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效率论研究述评
李济广
摘要：国有企业以利润率为中心的效益指标不理想不等于无效率，因为国有企业工资保险福利比重大，税收负担重，利息支出也多，而利润只是增加值或总产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产权不是决定效率的唯一因素，国有企业效益和效率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社会负担、体制不顺、改革失误和诸多客观原因。就社会贡献率等指标而言，公有制企业微观效率高于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也是很强的。国有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分配、投资特点带来的宏观效率上。较强的有效需求和较高的宏观效率是公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因。不同经济制度国家的绩效比较充分也说明公有制是高效率的。
关键词：公有制 国有企业 效率 述评
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有些人认为应当私有制占绝对主体地位甚至全盘私有化，其主要理由是公有制效率低。这种思想对改革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就有必要系统阐释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高效率的事实与机理。
一、以经济效益和某些效率指标判断公有制的效率是错误的
迄今为止，公有制非效率论最常见的根据就是国有企业以利润率为中心的效益指标不理想。这一根据最为显眼，但是也最为肤浅，因为效益不等于效率。经济效益指的是某利益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相对于一定投入所获得的收益的多少，一般用利润率指标为核心。而经济效率则是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一般用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其它实物性指标来衡量(王小文，2000)。利润只是总产出或增加值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效率。即使国有企业利润少，也不证明其效率低，因为：(1)工资水平高。2003年国有企业人均工资是私营企业的1.8倍。(2)冗员多。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远大于其利润总额。(3)保险福利比重大。国有企业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缴纳的部分，占工资的40%。私营企业参加比例至今极小。如果将整个社会的福利负担在各种经济类型中进行平均分配,各项经济指标要低于国有经济。(4)税负重。国有企业只占工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但多年缴纳了70%的政府税收。(5)利息支出多。
进一步讲，即使某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是目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但由此引伸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结论，也是不科学的。(1)这些实证研究样本的选取往往集中在由于各种原因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制造业，将众所周知国有企业高效益的部门排除掉。有的研究将样本选定在纺织、机械、电子、化工这几个国有企业因历史原因效益较低的行业(刘浩等，2004)。(2)国有企业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存在很多冗员，计算要素生产率指标不将冗员部分剔除进行调整，就会低估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徐永良2004)。例如，当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率为20%时,则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幅度为1-1/1+20%=16.67%。此外，国有企业周劳动时间是私企的1/2至2/3，实证研究未注意小时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别。(3)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是将企业效率变化中不能被要素贡献所解释的部分视为企业的生产效率;这样，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产权不是决定效率的唯一因素。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劳动、资本、技术、土地和信息,个人、企业和政府,经济制度、经济心理和经济行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构成经济大系统的运行要素(程恩富1997)。王小文(2000)指出,经济效率取决于三大因素:充分的市场竞争、清晰的产权制度、一个高效率运作的政府。一些中外经济学家(Stepher等)证明经济效率不是来自产权，而是依赖于市场竞争机制。因此，即使一些公有制企业目前存在低效率现象，其原因也不能仅仅归结为所有权。
二、国有企业效益和效率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一)社会负担重
李培林、张翼(1999)认为，国有工业企业在生产率有所提高的情况下,90年代中期主要效益指标却在恶化，长期以来过高的社会成本是主要原因。他们依据全国10个大城市508个企业分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非生产用固定资产、富余职工、离退休人员、服务人员和社会性服务人员、人均社会成本的巨大差别，例如人均社会成本与其人均工资之比：国有企业为57.66%,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为20.29%,私有企业为18.18%。他们(2000)著有《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一书，其中指出：(1)国有企业承担了城镇居民住房的一半左右的建设,90年代中期,承担18000多所学校的开支,建设和管理的医院床位占全国床位的1/3。(2)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保险福利支出在1994年是“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16倍,这种比例基本维持到1998年没有改变。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离休、退休、退职职工的人均费用高于“其他类型”企业10多倍。(3)1978年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其职工人数长期占整个城镇职工就业人数的70%以上。(4)1993年以前，企业实现的利润和提取的折旧大部分上缴国家财政。1978-1994年，国有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应该缴纳流转税为986元，高于非国有企业80%以上。即使在1995年新税制实行之后，在成本列支标准、计算范围、税收征管等方面，国有企业仍然严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如果没有社会成本的开支,便可基本上“扭亏为盈”。例如,在省属亏损型重工业国有企业的社会成本中,仅仅“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支出总额”就完全可以将该年的负利润冲销完毕。中央属亏损型轻工业国有企业的社会成本中, “新增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竟然可以冲销2067.7%的亏损。
林毅夫等(1994)认为国有企业是在资金稀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的重工业而形成的，进入市场经济后不具有自生能力。他们2004年的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而非所有制是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主要原因(2004)。
(二)体制未理顺
