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不平衡与全球危机
[摘要]全球不平衡，尤其表现为中美双边贸易上，是新的国际劳动力分配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使国际投资和中小企业海外销售额迅猛增长的产物，更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下，国际经济只有通过世界各地不同产业增长率间更广范围的全球协调和均衡才能实现稳定。
珍妮.克莱格
《当代经济研究》
一、导论
全球不平衡不但体现在主要贸易赤字国家的过度消费和债务问题上，而且还体现在贸易过剩国家的过剩储蓄金问题上，同时这种不平衡尤其是指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目前，西方主流学术界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探讨中，对于全球不平衡问题也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而金融媒体的焦点更是直指中国，认为中国低成本出口是为了抑制美国通胀，而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则旨在压低美国国债收益、抑制利率。实际上，大量的讨论证明造成全球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全球储蓄金过剩”，而美国方面却由于外国资金注入引致消费率偏高、储蓄金不足。Paulson认为中国的高储蓄金和低人民币政策导致了“松散的全球资产货币流动状况”，从而助力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经济泡沫，最终引发了，全球信贷危机。John Ross指出，“全球不平衡假设”证明美国的过度消费是亚洲国家的过剩贸易和储蓄金造成的，而这些也被看作是其政府意图逐步增加美国的经常性收支赤字，从而招致美国对其货物出口的要求形成持续性增长。因此，中国等国家应该增加消费，减少储蓄金，允许货币升值，鼓励从贸易赤字国家的进口，同时要对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服务，更有效率地管理其储蓄金。
与此相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改革派经济学家则将美国经济归结为本次经济风暴的主要诱因：美国经济对金融行业的过分依赖，缺少制造性投资，信贷驱动的消费隐藏了消费不足的问题，以及软弱的劳动力谈判。而中国的可取之处在于，其已经意识到自身信贷体系的不稳定性可能是构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最大潜在因素，其参与到全球经济增加了电脑、汽车、钢铁等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的程度，造成了这些领域未来的投资无利可图。
“全球不平衡假设”责备中国“储蓄太多”，宣扬金融改革和开发的迫切性，其中Hung和Bello运用马克思主义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的概念，指出中国制造了“太多资本”，应改变其低工资政策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全球生产过程中的参与和地位的不断提升带来了许多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本文旨在就全球不平衡和全球危机做出初步探讨，从而为资本主义比例失调、帝国主义下不均衡发展以及美国经济霸权等问题提供更宽泛的思考。
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实分析
1978～2006年，中国出口额从98亿美元增长到了9690亿美元，增长了近100倍，到200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出口国，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然而，贸易不平衡问题仅仅是从2005年才开始出现。因此，从总体看，尽管中国出口增长迅猛，但其进口同样呈现快速增势；中国虽然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贸易表现为顺差，但其与初级产品出口国贸易则呈现逆差。
因此，中国外贸的不平衡不是普遍的问题，而是突出地表现在美中双边贸易上，是中国获准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问题。人世之后，跨国公司对投资中国信心大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到2006年底，4930亿美元，即70％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人了中国制造业，使中国迅速发展为世界工厂。1991年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7％，而这个数据在2005年达到了58％，其中，美国是世界累积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的第二大国。同时，2001年之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等，都纷纷加快转移其低端生产设备到中国，生产的产品大都出口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这些公司不但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获利，而且将其与美国的贸易逆差转嫁到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公司也选择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
出口增长最快的领域是加工贸易，包括电脑、手机和其他由外国厂家提供配件或材料的电子产品。外国投资公司占到了中国加工出口份额的三分之二，这构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部分。如果不算加工贸易，中国目前也面临着贸易赤字。事实上，加工贸易已经抵消了中国的进口增长。
2001-2006年，美国对中国出口额增长了不止两倍，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在这一时期上升更快。然而，美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针对中国本土市场的产品生产实际上可以替代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外国投资企业50％的产品都销往了中国本土市场。同时，美国对出口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实行限制，包括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以及飞行设备，而大多数美国产品都是军民两用的，因此这项限制显然加剧了美中贸易逆差。另外，美国方面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鼓励中小企业出口中国，其对欧洲国家的出口额远超过对中国的出口额。
此外，在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具体评估上，双方采取不同的方式评估中国的对美贸易。美国商务部将所有来自中国而由香港转发的出口额都算在内，大概占到20％到30％，甚至更多的增值部分。因此，美国认为2005年双边贸易逆差额为2020亿美元，但中国认为是1140亿美元；2006年美国认为贸易逆差额为2330亿美元，而中国则认为是1700亿美元。
