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行为经济学

第一节   行为经济学的形成、理论渊源和学科特点　　

一、    行为经济学的形成过程概述　　

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就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核心观点如下：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从心理特征看，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理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进行决策，关心相对损益，并常常有框架效应等；当事人在决策时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的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经济变量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种经济政策需要重新考虑。从这些基本观点看，行为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叛。但大多数行为经济学家承认其研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改进或修正，而不是革命。行为经济学的宗旨是让经济学更现实，更具解释力。　　

不过，行为经济学仅仅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新鲜事务，特别是近十年才被经济学界广泛关注。但和其它经济学流派一样，行为经济学在思想上并非新鲜事务，早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论及诸如“损失厌恶”等个人心理，并注意到这些个人心理对观察经济现象的作用。在斯密之后，经济学一直号称是研究经济行为的科学，但通过杰文斯、帕雷托等人的努力，心理因素逐渐和行为分析相分离，特别是波谱的证伪主义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消失，主流经济学仅仅建立在抽象的不现实的偏好公理基础上。科斯曾把西方二十世纪初形成的主流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只注重抽象的演算，忽视现实的经济现象，就如同闭门造车。行为经济学家和科斯一样，从反思和革新“黑板经济学”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崭新道路。　　

真正把经济行为作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经济学家有二个代表性人物：一是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二是郝伯特·西蒙。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卡托纳广泛研究了经济行为的心理基础，特别是预期的形成，提出了关于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假说，为后来的通胀目标理论打下了基础[1]。西蒙的研究广为人知，他通过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指出经济活动当事人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还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即使一个当事人能够精确地计算每一次选择的成本收益，也很难精确地做出选择，因为当事人可能无法准确了解自己的偏好序。　　

继卡托纳和西蒙等人之后，许多具有探索精神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手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并试图建立经济行为的心理基层。卡托纳等人尝试测度影响当事人决策的心理因素，并讨论其对各种具体经济变量的影响，但由于没有找到合理的方法，值得这类研究无法形成能刺激后续研究的开放体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发表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研究成果，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并激发了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场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流派[2]。　　

二、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行为经济学是通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兴起的，它试图在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础上，讨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特征对其选择或决策模式的影响；不同的心理活动影响到相应的决策模式，从而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又通过决策后果反映到具体的经济变量当中。最直观和典型的例子就是证券市场，行为经济学家发现证券价格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比如投资者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都会导致价格剧烈波动，纳斯达克网络股价格狂飚时代就是投资者对网络企业前景过度乐观的结果，这种波动现象被希勒称为“非理性繁荣”。　　

当然，行为经济学是不能用“非理性繁荣”来概括的，尽管许多人通过希勒的书接受了行为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行为经济学主要通过提出更为现实的个人决策模型来有效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并且这种模型无需严格地区分当事人的各类专门行为。因此，一个近似的说法是行为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这些模型的行为基础，进而改变了这些模型的逻辑本身。行为经济学通过建立更为现实的心理学基础，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　　

行为经济学这种特殊处境来自其对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行为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赖以生存的二大基石——个体主义方法论、主观主义价值论；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又不满新古典经济学对行为假定的不现实性，主张通过心理学打造一个现实的行为基础，其中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起到先锋的作用。　　

应该说，行为经济学一开始是没有系统的理论的，早期的探索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不满而展开的反驳，比如卡托纳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行为经济学家也不主张回到边沁的享乐主义传统，而是力求揭示行为的更广泛的心理基础。在这种前提下，行为经济学家一致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主观价值论是无需怀疑的，需要改变的是关于行为研究的假定。这一点被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所倡导。西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定忽视了现实的人的真实行为特征，现实的人的决策面临有限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那样全知全能；二是当事人进行理性计算是有成本的，不可能无休止的计算。在理性约束下，当事人就无法找到最优解。　　

西蒙的早期研究给后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尽管两者之间仅仅存在“有限理性”这一概念上的关联。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心理学本身的进步，心理学从过去的享乐主义传统过渡到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对大脑的看法也从过去的刺激－反映型行为观过渡到信息处理和配置机制观，心理学的研究深入到神经元的构造和有序性，这些研究对行为的理解大大加深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行为经济学家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与经济学有机结合，才逐步形成了现有的理论构架。　　

三、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和方法论　　

绝大多数行为经济学家都同意下述基本观点：经济当事人进行理性决策，但理性是不完美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合理假定当事人的认知能力；经济模型的预测应该和决策的微观水平数据一致，包括实验数据；经济学家对当事人选择行为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3]。和新古典经济学相对应，行为经济学的这些基本观点来自其对前者理论硬核的挑战，围绕这些挑战，行为经济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纲领。　　

