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国际金融危机走势与内外隐患共振危险

 国际金融危机走势与内外隐患共振危险

杨斌

(摘自2009年9月撰写的研究报告，当时国际舆论主要担忧通货紧缩，该文已预见到通货膨胀的危险即将来临，指出中国不应因物价对增发货币反应迟缓而麻痹大意，应谨防外部冲击与国内泡沫、天量信贷隐患发生共振。)

内容提要：   当前美国政府和央行注入巨资后出现的危机暂时缓解迹象，并不表明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并恢复健康状态，美国延续滥发天量信贷挽救危机办法迟早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充分证明了格林斯潘政策的失败，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只能制造危机缓解和经济复苏的假象，促使经济危机从“自然发作状态”转变成“人为压抑状态”，就仿佛将沸腾的水装入密封容器一样变得更加危险，最终将无法压抑利滚利形成的巨大债务泡沫更加猛烈地爆发。有些学者称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通货紧缩，发放天量银行信贷有助于消除通货紧缩预期，这种观点忽视了通货紧缩转变成通货膨胀的危险。事实上，许多国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前奏恰恰是通货紧缩。中国不应因物价对增发货币反应迟缓而麻痹大意，应谨防外部冲击与国内泡沫、天量信贷隐患发生共振。美欧金融寡头正有意误导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利用各国民众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以金融寡头控制的统一国际货币取代各国主权货币。美金融财团也积极策划对华发动金融战攻势，值得引起中国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关键字：   金融危机   天量信贷  通货紧缩   恶性通货膨胀

如何判断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走势

当前，世界经济虽然有一些指标出现反弹迹象，各国央行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促使股市高涨，美国一些大银行第一季度报告恢复大量盈利，美欧、日本经济在第一季度深度下跌之后，出现了下降幅度收窄甚至环比增长的情况。美国政府官员正大力宣扬衰退触底和经济复苏，积极鼓励世界各国到美国投资并购买美国国债，有的中国金融机构曾在对美投资中蒙受巨额损失，现在受到美国经济复苏迹象鼓舞正恢复大举投资。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分析所谓复苏迹象，就会发现其本质与2007年夏季、2008年春季美国官方宣扬的所谓复苏相同，其实并不是无可争议的平稳、强劲经济复苏，而是巨资救市和泡沫崩溃两种力量相互碰撞的震荡状态，表现为呈现上升和下降的相互矛盾经济指标同时存在，某些些经济指标出现忽而回升忽而下降的反复震荡；某些经济指标出现创纪录的深度下跌之后，自然出现降速降幅放缓和同前期相比环比增长，如2009年2月日本外贸出口创纪录大幅度下降了49.4％，第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了15.4%,也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跌幅，此后日本经济和外贸出口同比降幅放缓甚至出现环比增长，这种同创纪录跌幅相比的放缓甚至略有增长，不应像西方媒体宣扬的那样被视为经济复苏迹象。事实上，日本中央银行的统计速报显示，7月份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下降8.5%，是自1960年开始该项统计以来的最大跌幅，出口物价指数下降了15.3%，显示了出口需求依然非常疲软。[1]2009年第一季度，欧盟16个成员国经济普遍大幅度下降，第二季度有些国家经济降幅收窄甚至出现环比增长，特别明显的恰恰是第一季度降幅最大的国家，西方政府官员据此宣称出现了触底反弹触迹象，但是，2009年6月份，欧盟国家的工业生产比上月下降了0.6%，大大低于经济学家的增长0.3%的乐观估计，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了17%，接近欧盟国家2月份18.4%的创纪录工业衰退幅度，表明全球经济尚未复苏并仍处在严重衰退之中。[2]