目前的公有制企业是公有制在不利环境下的不太好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方面存在影响效率的诸多弊端：(1)所有者不到位，即谁最终对企业资产的增值保值负责这一关键环节没说清楚;(2)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国企经理约束机制不健全。经理的道德风险问题是影响国企效率的突出问题(安瑞娟2001)。(3)监督机制的低效导致多种渠道的国有资产流失(惠宁、张红芳，1997)。(4)劳动关系以“铁饭碗”和工作场所福利制为核心(路风，2000)。(5)人力资本方面的激励、约束、选择机制不足(吕文慧，2004)。(6)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职能、产权交易有问题(冯超，2004)。(7)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和对“人本思想”的成功应用不够(孙殿东、蔺艳芳、苏明吾，1997)。劳动者没有发挥所有者的作用，民主监督机制的缺乏，是所有者缺位、约束不力的极重要原因。
(三)改革失误
左大培(2003)认为，2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这是一些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最初的“放权让利”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大批的国有企业因此而衰败。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不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实际上是误导造成混乱：流行思潮单纯强调发展其它所有制成分的企业，企图以此逐步缩小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而使其消亡;由于相信了“私有化教条”，(有人)白送国有企业产权;“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一些)“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此外，对进口竞争产业保护不足，开放进口无疑会压垮原来没有足够潜能的国内产业，单方面地开放了许多国内产业，外资企业夺去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
(四)政府作用不力
刘磊等(2004)通过对300多家国有企业调研数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国有产权外部治理的残缺是国有企业治理失效的原因。国有产权的外部治理包括：实现对行使国有产权职能的责任部门的定位，对具体的企业外部产权代理人的监督、约束与控制，以及企业外部产权受托人对企业内部代理人的监督、约束与控制。他们否定了其他解释：如“一股独大”并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治理失效，引发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关键解释变量;如果国有产权的外部治理是有效的，较高的国有股权集中度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监督的激励。还有人指出，国有企业的盈亏情况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发动改革的努力程度(王珺，1996);由于没有限制企业用于职工福利支出的直接干预，企业即使实际上盈利也可能上报亏损([美]史泰丽，1995);国家并没有对公有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如惩罚),最终导致了公有产权的低效率运行。当政府本身也具有激励约束的制度时,对一个官员的升迁以其管理的国有企业的效率为指标,这时将促使公有产权高效率的运行。公有产权的效率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政府的管理效率(王小文，2000)。长期以来，政府作为所有者对企业的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经营管理抓得不够，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公有企业改革监管下的力量太小，使得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严密的经营管理特别是购销制度、科学的劳动绩效评价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国有企业较大面积出现问题的关键性原因。此外，企业领导者选拨任用机制不科学，民主徒有其名，也都不是企业自身造成的。
(五)其他原因
一些学者从某一角度揭示了影响国企效益和效率的客观原因。如：宏观经济的恶化(卢荻，2000);人口增长过快(冯剑、董艾彦，2001);较为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私营企业假冒名牌商标，招投标活动中贿赂串通等(茹丽、马艳芳，2000);国有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效率低下，因其多重代理导致代理成本高昂(林民书2002);银行不良资产的巨大首先应当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秩序混乱(左大培，2003);行业衰退，企业管理滞后对企业亏损也有重要影响(郑海航，1996);国有企业的冗员失业带来了效率负效应，如淡化了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淡化了就业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压力(齐艺莹,王德国2004。总之，“公有制企业”的问题不等于是“公有制”的问题;将目前公有企业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公有制，是极其片面的。
三、公有制企业具有较高的微观效率
事实上，在以上诸多不利情况下，公有制企业微观效率是高于非公有制企业的。
李培林、张翼(2000)通过对全国508个样本企业的调查，对1995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具体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1)国家控股企业总资产报酬率大大高于其他各类企业(国有2.05%，集体3.40%，民营3.46%，国有股份制11.36%，中外合资合作4.72%，其他5.50%)。另外，盈利型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比样本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要好一些。只是在县属企业里，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才低于私有企业，但却又高于集体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2)就资本收益(净利润)率而言(国有-62.93%，集体3.17%，民营10.47%，国有股份制21.40%，中外合资合作3.27%，其他缺)，盈利型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在总体上要优于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而亏损型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却大大低于非国有企业。这说明，国有企业资本收益率小于非国有企业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亏损国有企业拉了盈利型国有企业的后腿。当国有企业盈利时，其获利能力还是较为可观的，尤其是当国有企业的隶属层次较高的时候，其获利能力就更高。(3)就社会贡献率而言，国有企业远远大于非国有企业(国有1053%，集体644%，私有359%，国有股份制缺，中外合资合作50%，其他501%)。而在前述各项指标看来经济效益高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在社会贡献率上仅仅为50%。社会贡献率是用来衡量企业运用全部资产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应是用来估价企业经济效益的最重要指标。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包括：工资性收入、社会保险费用、职工福利、利息支出、应缴税金及附加、净利润等。社会贡献率综合反映了企业投入产出之比，是最重要的微观效率指标;这一指标的计算结果说明国有企业是高效率的。有人说国有企业赢利多是因为赢利多的资源性企业没付资源费，其实，付多少费也改变不了社会贡献总额。