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现象来自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进行理性决策，但理性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当事人的决策不仅体现在目的上，而且体现在过程上；在决策过程当中，决策程序、决策情景都可以和当事人的心理产生互动，从而影响到决策的结果；个体决策结果的变化导致总量结果的变化，对经济总量的理解来自对个体行为的理解；有限理性和学习过程会导致决策的偏差以及结果演变路径的随机性，从而产生异常行为，这种异常行为增添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同时加剧了有限理性的约束。由此可见，在行为经济学当中，决策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决策结果相互之间是互动的和关联的，存在许多决策反馈机制，一旦考虑到这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定就被推翻了，在这些互动过程中，偏好在一些条件下被产生出来，并在和环境变化的互动中演化着，这就构成了当事人围绕偏好演化的学习过程。学习过程的存在使得行为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动态的分析，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重视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　　

行为经济学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和偏好的内生性，强调决策作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这种对人的基本假定构成了其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硬核。尽管行为经济学坚持主观价值论，坚持理性假定，但通过对理性经济人本身的挑战，并通过利用心理学构造自己的行为基础，导致行为经济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派别出现在当代经济学的丛林。我们可以把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进行对比，参见表一：　　

表一  行为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比较　　

从表一可以看出，通过假定有限理性和偏好、禀赋内生化，即使在主观价值论下，行为经济学仍然表现出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不同的理论硬核：首先，行为经济学彻底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中静止的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代之以演化的有限理性的现实当事人假定，通过假定的改变，行为经济学家眼中的当事人不再仅仅自利，人们会考虑利他，也可能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在行为经济学中，偏好的内生和演化带来了异常行为及其相伴随的学习过程，按照阿克洛夫的说法，这会导致近似理性，或学习中的理性。在这些基本假定的指导下，行为经济学从选择及相应的决策行为出发分析问题，这种分析能够单一针对某种具体行动，比如消费，也可同时分析某几个行动，比如消费和生产。而新古典经济学只能从交易出发来分析问题。其次，硬核的差异也会反映到保护带上，行为经济学不再需要假定要素产品同质，也不再需要假定市场充分流动或充分套利，有限理性的当事人本就不同，面临复杂环境不可能实现完美套利，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线性效用函数关系。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路径依赖，可能出现随机选择，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假定均衡存在。　　

按照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观，硬核和保护带构成了科学研究相互区别的纲领。行为经济学的硬核和保护带都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就产生了一种特定的研究纲领，并且这种研究纲领会反映到研究方法上。为了研究贯彻上述研究纲领，行为经济学家需要寻找恰当的方法及方法论来理解现实的当事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心理学在20世纪中叶的发展给经济行为的研究带来了契机。一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在实验室中测试实验对象的动机、环境特征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来揭示当事人决策的规律。这些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把心理学和当事人决策行为人为割裂非常不满，于是从重复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所需的各项假定入手，逐步反驳其理论硬核。这种早期的实验研究给经济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行为经济学自身也很脆弱，因为实验数据能否在统计上显著反映总体的特征是存在争议的，并且实验数据也很容易被实验者操纵。借助于麦克法登等人对微观计量经济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计算机模拟和计算技术的出现，行为经济学家开始借助新的工具来研究行为问题，比如采用市场数据研究金融市场上当事人的行为；采用场分析（field data）研究特定类别当事人的经济行为等。　　

实验方法和微观计量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行为经济学可以在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寻求各种非线性的和动态的求解方式和经验实证方式。即使在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仍然能够有效处理有限理性、偏好和禀赋内生等问题，比如演化分析和行为博弈分析等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学习过程中的随机性、路径依赖性、角点解等问题。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分析是更符合现实的，对现实也更有解释力。　　

第二节 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选择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也是行为经济学不可回避的中心问题。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是重新模型化当事人的决策行为，并对当事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进行充分的经验检验。这就决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决策的理论。考虑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同时假定当事人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在基本理论上的研究工作就体现为当事人在不确定下的决策建模，从行为经济学的创立者卡尼曼等人的研究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后续研究，无不体现了行为经济学家对决策或选择行为的重新思考。在重新构造不确定下的决策理论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家广泛地研究了微观、宏观、金融、公共政策等领域的具体行为，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政策观。　　

