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3年10月16日，《纽约时报》首次引用了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当时，他正面临司法部对其家族房地产公司涉嫌种族歧视的指控。对此，特朗普强烈否认并宣称：“这些指控简直荒谬至极。我们从未歧视过，也永远不会歧视。”
然而，随后的数十年间，特朗普多次发表针对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西班牙裔、原住民、穆斯林、犹太人、女性、移民和残疾人的争议性言论，这些言辞与其实际行为相呼应。从公开场合的激烈举动——例如，他曾刊登广告呼吁判处五名黑人和拉丁裔青年死刑，尽管他们后来被证实无罪——到个人生活的种族偏见，都无不昭示着他的态度。根据《纽约客》的报道，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特朗普城堡的一位前员工透露：“当唐纳德和伊万娜来到赌场时，老板会命令所有黑人员工离开赌场。”
特朗普的政治崛起则与其对“出生地主义”的推动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声称，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虚假指控，但却成为特朗普吸引右翼选民的重要手段。此外，他的竞选活动大力迎合针对非白人移民的本土主义情绪，其中包括提议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等极具争议的政策主张。即便如此，特朗普在2016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仍自称是“你见过的最不种族主义的人”。
特朗普四十余年的偏执行为贯穿其公众生活。《大西洋月刊》采访了一些曾亲历这些事件的人，试图深入还原特朗普教科书般的种族歧视形象。
“你也不想和他们住在一起”
1973年，美国司法部对由唐纳德·特朗普及其父亲弗雷德·特朗普管理的公司提起了一桩影响深远的诉讼，涉及纽约市39处房产的种族歧视问题。政府指控称，该公司员工曾被指示对非裔美国租房申请者谎称无空置公寓，而根据法庭文件披露，公司内部的实际政策是只将公寓租给“犹太人和高管”。
司法部处理此类歧视案件时，通常采用同意法令的方式达成和解。这种方式既可以迅速解决问题，为原告争取补偿，又能避免被告在法律上认罪，从而减轻社会对案件的敌意。
诉讼背后的关键人物与行动
纳撒尼尔·琼斯：
时任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总法律顾问，后来成为联邦法官。
他表示，1968年通过的《公平住房法案》为起诉像特朗普管理公司这样的房东和开发商提供了法律依据。
“纽约的住房歧视问题尤为严重。”
约翰·英格：
专注于研究住宅歧视的经济学家。
他指出，当时社区组织（如城市联盟）通过审计和测试揭露了房地产市场中的种族歧视问题。
“1973年，城市联盟发现特朗普管理公司名下多处房产存在严重的歧视行为。”
艾莉丝·戈德韦伯：
司法部律师，负责起诉特朗普管理公司的第一宗联邦案件。
她提到，“我们通过‘测试者’制度调查了布鲁克林的‘特朗普村’——一个大型中产阶级住房项目。
一对白人夫妇和一对有色人种夫妇分别作为测试者前往申请租房，结果白人夫妇受到了热情接待，而有色人种却被告知没有空置房源。”
戈德韦伯补充道，他们调阅了公司档案，发现非白人申请者的记录上标注了一个大写的“C”，显然代表“Colored（有色人种）”。这些证据成为案件的重要支撑。
司法部起诉了弗雷德和唐纳德·特朗普，后者则聘请了当时以强硬著称的律师罗伊·科恩。科恩曾是参议员麦卡锡的顾问，因参与“麦卡锡主义”调查而声名鹊起。科恩采取了咄咄逼人的策略，反诉司法部要求赔偿1亿美元。但法官当庭驳回了这一诉讼请求，裁定“你不能因为政府起诉你而起诉政府”。
戈德韦伯回忆，案件审理期间，唐纳德·特朗普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一种冷漠和不屑。她提到，在一次休庭的咖啡间休息时，特朗普竟对她表示：“你知道的，你也不会想和他们（指非裔租户）住在一起吧。”这一评论充分体现了其态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段证词并未被完整记录在案。
在掌握了明确证据后，包括标注“C”的档案和测试者的结果，司法部最终迫使特朗普管理公司签署了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同意法令。根据协议，公司需要：
将所有公寓租赁信息公开发布在城市联盟的网站上；
在《阿姆斯特丹新闻报》等刊物刊登广告；
改善租赁政策，杜绝歧视行为。
尽管达成和解，唐纳德·特朗普在事后的一些评论依然充满挑衅意味，他对外宣称，这份和解协议“并未强迫他接受领取福利的人作为租客”
1970年2月针对特朗普管理公司歧视性租赁行为的投诉书