国内外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Lo等)。郑玉歆等从90年代初开始进行系列研究，发现国有和集体工业之外的其他所有制工业的生产率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有活力。在不同所有制工业中，集体所有制工业的生产率增长一直是最快的。新的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论是生产率的水平还是生产率的增长与国有企业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含有外国投资的企业虽然有海外资金、进口技术和国际管理技巧的支持，但其TFP水平仅仅比国有企业有着微弱的优势。股份制企业到了1996年，这些当年由国有企业选出的效益非常好的企业的TFP和每单位资金和原料的产出都要低于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谢千里、郑玉歆等，2001)。
下列数据说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是很强的。(1)根据唐有东研究，美国非金融公司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平均利润率多数年份在5～7%之间徘徊①。而2004年我国国企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9.6%②。(2)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材料，1997年(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一年)世界500强企业利润总额是总资产的1.32%。而2000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是总资产的2.87%③。我国重点企业2001年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高于世界500强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④。(按汇率计)2002年中国500强平均资产规模是世界500强的6.46%，而利润是12.06%;人均资产是世界500强的1.57%，而人均利润是29.62%⑤。(3)2003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0.50%、6.25%、73045元，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为10.09%、7.25%、87095元⑥。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低，并且不低于非国有企业。
如果国有企业必然是低效率的话,则国有企业比重越高,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越低。但是科克帕特里克(Kirkpartric)和林毅夫(1994)却用统计数据证明这种负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十分不显著,而且还有相反的符号出现。李骥(2005)等还发现了这一现象：1996年之前在深沪两股市上市的所有中国制造业中的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和没有国有股的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上没有显著的差别;已经完全非国有化的企业并不比仍然有国家股的企业在4年的平均可比回报方面表现得更好;职工持股对4年的平均资产回报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可是管理者持股或私人主要股东持股比例却对公司的收益率没有显著的影响。李维安(2004用山东、河南28家城市银行样本实证分析，发现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并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同时，集中型股权结对银行绩效有明显的积极影响。王小文(2000)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指出，改革以来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力稳步增长。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一样同样也有高效率的记录。朗咸平的研究结果是：在香港上市的国营企业资产回报率达4.1%，与香港的私营企业资产回报率4.3%相比，几乎毫不逊色;而国营企业每单位资产所能创造出的市值达1.13，远远高于私营企业的0.965。国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4.3%)远远好于大众持股公司的0.5%⑦。另外，2002年底沪深改制后的上市公司，国家股与业绩之间呈现了U字形的关系，国营企业依然能创造出不低于民营企业的绩效⑧。
李新春(2001)对9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之间的绩效分化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国有企业的绩效来源主要不是产权改革或私有化的结果，而更多地依赖于企业领导人的企业家能力及其发挥。宋立刚、姚洋(2005)通过对1995—2001年683家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了改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是：第一，国有控股企业比纯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高2.69个百分点，私人控股企业比纯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高1.21～1.51个百分点，完全私有企业的利润率比国有独资企业高出1.40个百分点。认为：就利润率而言，私有股份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国有控股企业比私人控股企业表现得好，原因可能在于前者的技术水平比后者高，也可能是因为前者仍然能够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而实际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率最高，每个股民都知道，私有股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可能说明公有控股比私人控股效率更高，其政策支持的推测亦恐难以成立;第二，改制对企业成本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显著的效果。这倒是对改制效率的更好说明。
有人把公有制比重下降作为公有制效率低的证据，实际上，国有企业是只关闭不新建，私有企业是死了又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披露，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又能死亡10万多家，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⑨。郭凯和姚洋(2003)证实：在样本中表现相对较好的企业往往率先实施改制。的确存在“靓女先嫁”效应，政府早年倾向于改制优质国有企业(宋立刚、姚洋，2005)。这说明，相当一部分企业出售不是因为效率低，而是受了私有化思潮的误导，或是权钱勾结的结果。
四、国有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宏观效率上
在许多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家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为重要的定位在于宏观经济效率。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联合的意义是“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标而引起的宏观范围无效率”(W.布鲁斯、K.拉斯基，1998)。 刘元春(2001)指出，从宏观上看,在实行后赶超战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可以作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可以成为“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中心,可以充当转型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因而在宏观上是有效率的。例如作为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器”的国有企业，是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反映最为积极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投资周期对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存在反向调节或遏制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民间投资增长率大幅波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财政支持与非国有企业的扩张也是不一致的;国有企业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扮演着推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角色。