因此，理解行为经济学的关键就是在于解释这些学者们拓展的不确定下的决策理论。从卡尼曼等人开始就不满新古典经济学通过预期效用理论来修正理性经济人在不确定下的行为，在预期效用理论中，通过把当事人对不确定下的环境的主观判断等价为客观的概率分布，偏好和禀赋的稳定性就被保持，确定条件下的效用最优化问题就转换为不确定条件下的预期效用最优化问题。通过给出偏好的完备性、传递性等公理，当事人就可以把偏好序和客观的概率分布相结合，并通过一个预期效用函数来表达，当事人所做的仅仅是计算和比较预期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而已。一个标准的预期效用函数表达式如下：　 　　　　　　　　　　　　　　　　　　　　　　　　　　　　　　　　　　　　　，其中g是一个赌局，表示当事人决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p_i表示赋予每一结果a_i的概率。如果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偏好是由这个预期效用函数定义的，那么该当事人就是一个预期效用最大化者。　　

但是，卡尼曼等人指出，预期效用理论的构造依赖以下理性假定：偏好的完备性公理；偏好的传递性公理。如果这两大公理不能满足，那么新古典的理性定义就被推翻，则预期效用理论也就不成立。行为经济学正是通过检验和反驳这两大定义理性的公理来构造自己的决策理论的[4]。行为经济学的这一新的决策理论框架是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期望理论》中奠定的，在这篇经典论文中，他们全面反驳了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构造基础，后续的研究均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5]。按照期望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理论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它假定程序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独立于判断和评价偏好的方法和程序；二是假定描述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纯粹是相应期望后果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不依赖对这些给定分布的描述。如果这两个假定被放松，结果如何呢？　　

实验研究普遍表明，如果选择程序变化，就可能出现偏好逆转。例如，让一个实验群体首先选择两种期望，一是可以一个小概率赢得大奖（即赌局$），二是以较大概率赢得小奖（即赌局P）；然后让该实验群体模拟卖出这两个期望，即被实验者尝试报出愿意卖出这两个期望的最低价，相当于对这两个期望进行估价。选择的结果是：在第一个选择中，大多数被实验者更偏好赌局P(　 　　　)；而在第二个选择中，大多数被实验者对赌局$评价更高　 　　　。因此，实际选择前的评价和选择时的评价不一致，这显然违背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传递性的假定[6]。也就是说，偏好的传递性公理实际上依赖选择程序。　　

另一些实验表明，当事人决策时普遍存在的框架效应（framing）与描述不变假定矛盾。例如，卡尼曼等人曾经做的一个著名实验显示，告诉一个实验群体，让他们设想美国准备帮助亚洲应对一种不寻常的疾病，该病可能导致600人死亡。两种备选方案被提出。实验群体被分成两组，每组进行相应的选择。假设对方案实施结果的准确科学估算如下：　　

实验群体1选择：“若方案A被采纳，能拯救200人；若方案B被采纳，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拯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性一个也就不了”。　　

实验群体2选择：“若方案C被采纳，400人将死亡；若方案D被采纳，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把人全部救活；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　　

对两个实验群体来说，方案A和C等价，方案B和D等价。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完备的公理是正确的，那么两组人的选择结果应该类似。但实验结果表明，在群体1中，72％的人更偏好方案A；而在实验群体2中，68％的人更偏好方案D。并无证据表明两个群体的人有明显影响其选择的差异特征，剩下的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对选择的描述的不同确实影响到人们的选择，此即“框架效应”。即选择依赖所给的方案的描述本身。　　

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学实验，卡尼曼等人在对实验结果科学处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选择理论框架，试图以此取代新古典的预期效用理论，为了和预期效用函数相区别，卡尼曼等人把其创立的效用函数成为“价值函数”，见图一。在卡尼曼等人看来，任何选择和决策的做出都依赖一定的程序，现实的当事人常常采用的决策程序就是所谓“启发式”（heuristics）程序，这种程序不需要当事人完全理性，也不需要当事人完全计算后决策（像理性预期那样），启发式决策仅仅需要当事人按照经验规则进行决策，并存在一个决策的学习过程，比如典型的“拇指规则”就被经常运用。在启发式决策下，当事人的决策后果不仅依赖其计算能力和经验，而且依赖决策情景描述和个人的心理状态。在这些约束下，当事人很难找到最优解，但能够获得一个学习过程。　　

不确定下的决策就相当于当事人针对不同的期望进行选择，在期望理论中，选择通过两个过程被模型化：第一，当事人运用不同的决策启发程序对期望进行“编辑”；第二，通过一个偏好函数（即价值函数）对被编辑的期望进行选择。编辑过程有两个含义：一是通过启发式程序对期望所包含的信息进行过滤，提炼出自己认为有用的信息；二是有意识地忽略一些信息（即理性无知和理性非理性）[7]。经过编辑，当事人对精练的期望进行估价，这种估价通过一个价值函数来完成。　　

