列在全球帝国主义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成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战后两大帝国集团之间进展中的冷战的关键地区。双方都试图获得对该地区国家及其地下石油资源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到20世纪50年代，日益壮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要求独立、政治自由以及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被认为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主动以“看门狗国家”的身份去迎合西方利益。1951年，以色列的《国土报》概述了这将意味着什么。
西方世界对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不太满意。那里的封建政权不得不向民族主义运动做出如此多的让步……以至于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向英国和美国提供自然资源和军事基地……因此，增强以色列的实力有助于西方列强维持中东地区的平衡与稳定。以色列将成为看门狗。毫无疑问，以色列决不会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任何——明显违背美国和英国意愿的——侵略性政策。但是，如果西方列强出于某种原因有时宁愿视而不见的话，以色列就可以用来惩罚一个或几个对西方的不敬超出了允许范围的临近国家。[12]
以色列实际上是在中东地区将自己塑造成西方帝国利益前哨的角色。通过这种方式，以色列就延续了赫茨尔和魏茨曼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英国提出的建议：任何犹太复国主义国家都将是苏伊士运河和该地区殖民利益“有效的护卫”。
要想了解“看门狗国家”一词的含义，不妨看看以色列2006年对黎巴嫩发动的战争。2006年，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后，他们（到2006年）仍在试图控制阿富汗。美国在陷入两线作战的同时，其国内反对战争以及要求政府撤回军队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人尤其难以控制伊拉克的萨德尔城（Sadr City），他们在那里与迈赫迪军（Mahdi army）的什叶派武装部队发生了冲突。西方战略家越来越多地从“什叶派新月带”的角度讨论美国遇到的困难。这些人的意思是，美国的对手是一个以真主党的形式存在着的什叶派叛乱分子的轴心集团，其范围从伊朗到伊拉克萨德尔城，再到黎巴嫩。美国需要有所改变，它需要打破“什叶派新月带”，但它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无法开辟第三条战线。但是以色列可以！
以色列一直热衷于为了自己的地方利益牵制其邻国。在该地区，它是一个“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国家。这意味着以色列在该地区拥有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希望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并支配其邻国，但同时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利益的轨道内做到这一点。因此，以色列既是一个“看门狗国家”，又是一个“次帝国主义”国家。当然，这也意味着，尽管它会在美国的要求下为了美国的利益行事，但有时它也会独立行事，并且/或者以某种可能与其强大的霸主（即美国）产生矛盾的方式行事。
2006年，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支持美国在该地区更广泛的利益，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希望借此摧毁真主党并破坏什叶派新月带。看门狗国家被解除了束缚。不过，以色列在2006年并未如愿以偿，而且真主党大获全胜，这一结果既损害了以色列的次帝国主义地位（鼓励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挑战其地区地位），也对以色列看门狗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如果看门狗不能完成确保你的安全的基本任务，那么养它就没有意义）。
尽管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以色列一直忠实地履行其作为看门狗国家的任务，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多年来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了超过260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承诺提供额外的装备、防空导弹、制导炸弹和弹药。[13]
2022年，即有数据可查的最近的一年，美国承诺向以色列提供超过33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其中大约880万美元用于支持以色列经济，其余部分（占总额的99.7%）则都流向了军方。
以色列仍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中东地区也依然是帝国主义持续不断的竞争和对抗的关键地带。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重返全球舞台，美国决心维持其对中东的控制，并将竞争对手拒之门外。在这场斗争中，以色列仍然是美国利益的关键所在。
“两国方案”并不存在
对加沙的袭击导致一些政客，如拜登和苏纳克，（再次）开始谈论在巴勒斯坦实现“两国方案”的必要性：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小国家与一个强大的以色列人的邻国毗邻而居。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申了其对横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国的主张。甚至哈马斯也表示愿意在1967年的边界上建立巴勒斯坦国。
但是，要复活两国方案就得先解决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以色列无意承认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Netanyahu）已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必须消灭”巴勒斯坦人建立主权国家的希望。以色列政府部长什洛莫·卡希（Shlomo Karhi）在推特/X上写道：“这里不会有巴勒斯坦国。”此外，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齐皮·霍托夫利（Tzipi Hotovely）也强调，以色列“绝对不会”赞同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渴望建立一个“从河流到海洋”的单一的以色列国。