中国采取正确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策略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方法分析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和未来走势。倘若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预测、判断全球危机走势，充分认识到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美欧政府采取的巨资救市办法是用新的债务泡沫挽救旧的债务泡沫，就可以清楚看出美欧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无法挽救危机，暂时缓和危机症状并推迟新危机爆发的能力也越来越差，就不会轻易相信美欧政府和媒体宣扬的经济复苏迹象，就能采取正确的内外兼顾的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策略。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于广大民众购买力不足形成的生产过剩，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债务泡沫膨胀，越来越依靠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来弥补需求不足。昔日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有效需求不足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但是，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中，有效需求不足则表现为次贷规模的过度膨胀，高风险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泛滥成灾，最终因大规模次贷违约引爆金融危机。美国次贷繁荣时期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恢复增长，但是，从美国金融界广泛发放具有明显欺诈性质的次级贷款，就能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求不足矛盾多么突出，信用膨胀掩盖的生产过剩矛盾积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债务泡沫支撑的经济复苏和繁荣是多么脆弱，就能预见到经济繁荣随时可能转变为严重经济危机。

美欧政府的反危机政策是用新的债务泡沫挽救旧的债务泡沫，债务泡沫可以推迟却无法阻止最终清算日的来临，不断膨胀的债务泡沫最终将导致危机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发。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1929年大萧条，主要原因在于各种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超过了1929年，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未偿付债务的总额是GDP的160%，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美国未偿付债务的总额是GDP的365%，而且随着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陷入困境将会上升到500%，倘若考虑到金融衍生品未偿付债务总额还将会大幅度扩大十多倍，这就意味着美国蓄积的经济危机能量远远超过大萧条时期，正处于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巨大债务泡沫火山口之上。[3]

当前美国官方宣布恢复增长丝毫不值得人们乐观并放松警惕，2008年头两季度美国公布经济增长统计数据良好，但是，9月份次贷及相关金融衍生品债务泡沫破裂，雷曼、美林等著名金融机构在债务重压下相继垮台，美国经济也随之转眼从增长良好变成了严重经济衰退，说明经济增长在巨大债务泡沫打击下不堪一击。事后美国统计局修改数据称2007年第四季度经济其实已经陷入衰退，原来发布经济增长良好的统计数据是为掩盖贝尔斯登垮台后的严峻形势，促使人们相信政府救市之后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恢复正常，安抚国内外投资者放心购买华尔街金融机构大量抛售的有毒资产。由此可见，美国官方即使宣布经济恢复正常增长，也丝毫不能改变巨大债务泡沫利剑悬顶下的危险局面。1929年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当前危机中美联储奉行截然相反的“直升机撒钱”滥发货币政策，注入数万亿美元巨资仍然无法挽救经济衰退的困境，充分说明当前危机的严重程度实质上超过了1929年大萧条。美国官方和主流媒体竭力宣扬的所谓“经济复苏嫩芽”，其实不过是许多指标创记录下跌后的降速放缓现象。

