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以来，西方国家金融资本开始影响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人类社会由此进入金融资本时代。回顾金融资本百年发展历程与国际竞争格局可以发现，以积累和寄生为本性的金融资本及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造成整个世界深层矛盾的总根源。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已由西方国家逐渐转移到亚太和中国。西方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处于相对衰落阶段，不可能通过国内变革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对外转嫁危机将是美国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对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积极应对。
［关键词］金融资本 国际竞争格局 金融危机 转嫁危机 美国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民族历史开始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为紧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 西方工业革命曾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一切都从属于资本逻辑，西方垄断资本开始主宰各国命运，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核心国家。正是资本逻辑促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倾销商品、掠夺资源、输出过剩资本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曾建立的、存在数百年历史的殖民主义体系逐步瓦解，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走上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但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却寥寥无几，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处于依附和半依附于西方的境地。究其原因，除了内部因素外，如发展战略失误、经济结构失衡等，更主要的是不平等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2] 后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国家不需要像过去那样使用赤裸裸的武力征服他国，而是通过控制国际金融、高科技、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权等途径使处于世界体系外围的国家陷入不发达甚至贫穷混乱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走向一体化，西方金融资本得以在全球狂飙突进，进一步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失衡。同时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运作下，出现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向富裕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国际竞争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当前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在国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物质资源制约越来越明显;在国际上，中国的高速发展正史无前例地冲击着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西方垄断资本扩张和霸权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告诫我们：“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3] 自阶级和国家产生后，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就决定了各个国家围绕发展问题存在不可避免的、不同程度的竞争。这种竞争在以积累和寄生为本性的金融资本为主导的时代下变得异常激烈，竞争的具体形式也变得愈来愈巧妙和隐蔽。因此，深入研究金融资本时代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历程，展望未来可能存在的新态势，这对于已经进入新时代且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奋斗的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今世界仍处于金融资本时代
所谓时代是指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处在时 代中心的特定阶级，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发展方向和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4]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所生活年代的特点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总概念。在这一时代，商业资产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中心，而工业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宰;资本积累和扩张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生产方式不再是自给自足式的，其生产目的是为了实现无休止的资本增值。这一独特的经济模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竞争的无比激烈性和海外市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实力雄厚的资本一方面垄断既有市场和相关技术，另一方面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用暴力向全世界推广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文明，“与过去的封建体系，甚至与人类所知的所有其他类型的社会体系不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扩张的”[5] 。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处于资产阶级时代的观点，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在20世纪将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进而人类社会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论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强调指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6]，“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7]。资本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其主要原因是19世纪70年代爆发了第二次科技革命，一系列新兴行业和部门的大量涌现，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大量垄断组织的建立和出现，部门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都推动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迅速融合成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形成后，在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加重了生产过剩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进而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因此，金融资本成为“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8]。