睢国余等(2005)《中国国有经济效益分析》一书论证了国有经济宏观效益论。(1)关于国有企业上缴利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国有业的税负(各类企业向财政提供的收入与该类型经济的年生产总值之比)在1986年以后一直高于其他经济成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有企业的负担维持在非国有经济的2～4倍。比如，2001年各经济类型的税负，国有企业0.103，集体企业0.055，股份经济0.068，个体经济0.040，其他经济0.034。国有企业承担起了提供财政收入的主要责任，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行。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私人资本积累很少的经济中，非国有经济发展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国家的优惠政策使得它们可以把经济剩余的大部分都留存下来，扩大经济规模。(2)关于企业的分配功能和对宏观需求的影响。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造成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由于其所有制性质，一向具有职工收入最大化的倾向，从1985年～1999年，国有企业工资的增长都大大快于产值的增长。这种倾向使得国有企业可以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制约者。此外，国有企业对行业间差距的扩大也有一定抵消作用。(3)关于社会保障对总需求的影响。国有企业存在的过度就业，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保险”，它对维护改革的稳定环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从改革之初直到九十年代后期，由国有企业单位支付的保险福利费的数量占全国费用总额的比例一直维持在80%左右。在改革中，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向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的养老保险费要远远多于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从回归模型的结果来看，国有企业的总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的比例上升1%,消费率就会上升0.064%，就业于国有企业的人口比例每上升1%，消费率就会上升约0.1%。这说明，国有企业由于对社会特别是对城镇居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提供了失业、养老等保险，因此对扩大过剩经济中的国内需求有宏观上的促进作用。
有计算结果显示：国有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成负相关关系(王振中2005)。基尼系数的显著提高这段时间恰恰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王大勇，2001)。左大培(2003）还指出私有化对生产力发展的负面作用。认为，消费不足的一大原因在于近年来实行的两极分化的私有化;推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政策，等于强行下了一道“不要向国有企业投资”的禁令，这妨碍了投资需求的扩大。
程恩富(2000)系统分析了新中国经济50年的整体高绩效、各方面的巨大进步及其制度优势。(1)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元，通过仅3年的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就得到了恢复和迅速的增长。在1952～197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当快，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产业结构也有了显著的改善，二次产业的比重从20.9转变为48.2;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年均增长2.5%。同时，我国已从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强综合国力和初级工业化的国家，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技术体系和国民经济自我发展体系。(2)1979～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实际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9%和6%左右。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住宅条件和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医疗保健条件大为改善，人民的体质明显提高;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3)50年中，尽管有霸权主义国家的封锁和遏制,中苏关系破裂,对外援助较多,国防开支较大,左右倾思想干扰,体制弊端较多,人口增长太快等一系列不利因素,但得益于公有制内生机制的优势,新中国成立5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绩效是名列世界前茅的：其一，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到1998年年均增长7.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约3%的水平。其二，综合国力得分由1952年至1978年和1996年，年均增长率为分别为3.81%和5.25%。综合国力从建国前世界排名的第13位提高到1962年的第10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7位，到2000年的第5位。
五、公有制国家的经济效率高于私有制国家
如何认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看到：第一，西方发达国家比现在的中国富裕是历史上形成的。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着世界上其他国家。西方各国原始积累过程十分残酷。中国的贫困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果。美国现在来自国外的收入占其财富总量的一半左右。第三,发达国家无不对外发起侵略战争。美国也发动战争,大肆掠夺、圈占世界资源。第四,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保证的是少数人发财，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贫困和饥饿人口有增无减，无家可归者人数继续攀升。就美国而言，它是19世纪末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暴发户”，其历史机遇和可利用因素及办法来说,都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拥有特别丰富的资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靠发行美元使用世界资源;千方百计地把全世界的精英集中于美国。日本则靠侵略别国发展自己，在“冷战”中受到美国大力扶持。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既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超过发达国家。根据经合组织首席专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提供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50多年,尽管历经曲折,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长速度的2.26倍。改革开放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相当于同期世界年均经济增长率的3.13倍。按照经合组织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将达到20%,而美国则为19.7%。这一比较分析,证实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崛起的规律性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杨承训,张新宁2004a)。另据联合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至1985年为6%;私有制国家1960年至1970年5%，1970年为3.6%，1975年至1985年为4.7%。OECD成员国80年代为2.6%。1952—1998年，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3.4%。1949—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按同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4.2%，而世界平均是4.1%。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改革开放的头20年，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