抛开“经济复苏嫩芽”和“统计数据掩盖的衰退”不谈，人们深入考察一下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强劲经济复苏，就会发现美国媒体广为吹嘘持续数年的经济繁荣，其实也不过是虚假的次贷及相关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胀，从广泛欺瞒世人的眩目繁荣到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充分揭示了泡沫性经济复苏、繁荣的不可持续性。倘若人们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充分认识到2004-2007年美国经济复苏和繁荣的泡沫性质，认识到美国利用债务泡沫缓解危机并促进复苏的本质，认识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或许就不会购买巨额的美国两房债券和银行股票、债券，或许就不会过于迷恋美国次贷繁荣带来的出口需求激增，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过于依赖于美欧出口市场，从而避免遭受巨大的金融资产损失和出口需求锐减冲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认为，网络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复苏是虚假的次贷繁荣，导致了美国巨大消费泡沫和全球贸易严重失衡，但是，渴望增长的中国却受到全球贸易繁荣的引诱，这一时期发展重点恰恰选择在最不平衡领域，因而美国消费泡沫破灭后必将面临痛苦的长期调整。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充分证明了格林斯潘政策的失败，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只能制造危机缓解和经济复苏的假象，促使经济危机从“自然发作状态”转变成“人为压抑状态”，就仿佛将沸腾的水装入密封容器一样变得更加危险，最终无法压抑利滚利形成的巨大债务泡沫更加猛烈地爆发。美国为挽救网络泡沫破裂仅仅发放了三、四千亿美元次贷，但是，2009年7月20日，美国财政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特别督察长巴洛夫斯基表示，联邦政府各项挽救危机计划的总金额将高达23.7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1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增值，相当于2002年美国挽救网络泡沫代价的一百多倍，[4]这意味着当前美国注入巨资出现的危机暂时缓解迹象，并不表明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并恢复健康状态，而是通过债务泡沫膨胀蓄积着更大的金融风险隐患，下一次债务泡沫破灭时挽救危机的代价就会出现成百倍扩大，美国延续这种天量信贷挽救危机办法迟早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无法解释和挽救当前危机，中国应坚持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才能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宣扬的所谓经济复苏的虚假性，利用危机缓解的短暂平静时期抓紧调整经济结构，切不可盲目轻信美国经济复苏并收购美元资产，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更加猛烈的金融风暴来临。

中国应对危机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坚持不懈

2009年上半年，全国新增信贷高达7.37万亿元，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的投放总量。倘若全球经济形势长期持续动荡或恶化，中国将缺少刺激经济弹药或冒超额放贷风险。有些专家认为天量信贷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但是，全球经济衰退不会随银行天量贷款而消失，特大经济泡沫破裂将带来全球经济的长期动荡，“非常手段”不能应对长期持续的“非常时期”，应对危机措施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坚持不懈。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准确预见美国次贷危机，他于2009年7月30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表示他开始担心中国银行信贷猛增导致经济失衡，斯蒂芬•罗奇称大量迹象表明西方刺激泡沫经济的教训正在中国重演， “两年多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警告称，中国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这是先见之明。然而，中国没有针对这些担忧采取措施，实施促进国内消费的调整政策。相反，渴望增长的中国却受到全球贸易繁荣的引诱，在最不平衡的行业加大了赌注。在2007年以前，投资和出口占中国GDP的80%左右。如今，面对严重的全球衰退，中国却让温总理警告过的那些问题更为恶化：将受流动性推动的巨额刺激方案瞄准了最不平衡的行业”，“中国各银行的贷款质量多数确实受到2009年上半年大量信贷投放的影响，这一趋势可能为新一波银行不良贷款播下了种子”。他提到的最不平衡的行业两年前是同美国次贷泡沫相联系的出口泡沫，如今是同美国次贷泡沫相似的中国房地产泡沫繁荣。他还写道，“与大多数人不一样，我一直坚定地看好中国经济。然而现在我开始担忧了。加剧令人担忧的失衡状况的宏观政策最终会导致失败。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正是2008年至2009年全球危机和衰退的原因所在。中国不吸取这个最关键的教训就难免重蹈覆辙”。[5]

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赞成美国高官的全球经济复苏论调，认为美国银行不会再陷入类似雷曼倒闭后的危机，理由是美联储正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不计代价注入巨资挽救银行免于破产倒闭危险，有些学者还主张中国也效仿美国的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应该首先激活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些学者忘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拒绝正视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拒绝正视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失败教训，特别是刺激股市、楼市泡沫酿成金融危机的恶果。其实，美国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采用注资救市办法，事实证明这种刺激新泡沫来挽救旧泡沫的办法，将会促使矛盾不断积累并酿成破坏性更大的危机。2001年美国网络科技泡沫破灭后，格林斯潘实行货币宽松政策滥放银行贷款，结果酿成了规模更大、危害更严重的次贷泡沫。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希望各国都效仿格林斯潘，共同推动全球泡沫经济并制造经济复苏假象，并且通过各种途径施加影响以误导各国宏观政策，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拒绝效仿西方刺激股市、楼市泡沫的错误宏观政策。