图一 期望理论假定的价值函数　　

  卡尼曼等人所假设的价值函数有如下特点：1、和新古典经济学用效用评价结果不同，期望理论中的当事人更关心损益、现状等自然结果，即通过损益来评价决策结果；2、当事人对损益的评价依赖参考点的选择，参考点可视为现有财富水平，也就是说，当事人仅仅在乎相对于参考点的损益水平，而不在意损益的绝对水平；3、当事人对损益的评价是递减的，在图一中表现为收益曲线为凹状；损失曲线为凸状，这是因为随着损益水平的上升，当事人的心理感觉递减，比如，当事人对10元和20元之差别的评价明显高于对110元和120元之差别的评价[8]；4、当事人明显表现为损失厌恶，在图一中就是损失曲线比收益曲线更陡峭，这就是说损失给当事人带来的心理变化比收益要大，即在100元收益和100元损失之间，人们更在乎后者。　　

图二 期望理论假定的权重函数　　

由于当事人进行决策时面临不确定性，其所需权衡的是期望损益，而不是确定的损益水平，因此，在期望理论中，也需要给每一确定损益结果分配概率。和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客观概率分布和当事人主观概率评价一致不同，卡尼曼等人认为当事人在评价不确定性时，可能与实际的概率分布不一致[9]。为此，他们设置了一个权重函数　 　　　来表达当事人对不确定性的评价，如图二，该函数有如下特征：1、　 　　　是P增函数，且　 　　　，前者是不可能事件，后者是确定事件。2、对于P趋近0的小概率事件（即可能事件），当事人可能出现概率高估，即　 　　　。在图二中表现为权重函数曲线在靠近0的一端高于　45⁰C　线。3、对小于1的概率事件（即次确定性事件（sub certainty）），当事人可能出现风险厌恶特征，即　 　　　。也就是说，当事人在不确定结果和确定结果之间更偏好后者。因此，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好假定相比，期望理论中当事人偏好对概率的敏感度要低。在图二中，权重函数曲线在中间及接近1的部分低于　45⁰C　线。因此，期望理论中的概率权重函数是非线性的，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概率权重函数是线性的。两者区别反映出对偏好的各自理解，新古典经济学把决策行为和决策者的心理活动分割开来，使得显示偏好理论无法正确把握决策活动的本质。　　

考虑一个赌局　 　　　，其中　 　　　，且　 　　　，行为经济学认为当事人追求价值最大化　 　　　。由于当事人的风险态度导致概率权重函数的非线性，以及当事人价值函数的非线性，导致其决策时面临多种可能组合，见下表二：　　

表二 期望理论的风险态度和行为特征　　

如果在决策时考虑时间因素，行为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在跨期决策时所依赖的折现效用模型也缺乏科学基础。折现效用模型可通过萨缪尔森1937年发展的效用函数表现出来：　 　　　，其中　 　　　。在折现效用理论中，决策者对消费束　 　　　的跨期偏好可以用上述折现效用函数来表达，决策者需要做的就是估计出未来每一期的效用流，然后通过一个统一的折现率　 　　　折算成现值，静态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就转化为动态的效用现值最大化问题。尽管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对上述折现效用模型进行了改进，但其共同的问题在于：1、折现效用模型中对新的备择计划和现有的计划的评价标准是相同的；2、折现模型假定了一系列结果的总价值或总效用等于每一期效用的现值总和，因此，效用的跨期分配就毫无意义，即每一期效用是独立的；3、折现模型中每一期消费也是独立的；4、折现模型中即时效用　 　　　不随时间变化，任何活动带来的福利在每一期都相同；5、折现函数　 　　　不依赖消费形式，即它是独立于消费的；6、跨期偏好时间一致，即折现率　 　　　在每一期相同；7、边际效用递减和时间偏好为正假定。　　

从上述折现模型的诸多假定看，一个核心问题是决策者的偏好是否时间一致，如果时间不一致，那么折现效用函数就毫无意义。行为经济学家的确发现了偏好时间不一致的有利证据[10]，比如泰勒（Thaler）发现，被实验者要求回答和15元无差异的一个月后、一年后和10年后的收入，回答结果是20元、50元和100元，这意味着一个月期界的年折现率是345％，一年期界的是120％，10年期界的是19％。即被实验者明显表现出时间偏好的不一致，这个结果被后来的众多经验实证研究和实验研究所证实。除了偏好的时间不一致外，行为经济学还发现：收益的折现率高于损失的折现率；小额效用流的折现率高于大额效用流；对延期的事件折现更多；在选择结果序列时，人们更偏好递增序列而非递减；效用和消费的独立性不成立，跨期选择时不同时期的选择相互影响等等。行为经济学在对新古典跨期选择模型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模型，比如莱伯森（Laibson）的双曲线模型就非常著名[11]。　　