同时，统计数据的精确性同样存在问题。Stephen Green注意到“假象出口”夸大了中国的全球贸易过剩。他认为，差不多超过50％不能算作贸易，而只是资本流入，是贸易公司试图控制资本，通过多报出口账单以便从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中投机获利。而且，这种“热钱”的流入大多数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进入，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国与日本、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
总之。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体现在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上，并与外国投资的加工贸易特别联系，是新的国际劳动力分配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使国际投资和中小企业海外销售额迅猛增长的产物。因此，除去进口和中国农民工的成本后，中美贸易顺差的利润主要由美国获得，即美中的贸易逆差为美国带来的是投资回报利润。与此同时，贸易不平衡的统计数字被夸大了，而且，热钱的流入也给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压力，这是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核心问题。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理论分析
西方改革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人士在涉及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时，倾向于采纳美国竞争力下降的观点。确实，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贸易逆差持续的状况已经暗示了问题的症结更多的是美国内部的故障和失效，例如，美国未能保住有竞争力的出口项，在低储蓄金和高投机的情况下，缺乏对制造业领域的投资。Petras认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即那些在中国投资并出口美国市场的公司与那些出口中国的美国本土公司之间竞争力的失衡。
1、垄断资本与生产性投资的不足。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及英国)的国内生产制造领域一直以来缺乏有效投资，原因在于资本流向海外其他国家。但是，这种状况也不会因重新调整资本流入国内而有所改善。更广层面上来说，缺乏生产制造性投资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垄断资本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趋势。Baran和Sweezy对垄断资本的研究影响深远。高资本流出率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垄断资本的本质优势在于通过封锁新的竞争对手和控制价格来确保其市场地位，而不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这就形成了资本停滞的趋势，一方面，垄断资本以非垄断生产者为代价产生了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过剩；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也不是通过正常的投资和消费渠道的经济能力所获得的。最终结果是资本过度积累和利润率下降状况的长期持续。
过度的资本流向了军事开支、海外生产性投资出口以及金融等领域。Sweezy，Magdoff和Bellamy强调，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债务与GDP比率的攀升，垄断经济呈现出的显著特点便是金融化趋势。资本家未能在生产性经济领域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便越来越依赖于金融领域的增长以保值增值其金钱资本，主要方式便是金融投机。
鉴于2007～2009年美国次贷市场爆发的金融危机，同时由于虚拟资本不断升级、股市和房市泡沫的形成，分析重点主要集中在了金融领域。然而，Sweezy派却认为：本质问题是结构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生产领域的积累问题和垄断资本的长期停滞趋势；金融化只是帮助抵消了垄断资本的过剩生产能力。
近年来，随着东欧大门的开放，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资源和市场的开放，公有资产的私有化，养老金和保险金的金融化，实际工资和劳动力临时雇佣制的减少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这也加快了资本积累的步伐，增加了利润率的压力。同时，美国实际工资的下降也表明其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而这一切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危机——都被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所暂时掩盖，制造了“富裕繁荣”的假象。多数中产阶级借贷投资股市，而在股市的获利也增强了其消费力。同时，信贷领域不断放宽，过剩的资本重新流向美国消费者，保障和增加了需求，同时也确保了投资利润。
Vakulabharanam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是“自由市场”方案，该方案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为应对获利危机所采取的特别措施。新自由主义模式推崇资本主义重构，其作用包括增强金融资本效应，减少实际工资，以及加速资本出口以重塑和增加利润率。但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资本积累过程变快，收入停滞不前。换句话说，积累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尽管解决了20世纪60～70年代的获利危机，却未能完全解决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为了解除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临时“措施”，除了将剩余价值借给美国工人，压榨利息外，也大力提倡将剩余价值转移到中国投资。美国“最终市场”的定位导致了其巨额的经常收支赤字，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持续的资本流入。