1970年2月，针对特朗普管理公司涉嫌歧视租赁的投诉书揭开了这家企业在种族歧视问题上的一角。尽管根据1975年达成的和解条款，特朗普夫妇未承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但政府随后指出，他们在协议达成后很快又重蹈覆辙。1978年，司法部指控特朗普管理公司违反和解协议，这场新案一直拖延至1982年，随着最初同意令到期，案件才告结案。
1983年2月，特朗普大厦正式开业，特朗普的总部也迁至此地。芭芭拉·雷斯（Barbara Res）作为施工经理亲历了一些细节事件，尤其反映了特朗普对残疾人和少数群体的态度。据她回忆，在与建筑师讨论大厦电梯轿厢内部设计时，特朗普对标注数字旁的小圆点提出质疑。当得知这是为盲人设计的盲文后，他要求将其移除。当建筑师解释这是纽约市的法律规定时，特朗普表现出不满并直言：“不能让盲人住进这座大楼。”尽管当时《美国残疾人法案》尚未出台，纽约市的相关法律仍要求无障碍设计。
这种态度并非孤例。特朗普对种族和宗教的刻板印象早有迹可循。据雷斯和其他知情者透露，他倾向于用偏见定义不同族群的特质。例如，他认为黑人懒惰，犹太人精明，意大利人手工技艺出色，而德国人则注重整洁。此外，特朗普还明确表达过对让黑人管理其资金的反感，并表示更信任“戴小圆帽的人”，暗指犹太裔人士的理财能力。
这种行为和理念的延续不仅局限于特朗普管理公司。纳撒尼尔·琼斯指出，同意法令曾是处理歧视案件的重要法律工具。然而，在杰夫·塞申斯担任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长期间，他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极大削弱了执法部门对歧视案件的处理能力，包括限制了同意法令的适用。
“恢复死刑”
1989年，纽约市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一名白人女性在中央公园晨跑时遭到严重性侵。随后，五名黑人及拉丁裔青少年被指控为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他们被称为“中央公园五君子”，但实际上是司法系统的一场错误。唐纳德·特朗普在案件初期的表现，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种族矛盾。
在案件尚未审结时，特朗普以个人名义在纽约四大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要求恢复死刑，直言类似罪行的犯罪者“应该被处决”。这一举动并非针对具体的罪行，而是直接指向了被告群体，并借助种族刻板印象塑造了公众敌意。特朗普的广告无异于一场公开审判，将这些尚未定罪的青少年置于舆论的火刑架上。
1990年的审判中，中央公园五人被判定犯有强奸、鸡奸、谋杀未遂等多项罪名，刑期从5至15年不等。然而，2002年，DNA证据证明这些青少年与案件无关，而真正的凶手也承认了罪行。这一冤案让他们在青春最宝贵的时光里被剥夺了自由。纽约市最终支付了4100万美元的和解金，但特朗普对此公开表示不满，称这一和解是“耻辱”。
乔纳森·C·摩尔是代表中央公园五人提起诉讼的律师之一，他指出特朗普的广告不仅影响了司法独立，更对社会造成了深远的种族分裂。摩尔描述道，这不仅是五个少年的悲剧，更是他们整个家庭的灾难。被告的家人不得不在节日时去监狱探望亲人，甚至在牢狱中庆祝生日和圣诞节。直到今天，这些家庭的成员仍为回忆往事而流泪。
尤塞夫·萨拉姆是五人之一，他回忆称：“这并不是指控，而是判决。在人们眼中，我们已经有罪，根本没有机会证明清白。”萨拉姆认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舆论压力，使得案件的司法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公。
特朗普的角色不仅止于此。蒂莫西·L·奥布莱恩指出，特朗普利用此案为自己吸引关注，迎合了纽约中产白人群体中带有偏见的一部分人。这种策略在日后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贯手法，与他支持者中的种族偏见有着深厚的关联。
C·弗农·梅森提到，当时对这些年轻人的描述充满了种族仇视的词汇，例如“野蛮人”。这样的语言与19世纪艾达·B·威尔斯对私刑时代种族主义的控诉几乎没有分别。
1989年5月1日，唐纳德·特朗普在纽约市四大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震撼性广告，呼吁恢复死刑，并明确表示中央公园五人应被处决。这一广告不仅成为案件舆论的转折点，也揭示了特朗普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和他一贯的煽动策略。
尤塞夫·萨拉姆是中央公园五人之一，他回忆起那则广告的影响时，形容其恶毒至极：“唐纳德·特朗普不仅呼吁处死我们，还在纽约市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公开我们的信息。这等于将社会最黑暗的力量引向我们和我们的家人。”萨拉姆指出，那段时间，他们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被广为传播。他们和家人不仅成为舆论的目标，还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