20世纪40~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和带动下，二战后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与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对资本主义发展无疑形成了巨大压力。再加上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痛苦记忆，促使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在战后对经济进行了全面干预和调控。其中，金融业是管制的重点，银行从企业的控制者、监控者转变为企业股权的所有者。[9] 从二战后到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呈现出繁荣和稳定的局面。但到了7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危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新自由主义逐渐得势，金融资本再次强势崛起，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的活动愈发受到金融活动的影响。不仅如此，到了90年代，借助计算机技术和金融技术，金融资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其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逐渐成为“支配当代世界体系包括国际政治的主导力量”[10] 。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活动，尤其是投机活动可以完全独立于生产。创造新货币和信贷扩张之间的便利性和特殊联系使得货币本身成为一种金融资本，货币从一种商品转变为一种信贷关系，这种转变保证了货币的弹性供应。[11] 大量的机构投资者组织的出现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投机，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则进一步放大了资产价格的膨胀程度，金融活动与生产活动严重分离。由此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金融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和货币体系获取其他国家的财富，以维持竞争优势。第二，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导致国民经济债务化和虚拟化，便利了金融寡头对一国经济的控制。货币当局在金融寡头的支配下制造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不仅推高了资产价格，而且使金融增长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金融交易规模急剧扩大，金融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不断上升，私人信贷扩张远快于GDP增长，发达国家债务规模不断创新高。在1980年前的一个世纪，美国公共和私人债务总额的规模一般维持在GDP的1.6倍以下，但到了2007年，美国家庭、商业、银行和政府新借的债务规模达到了4万亿美元水平，是当年7000亿美元新增GDP的6倍。[12] 国民经济虚拟化的重要表现是国家的财富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金融资本可以通过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平地转移他国财富。第三，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金融寡头和金融家族及其组织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操控者。有关学者研究发现，欧美国家的150家跨国公司构成全球私人权利联盟，占据全球财富40%以上，而150家跨国公司背后的真正主人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业屈指可数的一些人。[13] 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家族及其组织往往通过掌握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国际营销渠道、信用评级机构等影响全球财富分配和他国对外行为。
危机是金融资本的伴随物。尽管金融资本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其对经济的破坏更是难以估量，“过去三十年间，金融危机发生的规模和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14] 。危机的频繁爆发促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以转嫁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和获取更高的利润。同时，其所到之处也必然打上危机的烙痕，引起经济动荡和政治冲突的频发。因此，21世纪的今天是金融资本统治和主导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时代，不了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变迁，就不会明白世界经济与政治尤其是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就无法理解这个时代和世界深层矛盾的根源。
二、金融资本的发展及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
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而成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资本所处的地位和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不同，从而国际竞争格局的主要内容亦有所不同。
1.世界霸权的争夺和确立：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20世纪初，西方金融资本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重要手段，相应地世界经济与金融的统治中心从西欧开始转向美国。根据世界经济与金融中心的迁移，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金融资本统治和活动的中心仍然在西欧，西方对外行为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建立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成为金融资本新的寄生地，西方曾建立的大片殖民地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走向独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金融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张，促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抢占原料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因此，侵占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构成了这一阶段国际竞争格局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内容。
1870~1914年，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加速。此时的欧洲被称为“世界的银行”，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欧洲强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攻城略地”，建立了大片殖民地。到1913年，欧洲的殖民地已经超过地球陆地面积的1/3，GDP占世界GDP的47%。[15] 然而，这种发展在欧洲内部是极为不平衡的，后起国家对占有殖民地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渴望，必然会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引发一场战争。战争一贯是金融资本竞争和获利的重要途径，战争的背后也总是存在着金融寡头的身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发达的工业生产能力，美国的经济规模已位居世界首位。战争期间，美国的金融资本不断向德国、意大利等国贷款，迫使这些国家购买华尔街控制的美国军火，既赚取了暴利，又便利了对这些国家的控制。[1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美国也理所当然地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与金融中心。尽管在世界霸权中心尤其是金融霸权中心转移的过程中，带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斗争与博弈充斥其中[17] ，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金融寡头和金融资本。[18]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多次战争导致世界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环节的俄国出现严重危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人抓住机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跃升为世界工业强国，成为影响未来国际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
2.世界霸权的重建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政治进入“冷战”时期，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发生了没有硝烟的对抗和斗争。然而，从西方金融资本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是从“去殖民地化”到“新殖民地化”的过程，即旧的殖民主义体系被打破，新的殖民主义体系被构建。因此，西方重建和维护世界霸权构成了这一阶段国际竞争格局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世界上不仅出现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现象，更产生了大量新兴的民族国家，西方对外殖民的历史被彻底终结，其霸权地位也受到极大的动摇。尽管此时期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资本在西方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但诸如共同基金、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却得到较快发展，新的金融寡头出现。[19] 为了继续维持旧的国际秩序和霸权地位，西方金融资本采取更为巧妙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如：通过金融化的方式控制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原材料生产国和进口国，攫取巨额暴利;或通过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流出，制造金融泡沫和危机，影响他国经济和政治稳定;或通过金融制裁的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货币战争、能源战争、贸易战争等新形式的斗争不断上演。冷战结束后，不仅苏联与东欧发生剧变，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重新在经济上陷入依附西方的境地。换言之，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受到重大挫折，更是西方资本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或新殖民主义)的开始，“世界上多数国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跟1989年之前的情况不同，不接受这些游戏规则的国家注定被边缘化。”[20]