从表二可以看出，当事人在不确定下决策时，不可能显示出偏好稳定。进一步考虑时间因素时，当事人也出现了偏好的时间不一致等现象。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预期效用理论无论在静态还是在动态都是不成立的。通过反驳后者，行为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决策理论，并在期望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比如引入累积权重函数及其分别与收益和损失对应；考虑参考点的转换；效用函数的非传递性构造；引入习惯因素；考虑自我意识等等。随着这些研究的深入，行为经济学的决策理论不仅得到进一步完善，而且越来越具备可实证的形式，众多的实验数据、场数据及微观计量结果均证实了期望理论等行为经济学决策模型的强大预见力，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卡尼曼获得诺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第三节  行为经济学的政策观　　

行为经济学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赖以生存的选择模型，并建立了以期望理论为代表的行为决策模型。从上面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行为决策模型从两个方面重构了选择理论：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了现实当事人决策普遍存在的“框架”问题，即决策者在决策时，首先在和决策有关的行动、状态和结果中构造出一个“代表性”期望，比如，一个人长得方面大耳，这是好人的代表性特征，当事人就仅根据这一特征决定和其交往；反之，若一个人长得尖嘴猴腮，多半不会与其交往。构造具体事件的表征就是启发式的编辑过程，通过该过程当事人做出了理性决策。另一方面，当事人对编辑后的期望进行评价，并进行选择。这种评价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率加权计算，行为决策模型要求当事人首先对不确定性（客观概率）本身做出估算，然后把估算结果（即决策权重）分配给相应的损益结果，并且损益结果是相对于参考点的值，而不是绝对的财富水平。　　

通过这种决策理论的构造，行为经济学模型化了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五个选择事实：1、框架效应。即对期望的描述本身会影响到选择，描述不变假定不成立。2、非线性偏好。即当事人对概率0.99和1.00的差异的偏好与对概率0.10和0.11的差异的偏好显然不同，此即著名的“阿莱悖论”。3、来源依赖（source dependence）。不确定性的来源也会影响到当事人的选择。比如，在摸彩球游戏中，一个罐中是确定比例的红球和黑球，另一个罐中是比例不确定的红球和黑球，结果人们普遍偏好确定比例的赌局。即人们总是偏好力所能及的赌局，而不偏好纯粹的机会性赌局。4、风险爱好。如表二所示，在一定区域内，当事人呈现风险爱好特征，且在全部区域内出现偏好逆转。5、损失厌恶。当事人在面对损益时偏好不对称，对损失的敏感度更高。这五个事实在当事人跨期决策时就表现出偏好时间不一致性、消费和效用跨期的非独立性、习惯性决策等等。　　

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以上选择事实在具体的经济领域中均有相应的表现，并且这些表现决定了经济变量的变化。行为经济学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支持其决策理论，主要在宏观经济、劳动市场和金融三个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经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分析[12]　　

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凯恩斯主义统治了前40余年，新古典主义则统治了后30余年，而且正是新古典主义把宏观经济学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各主要派别的共同基础的理性预期假定却在近年来受到行为经济学的严峻挑战。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主题就是“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在这篇演讲中，他列举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难以解释的六大宏观现象：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有实质性影响；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的偏离并未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加速；普遍存在的储蓄不足；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社会底层阶级的身份认同和贫困问题[13]。而行为宏观经济学则能够有效解释这种现象。　　

行为经济学主要围绕两大主题来重新解释宏观经济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总需求管理，另一个就是菲利普斯曲线（总供给问题）。首先，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还是实际经济周期，在围绕总需求管理相互辩论时，都假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时间偏好一致，即消费者和投资者今天的偏好序在未来仍保持不变。如上所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当事人实际上偏好是内生的，不仅不完备，而且会逆转，会出现框架效应等问题，在涉及跨期决策问题上，就相应出现了偏好的时间动态不一致性等“自我控制”问题。行为经济学的这些研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响：1、如果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那么他（她）就不能准确预见未来的效用流变化，结果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就不成立，因为当事人无法正确预期未来税负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流，并且按照双曲线折现理论，当事人对当期的消费变化和对未来的消费变化偏好不一致，这就导致当期增税带来的消费变化被过度折现，而国债融资带来的未来税负增加导致的消费下降被折现不足，所以消费者对增税和债务融资两种不同财政政策的评价也会不同，政府更多地会选择债务融资，或者债务融资和减税的组合政策，这种这些政策对消费者的冲击较小。2、行为经济学中当事人理性不完美，并出现自我控制问题，导致当事人一方面可能挥霍手头的流动性财富，另一方面又通过非流动性财富的积累来约束自己的消费，结果当事人的财产几乎都是非流动性的，面临流动性约束。此时当事人会表现出对当前的流动性财富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未来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则较低。所以，刺激总需求的政策通过当期减税的方式能够实现（较高的MPC说明乘数效应大）；而转移支付政策通过持续的小额方式能够保证降低不平等（较低的MPC说明家庭挥霍程度小）。3、当事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还表现出资产依赖现象，即不同的财富来源导致不同的MPC，比如人们对一次性劳动收入普遍表现出较高的MPC，而对股票账户的财富增加则表现出较低的MPC，刺激总需求的政策在于增加人们的暂时性劳动收入。　　