据全球最大的财经通讯社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为挽救次贷危机出台的各种救市计划金额，相当于200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0％， 其中绝大部分依靠美联储通过变相收购不良资产等方式注资，倘若美国继续沿用这种滥发美元的方式挽救金融市场，就意味着货币发行将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必然出现美元严重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泡沫经济破灭初期大量增发货币向金融市场注资，能够暂时取得缓解市场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效果，但长期持续注资只能造成货币不断贬值和通货膨胀，最终导致货币完全丧失流通和财富储藏手段的功能，促使整个经济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状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进出口贸易就会陷入停顿，能源、粮食、原材料贸易中断就会直接威胁到世界各国生存。由于美元不是普通货币而是支撑国际贸易的通用货币，美国超额滥发美元就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全球性恶果，导致世界各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损失惨重，最终出现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美欧国家政府和央行推出的各种救市计划收效甚微，美欧众多大银行接受巨额注资不久重新陷入困境，实体经济出现资金匮乏致使工业生产不断衰退，标志着美欧泡沫经济已经进入难以挽救的最后破灭阶段，无论是美国操纵传媒安抚人心并提振公众信心，还是继续注入巨额资金都难以再现昔日的虚假繁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都面临着的严峻威胁。

谨防通货紧缩骤然转变成恶性通货膨胀

有些学者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通货紧缩，发放天量银行信贷有助于消除通货紧缩预期，这种观点忽视了通货紧缩转变成通货膨胀的危险。事实上，许多国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前奏恰恰是通货紧缩，恰恰是为了消除通货紧缩导致政府犯下了滥发货币错误，结果最终导致了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灾难，如德国魏玛时期面临着偿还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导致了信贷紧缩、物价下降和经济衰退，魏玛政府尝试增发货币缓解信贷紧缩压力，开始时取得有限的刺激经济和缓解失业作用，物价反应迟缓仿佛增发货币没有通货膨胀危险，于是政府为扩大刺激经济效果开始大量增发货币，当货币增发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市场预期发生骤变，人们从通货紧缩时期担心偿债压力而囤积货币，转向担心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而大量抛售货币，大量货币骤然涌入市场加快货币周转速度，政府紧急收紧银根也为时已晚、无济于事，经济形势骤然从通货紧缩转变为恶性通货膨胀，短短半年之内物价水平失去控制暴涨了数百倍，货币丧失功能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状态，陷入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严重危机，经济社会动荡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和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政府注入巨资挽救金融财团的错误救市政策，对美国民众的存款、养老金和中国的外汇储备构成巨大威胁。尽管全球经济表面上仍然是物价下降和通货紧缩，但是，滥发货币救市迟早会导致“衰退通缩”变成“衰退通胀”。当前全球经济仍未摆脱衰退，实体经济的石油需求还在下降，但是，石油价格和原料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涨，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通过注资救市，将巨大流动性交给了善于投机的金融财团。2008年国际油价暴涨就是金融财团投机造成的，这些贪婪成性的投机资本随时可能再次兴风作浪。但是，全球经济处于严重衰退的关键时期，金融资本进行投机炒作将会导致致命性恶果，因为各个行业仍处在产品严重滞销的困难时期，原材料涨价导致成本上升将加速企业亏损、破产。中国同两拓进行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刚想施加点压力把铁矿石谈下来一点，国际原材料价格却骤然开始大幅度上涨，原因恰恰是华尔街投机资本恢复投机炒作。中国钢铁协会称如果铁矿石价格不大幅度降低，中国大部分钢铁企业就得破产。值得指出，全球经济衰退时期原料涨价还会带来更严重恶果，导致政府的宏观货币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紧缩货币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加剧通货膨胀。中国不应因物价对增发货币反应迟缓而麻痹大意，不应低估银行增发创纪录天量信贷的潜在风险，不应低估通货紧缩骤然转变为通货膨胀的威胁，应及早采取措施防止宏观调控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中国必须警惕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银行信贷猛增刺激股市、楼市泡沫显得格外危险，因为国内实体经济和消费者刚刚蒙受过外来冲击，尚处于承受力脆弱时期难以抵抗新的打击，股市、楼市繁荣缺乏实体经济支撑显得基础不稳，投资者经历过2008年股市、楼市暴跌仍缺乏信心，一旦遭受外部冲击将会爆发国内外泡沫破裂共振，相互叠加形成远远超过单一泡沫破裂造成的破坏。中国还将面临宏观货币政策陷入失效境地的难题，中国继续扩大信贷可能面临恶性通货膨胀风险，紧缩信贷则会加剧国内外泡沫破裂共振的双重打击，届时中国应立即对银行存款实行通货膨胀贴息保护，防止广大民众的储蓄存款遭到通胀侵蚀甚至化为乌有，导致社会财富和购买力蒙受重大损失加剧经济衰退，同时果断实行严格的物价管制阻止输入性通货膨胀，实行区别性信贷政策严格抑制泡沫经济并大力扶植实体经济，等待生产增长足以遏制通货膨胀之后再考虑逐步放开物价。中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理论，继承陈云同志运用“四平”理论治理经济的宝贵经验，避免受到西方加剧经济失衡的宏观货币财政政策误导，防止中国陷入宏观调控失效和“衰退通胀”的两难困境。