这一阶段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作为西方维护霸权的工具和资本在全球扩张的载体，现代跨国公司“不仅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制成品，而且还输出工厂”[21]。跨国公司与金融资本在全世界共同构建了涵盖投资、生产和交换的全球体系。第二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西方资本主义由战后繁荣转入“滞胀”，进而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和转嫁危机的阶段。在此过程中，西欧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则采取“美元本位制”将国际货币体系引入到信用货币或纸币时代，美元霸权建立。
在此阶段，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星球大战计划等都是这种对抗的表现，西方资本主义内部也存在着斗争，例如欧洲为摆脱美国控制建立了欧盟，法国用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等。但对国际局势发展方向起主要作用的是世界体系的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竞争，即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既包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的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因为这是涉及世界体系由谁主导、世界市场归谁所有的重大问题。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针对苏联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上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22] 撒切尔夫人的演讲表明：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西方在冷战中获胜，经济意义远大于政治意义。
3.货币霸权的兴起和争夺：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
这是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而西方资本集团分裂为欧元集团和美元集团两大部分的阶段。由于美元霸权的建立，美元资本集团通过滥发美元可以获取巨额“霸权红利”，欧洲为反制美元霸权推出欧元。因此，欧元和美元两大资本集团争夺货币霸权构成了这一阶段国际竞争格局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内容。
冷战结束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向市场化转型，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加上信息技术的兴起，金融资本获得空前发展并开始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进行独立运动，突出表现为美元霸权和欧元霸权的相继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严重虚拟化，资本运动的主体转向虚拟经济领域——美国作为曾经的世界强国沦为净债务国，依靠巨额的外贸赤字支撑本国的消费，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过剩型”经济转为“生产不足型”经济，发达国家大量制造业在本国金融资本过度扩张中被迫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第一，西方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经济与金融等领域形成十分紧密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强大的生产能力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技术。第二，资本主义经济严重虚拟化促使西方用虚拟产品与其他国家交换物质产品，以实现对世界净剩余产品的占有，而这种交换和占有的前提是货币霸权的维持。由于世界净剩余产品的有限性，因此，欧洲与美国围绕货币霸权展开激烈竞争，巴尔干半岛、中东、北非等地缘位置十分重要或富含石油资源的地区爆发的战争与冲突都是这种货币霸权博弈的结果。
尽管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自产业转移以来，国内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斗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诸多矛盾，但欧元与美元两大资本集团围绕货币霸权的争夺却是影响整个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欧美围绕货币霸权的争夺是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无法根本消除[23] ，但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其一，苏联解体后，被西方金融资本操控的美国独霸世界，为维护霸权尤其是美元霸权地位，美国在世界各地或直接发动战争，或支持区域性的战争与冲突，国力严重受损。其二，欧洲跟随美国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价值观，尽管获得了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但本地区的发展却受到较大影响，突出表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强大的发展潜力在全球化中得到充分释放，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崛起中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制造业造成巨大压力，加速了一些欧洲老工业国的衰落。其三，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的20多年间，能够容纳西方资本进一步积累和扩张的空间与资源量几乎达到极限，西方资本主义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开始出现整体性危机。其四，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份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人民币国际化开始加速，而“自1971年起，美元购买力的降幅就超过了80%”[24] 。考虑到美国持续增长的超高债务，美国若不采取切实措施，美元迟早会崩溃，欧美完全主导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时代可能会成为历史。国际力量潜移默化的对比变化以及美国和欧洲近些年发生的大量负面问题预示着西方建立的长达数百年的国际旧秩序面临瓦解的风险，这又反过来迫使西方不同资本集团在维护霸权方面适时和适度地加强团结，以共同应对一些重大问题。
4.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国际旧秩序的变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与相对衰落的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诸多领域复苏乏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反复，全球债务水平居高不下，经济全球化受阻，人类社会的未来面临大量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对其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寻求新的合作机制，降低对西方的依赖。因此，围绕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变革构成了这一阶段国际竞争格局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内容。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金融资产大幅“缩水”，金融体系濒于崩溃。同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类似，西方政府一方面采取大规模的救市措施，另一方面出台一系列金融监管法规，试图约束金融寡头。然而，今天西方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能够约束金融寡头的力量微乎其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就废除了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颁布的大部分金融监管法规，金融资本无止境的积累和扩张已成为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