两国方案所存在的问题甚至大过让以色列的政客参与进来。三十多年来，它一直是美国人首选的“方案”，但却未能解决巴勒斯坦人面临的关键问题。
为了更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审视一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目前的组成情况，它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巴勒斯坦目前的解决方案正式规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部分地区行使有限的自治权，但以色列拥有总体控制权。这个规定植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PLO。简称巴解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签署的协议，被称为“奥斯陆协议”，该协议是奥斯陆和平进程（Oslo Peace Process）的产物。奥斯陆和平进程始于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在奥斯陆进行的秘密谈判。谈判最终促成了两项“协议”的签署：1993年在华盛顿签署的奥斯陆一号协议和1995年在埃及签署的奥斯陆二号协议。
奥斯陆进程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这是双方首次正式承认对方。其次，《协议》旨在根据联合国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基本上是巴勒斯坦对——以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突破的边界线为界的——整个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分阶段实施巴勒斯坦自决。《协议》实际上是一项旨在为解决巴以问题寻求“两国方案”的协议。但结果并非如此，《协议》的内在问题意味着它永远不可能导向巴勒斯坦建国或自决。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奥斯陆协议》是如何达成的。有四个重要方面可以解释要达成协议的压力。首先，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确认的代表，但他们正面临命运下滑的处境。巴解组织最初由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于1964年成立。尽管表面上它是巴勒斯坦利益的代言人，但实际上它受制于埃及，是支持纳赛尔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思潮的工具。1967年的“六日战争”对泛阿拉伯主义报复（以及埃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1968年3月卡拉梅战役（Battle of Karameh）（战役中，巴勒斯坦战士击败了以色列）之后，巴勒斯坦敢死队（fedayeen）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所有的军事组织都有了显著发展。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法塔赫（Fatah），它在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领导下控制了巴解组织。
从1968年起，巴解组织成为公认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领导组织。它是一个汇集了许多政治组织（如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的“伞状组织”。其公开声明的立场是建立一个单一的世俗国家，并使其成为“从河流到海洋”范围内所有人（无论他们的信仰如何）的家园。
巴解组织及其政治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影响力和地位不断提高，并致力于为实现民族解放而进行武装斗争。到70年代末，关于其组织战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斗争，巴勒斯坦的解放仍然停滞不前。人们针对其武装斗争的性质和某些组织使用恐怖战术（例如劫持飞机，或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劫持人质）的问题争论不休。事实上，在1979年，阿拉法特曾与挪威接触，看他们是否能促成一项与以色列的协议以开启谈判。阿拉法特表示，他愿意接受1967年的边界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边界。
尽管如此，巴解组织在总体上仍然是统一的，阿拉法特是公认的民族运动领袖。但以色列人不愿意谈判。1982年，他们向黎巴嫩发动了一场名为“加利利和平行动”（Operation Peace for the Galilee）的大规模进攻。这次行动有两个目标。首先，他们想通过干预黎巴嫩内战来加强他们在右翼基督徒的长枪党中的支持者。其次，他们想消灭巴勒斯坦敢死队，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以色列人开进黎巴嫩，并迅速抵达贝鲁特（Beirut）。但随后他们遭到了巴勒斯坦战士的英勇抵抗。以色列人于6月6日至8月19日期间围攻贝鲁特西区。他们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同时发动袭击，但巴勒斯坦的战士们坚持抵抗。
然而，8月19日，在美国人的斡旋下，14000名巴勒斯坦战士离开贝鲁特，分散到北非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当时的承诺是，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平民将得到保护。现实情况是，被遗弃的难民营留给了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法西斯长枪党盟友。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massacres at Sabra and Shatila）制造的恐怖就是这件事的后果。
贝鲁特是巴解组织的一次巨大失败，他们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阿拉伯联盟甚至不再将“巴勒斯坦”作为其常务会议的主要议程事项。他们的影响力正在减弱。阿拉法特面临着（与以色列人）达成某项协议的压力。