值得警惕的是，美欧央行滥发货币注入巨资挽救金融市场，实质上是用新的债务泡沫挽救旧的债务泡沫，这种做法迟早会导致“衰退通缩”变成“衰退通胀”，最终“衰退通胀”还会逐步转变为“崩溃膨胀，一旦发生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必然通过贸易、金融等多种经济渠道输入中国，全球经济崩溃就可能同中国股市、楼市泡沫破裂发生共振，恶性输入通货膨胀就可能同中国的天量银行信贷发生共振，出口锐减形成的失业潮就可能同国企职工下岗潮形成共振，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升级引发的国际局势动荡，就可能同中国通货膨胀、失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发生共振，美国右翼势力为了转嫁国内矛盾就会趁机煽动中国分裂势力，藏独、疆独、台独也会趁机兴风作浪伺机制造动乱分裂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带来的复杂局面，中国应成立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战略高度统筹、调动各个部门的力量维护社会经济稳定，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利用危机局势制造社会动乱。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进入一个长期动荡的特殊时期，美国继续延用滥发美元的办法挽救金融危机，迟早必然发生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美国政府注入巨资挽救金融危机的效果越来越差，挽救危机代价从次贷时期的数千亿美元膨胀了数百倍，债务泡沫的巨大规模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支撑能力，人为压抑危机状态就像火山不断积蓄着越来越大的爆发能量，预示着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正在迫近。西方有些经济研究机构预测一旦发生那样的灾难，全世界甚至可能像中世纪一样陷入“黑暗时期”，因粮食、能源短缺和社会动乱频发导致全球人口剧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前总统福特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２００号，提出美国应通过各种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人口增长，避免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该备忘录为掩盖美国的战略企图还提出 “美国必须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真实意图，应让人们觉得美国的计划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否则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 [6] 1995年布什、撒奇尔夫人等美英政要、商界领袖参加的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提出全球的经济价值主要由地球人类中的1/5所生产，其它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80％人口属于应该被限制和淘汰的多余人口。[7] 全球金融危机深化引发经济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将会为美国实现上述战略图谋提供难得的机遇。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应保持高度警惕，防止美国蓄意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为全球的贸易危机、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推波助澜，实现其淘汰发展中国家人口和独占自然资源的全球战略图谋。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前总统克林顿的导师奎格利，是一位深得西方金融权势集团信任的学者，他赞成西方精英统治世界的主张并积极为此努力，接触过西方金融权势集团秘密谋划的各种文件，他著书透露“金融资本主义权力集团有一个宏伟远大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私人掌握的控制世界的金融体系，以此控制每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私人拥有的中央银行将以封建方式实行全球统治，而权力的巅峰将归于设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8]美国垄断金融财团的御用智库早就拟定详细计划，逐步建立一种由少数金融寡头统治世界的新秩序，最终发行由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超主权世界货币。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构想的这种超主权世界货币，与中国提出的替代美元的超主权世界货币截然不同，中国的设想是维护世界各国的金融货币主权，将超主权世界货币的作用局限于国际贸易、金融领域，而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构想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将会彻底剥夺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主权，由西方金融寡头控制的世界货币替代各国的主权货币。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深知将会遭遇各国民众抵抗，有意推行旨在诱发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动荡的政策，同时诱惑各国央行推行天量信贷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以便在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到来之时，将责任归咎于各国央行和主权货币作为替罪羊，误导各国民众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极度痛苦的恐惧，愿意放弃各国主权货币并接受金融寡头的全球统治。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夜，美国银行、美林等美国重要金融机构曾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利用所谓的“金融快速反应部队”——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组织，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美国金融界专家认为，一个国家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5年到8年时间内，实施金融袭击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来3年到5年内是争取“延缓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策划对华金融战的重点是通过理论和政策误导，诱使中国实行刺激泡沫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同时施压中国向西方银行开放投资和金融市场，通过炒作股市、楼市暴涨暴跌攫取投机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机控制中国的银行和战略行业。据悉，这一对华实施金融攻击图谋的幕后政界推手，就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掌舵人——凯洛琳•巴塞洛缪。[9] 美国重视通过隐蔽经济战争谋求全球霸权，美国政府和国会均设有专门负责经济安全的机构，里根执政时期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具有策划隐蔽经济战争能力的“国家安全规划组”，统一调动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经济部门力量，实施了通过隐蔽经济战加速前苏联解体的秘密战略。当前，美国正将策划隐蔽经济战争的主要目标转向中国，值得引起中国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应成立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战略高度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金融安全，统一领导、协调政府各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力量，防止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干扰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更好应对国际局势长期动荡对中国形成的各种威胁，防止全球危机外来冲击与国内不稳定因素发生共振，为国际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趁机利用以阻止中国崛起。