其次，行为经济学对总供给问题的分析也别具一格。行为经济学家普遍赞同企业和工人都存在货币幻觉，这就导致双方的关注点在名义值而不是实际值上。结合损失厌恶的偏好特征，工人还出现了名义工资损失厌恶，这意味着如果名义工资下降，工人表现出损失厌恶，则工人的道德水平就会下降，从而降低其生产率。因此，名义工资刚性是确保工人道德水平的重要举措。和主流经济学对工资刚性的信息不对称解释不同，行为经济学认为工资刚性是来自这种效率工资，按照阿克洛夫和耶伦的说法，企业支付给工人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的工资水平，目的是换回工人的忠诚和道德，效率和工资就构成企业和工人之间的“礼物交换”行为，从而形成了企业和工人的合作[14]。企业和工人的互惠行动可能带来高离职率和高失业率问题，在应对危机时，企业避免道德水平下降，不愿降低名义工资，而采取裁员的方式，就会导致非自愿失业。　　

最后，行为经济学把总供给的讨论上升到菲利普斯曲线，借用认知科学中的“经验规则”，阿克洛夫等人认为，企业按照经验规则调整名义工资，而不是经过理性预期式的精确计算来调整。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货币冲击给生产率带来的影响远大于工资刚性带来的损失，因此企业宁可选择工资刚性，这种行为被阿克洛夫成为“近似理性”（Near-Rational）[15]。结合行为决策理论可以看到，由于工人仅仅关心名义工资，当通胀较低时，只要名义工资不下降，通胀就会被决策者忽视。即使人们做出通胀预期，这种预期也是不充分的。结果，适当的通胀水平减轻了企业面临的名义工资的压力，有利于企业采取提高生产率的措施。比如，在适度通胀的环境中，若通胀率是3％，即使企业提高名义工资1％，实际工资水平仍然下降了，但工人们却不会认识到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而是看到名义工资水平的上升，从而提高生产率。所以，阿克洛夫等人提出了通胀目标管理的政策观，通过适当的通胀目标在不损害生产率的前提下来管理物价水平，这就避免了失业和通胀的权衡关系[16]。　　

二、行为经济学和劳动市场政策[17]　　

在主流经济学中，劳动市场起着理解微观厂商决策和宏观总供给的枢纽作用，但由于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假定下，现实的劳动市场行为只能通过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条件的放松来说明，使得劳动决策和其它决策无甚差别。行为经济学对此提出了挑战，新的理论指出，劳动决策涉及到当事人在动机和物质激励之间的权衡，而不仅仅在劳动和闲暇间权衡；当事人在决策时会运用启发式，从而形成习惯等，这种习惯因素会影响到激励效果；当事人是损失厌恶的，会寻求组织内的安定和忠诚，过度的变化会降低道德水平等。新的理论更注重当事人的偏好特征和习惯等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注重劳动关系中的互惠、公平、平等和感情因素，注重决策情景的构造，这就使得行为经济学中的劳动市场政策是人性化的，而不像主流经济学那样只有货币和非货币激励和约束制度的调整。　　

第一，面对环境的变化，雇员会如何反映？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雇员是损失厌恶的，对同样一个任务，雇员接受时的报价和放弃时的报价不同，他们更在乎失去的东西。大量的实验经济学和场数据均证实了这一点。损失厌恶一方面说明雇员对现有工作和报酬的关注，解雇、降职及减薪对其构成有效约束，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如果过度采取约束政策会降低雇员的道德水平，因此，正向激励更重要。　　

第二，雇员经常拒绝对变化的认识，面对可能的变化会产生惰性。特别是雇员会在工作中养成各种习惯，进而扭曲其判断。这一点特别反应在激励中，如果一个雇员原先的报酬水平是1000元/月，现提高到2000元/月，那么一开始雇员积极性会很高，但时间一长，雇员习惯了这一收入水平，则提高收入政策就失效了。也就是说，习惯和惰性的存在导致一次性激励政策仅仅具有暂时的效果。因此，行为经济学主张持续的相对小幅度的激励制度.　　

