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拐点”及其战略意义
李昌平
一、“刘易斯拐点”及其意义
经济学人都知道“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发展中国家，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工资会明显上涨，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识别“刘易斯拐点”，对主动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引导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二、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之“中国拐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中有没有“中国拐点”呢？
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工业化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在全球一般制造也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当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出现“中国拐点”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走不通了。
三、“中国拐点”与“刘易斯拐点”
中国有没有“刘易斯拐点？”什么时候出现“刘易斯拐点？”
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乃至全球经济学家们特别关注和经常追问的问题。
按照“刘易斯拐点”说，中国搞了前后两个30年的工业化，平均年增长速度9%以上，早应该出现“刘易斯拐点”了，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刘易斯拐点”如期出现。
中国何时出现“刘易斯拐点”？这对全球经济学家们可能是极大的挑战。
在笔者看来，中国“刘易斯拐点”让全球经济学家们捉摸不定，是因为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中“中国拐点”出现了。全球一般制造业“中国拐点”的出现——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化陷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陷阱——（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一般制造业转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全球化在“中国拐点”出现之后，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并不必然带来同步的农民市民化和产业升级化，这可能是“刘易斯拐点”论的时代局限性。全球制造业“中国拐点”的出现，不仅“刘易斯拐点”论要修正，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要重新思考和探索。全球化“中国拐点”的出现，又何尝不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新论据呢？
四、全球化“中国拐点”全方位存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仅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中存在“中国拐点”， “中国拐点”是全方位存在的。在商品贸易、金融衍生品交易、货币储备和汇率变动、人才和技术流动、移民和劳动力进出、文化和制度输出和输入等等，都可能存在“中国拐点”。
对不同领域的“中国拐点”识别，其意义都非同小可。
如：对全球商品供求格局的“中国拐点”的识别，就可抓住全球贸易的本质。从前，中国出口铁矿石，世界铁矿石市场供大于求；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世界石油天然气市场供大于求；中国出口大豆，世界市场大豆市场供大于求……总之，中国出口什么？什么都便宜；现在，中国进口铁矿石，世界铁矿石“供不应求”；中国进口石油天然气，世界石油天然气“供不应求”；中国进口大豆，世界大豆“供不应求”……总之，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贵。
世界市场的任何一种商品，只要中国出口，会出现“中国拐点”——供过于求；只要中国进口，也会出现“中国拐点”——“供不应求”。这就是全球贸易的本质特征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一方面的“中国拐点”的出现，都会导致世界在某一方面的格局发生转折性改变。识别“中国拐点”，不仅对中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有战略意义。
五、“中国拐点”战略意义重大
如同“刘易斯拐点”一样，“中国拐点”战略意义重大。
首先，制造业“中国拐点”对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有重大战略意义。识别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的“中国拐点”，对中国和中国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有重大指导意义。即在“中国拐点”之后步入现代化轨道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在可能靠学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化”道路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必须探索有别于亚洲“四小龙”之前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新道路。这个结论与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也与毛泽东主席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说的一番话是一致的。毛主席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毫无疑问，认识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中国拐点”的战略意义，是有助于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的。当然也是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选择现代化道路的。
其次，“中国拐点”对制定对外贸易战略有重大意义。
日本65%以上的农产品依赖从中国进口，但定价权在日本，日本人吃中国很便宜的农产品。中国人进口日本很少的农产品，定价权在日本，中国人吃日本农产品很贵。几乎同等质量的大米，中国出口日本3元/斤，日本出口中国100元/斤。
中国60%以上的大豆、铁矿石需要进口，大豆、铁矿石定价权在他国的手上；很多国家60%以上的稀土、日用品从中国进口，但定价权同样在他国手上。
为什么会这样？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只重视“数量增长”战略，没有追求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价格增长）收益统一的贸易战略。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高度敏感“中国拐点”，在追求市场份额收益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中国拐点”出现后的定价权收益的追求。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有“中国拐点”意识，扬长避短，在积极追求市场份额收益的同时，主动追求定价权收益最大化，是完全可以在全球化条件下获得较一般国家更多的收益的。
第三，制造业梯度转移“中国拐点”对制定外交战略有重大意义。
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中国拐点”是客观存在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不适合中国，也同样不适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探索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必将为第三世界所借鉴。
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中国拐点”出现之后，发展中国家走“出口导向”工业化道路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发展中国家以牺牲人权、环境为代价为维持发达国家人民高福利和良好生活环境做贡献。全球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利害，中国应该联合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将“中国拐点”升级为“中印巴”拐点，发展第三世界理论，巩固和扩大第三世界合作，共同寻找和主导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印度、巴西等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放弃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梦想；否则，只能沦为“自我殖民化”的经济体，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是不可能永远“韬光养晦”的。要充分认识和利用“中国拐点”和“中印巴拐点”优势，主导区域性合作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公平贸易，促进世界公平发展、均衡发展和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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