C·弗农·梅森提到，这些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完全无力应对广告带来的冲击。他们既没有财力雇佣安保，也没有能力搬入有门卫的高档社区，只能在恐惧中度日。这场针对他们的舆论审判显然是由特朗普一手引发的。
更令人愤怒的是，这则广告发布时，案件尚未进入正式审判阶段。犯罪发生于1989年4月19日，特朗普的广告仅比指控的提出晚了两周，而在此期间，警方手中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尤塞夫·萨拉姆指出，警方提取了他们的DNA与现场证据进行比对，但未发现匹配。然而，司法系统仍然推进指控，甚至伪造了供词。萨拉姆称，“正义的车轮并未停止，而是碾过了我们。这一切发生在特朗普的干预之后，他的广告完全践踏了法律的应有之义。”乔纳森·C·摩尔，中央公园五人部分家庭的代表律师，深刻感受到这场冤案对这些少年的摧残。他说道：“我有孩子，无法想象我的儿子从14岁到21岁都在监狱中度过。你剥夺了他们最无辜的青春。”中央公园五人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无辜的失去和牢狱之灾，而特朗普对此不仅从未道歉，反而多次重申他们有罪。
2002年，DNA证据证明五人与案件无关，真正的凶手也承认了罪行，但特朗普依然不改初衷。2016年，距离案发已过去26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再次坚持认为五人是罪犯，并表示“他们仍然该被处决”。这种态度显示了他在事实面前的顽固与冷漠。
蒂莫西·L·奥布莱恩指出，特朗普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所表现出的决断，根源在于他简单化和种族化的世界观。他倾向于通过“基因”来判断人的价值，对“优良基因”的推崇隐含了一种近乎雅利安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在他眼中，人的好坏、成功与否似乎都取决于血统和遗传。
“在我看来，他们不像印第安人”
20世纪90年代初，特朗普试图阻止在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建造新的赌场，因为这会削弱他在大西洋城的赌场业务。（特朗普所有的赌场最终都破产了。）1993年10月，特朗普出席了自然资源委员会美国原住民事务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该小组委员会由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主持，他后来成为新墨西哥州州长。特朗普出席该会议是为了支持修改立法，该立法赋予美国原住民部落拥有和经营赌场的权利。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也出席了会议。
明尼苏达州奇珀瓦部落博伊斯·福特乐队的塔德·约翰逊担任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顾问。里克·希尔是美国印第安人博彩协会和威斯康星州奥奈达部落的前主席。帕特·威廉姆斯是蒙大拿州的国会议员。
特朗普一开始表示，他已为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政治正确”的声明，但几乎立即偏离了主题。听证会变得嘈杂而激烈。
比尔·理查森：他说他认为美国原住民不值得立法保护，因为美国原住民赌场存在大量腐败现象。我记得听证会后我问他：“好吧，有什么证据吗？”他说：“联邦调查局有证据。”我说：“你提出指控，为什么不把证据拿出来？” 他说：“不，你应该问联邦调查局。”我说：“你提出腐败指控，却没有证据支持，这是不可接受的。”
塔德·约翰逊：特朗普化了薄薄的妆，我以前从未见过，至少没见过有人在国会作证时化这种妆。他非常狡猾，对有组织犯罪活动提出了种种指控，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没有人可以作证。他说的很多话都是编造的。
1993年10月，美国原住民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特朗普在听证会上作证
里克·希尔回忆起特朗普在听证会上激烈言辞时，忍不住叹息道：“他说，‘你们都会颜面扫地。’这将是自阿尔·卡彭案件以来最糟糕的事情。”特朗普不仅语出惊人，还放话称：“我们无法阻止黑手党。”甚至用了“乔伊·杀手”这样的词汇，进一步点名原住民部落领导，称他们对所谓的“乔伊·杀手”束手无策。