美国历来高度重视国际战略与经济理论、政策的密切联系，政府和垄断财团曾积极资助芝加哥大学培养各国经济学家，通过文化交流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促进垄断财团利益，早在根本没有石油危机滞胀和“凯恩斯失灵”的1971年，中情局就资助芝加哥培养的经济学家协助密谋政变的智利军方，拟定军事政变成功后按新自由主义改造经济的详细计划，有意将智利扶植成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样板，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是美国谋求霸权的国际战略工具。根据1975年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中情局合参与了一项全面经济计划的初步制定，该计划成为智利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的基础。这份长达500页计划的80%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培训，75%以上的资助资金来自中情局”。[10]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金融界人士抛弃了马列主义强调国际政治与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根本认识不到新自由主义与美国政府国际战略之间的密切联系，主张中国金融改革应坚定不移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化。当前，正值全球经济面临深刻危机和长期动荡之际，倘若我们不彻底肃清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的误导影响，不进行经济政策和改革观念层面的大的调整，就无法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甚至在美国向全球转嫁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还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新时代要求我们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才能更好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并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程恩富：《金融风暴启示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59页。

[美] 约翰•玻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杨文策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6页。

[美]史蒂文• 希亚特：《帝国金钱游戏》，王少国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44页。

[德] 汉斯•马丁：《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

 [美] 斯蒂格利茨：《华尔街的有毒信息》，《名利场》杂志，2009年7月。

[美] 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前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美] 亨利•基辛格博士：《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威胁》，1974年，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

周宏：《从美国金融危机看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性》，《求是》，2009年第9期。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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