金融领域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资本结构，一方面是资本的过度积累，而另一方面则是消费不足。同时，金融市场兴起也被看作是世界市场竞争集中的结果。某些经济领域的技术成本和市场规模需要大量资金支撑，通常这些经济领域依赖经济规模来竞争市场份额。随着欧盟的形成和东亚的崛起，企业推广新产品需要同时在不同地区展开，以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信贷以及虚拟货币不但能够调动过去的储蓄金，还能调动未来生产价值创造中的利润，因此，其作用十分关键。而生产资本对占优势的货币资本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加。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垄断资本，而是与“垄断共存的交换、市场、竞争和危机”。在这一点上，他支持马克思的观点：竞争产生垄断；垄断也产生竞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Poverty of Philosophy)中指出：“事实上，如果垄断资本家通过部分结盟的方式限制相互竞争，……那么不同国家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变得更加剧烈，……垄断只能通过不断的竞争才能维持其存在”。
2、美元霸权。与Sweezy派对垄断资本的看法不同，Gowan在分析金融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时重点关注美元霸权问题，将注意力转向20世纪60～70年代危机时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环境。当时美国的整个生产体系进入了长期的停滞发展状态，美国正竭力调整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以取得优势。
Gowan认为美国优势的来源是当时政府的特别调控政策和美国企业。美国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美兀脱离黄金标准以来开始崛起，Gowan将其称为“美元华尔街体系”(Dollar-Wall Street Regime)。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角色使美元在海外的支出大于收入，消费大于生产。而仅看政府之间，美国与其他财政赤字经济体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又不一样：美国不需要赚取外汇，而只需要印刷钞票。由于美国可以依靠其他国家不断购买美元，美国政府在面临赤字时不需要像其他国家一样经历痛苦的平衡收支的重构、保障储蓄金、监控债务水平和发展生产性产业等过程。美国能够大幅度地调整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严重的影响，而其自身却能免受影响。Gowan认为美元的“狂野之舞”被美国用来迫使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开放其金融板块，“美元华尔街体系”已经使许多国家的生产活动管理置于国际金融不规范的主导之下。
Gowan将其讨论延伸到了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他认为这次危机是美国政府设计用来破坏其东亚竞争对手生产基地的竞争力，并通过货币和利率的联合操控，以及由对冲基金引发的“热钱”流入等手段将亚洲资本集中到美国手中。而美国公司是最终的受益者，因为，在危机后美国公司能以谷底价收购东亚的制造企业，并在金融领域获得良好表现(尤其在日本)。
设想总是美好的，但结果却未必随人所愿，伴随债务、收支失衡等结构性问题，以及依靠泡沫的虚假繁荣，美国经济变得混乱和不稳定。因此，Gowan认为，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并不简单的是垄断经济自身过度积累和消费不足的问题，同时，为了使美国企业得以逃避增加国内生产水平的任务，美国华尔街体系更是刺激了投机行为的发展。
另外，因为金融投机和生产性投资并不是完全分离的，美国经济利润越来越依赖于拉丁美洲和东亚新的增长中心，以此从核心中获取剩余资本来达到生产性资本投资的目的，这其中就隐藏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性。面临目前的赤字经济，美国政府当务之急是确保资金流入，以缓解低储蓄金的状况，并保证经济繁荣持续。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国家通过持有美元来稳定货币，美国进口量大增。但是当华尔街极度依赖不稳定的国际金融债券市场的同时，美国的制造商却依靠“新兴经济体”来销售其产品，并享受高利润，而通常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就设在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
3、全球经济重构。尽管西方的政治经济评论家认为金融化的兴起、军费开支的增加以及美元霸权是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也有观点认为产业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布所带来的生产全球化，是导致全球经济巨大转变的另一关键因素。而中国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强调这点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随着工业化国家纷纷发展以高技术和知识为基础的资本集中型产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产业被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首先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随后又发展到东亚和中国。全球劳动力的重新架构是跨国公司和工业化经济共同塑造的结果。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在于由国际经济重构所形成的两国不同的工业结构：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轻工业产品，而美国主要出口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集中于纺织品、服装、玩具、家具、鞋类、电子和电器产品如缝纫机，但在航空产品和高技术设备领域，美国实际上是处于贸易顺差。
帝国主义出口剩余资本不是单纯的延伸，而是包括国际生产结构的质的转型，认识到这一趋势至关重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消费品制造部门转移到海外，而本国则主要集中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出口。目前，美国80％的消费品依赖进口。这表明，中美贸易关系实际上折射出《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图式”中第1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关系：中美贸易失衡并不仅仅是美国在中国投资并出口美国的公司与美国本土出口公司竞争力之间的失衡，而且还是在中国经营生产消费品的第Ⅱ部类的美国公司与美国本土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企业之间的失衡。
四、布什“单级霸权”过度扩张而衰败的经济考量
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布什调低利率以防范经济萧条。从2001年1月到2003年，美联储先后六次调低利率，由6％降低到了二战后的最低点1％。为富人减税和反通胀措施促长了金融业的繁荣，同时军费开支驱动了行业增长。然而，不断增长的政府赤字则由国外的资金流入来填补。到2004年，这些政策促进了商业利润上升，不断增加的商业利润流入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加剧了信贷、房产和股票市场的泡沫。同时也有部分资金流入海外投资市场，特别是新开放的中国市场，许多主要的美国企业试图收购中国的国有企业。