比尔·理查森则指出，这场听证会的另一项指控令人极为不安。特朗普质疑部分美国原住民部落的合法性，声称他们企图通过小组委员会的认可“变身”印第安人。尤其是在提到某些最近开设赌场的部落时，他对乔治·米勒直言：“在我看来，他们不像印第安人。”这番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
对此，米勒当场质问：“你知道你刚才说的有多种族主义吗？以外貌来判断他人，而无视他们作为人的固有权利，这正是种族主义的根源。”随后，他进一步批评特朗普的立场是对公平与正义的背弃。
塔德·约翰逊补充说，米勒反击得掷地有声：“感谢上帝，人们没有根据你的外表来评判权利。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过多少次了？”米勒随即列举了多个曾遭受类似歧视的群体，其详尽的例子让听证会场陷入一片沉默。
帕特·威廉姆斯则表示：“特朗普对任何与他竞争的人，尤其是有色人种，都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这一点让我尤为震惊。”
塔德·约翰逊回忆起当时坐在听证会后排的印第安人部落代表们的表情：“有些部落长老特地从明尼苏达赶来，他们的目光充满怒火，几乎能让人感觉到刺骨的愤懑。”
比尔·理查森则坦言：“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敌意四射的听证会。尽管我已在国会工作了15年，但这样的场面前所未见。”
帕特·威廉姆斯认为，特朗普对米勒大发雷霆，其实并非源于争议本身，而是因为意识到米勒的影响力压过了他自己。“这完全是个人尊严上的碰撞。”他说。
特朗普委托制作的反对美洲原住民经营赌场的广告的页面样张（带有特朗普的手写注释）。该广告于 2000 年播出。
听证会结束后，特朗普并未就此作罢。他与助手罗杰·斯通通过一家名为“纽约法律与社会研究所”的幌子公司，在纽约州北部报纸上刊登广告，试图阻止圣雷吉斯莫霍克部落在沙利文县开设赌场。一则广告的校样上甚至有特朗普的手写批注：“罗杰，这可能是个好主意！”然而，由于违反政治广告的披露规定，特朗普、斯通及该机构最终支付了25万美元的罚款。
时任圣雷吉斯莫霍克部落的总法律顾问兼税务顾问布拉德利·沃特曼透露，特朗普和斯通设立的这个所谓反对赌博的组织，实际上是为了保护特朗普在大西洋城的赌场利益。他们通过广告将莫霍克人描绘成毒贩、罪犯，引发了舆论的强烈不满。“这些广告充满了种族歧视的意味。”沃特曼说，“莫霍克人对此非常愤怒，我们也一样。”
托尼·切利尼，当时赌场所在汤普森镇的镇长，也指出：“我们急需就业机会，但这些攻击性广告却突然出现。后来我们才知道，唐纳德·特朗普斥资超过百万美元制作了这些广告。”
沃特曼还补充道：“特朗普亲自审核并批准了这些广告，甚至在校样上写下‘罗杰——动手吧’的指示。他与斯通完全掌控了整个计划，但他们却谎称这一行动是出于民间捐助。这种行为让人倍感愤怒，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从未见过莫霍克人，也未曾踏足他们的土地，对他们更是一无所知。”
“我们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
2005年夏天，唐纳德·特朗普曾提出一个引发争议的节目创意：让他的真人秀《学徒》中，一支由成功非裔美国人组成的队伍与一支由成功白人组成的队伍进行对抗。特朗普认为，这种形式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评论，“反映我们这个非常残酷的世界”。尽管这个创意最终未被采纳，但特朗普在节目中对待黑人选手的方式却引发了持续争议。
凯文·艾伦的遭遇：过于优秀反成“缺点”
凯文·艾伦，一位毕业于埃默里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高材生，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在节目中，他因自己的高学历遭到特朗普的批评，甚至被暗示具有“恐吓性”。特朗普曾当众质问他：“凯文，为什么套房里的女人怕你？”这一问题让艾伦震惊不已。他表示：“这样的攻击让我始料未及。他们试图将我塑造成一个好斗、专横的非裔美国男性形象。”尽管艾伦以其专业素养和冷静态度化解了这些难堪，但特朗普的态度暴露出明显的偏见。
马克·哈里斯，《娱乐周刊》的电视评论家，对此现象提出了尖锐的观察：“《学徒》似乎通过塑造刻板印象迎合白人观众的需求。凯文·艾伦的遭遇，可以看作是奥巴马后来受到白人批评的一种预演——他被质疑是否‘太聪明、太优秀’，这本质上是对非裔美国人成功的抵触。”
夸梅·杰克逊：特朗普对非裔精英的不适
《学徒》第一季亚军夸梅·杰克逊认为，特朗普只习惯与某种特定类型的黑人打交道，比如迈克·泰森、唐·金和赫歇尔·沃克——这些名人和艺人符合他对黑人固有的刻板印象。而面对像凯文·艾伦这样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非裔美国人，特朗普显然感到不适，因为他的团队中几乎没有这样的多样化背景。
兰达尔·平克特：拒绝共享冠军的坚持