第三，“挤出效应”[18]。主流经济学仅仅注意到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挤出问题，比如政府支出可能通过利率变化挤出私人投资。但行为经济学则注意到当事人在决策时也面临挤出问题，即高强度货币激励或处罚过严会挤出当事人的动机，导致当事人工作的自觉性下降等，从而弱化了激励效果。这种挤出可能来自当事人对物质激励和处罚与内在动机之间的权衡，如果激励约束制度过严会压缩个人的自我控制范围，从而导致当事人的自觉和自尊心理受损，迫使人们弱化所控制的活动中的内在动机，结果降低了其生产率；反之，如果是对当事人正向精神激励，就可以使其感到大家的支持，从而强化其自尊心理，提高其行动自由，进而扩大了其自觉心理感受，改进了其生产率。所以，在劳动关系管理上，应更重视物质激励和约束的适度性，更多地采取精神激励和正向激励。　　

第四，在一个组织内部，报酬制度的设计要贯彻公平和互惠原则，如果内部报酬结构不公平、不透明，对于人力资本比较重要的雇员来说，其道德水平就会下降。进一步看，如前所述，企业会维持一个相对的名义工资刚性，以避免损失厌恶和货币幻觉的雇员降低其道德水平。因此，一个组织应该通过文化和公平的报酬制度来获得雇员的认同，并形成雇员的组织自豪感，从而提高雇员的自我满足水平。　　

三、行为经济学和金融政策[19]　　

行为经济学在应用研究领域最成功的范例就是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前卫的经济学家开始运用行为经济学尚不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金融市场问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中如芝加哥大学的泰勒、哈佛大学的史莱佛、耶鲁大学的希勒、桑塔克拉拉大学的斯特曼和谢甫林等都是极为活跃的人物。与行为经济学还在其它领域艰苦奋斗相对照，行为金融理论如今已成为金融研究领域的主流，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　　

行为金融学主要挑战了金融学的两大理论基石——有效资本市场假说和“MM”定理。在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看来，“价格总是正确的”，因为它们由理解贝叶斯规则和一定偏好关系的当事人建立。在这种有效市场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投资策略能够获取超过风险调整后的平均回报，或与其风险匹配的回报。通过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动，市场必然实现均衡，任何证券的价格必须符合其基本价值。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价原则”总是成立的。但是，行为金融学认为，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面临套利的风险和成本，比如交易者对金融产品基本面的风险判断多种多样；市场上总是存在“噪音交易者”，这些人可能盲从，可能过度悲观或过度乐观，也可能采取正反馈策略；套利本身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如寻找替代品，规避制度约束，收集信息等，所有这些约束都导致完美套利不可能存在，现实的市场上都是不完美套利。套利限制说明市场不可能是有效的，一价原则不成立。大量的金融市场证据有利支持了行为金融学对有效资本市场的反驳。进一步看，如果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不成立，那么“MM”定理肯定就不成立，即企业发售何种金融产品对其价值是有影响的，线性的证券供给曲线很难推出。　　

在批驳新古典金融理论的基础上，行为金融学提出了自己对金融市场行为的理解，一些代表性看法如下：　　

1、股权溢价之谜。即从长期来看，股票的历史平均回报率要远高于债券。如果理性的投资者进行跨期决策，他们为什么还投资于债券呢？并且这些投资者都会考虑很长时期的决策问题，而在这么长时期内，长期债券与股票相比，是不可能有吸引力的。因为，长期债券的固定利息支付会受到物价指数的影响，这也是一种风险，并不能说，这种风险就比股票的风险低。那么这就不能用风险来解释股权溢价。而行为金融能够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按照新的理论，投资者短视而且损失厌恶，无法预见到长期的溢价问题，并偏好安全的债券。　　

2、市场波动之谜。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就不可能出现价格的剧烈波动。行为金融从后悔与认知偏差等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按照这种理论，当股价下降时，投资者不愿卖出股票，而当股价上升时，他们加速卖出股票。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害怕错误，而是不愿意接受后悔。并且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对证券的评价不同，在套利限制的情况下，这种观念差异就会反映到市场上，如果投资者事后检验自己的错误，那么一个不完全的学习和纠正过程就可能加剧市场价格波动。此外，投资者决策时的锚定效应（Anchoring）和框架效应也会影响到价格走势，主流经济学用随机游走在说明市场价格变化，但行为金融认为，锚定和框架效应明显对股价水平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和日本市场PE值的差距就是如此。投资者的投资心态和策略也会影响到股价。一方面，投资者普遍存在过度信心，过度信心可能导致跟风或者说从众心理。另一方面，投资者面对市场信息会出现过度反应或低度反应。前者是指股价的波动高于按照理性模型所预见的那样，后者是指股价的波动滞后于消息的发布。也就是说，股价对消息的反应是有时滞的。此外，公众的注意力、文化等也对股价明显有影响。　　