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为工业投资的热门选择，特别是某些在其他国家处于低谷和停滞发展的行业。中国国内市场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争的重点。中国的汽车市场在进入WTO之后，成为格外吸引外国投资者的重要增长领域。2004年通用汽车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30亿美元在华兴建合资企业；现代也在2004年投资7.8亿美元组建合资企业，并表示到2008年将追加11亿美元的投资；福特公司在华投资额达10亿美元。与汽车市场类似，外国投资也纷纷涌人手机市场，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公司都在争夺中国的市场份额。2002年摩托罗拉在中国不断扩张，而后飞利浦、爱立信、诺基亚和三星等都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基地。从2002～2005年，摩托罗拉总投资额增加了36亿美元，而诺基亚也在其八家合资企业投资了23亿美元。这些扩张资金，特别是由美国公司以信贷方式投注的资金，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尽管投资量很大，这些公司之间的竞争却十分激烈，利润也不尽如人意。到2005年，通用汽车和大众汽车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率都出现下降态势，原因在于现代和本田更加适应中国市场，为个人购买者推出了更加优惠的车型。而中国国内的汽车企业同样加剧了竞争的激烈局势。2007年，福布斯杂志指出：“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剧导致了汽车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和汽车制造商利润的下滑……”。的确如此，中国国内市场汽车需求量的增长远远慢于该行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但是，即使产能从2002年的每年200万辆扩张到2009年的1.4亿辆，大部分产品还是被国内市场消化。而由于消费者倾向于选择更加低价的产品，手机市场的投资商同样面临难题。
同时，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开始下滑，而其对人民币的汇率也在2005年中国政府宣布严控公司上市制度后开始下滑。Arrighi认为美元贬值的策略是为了迫使其他持有美国国债和与美贸易顺差的国家，为美国的战争开支和经济增长提供借贷。随着机械类和电脑类产品需求的增加，疲软的美元策略对美国资本商品出口商特别有利。因此，美国的低息策略、不断下滑的美元汇率和美国经济增长的赤字额都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是全球资本从美元资产转移的开端，而美元的过量发行和迅猛增长的借贷资金导致了大量“热钱”流入全球经济。其中部分流入中国，并神奇地增加了其贸易顺差额，并使人们愈发相信中国在“操纵货币”。然而，尽管面临的压力很大，中国政府仍然保持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利率以比较低的幅度上升，过去两年仅上升了七个百分点。
此时，让我们回顾一下Gowan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协调策略的分析。Gowan认为美国通过操纵货币(美元兑日元汇率)，低息政策，和大量“热钱”策划了亚洲金融危机，以达到破坏亚洲发展模式，使美国企业特别是金融业受益的目的。由此可见，布什在打破中国壁垒时采取了相类似的策略。毫无疑问，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会给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压力，迫使其对美国金融企业开放市场。然而，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找到了对冲基金这根导火索，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监管很严，美国要想在中国制造危机绝非易事。
接下来将探讨2007～2009年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两个新趋势。第一个是世界范围内合并和收购浪潮的增长，2006年全球并购额为8800亿美元，而2007年更是达到三年来的峰值，全球千强公司中有42家易手。这进一步证明了大多数公司与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性远高于合作性。就数量而言，绝大多数并购案发生在消费品领域，但最大的并购案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领域。而这个趋势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购案都是以债务为基础的并购泡沫。这与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商业革命所造成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并购浪潮不同。显然，剩余资本流入金融领域不仅增加了消费信贷，同时也借贷了全球并购金额的五分之一。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中国在2007年颁布的《中国劳动合同法》加入了对农民工的保护条例，使解雇员工更加困难。许多外国公司发起了抗议活动，尽管做出了修改，但是随着这部法律2007年的颁布，出口行业的工资还是有所上涨。
显然，美国企业和金融服务业对中国的未来增长和开发抱有极大希望，不惜借贷投资扩张，以抓住获利机遇。但很显然，机会是有限的。Vakulabharanam认为，代表未来剩余价值的虚拟资本能够保证金融资本的灵活性，如果没有虚拟资本，那么许多金融资本都会被长期的生产资本套牢。但这不表示虚拟资本和生产资本是完全剥离的。相反，当虚拟资本置于生产投资之上，即投机虚拟资本对未来生产价值的索取大于其实际生产价值时，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这似乎印证了布什的单极霸权过分扩张所带来的衰落。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发，金融市场准入也受限制；因此，国际对冲基金要想倾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并制造金融危机绝非易事。Gowan在1995～1997年战略报告中概述到，希望通过迫使中国重新调整人民币汇率来整合美国金融优质资源，但事与愿违。就这一点来看，中国南方工资的上涨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