2005年的节目冠军兰达尔·平克特也感受到了特朗普对种族的偏见。在他赢得冠军后，特朗普竟然要求他与白人亚军丽贝卡·贾维斯共享冠军头衔。对此，平克特断然拒绝。他后来回忆道：“特朗普不愿看到一个非裔美国人成为唯一的冠军。这让我想起那句流传已久的话——作为非裔美国人，你必须比别人优秀两倍，才能被视为平等。”
平克特直言：“特朗普确实有种族主义倾向，但他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无法与那些和他不同的人相处融洽。”
特朗普与有色人种的关系：生意至上
蒂莫西·L·奥布莱恩指出，特朗普唯一愿意主动建立关系的有色人种是运动员、名人或艺人。这种关系更多是出于商业利益，而非真诚的尊重或认同。他与迈克·泰森的交往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段关系的基础是特朗普和唐·金试图在大西洋城安排重量级拳击比赛，以吸引豪赌客为其赌场盈利。“特朗普并不喜欢黑人运动员，他喜欢的是黑人拳击手对他的生意带来的价值。”
2005年，唐纳德·特朗普与《学徒》第四季冠军兰达尔·平克特交谈。（Stuart Ramson / AP / Shutterstock）
兰达尔·平克特：我在特朗普公司工作的一年里，只看到一个高层管理人员是黑人。而且，那是在2006年。这是唐纳德在《学徒》中人气鼎盛的时候。他创办了几家公司，其中大部分现在已经倒闭：特朗普大学、特朗普学院、特朗普冰场、特朗普抵押贷款、特朗普杂志。所有这些公司都成立并运营起来。他们都有员工，都有首席执行官来管理这些公司——但据我所知，这些公司都没有有色人种担任高管。一个都没有。
“他没有出生证明”
2011年，唐纳德·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的一番发言，将他与“出生地争议”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场运动质疑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是否出生于美国，而特朗普很快成为这一争议最突出的倡导者。他不仅公开要求奥巴马出示出生证明，还声称自己派遣了调查小组前往夏威夷寻找相关证据。
从反对伊斯兰文化中心到推动“出生地争议”
特朗普涉足“出生地争议”，起源于2010年关于在曼哈顿下城建造伊斯兰文化中心的争议——即“世贸遗址清真寺”事件。当时，曼哈顿一位开发商提议在9/11恐袭遗址附近建造这座文化中心，特朗普公开反对，称此举“不敏感”，甚至提议通过购买地块来阻止项目进行。他表示：“有人炸毁了建筑物，有人干了很多坏事。”这种言辞使他迅速成为反对该项目的主要代言人，并在政治右翼阵营中声名鹊起。
萨姆·努恩伯格，后来成为特朗普的顾问，回忆称：“世贸遗址清真寺事件给了特朗普一个平台，让他进入共和党知识分子和建制派通常不会接触的领域。”反穆斯林情绪成为特朗普推动“出生地争议”运动的背景之一。他在公开场合多次暗示奥巴马与穆斯林有某种关联。比如在2011年3月的《劳拉·英格拉汉姆秀》中，特朗普声称：“有人告诉我，奥巴马出生证明上的‘宗教’一栏可能写着‘穆斯林’。”尽管这一说法完全没有依据，但却为特朗普争取到保守派选民的关注。
“出生地争议”的推手与传播者
在特朗普涉足之前，“出生地争议”早已由极右翼活动家推动。杰罗姆·科西与奥利·泰茨是其中的主要人物。科西撰写了《出生证明在哪里？》一书，而泰茨则利用她牙医兼律师的身份传播关于奥巴马出生地的谣言。特朗普的介入，使这场本属于边缘政治的争议迅速走向主流。
杰罗姆·科西表示：“特朗普的兴趣提升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而泰茨则提到，她曾直接向特朗普团队提供相关信息，并通过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科恩进一步联系了特朗普本人。
白宫通讯主任丹·普费弗也承认，特朗普的名人身份为“出生地争议”注入了新动力：“当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名人在全国性节目上谈论这个问题时，它的影响力远大于极右翼活动家的书籍或声明。”
特朗普的策略：通过争议提升自己
特朗普参与“出生地争议”背后的政治意图是明显的。萨姆·努恩伯格坦言：“这场运动旨在破坏奥巴马的受欢迎程度，并以此为特朗普与共和党内其他候选人——尤其是米特·罗姆尼——拉开差距。”相比罗姆尼等更倾向于温和批评奥巴马的共和党人，特朗普采取了更为直接甚至冒犯性的攻击方式。他利用“出生地争议”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一个不惧争议、不择手段的斗士。
特朗普的策略不仅是吸引保守派选民，还意在通过制造噱头，将自己塑造成奥巴马的“最大对手”。这种激进手段，与约翰·麦凯恩和米特·罗姆尼在面对奥巴马时的“体面”形成鲜明对比。努恩伯格直言：“特朗普不会微笑着输掉选举。他更愿意通过任何方式获胜，哪怕是打破体面。”
为了平息阴谋论，2011年4月27日，奥巴马公布了他的长版出生证明。本·罗兹是奥巴马的战略沟通副国家安全顾问。