应当指出，流行的国际比较以汇率为依据，不符合不同国家的实际经济水平。很多人对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持怀疑态度，这种错误的国际比较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03年中国人均GDP是4900美元。发达城市更远远高于此数。就经济总量而言，世界银行按购买力计算中国1995年已超过日本居第二位。
更重要的是，私有制国家并不都是发达国家。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而真正发达国家的人口只有8亿人，大多数国家经济并不怎么发达，甚至非常落后。48个最不发达国家GDP的总和还不如美国3名巨富的财产多，还有8亿人吃不饱饭。可见实行私有制并不见得就能搞得好。扬承训、张新宁(2004)研究证实，20多年来，不少发展中大国进行过这样那样的改革，但是像中国这样取得重大成就的尚无先例。以1亿人口左右(包括印度)的8个国家为代表对它们的经济增长做一个比较，表明发展中国家总体上都低于中国。
“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所主张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站不住的。“华盛顿共识”出台后，拉美经济经历了1994、1997、2001三次危机与经济衰退。推行“华盛顿共识”前的1950—1980年，拉美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3%;推行“华盛顿共识”后的1990—2000年降为3.2%，并且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困人口明显增加。前苏东国家转轨以来，遭受打击最轻的匈牙利和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率约为20%，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几乎为40%，俄罗斯为50%，乌克兰为60%，其经济损失都远远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损失最大的美国和德国，到2001年依旧未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生产水平。原因主要为实行私有化。198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两倍多，而10年后是中国的1/3(吴树青2004)。
六、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具有高效率
较强的有效需求和较高的宏观效率是公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因。公有制经济中职工收入比重较大和共同富裕的要求可以使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大大提高;在公有制条件下，国家对企业贡献的追求是增加值和就业最大化而不是纯利润最大化，企业有较强的投资需求(李济广，2004)。公有制高效率的原因还在于：公有产权可以实现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统一;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计划效率与市场效率的统一;人的效率与物的效率的统一(刁永祚1998)。公有制特别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
资产拥有的属性不是资产关切激励动机决定因素。控制权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只要关切行为与收益程度挂起钩来,资产关切激励机制自然形成(冯剑、董艾彦,2001)。Fama(1980)指出，任何大型现代公司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通过实验研究表明，无论统计数据还是具体事例，都不能证明政府部门效率比私营部门更低。有人认为政府部门会因缺乏所有者而导致缺少激励。斯蒂格利茨(1998)认为，西方大型公司的雇员都不是所有者，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看，他们也同样缺乏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特别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公司经理所占股权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经很难控制公司了。就这一点来说，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西方产权学派的创始人科斯客观地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一点目前不能被证伪。左大培(2002)认为，我们无法先验地断定，私有制是降低了还是增加了经济活动的协调费用;由于无法保证资本支配者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来最有效地保存和增加资本金，私有制并不必定能让资金的支配者最大限度地保存并且增加自己支配的资金，从而也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最节约地使用资金和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杨承训(2005)指出，一些私营企业的高效益是通过严重偷税、压低工资劳保安全条件、制造伪劣产品、破坏资源环境、吞占国有资产等途径取得的。
苏东剧变使一些人对公有制发生怀疑。但许多学者指出，苏东巨变绝不是生产力问题，关键是领导人叛变。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还指出，到上世纪末前苏联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多数统治精英抛弃前苏联制度，是因为自己的特权远不及资本主义制度中资产阶级拥有的特权;自己的职位不能传给下一代。另外，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还发现一个关键团伙，简单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程恩富，大卫·科茨，2005)。
注释
①唐有东：《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年版。
②《证券时报》2005年6月15日。
③《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77期。
④《中国经济导报》2002年8月5日。
⑤《改革内参》资料：2002年第20期第45页。
⑥《中国统计年鉴2004》)
⑦《南方日报》2004年03月30日。
⑧郎咸平：《国企绩效分析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17日。
⑨《深圳商报》2005年7月1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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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另见《所有制·收入分配·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年第11期。看题目就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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