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实现方法

国民收入倍增实现方法

    前言：　本文是《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第十章第四节《内需驱动经济转型的实现方法》内容节选。 

    我在2007年1月10日在《中国为何未能成为发达国家》文中，首次提出我国只有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才能突破发展瓶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当时学界与官界盛行“比较优势”理论、“提高工资危险论”的情况下，此论点是很孤立的。可喜的是三年多后的今天，提高劳动者工资，“实行国民收入倍增”终于成为上下的共识，并努力付之于行动。

    但是，如何实现“实行国民收入倍增”，特别是提高在民企中的劳动者工资，成了计划者有些头痛的问题。从当前的情况看，国民的主要视线是在如何直接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这一块，此在即将出台的《工资条例》应能解决一些问题，此也是不可缺少的部份。但还是忽视了一个如何利用公有制度优势的问题。我在《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书第十章第四节提出的主要思想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投资与消费比例平衡的过程，巨大的国企利润不向民众分配（每年仅向国家上缴5%利润，巨大的垄断利润存留造成了我国特有的二大问题：企业自肥与国企投资过剩）才是造成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过大的直接原因，应该以国企利润向国民分配的方式解决。有直接层面的分配，如股息分配，还可以用国企利润建立一个高福利社会的形式解决分配问题。 

    下面是《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第十章第四节《内需驱动经济转型的实现方法》内容选载。 

    本书第七章通过设置各种条件用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演进和均衡分析，得出结论是，社会再生产只有在投资与消费比例均衡的条件下，社会才能获得由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最好的增长速度。在生产力过剩的情况下，只有消费需求的商品才会被生产出来，财富来源于投资与消费的均衡，不管是投资过盛的偏离均衡，还是消费过盛的偏离均衡，都会发生社会生产率的损失、资本的闲置与产能的浪费。 

    但是，直接在社会再生产的层面上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进行宏观的分配与调控，虽然是最底层、最科学、最有效率的宏观调控，但因为资本主义的投资是以利润为纽带，只能是通过价格、利率这些市场手段间接调控，对企业劳动工资的分配比例，国家无法直接干涉，所以生产过剩、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常态。社会总是通过过剩的经济危机发作，包括产能性的过剩危机、资本性的过剩危机来失灭产能和资本。由此，发达资本主义的各国也逐渐发展出一些通过财政税收的二次分配手段来直接提高社会再生产中消费比例。虽然，既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府所掌控的财力也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由于能抓住社会缺乏的是消费这个主要矛盾，因此，通过各种有限的手段致力于解决这个矛盾，居民的消费比率都能稳定在75%左右。社会总供需矛盾没有我国现在的这么大。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性为市场经济，是因为我国的生产过程也是以资本利润为纽带，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主导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等一切过程。但同时，我国经济整体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之所以说仍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在我国，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资源实际都掌控在国家手中，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每年在生产过程中所能实现的利润大头，也主要由国有企业所分享。国家仍掌控着对社会主要利润收入的投资与消费分配的权力。我国政府手中所握有的能直接均衡投资与消费的资源，是有相当大的能力在再生产层面直接地进行调控的。这本来是我国比较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优势。

　　例如，2007年我国GDP总值24.7万亿元人民币，年度财政总收入5.13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例为20.77%；国有企业利润1.62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例为6.56，仅这两者合计占GDP比例为27.3%。国家还掌控着城市土地开发资金、50%以上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市值资金。这些数据表明，政府手中掌控有足够的在再生产层面均衡投资与消费的资源。 

    但是，正是由于政府掌控有巨大的资源，政府在这些资源的调配中，一直以来都是只重扩大投资，不重扩大消费，至使经济体近十几年来一直为内需不足所困，虽然大的危机没有，但小的周期危机也没间断过。例如，我国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生产过剩的危机是1989年到1992年。通过邓小平同志发布南巡讲话，开发深圳特区的发动来带动全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才使过剩的投资资金暂时找到了出路。但从1992年～1994年只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我国经济就走完一个上升周期。开发区热中迅猛的房地产投资，实际上是投资资金的自我循环，背后并没有扩大的社会消费能力的支持。到了1994上半年，开发区的房地产投资过热已经明显，中央政府又做出紧急刹车的决定。由此，大量的银行贷款积存在房地产的投资中，产生大量的资本金失灭，特别是海南的房地产烂尾楼直到十年后才清理完毕。1994年，我国央行采用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国内的巨大的投资资金没有出路。这时，管理层大幅下调汇率，以廉价劳动力开拓海外市场，以化解国内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为利润而生产，而不是为国民福利而生产的指导思想不仅是私人企业主的思想，甚至也是主流经济学家要向经济管理者灌输的指导思想。从此开始了美国人用印钞来创造需求，中国人为赚纸币而进行生产的新历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遭遇了第一次外需疲软，迎来了国内第二次过剩危机，中央政府提出“保八”的增长目标，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大建高速公路、机场，重新启动房地产。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虽然GDP年年增长，外汇储备年年增长，但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则从1990的53.4%降至2007年的35.4%，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所反映的经济现实仍然是，社会可用的投资资金在更大的规模上积存着过剩，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大量产能被闲置。2008年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说明，过剩的产能最终会发生失灭。真正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GDP统计数据那么乐观。我国不应该在仍属于欠发达的时候频频被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消费需求不足所困。因为我国毕竟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拥有足够资源调配投资与消费分配比例，拥有在再生产领域中均衡投资与消费的能力。 

    从再生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均衡的过程可以看出，所谓比例均衡并不是单纯的投资或单纯的消费这样一种单方面进程，比例均衡是一个投资与消费的配比过程，有多大的投资资金投入再生产过程，宏观管理部门也要配合以相应的消费资金投入，不是每年只重作投资计划而不作同等比例的消费需求增长计划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均衡增长是再生产实现的基本条件和铁的规律，不尊重这个规律，仅重投资的过程变成了：投资→ 产能过剩→产能失灭→再投资的过程，只有GDP的数字堆累，没有实际的国民福利的增长。 

    必须打破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只有增加投资才是增加发展速度，这种观念是十分错误的。本理论证明，增加消费也是间接在增加投资，增加消费资金的投入使已投入的生产资金实现产能效益也同样是增加发展速度。我国在当前投资过剩、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仅是财政资金不能用于投资，国企利润也应全部拿出来补充社会消费需求不足。国企投资不能再用国企的利润进行，此是造成国企盲目投资、投资过剩、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国企投资应该采用银行贷款，用负债的方式进行投资，这样才能使国企对投资效益认真评估、投资有所束缚，从而提高国企投资的效益。在社会投资货币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包括基础建设投资都应主要用负债的方式进行投资。占GDP比6%的国企利润，如果全部用于补充社会消费，就会新增6%的消费需求，就能使处于过剩状态的投资多产出6%的效益，由于乘数作用，对GDP增长的贡献会远大于6%。巨大的国企利润主要是依靠垄断优势获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也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如果我国政府能充分运用已掌控的资源，按照客观规律实现再生产中的投资与消费的均衡，那么，我国民福利倍增就能很快实现。

     巨大的国企垄断利润取之于民，只有向全体国民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不向国民分配，才是造成国企投资过剩、企业自肥，拉大了社会贫富不均的差距的主要原因。制度优势反而变成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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