与西方国家陷入空前危机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最近几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并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建中，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方案。而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而行，高举保护主义大旗。实际上，新一届美国政府的诸多举措恰恰反映美国国力相对衰落的事实，特朗普看似离经叛道的言行不过是为了迫使他国在国际竞争中做出更多的让步，同时转移和转嫁国内矛盾与危机，而非真的自动放弃全球市场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同时欧盟核心成员国抱团加入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虽然其真正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是试图通过加入亚投行来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施加影响，为亚太可能出现的变局及早准备，将中国的对外行为规范在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25] 这也预示着随着中国的强大，整个国际社会的竞争焦点必将由西方转移到亚太和中国。
在金融资本时代下，西方国家成为“国格化资本”[26]，金融资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已严重背离。因此，美国与欧洲国家国力的相对衰落并不意味着西方金融资本的衰落，更加不代表人类社会会自动进入公正与平等的时代。理论和历史也启示我们：西方不会主动放弃世界经济与金融的主导权，恰恰相反，美国等西方国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市场，唯有借助世界市场，西方才有可能走出现有的困境。[27]
三、结语
以积累和寄生为本性的金融资本及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是造成整个世界深层矛盾的总根源，这是回顾金融资本百年发展历程与国际竞争格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当前，尽管美国作为对国际局势影响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在高科技和金融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但“美国经济已被推进了因挥霍消费和账目欺诈而日益扩大的债务泡沫”[28]，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29]，其国内复杂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不真正约束贪婪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这对任何美国政客都是很难完成的使命。这已经被一系列事件所验证：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并未出现通常的周期性高涨，而是进入一个相对停滞时期，即“长期萧条”[30];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美国国债从不到10万亿美元攀升至约20万亿美元;特朗普上台之初就授权美国财政部对金融危机期间制定的金融监管法规进行重新审核，试图为金融寡头全面松绑;美国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已达到史上从未有过之程度，等等。由此，对外转嫁危机将是美国政府解决困境的必然选择，金融资本势必会在这场危机转嫁过程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处于较好发展状态且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很可能会成为金融资本及其支配的美国转嫁危机的对象。因此，我国除了应坚定不移地发展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外，更应做好处理重大挑战与突发事件的准备，增强自主发展的动力。如，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保持战略定力;强化国内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加快产业升级和科技独立;在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形成广阔的人民币经济圈，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市场的依赖，等等。
:谢长安，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2]张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等收入陷阱”》，《光明日报》2015年5月6日。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4]李慎明：《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辨析》，《红旗文稿》2015年第22期。
[5]〔美〕威廉·I罗伯逊著，高明秀译：《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6]《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7]《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8]《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9]李琮：《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6~77页。
[10]王湘穗：《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
[11]〔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2]〔美〕戴维·斯托克曼著，张建敏译：《资本主义大变形》，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3]〔美〕威廉·恩道尔著，戴健等译：《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Ⅱ、Ⅲ页。
[14]〔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罗伯特·Z.阿利伯著，朱隽等译：《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第七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15]〔英〕斯蒂芬·布劳德伯利等编著，张敏等译：《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870年至今》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9、25页。
[16] 余治国：《世界金融五百年》(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61页。
[17]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美国与英国曾展开激烈博弈。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美〕本·斯泰尔著，符荆捷、陈盈译：《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18]美国记者普林斯从大量原始档案采集证据研究后指出，从20世纪初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执掌美国的并非经由民主程序选出来的政治领袖，而是那些君临天下的金融家。无论是大萧条、二战、设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冷战、美国金融和军事扩张等历史事件，华尔街与白宫联手制定国家政策的事例无处不在。时至今日，推动金融体系发展的仍是金融家。参见〔美〕诺美·普林斯著，刘丽娜译：《献金政治：总统背后的银行家》，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
[19]李琮：《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20] 〔美〕米格尔·森特诺、约瑟夫·科恩著，郑方、徐菲译：《全球资本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2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页。
[22]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23]例如，美国近些年在乌克兰问题上一直试图怂恿欧洲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对抗，进而坐收渔利。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被迫做出反制措施，欧洲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势必也要采取应对手段，进而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将再次出现紧张态势。这实际上是处于困境之中的美国向昔日盟友转嫁危机的一种方式。
[24]〔美〕史蒂夫·福布斯、伊丽莎白·埃姆斯著，诸葛雯译：《货币危机：美联储的货币骗局如何拖垮全球经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25]赵柯：《欧盟亚太政策转向“新接触主义”?——理解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行为逻辑》，《欧洲研究》2015年第2期。
[26] 王湘穗：《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
[27]谢长安、丁晓钦：《后危机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新特征——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
[28]〔美〕廖子光著，林小芳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29]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30]高峰：《论长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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