时任奥巴马战略沟通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本·罗兹回忆称，总统对这一争议感到愤怒和沮丧。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上直言，自己不敢相信需要通过公布出生证明来平息谣言，但认为这一步是必要的。“这是种族歧视。”罗兹提到，奥巴马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场争议的核心并非对其公民身份的合理质疑，而是深藏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偏见。他知道，无论如何回应，这一问题都可能长期挥之不去。
2011年4月27日，为了平息特朗普煽动的“出生地”理论，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出生证明被公之于众
几天后，在白宫记者晚宴上，奥巴马和喜剧演员塞斯·梅耶斯（Seth Meyers）嘲笑特朗普的“出生地”论，让特朗普在观众席上一脸通红，怒火中烧。杰伊·卡尼（Jay Carney）时任白宫新闻秘书。
塞斯·梅耶斯：我们不断收到一份不断更新的名单，上面写着谁将出席晚宴。当看到特朗普将出席时，我们很高兴。我想我们当晚对他种族歧视的玩笑中最好笑的一个是：“唐纳德·特朗普最近说他与黑人关系很好，但除非黑人也是白人家庭，否则我敢打赌他搞错了。”唐纳德·特朗普有一项比其他人更擅长的事情，那就是他表明了一个立场，却暴露了他实际上持有相反的立场。
我们之所以对特朗普冷嘲热讽，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真人秀明星。而是因为他一直在重复着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种族主义言论。从历史上看，如果你看看我待过的其他房间，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10个笑话。显然，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强烈。
杰伊·卡尼（jay carney）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在那之后，大多数媒体不再把“出生地争议”作为话题，但我敢肯定，人们注意到特朗普的做法，以及他如何通过编造这些无稽之谈来操纵话题。这仍然让我感到愤怒。
丹·普费弗（dan pfeiffer）：在奥巴马公布其出生证明后，主流政治话题是：特朗普是个小丑，对吗？他是个小丑，自不量力，让自己出丑，应该永远退出政坛。没过多久，每个共和党人——甚至包括像米特·罗姆尼这样公认的严肃共和党人——都去恳求特朗普支持他们。我想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特朗普正试图利用共和党基层的强烈愤怒情绪。
特朗普没有就此罢休。2012年5月，他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份真实的证明。”8月，他称出生证明是“欺诈”。最终，在2016年9月，在总统竞选期间的政治压力下，特朗普承认奥巴马实际上出生在美国。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2017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仍在私下断言奥巴马的出生证明可能是伪造的。
本·罗兹：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的故事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他的整个品牌就是：我会说出别人不会说的话。没有“出生地质疑论”，就没有特朗普的总统职位。
“多方面”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大约六个月后，2017年8月11日星期五晚上，数百名新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高呼“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和纳粹口号“血与土”。这场“团结右翼”集会是为了抗议拆除罗伯特·E·李将军雕像的提议。所谓的另类右翼成员与反抗议团体之间发生了冲突，其中包括反法西斯运动“antifa”的成员。
夏洛茨维尔市长迈克·西格纳（Mike Signer）整个夏天都在处理极右翼抗议活动。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是“团结右翼”集会背后的关键人物之一。
迈克·西格纳：第一次活动是在2017年5月，由理查德·斯宾塞领导，他发明了另类右翼一词，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后不久，他就举办了一场活动，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酒店带领所有人进行法西斯礼节——齐耳短发、制服，非常吓人。