   3、季节效应和心智间隔（Mental compartments）。与锚定和框架现象不同，人们趋向于按照一些特定事件的表征而把他们置于相应的心智间隔。也就是说，面对一种复杂现象的时候，人们经常采取多种相对分离的小决策。比如，个人投资者经常把资产的投资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用来防范风险，一部分是风险的，用来获取致富的机会。心智间隔可以用于理解所谓的“一月效应（January effect）”，这种效应已经在十五个不同的国家被观察到。很明显，避税等客观因素无法解释这种效应。行为金融认为，人们普遍接受新年新气象的祝福，因而在年份转换的时候愿意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　　

诸如金融市场参与者观念的多元化、投资者有限理性和心态特征、投资者的正反馈策略、投资者的心理账户等都导致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和不同金融产品的价格差异，这种波动和差异无法像新古典金融理论那样通过套利来消除，特别是投资者的从众心理等带来了金融“传染”问题，由此产生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市场价格特征也表明预测的困难，不能通过标准的估价模型来加以测算。总的来看，行为金融学认为市场是并非有效的，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通过其决策影响到价格和交易，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就是对市场参与者心态和预期的监管，而不是对具体风险和价格、数量的管制。　　

第四节  结束语－行为经济学评价　　

行为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实际，忽视当事人现实的决策模式，从而无法有效解释经济现象。但这不等于说行为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至少现在还不具备这种革命性影响。正如卡梅瑞（Camerer）和罗纹斯特恩（Loewenstein）所指出的，行为经济学并不全盘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因为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建立了较完整的经济和非经济行为分析理论框架，并使得这种分析能够进行实证，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仍然是有用的[20]。行为经济学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但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行为假定，由此也就动摇了其理论逻辑。　　

行为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决策理论，并把该理论广泛运用到各种政治、法律和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了比较成型的行为决策理论、行为金融学、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劳动市场理论、行为法律和经济学、行为政治经济学等等。特别是，行为经济学不满足自身局限于分析个体行为，而把其理论扩展到博弈和社会行为范围，形成了行为博弈论，深入研究了博弈过程中的学习、互惠、公平等问题，并通过社会偏好的构造和引入，进入到经济学最抽象的领域－福利经济学，从现有的研究看，很有可能形成行为福利经济学分支。　　

因此，通过回归现实的假定，行为经济学迄今应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的重要人物相继获得了诺奖和克拉克奖，这些奖项本身也代表社会对该领域研究的期待。不过，也应该看到，即使引入了社会偏好，仍然无法摆脱边沁当年的困境，如果通过加入非自利追求就能够表达偏好的社会性，那么何时加入？加入的程度如何？两者的相互影响如何？自利和非自利动机存在的基础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从20世纪初的工业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研究开始，管理学家们就非常关注组织和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力，众多的研究发现，个人偏好依赖其社会情景，反映出社会特征。这正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的看法。如果是社会决定了个人偏好，那么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行为决策理论－就如同空中楼阁了。可惜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无法平等地对待管理学的思想，总是认为那些思想不过是经验之谈，而不是科学。但也有少数经济学家意识到行为经济学的脆弱性，比如斯密德正确地看到，行为经济学可以在一个社会演化过程中通过行为－结构－绩效来研究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无需建立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21]。个体行为是一个社会现象，需要从制度的角度来研究行为，而不是相反。可以预见，斯密德的思想将对行为经济学今后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本章思考题：　　

1、行为经济学的出现能构成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吗？　　

2、期望理论有何局限性？　　

3、行为经济学的政策观对我国经济改革有何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美】A•爱伦•斯密德.2004.《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本。　　

【美】安德瑞·史莱佛.2003.《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本。　　

Akerlof, George A.2002.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411-33.　　

Barberis, Nicholas and Richard Thaler2002.“A Survey of Behavioral Fin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working paper.　　

Benjamin, Daniel J. and David I. Laibson2003. “Good Policies for Bad Governments: Behavioral Political Econom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  Behavioral Economics Conference paper, June8-10.　　

Camerer, Colin F. and George Loewenstein2002.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chnology, working paper。　　

Frederick, Shane, George Loewenstein, and Ted O’Donoghue2002. “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0, pp.351-401.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2000.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win, Shira B. 1996.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4, pp.1293-1323. 　　

Rabin, Matthew 1998.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6, pp.11-46.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8, pp.33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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