第二个推动《奥斯陆协议》达成的因素是阿拉伯国家的背信弃义。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国家总是有两副面孔。其一，他们在巴勒斯坦人死亡时表达陈词滥调，对以色列的侵略表示愤慨，并要求国际社会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面前为巴勒斯坦挺身而出。然而，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巴勒斯坦的利益。约旦和埃及在1948年至1967年间占领了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之间的关系动辄破裂，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阶段，当各个政治团体探讨需要发动一场全阿拉伯范围内的革命时，这种关系就成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反感。从约旦（“黑九月”事件期间），到黎巴嫩内战，叙利亚加入反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列，再到各个阿拉伯政权的“正常化”进程，阿拉伯政权充其量是一些不可靠的盟友，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集合起来对抗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及其团结网络的敌对和对抗势力。
尽管他们最初拒绝承认“他们中间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推行“正常化战略”，并与以色列做交易。事实上，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而仅仅对巴勒斯坦给予“表面的支持”，这通常意味着以牺牲巴勒斯坦人为代价与以色列谈判或交易。
埃及——在纳赛尔（Nasser）的领导下，泛阿拉伯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1948年至1973年间与以色列正式交战。但在1978年，埃及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斡旋下签署了《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从1980年起正式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是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它也因此被逐出阿拉伯联盟，但在1989年被重新接纳。
约旦于1993年签署了一项承认协议，逐渐有更多阿拉伯国家开始寻求“正常化”。2002年，阿拉伯联盟提议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以此作为实现和平的途径。最近的情况是，阿联酋和巴林在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中承认了以色列。作为对阿拉伯国家的回应，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表声明，谴责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可耻的”。埃及一直是该地区的重要角色，埃及和约旦进行谈判并承认以色列的举动给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谈判。
推动变革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巴勒斯坦大起义（First Intifada）。1982年，敢死队和巴解组织在贝鲁特的失败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陷入低潮。但在1987年12月，整个巴勒斯坦爆发了针对以色列的全面攻击。巴勒斯坦大起义是一场民众反抗，涉及加沙、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48”内部。这场运动吸引了男女老少全部加入其中。他们举行了罢工、示威游行，并创办了大众教育、福利和健康服务。以色列的反应是很残暴的。然而，这场运动通过电视转播传遍了全球，并加大了以色列谈判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之所以被迫坐到谈判桌上，是因为它正在竭力遏制巴勒斯坦内部的民众叛乱。
最后，第四个特征是美帝国主义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思想家宣称“历史已经结束”，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获胜。东欧集团的瓦解为美帝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其可以进一步向中东扩张，并通过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军事基地来遏制未来的任何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处理”巴勒斯坦人民的伤痛，建立一个体现（有限的）巴勒斯坦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将会产生两个效果。一方面，这将确保以色列继续保持其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亲美次帝国主义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将有助于创造条件，使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有可能与美国达成交易。在后冷战时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将为美国长期称霸该地区的野心带来潜在利益。
以上这四个特征解释了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走上谈判桌并签署《奥斯陆协议》的背景。《奥斯陆协议》是围绕承认和临时自制达成的一系列分阶段协议。这些协议并不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建立。相反，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被确定为临时自治机构。《奥斯陆协议》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政治权利”，但对如何充分实现这些权利却只字未提。双方同意在五年内处理和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控制联合国第242号决议确定的陆地区域（即1967年以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边界）。然而，《奥斯陆协议》实际上并未提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性质及其权力和责任，也没有界定其最终将管辖的领土边界。
《奥斯陆协议》确实认可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但不包括耶路撒冷）。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划分为A区、B区和C区（巴勒斯坦人控制A区，双方共同控制B区，以色列控制C区）的做法将随着以色列的最终撤军而逐渐消失。但是，巴勒斯坦难民及其“返回权”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就使得《奥斯陆协议》的结构框架出现了断层。