理查德·斯宾塞：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特朗普，就不会发生夏洛茨维尔事件。这确实是因为他的竞选活动，以及这位民族主义候选人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方式引起公众共鸣的新潜力。另类右翼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共鸣。他改变了范式，使另类右翼的这种公开存在成为可能。
前三K党领导人大卫·杜克参加了夏洛茨维尔集会，称这是其运动的“转折点”，该运动旨在“兑现唐纳德·特朗普的承诺”。威尔·佩顿（Will Peyton）是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附近圣保罗纪念教堂的牧师，他主持了一场反对集会的跨宗教仪式。当另类右翼抗议者经过时，教堂内约700人被建议留在室内以确保自身安全。
威尔·佩顿：早上我在停车场，当时各种新纳粹分子和不同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正在聚集和卸货。他们从面包车和卡车上下来，有点晕晕乎乎的。我从未见过纳粹党徽和纳粹礼像这样在公开场合出现——人们戴着头盔，拿着棍棒和盾牌。
理查德·斯宾塞：那天一整天都很混乱。那天早上我醒来，我们吃了早餐。我们不太清楚会发生什么。我当然认为这将是一场浩大的活动，但我从未想到它最终会成为一场历史性的活动。
迈克·西格纳：理查德·斯宾塞和大卫·杜克花时间攻击我，谈论这个城市的犹太市长。有一个针对犹太教堂的威胁，说：“现在是时候烧死那些犹太怪物了，下午3点开始。”反犹太主义的激烈程度是以前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想象的。我从小就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美国纳粹党总部附近长大，那里有五个街区。当时，它位于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就在现在的一家咖啡店楼上。我们嘲笑这个孤独可怜的老头，他经常出入那栋建筑。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我很生气，因为你们没有看到白宫对此的谴责。
8月12日，一个名叫德安德烈·哈里斯的黑人被至少四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殴打。当天下午1点45分左右，来自俄亥俄州的一名20岁白人至上主义者詹姆斯·亚历克斯·菲尔德斯（James Alex Fields Jr.）驾驶道奇挑战者撞向反抗议人群，造成32岁的希瑟·海耶（Heather Heyer）死亡，另有35人受伤。2018年12月，菲尔德斯被判定犯有一级谋杀罪。3月，他在另一场审判中承认了30项联邦仇恨犯罪指控中的29项。袭击发生当天下午，特朗普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俱乐部发表讲话，谴责“多方的仇恨、偏执和暴力行为”。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重复道：“多方的。”丽莎·伍尔福克（Lisa Woolfork）是弗吉尼亚大学（UVA）教授，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夏洛茨维尔分部的组织者。贾 凯斯勒是此次集会的组织者之一。
理查德·斯宾塞：我们正在处理詹姆斯·菲尔德斯和希瑟·海耶尔所发生的可怕事故，这当然不是我来的原因，我认为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来的原因。我试图以最好的方式处理这种情况，只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强调，这个年轻人应该得到公正的调查和公正的审判。特 mp以自己的方式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一刻，我为他感到骄傲。
小詹姆斯·亚历克斯·菲尔德斯（James Alex Fields Jr.）的起诉书页面，他在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集会上驾驶汽车（右上）冲撞反抗议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照片：Matthew Hatcher / Getty）
迈克·西格纳：这是右翼暴力民兵对城市的协同入侵。我看了总统的一段视频，目瞪口呆，立刻为他也为这个国家感到羞耻。