五、结论：比例失衡与调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描述了再生产模式，包括经济运行中不同的阶段，用于分析当资本主义矛盾无法调和时所出现的经济危机。这个模式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时的争议焦点，其分歧主要在于：一方为消费不足派，认为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剩，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代表人物为Rosa Luxemburg；另一方则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是不同部类的资本主义企业间不能良好地协调其生产能力增长的矛盾。
尽管消费不足派重点关注第Ⅰ部类的生产规模与第Ⅱ部类的生产规模在数量上的不匹配这一推论，但这实际上也是两部类之间比例增长的问题，其中两部类间生产的增长和部类内部不同产业的增长是不均衡的。
虽然马克思早就发现这两个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是争议仍然存在。Day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不一致性可以这样解释：生产与消费间的矛盾是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比例失调问题的更广泛的表现形式。Day重点关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动态变化过程。当第Ⅱ部类在机器和材料上的开支大于第Ⅰ部类的消费品支出时，就会造成社会购买力的流动，因此，第Ⅰ部类产品价格上涨，并促进投资和增长。如果情况正好相反的话，便会爆发经济危机。照此推论，Day认为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下降，第Ⅰ部类便会发生危机，失业率上升，消费品需求下降，最终造成全社会的生产过剩。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实现问题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尽管由于借贷期延长、房市和股市泡沫财富效应的影响，而暂时得到缓解。Hung和Bello的看法在本质上与Rosa Luxemburg一致，他们认为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的过度投资会造成生产过剩的全面危机，而造成这些过度投资的原因是，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借货期延长，抑制工资增长，忽视农业发展，以及沿海出口工业区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方案是通过增加农民工工资来提升中国的消费水平。
然而，中国的过度投资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度投资完全不同。后者是由利润追求所驱使，而中国的情况是由就业需求和反帝国主义战略所驱使，反帝国主义战略通过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王牌”企业来打破全球大公司的垄断和其过度积累的超额利润。如果中国不提升工资，而现有的工业生产又破产的话。那么中国将很难从低工资经济的泥潭中抽身。但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增加内需、提高工资、重新均衡生产和消费，并改革金融体系以改善投资效率。这正是Hung和Bello所认为的解决全球问题的正确战略。
若将Day的分析运用到对当前全球产能过剩情况的分析，不难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国际市场上对生产资料生产的过度投资，尤其是对生产汽车、电脑和手机等生产资料的投资，即危机的根源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为基础的第Ⅰ部类的投资过剩。前文谈到，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间失衡问题。据此，美国不但依赖中国出口的消费品，也依赖中国进口其生产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资料。而中国则试图从美国获取高技术设备和资本产品。
Li Yang强调了全球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平衡性，并认为尽管新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各国的比较优势，并调整了全球劳动力分布，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重构过程速度不一。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密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中，发达国家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有新的工作机会和出口优势。
同时，蕴涵于中美贸易关系中的全球经济循环动态也在通过汇率得到调整。随着美元贬值，美国出口商处于有利地位；而人民币的升值则需要中国第Ⅱ部类的出口商重新调整结构，这就增加了从美国的第Ⅰ部类进口升级机器的成本。然而，至少目前中国仍然将创造更多工作岗位置于优先地位，因此机器置换率也受到部分影响：一般不会添置机器来代替人力，除非涉及到其他部门的整个生产流程的升级。
消费不足派和比例失调派之间的关键分歧在于其对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途径的看法不同。前者认为，通过改善工人的状况就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后者认为，资本流动的不规律性突出了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及其内部协调增长速率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全球劳动力的分布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格局：金融业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资本商品和一些先进消费品集中于德国和日本；低端生产制造业集中在中国和东亚；而石油和原材料集中于中东和俄罗斯。鉴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全球专业化分工的问题在于全球经济总体的协调计划过程是由货币资本所操控的。
本文旨在从帝国主义内部竞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角度对当前全球的经济危机进行多途径探讨。而帝国主义的内部竞争和资本主义竞争正是维持美元霸权地位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矛盾的驱动力。2009年伦敦20国峰会召开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周小川提案倡议：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替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作用不断增强，一个更加多极的发展世界将会具有抑制垄断经济积累剩余价值的能力。但是，国际经济最终只能通过世界各地不同产业增长率问更广范围的全球协调和均衡才能实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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