该协议还为向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输送大量援助铺平了道路。然而，这些援助将以帮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地区整合融入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为目的而系统安排。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其目的是促进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经济发展，确保中东安全，引入自由化市场，维持民主政体和保护人权。正如阿拉伯马克思主义作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为一个——围绕“表面的民主”和自由化市场建立起来的——现代帝国主义计划所开出的处方。
《奥斯陆协定》的签署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成立并未得到巴解组织所有各方的欢迎。许多人认为阿拉法特放弃了太多，得到的回报却很少，当然得到的保证也很少。即使是温和的批评者和阿拉法特以前的合，如伟大的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也因这些协议与巴解组织决裂。
尽管如此，历经多年的斗争之后，当亚西尔·阿拉法特乘坐直升机前往拉马拉和加沙，欢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成立时，这一幕引起了人们的热烈欢呼和庆祝。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庆祝他们认为的向巴勒斯坦国迈出的第一步。
这种快乐是短暂的。协议规定，将在五年的“过渡期”内，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然而，许多留待过渡期谈判解决的问题即使以最保守的眼光来看待，也是“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难民问题、定居点问题、安全措施问题、边界问题、与其他邻国的关系与合作问题以及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以色列人几乎没有试图履行《奥斯陆协议》中的任何承诺。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开始在“安全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上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集团日益展开合作。
这种合作使数百万巴勒斯坦人陷入贫困。数以万计的难民被困在难民营中，无望实现他们“重返家园的权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越来越多地使用警察部队来控制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中的拒绝主义分子（rejectionist elements）。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清单上的实质性和重大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定居点的扩张仍在继续。以色列未从加沙撤军。难民问题也没有任何进展。在2000年的戴维营首脑会议上，（各方）未能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一致标志着《奥斯陆协议》的失败。
两国方案从来都不可行，即使是他们承诺的有限的改革，也因以色列的顽固不化而碰壁。任何人提出的两国方案都意味着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主导地位。它无视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的权利，并将任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变成定居者国家的警察部门。它没有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无论这些人身处“巴勒斯坦四八”、约旦河西岸、加沙或散居全球。
巴勒斯坦，抵抗与解放之路
以色列人在加沙的暴行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死亡的儿童、被摧毁的区域以及遭袭击的学校和医院，这些画面令人毛骨悚然。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对事件的看法有何特别之处？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对如何实现自由的巴勒斯坦有何愿景？
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工作不是置身事外，向巴勒斯坦人宣讲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世界造成的破坏。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主要敌人在国内。英国对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负有重大责任，从《贝尔福宣言》到一战后对中东的瓜分，再到委任统治期间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我们需要应对我们的政府及他们对以色列的持续支持，以及我们的历史责任。
巴勒斯坦是被殖民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是被征服的民族。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捍卫他们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的权利，捍卫他们反抗殖民占领的权利。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的过程中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但是，在反殖民斗争的历史上，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经常被殖民国家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从爱尔兰到印度，从阿尔及利亚到越南，都是如此。
我们从部分媒体或自由左派那里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巴勒斯坦人应该采取“其他”策略（而不是武装抵抗）。他们应该游行、抗议、罢工或利用国际法来维护自己的主张。快速回顾一下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巴勒斯坦人已经采取了所有这些做法。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几乎没有得到媒体或政治中心的任何支持！无论巴勒斯坦人采取何种策略，以色列人都会回以残暴和报复。以色列对加沙的破坏是不人道的、暴力的和残暴的，但这只是他们几十年来对巴勒斯坦进行的种族清洗的一个更极端的版本。