丽莎·沃尔弗克：汽车沿着第四街高速行驶，与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反示威者相撞。我离撞击点大约100英尺，场面一片混乱。我记得看到一只鞋子飞到了空中。我记得人们尖叫着。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刻。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一天之后，总统的言论令人不寒而栗。总统以他谈论夏洛茨维尔事件的方式谈论“多方”的危险之一是，它宣扬了这种非常危险的虚假等效性。特朗普明确指出，你可以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纳粹分子或新同盟主义者，但仍然是一个好人，这使事情变得更糟。
杰森·凯斯勒：总统指责双方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我可能比任何人都看过更多的事件视频。因为希瑟·海耶的惨死，感到不满的人认为大部分责任应该由另类右翼承担。承认他们有这种情绪需求是合理的，但“团结右翼”中没有人对那场车祸负责，只有詹姆斯·菲尔德斯本人。
威尔·佩顿：听到总统的话时，我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我是目击者。我亲眼看到，有一方蓄意策划暴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8月14日，特朗普撤回了他最初的声明，并特别谴责了“三K党、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仇恨团体”。一天后，他又撤回了自己的撤回声明。他说：“双方都有非常优秀的人。”他还补充说，“另类左翼”一直“非常非常暴力”。白人民族主义领导人对他的言论表示欢迎。
理查德·斯宾塞：2018年11月，因为亚历克斯·菲尔德斯的审判正在进行，他即将被定罪，所以有一通自动电话打出来。电话的内容都是关于犹太市长和黑人警察局长是如何造成这种情况的，以及我们应该为希瑟·海耶的死负责。
“滚回你们的茅屋去”
特朗普兑现了竞选承诺，签署了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这一举措被广泛批评为“穆斯林禁令”。尽管其支持者称之为“国家安全需要”，但许多人认为这一禁令明显带有宗教和种族偏见。同样，他声称选举中存在数百万非法移民投票，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成为调查选举舞弊委员会成立的基础，尽管州选举官员一再声明选举舞弊几乎不存在。
对于移民问题，他对非洲国家的侮辱性言辞进一步揭示了其对不同种族的偏见。据报道，他在一次会议上将一些非洲国家称为“粪坑国家”，并质问为什么美国不能从像挪威这样的国家引进更多移民。他还抱怨尼日利亚移民“看到美国后就不会再回到茅屋”，这一言论被认为是对非洲移民的赤裸种族歧视。
在自然灾害援助方面，他的政府对待飓风哈维（袭击了美国本土的休斯敦）和飓风玛丽亚（袭击了美国领土波多黎各）灾后恢复的态度差异也引发了强烈批评。在飓风后的九天内，休斯敦获得的联邦资源是波多黎各的三倍，而个人援助资金则是波多黎各的23倍。
特朗普的支持者，如萨姆·努恩伯格，将他的言行归因于代际差异或成长背景。他指出，特朗普在纽约皇后区成长，需要与犯罪活动和工会文化打交道，“当时人们就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然而，这种解释未能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特朗普是否有能力适应新时代的种族观念，或是否愿意承认他的言辞带来的社会影响。
特朗普在种族问题上的表现不仅仅是一次次争议性言论的堆积，而是对其世界观的反映。正如蒂莫西·L·奥布莱恩所指出：“这不仅是利用种族仇恨来推动事业的问题，而是他内心深处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看法。”这种观点提示，特朗普并非无意中引发种族争议，而是其行为可能与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相吻合。
夸梅·杰克逊的评论则更为犀利。他认为，美国公众似乎总在寻找一个“铁证”来证明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找到他曾在某人的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那一次，这样美国人才可以说出来他说种族歧视者。人们总是拒绝看到已经摆在眼前无数细小证据。
大卫·A·格雷厄姆，《大西洋月刊》杂志的专职撰稿人。
阿德里安娜·格林，《大西洋月刊》杂志的前任执行编辑。
卡伦·墨菲，《大西洋月刊》杂志的特约编辑。
帕克·理查兹，《大西洋月刊》杂志的编辑研究员。
原编辑：阿K
本文信源：《大西洋月刊》2019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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