因此，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的出发点是对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这种支持植根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占领之事实。但是，在捍卫巴勒斯坦人以他们选择的任何方式进行斗争的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就实现解放的最佳策略进行友好的辩论。我们是国际社会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存在于世界各地，并对如何取胜有着清晰的战略愿景。拒绝参与这种友好的辩论是一种失职。
在过去一百年的被占领期间，巴勒斯坦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抵抗历经了各个不同的阶段。在“大浩劫”期间，被削弱的巴勒斯坦领导层无力对抗定居者的攻击。这场危机使巴勒斯坦社会陷入混乱。在“大浩劫”之后的最初几年，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从它的名称上）你可以理解它的诉求。
“大浩劫”摧毁了巴勒斯坦社会。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遭到杀害或流放。散居国外的巴勒斯坦人分散在该地区的难民营之中。由一个强大的阿拉伯领导人或埃及、叙利亚或约旦的军队来解放巴勒斯坦的想法似乎很有吸引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口号概括了这一想法，即通往解放之路要经过大马士革、贝鲁特和开罗。但这一梦想被1967年阿以战争的失败所摧毁。被其支持者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即使对于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联合部队来说，也过于强大了。
此后，我们见证了敢死队运动的发展。这一战略在1968年至1982年期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并严重挫败了敢死队。贝鲁特失败之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以1987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形式复兴了。以色列的反应一如既往地非常残酷。但这场运动的确迫使以色列人坐到了谈判桌前，并成为推动《奥斯陆协议》签订和建立如今这样一种形式的“被占领土”（Occupied Territories）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几乎没有以色列人与犹太复国主义决裂，从而站到反帝国主义一边。以色列工党和以色列工会运动并未站在巴勒斯坦解放一边。相反，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信奉排他性的以色列（即犹太人的家园）的观念，而排斥巴勒斯坦人。
《奥斯陆协议》很快就暴露出失败的本质，它使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软弱无力，屈从于以色列的统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Second Intifada），即各个旅与占领部队之间更加军事化的交锋。这还导致以色列同时采取两种战略：一是合法的种族隔离，二是加强种族清洗。这些政策加在一起制造了一个高压锅，并于（2023年）10月份在加沙爆炸。
所以，现在应该怎么办？回顾这部简短的斗争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以色列是一个残暴的、全副武装的殖民国家。它将永远比抵抗部队拥有更多的武器和弹药。他们一再表明，他们非常乐意轰炸、伤害和屠杀巴勒斯坦男子、妇女和儿童。参与武装斗争的双方是极不平等的。
其次，阿拉伯领导人不是巴勒斯坦斗争的朋友。他们无意参与一场对抗以色列的解放战争。他们接二连三地与以色列达成“正常化协议”，而巴勒斯坦人仍然是一个他们宁愿忽视的尴尬存在。与此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残害人民，剥夺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
几十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不会（从这片土地）离开。但他们很难只依靠自己或孤立无援地赢得解放。那么，巴勒斯坦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呢？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相信，该地区有一股社会力量确实有能力从根本上重塑中东。这股力量属于阿拉伯工人阶级，这是一股巨大的潜在力量。
在整个（中东）地区，工人受雇于制造业、服务业、码头、纺织业、石油生产、食品生产和一系列其他行业。这是一个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的工人阶级。近年来，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工人阶级一直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并为薪酬、工作条件和政治权利而斗争。当罢工者面临腐败的国家和残暴的政治精英的镇压时，就没必要把“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分开来看了。
2010—2011年，“阿拉伯之春”凸显了阿拉伯工人阶级改造该地区的巨大潜力。2011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却使得一种非常现实的跨区域的可能性凸显出来。为了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我们需要将改善工人工作场所经济条件的斗争与反对阿拉伯国家中的阿拉伯老板和腐败领导人的斗争，以及以巴勒斯坦为核心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联系起来。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英国及其盟友在骇人听闻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摧毁了中东的大片土地。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工人阶级饱受帝国主义干预和腐败政权统治之苦。
巴勒斯坦事业在阿拉伯世界深得人心。在整个地区，成千上万人经常不顾地方政府的反对，站出来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破坏。
社会主义（对该问题）的回应强调了巴勒斯坦团结和反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重要性，而该地区危机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是利用阿拉伯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与当地的老板、腐败的地方领导人和帝国主义对该地区的干预进行斗争。今天，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通向巴勒斯坦解放的道路将经过大马士革、贝鲁特、安曼、也门和埃及。我们的意思是，解放将通过一场广泛的、团结的工人阶级运动来实现，这场运动将打击各地腐败的阿拉伯领导人，并在此过程中打击中东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社会主义者与巴勒斯坦解放群众运动
21世纪已然见证了一场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反帝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在英国，每当以色列袭击加沙（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抗议杀戮和破坏。2023年的示威游行达到了更高的水平。2023年11月10日的游行是英国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示威游行。争取巴勒斯坦自由的斗争显然已成为英国政治的一条断层线，许多人现已得出结论，他们将不再投票给那些在加沙屠杀持续进行时仍保持沉默的政党。
英国的政治体制理应感受到这股压力。如前所述，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灾难负有历史责任，且英国政府仍然是以色列主要的国际支持者之一。作为英国的活动家，我们有义务和责任竭尽所能，确保那些向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利益卑躬屈膝的人付出政治代价。
英国的这场运动是通过在英国穆斯林社区、阿拉伯侨民社群、和平活动家、工会会员以及左翼活动家中的反战和反帝国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而开展起来的。该运动拥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即围绕一个共同的政治计划（立即在加沙停火和争取巴勒斯坦解放）建立一个“联合战线”，作为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长期运动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运动中，来自《逆火》（Counterfire）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积极参与组织全国性和地方性示威游行、快闪式抗议以及一系列行动。我们的成员积极参与组织巴士和运输车辆前往示威地点。我们组织各种会议以创造空间，就如何向前迈进展开辩论。我们制作了数千份免费的报纸，对加沙正在发生的事件和胜利的前景做出最新的分析。我们有一个广受欢迎的网站，提供关于我们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政治问题的报道、故事和分析——当然是围绕巴勒斯坦和战争，但也包括经济紧缩、生活成本危机、种族主义和工会问题等等。
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员、更多的活动家和更多致力于与他人并肩作战的人，以建立我们的运动，这运动既是为争取巴勒斯坦人的解放，也是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自由、更美好的世界。
如果您同意我们对巴勒斯坦的看法。为何不加入我们呢？我们要赢得世界！
[1] 译注：原文是200llb ‘bunker buster’ bombs，查资料有显示2000磅，所以可能是笔误，正确的应为2000 lb
[2] 1 T. L. Friedman, ‘A Manifesto for a Fast World’, New York Times 28 March 1999:
https://www.nytimes.com/1999/03/28/magazine/a-manifesto-for-the-fast-world.html
[3] V. I. Lenin, V. I.,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6),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6/imp-hsc/
[4] 译注：罗思柴尔德时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
[5] A. J. Balfour, ‘Letter to Lord Rothschild’, UK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1917),
https://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CBP-7766/CBP-7766.pdf
[6] P. Beinart, ‘Debunking the myth that anti Zionism is antisemitic’, The Guardian 7 March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9/mar/07/debunking-myth-that-anti-zionism-is-antisemitic
[7] 译注：崩得，意第绪语的音译，意为同盟。“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又称“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
[8] 译注：原文是Albert Dreyfus，Albert疑为笔误
[9] S. Halbrook, ‘The class origins of Zionist Ideolog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 No. 1
(Autumn, 1972), pp. 86-110; p.86: https://www.jstor.org/stable/2535975
[10] 同上 p.88.
[11] UN (n.d.),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Palestine Problem: 1917-1947 (Part I)’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https://www.un.org/unispal/history2/origins-and-evolution-of-the-palestine-problem/part-i-1917-1947/
[12] Ha’aretz, 30 September 1951.
[13] BBC, Israel Gaza war: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explained, 15 November 2023:
https://www.bbc.co.uk/news/newsbeat-44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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