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笔者即将出版的新书《探寻新模式：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政策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导论》部分的第六节。
摘要：美国高调宣传要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难道美国真的是像流行的看法那样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吗?非也。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看清美国的真实意图：通过实施关税保护和科技冷战等“脱钩”措施，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国内产业和技术，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支配中国经济的目的，美国又要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巩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以及诱骗中国对美金融开放等措施对中国经济实行“紧密挂钩”。为此，美国正在实行两个新的重大战略。针对美国经济战略家的这种如意算盘，我国却要对美国跨国公司更加敞开大门，实施金融开放，这种割肉饲虎的行为不仅不符合国际惯例，而且也有失公平，更与历史上被欺凌国家奋起反击的行为截然相反。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目前中国精英阶层的思想已经相当僵化，而且也在于他们不懂经济史。笔者对目前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三个流行观点提出质疑，并呼吁实施笔者作为经济史家早在2010年就已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这是我国砸碎美国“中美经济脱钩”如意算盘的必然之举。
2019年8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拟将5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率再提高5%，其结果是，美国在2019年底之前分别将3000亿美元和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率提高到15%和30%。美国这种新的关税战行径引发了人们对“中美经济脱钩”的新一轮热议。在中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脱钩”(decoupling）一词与中美贸易摩擦或中美经济战没有关系，而是指因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投资者之间盛行的“脱钩论”(global decoupling theory），其含义是指无论英美经济如何，亚洲新兴经济体仍能与英美经济“脱钩”，并保持强劲增长。
也许，“中美经济脱钩”一词是笔者在2010年作为一种战略主张最早提出的，笔者写到，“19世纪的美国学派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它发达的工业国隔离开来，美国才能相对于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提供融资，因此美国不需要依赖外部市场，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国要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地位并贯彻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应该考虑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和途径。”[①]
在经济思想史中，“美国学派认为，只有通过高关税保护，使美国经济与英国经济脱钩，冀希望于国内市场而非着眼于海外市场，美国才有可能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型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亨利·凯里甚至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来说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经济的崛起，为美国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指导。”[②]正是基于对我国曾流行一时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严重弊端的批判，基于历史经验，笔者在2009年提出了加快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大转变，[③]并于2010年6月15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三届高层论坛”提交的会议论文《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中提出了“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④]
在该文中，笔者指出：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 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型: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在国内大循环经济的内部环境上下功夫。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 对外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 使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 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重新实施贸易保护模式和进口替代, 严禁包括稀土等在内的资源或原材料出口,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 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通过各产业民族企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重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军工)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爆发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 实施主权信贷, 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
后来，笔者又对“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其中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等战略构成要素，并在2014年将其凝练为二十四字纲领：“高端保护、内需市场、智能环保、国家领导、主权信贷、南南成长”。本书收录的论文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革命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为了对这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经济思想史的思想资源和经济史的历史依据，笔者和梅俊杰研究员在2011年开始主编一套《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在出版的第一本译著中，迪特·森哈斯指出，欧洲的历史经验说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选择性脱钩是后发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西欧和中欧开启了现代发展进程，那里的发展是由“临时切断贸易主动脉”所决定的，这一点难道仅仅事出偶然，或者还是深有大意?在经济思想史上，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等都认为，或多或少地强制执行某种脱钩或隔断政策是努力实现国内有效发展的外部先决条件。迪特·森哈斯所指“脱钩(delinking)或隔断(dissociation)型发展”是针对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的联系型发展战略提出的。因此，从经济史来看，“选择性脱钩”战略一般是后发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措施针对技术先进国家实施的;从经济思想史来看，这种战略也是后发国家倡导独立自主工业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因此，在2018年中美经济战爆发后不久，笔者就指出，中美国是一种类似于宗主国(美国)与殖民地(中国)的关系，中美国这对“夫妻”的“离婚”是中国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基本条件。
但是，为什么美国经济战略家提出中美经济的“脱钩”呢?就中美技术脱钩而言，笔者在2018年4月指出，“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直接投资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吸取了英国在19世纪末的教训”。为什么这样说呢?笔者和邓久根教授在2015年曾撰文指出：这是因为英国因为迷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在1875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被实施保护主义的美国和德国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上全面赶超。[⑤]在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英国的有识之士呼吁英国政府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但由于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深入人心，英国的关税改革一直无法推动，只是在“大萧条”爆发后，英国才重新回到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主义老路上，但已为时过晚。正是因为对这个历史经验的研究，笔者提出了“发达国家产业保护说”，对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提出的贸易与发展三阶段论进行了修正，并指出，美国在高调宣传自由贸易的“真理”的同时，仍在有选择地实施保护主义。[⑥]
那么，为什么要对19世纪末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的教训进行研究呢?这不只是为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提供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对中国的重大警示意义。笔者曾谈到和邓久根教授合作这篇文章的动机：“写作这篇文章的念头产生于2012年，我当时考虑到，当国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保护主义兴起时，我国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国的覆辙?何况中国目前在高端价值链上远不如当时的英国?我国会不会在别国通过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同时，却通过我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新兴产业产品大量占领我国市场并通过直接投资控制我国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呢?”[⑦]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观察，笔者在2018年7月份指出，美国试图通过“高关税”恫吓，在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谈判条件，将中国变成美国跨国公司、美元霸权和美国垄断金融资本支配的天下。一旦达到目的，美国又会拿“贸易逆差”说事，不断地制造麻烦，进一步要求中国做出更重大的让步，最终将中国变成美国经济的殖民地!这是中国在美中经济战中妥协让步的必然命运!
因此，我们需要问美国高调宣传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真实意图是什么?难道美国真的是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吗?非也。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就不难看出：美国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实施关税保护和科技冷战[⑧]等“脱钩”措施，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国内产业和技术，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支配中国经济的目的，美国又要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巩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美金融开放等措施对中国经济实行“紧密挂钩”。为此，美国正在实行两个新的重大战略。第一个就是通过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进口税，隔离美国本土和中国市场，其目的就在于刺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本土的中低端生产，重建创新所需的完整产业链，增加就业，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增加用于抵补减税或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财政收入。因为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对美大量出口不符合美国总体的或整体的国家利益或国民利益，因此，美国对其在华跨国公司输出到美国的产品征收同样的高进口税也在所不惜，同时也是为了迫使这些跨国公司以占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市场为根本目标，达到美国充分利用本土和海外两个市场的目的。第二个战略就是为了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为此，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
对于美国高调要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这种如意算盘，我们应该怎么办?去年九月份，笔者为此曾公开撰文指出“中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对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⑨]显而易见，这就需要实施笔者早在2010年就已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如果要使美国的如意算盘落空，这是我国不得不采取的根本性措施，否则，我国最终就很有可能出现几年前笔者就担心的结果：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的覆辙。在美国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投资的同时，我国却要对美国跨国公司更加敞开大门，实施金融开放，这种割肉饲虎的行为不仅不符合国际惯例，而且也有失公平，更与历史上被欺凌国家奋起反击的行为截然相反。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目前中国精英阶层的思想已经相当僵化(就像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一样)，而且还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懂历史，有鉴于此，如果有出版社敢于出版的话，笔者计划撰写一本从世界经济政策史透视中美经济脱钩的著作。
最后，笔者要对目前流行的三个观点提出质疑。
第一个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已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如果中国不能深入地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试图建立独立自主的价值链，这种行为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是自绝于世界未来发展的。这种观点同样是不懂经济史的产物，阻碍了我国对美国做出正确的反击。全球价值链或更准确的说全球商品链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事物，在英国崛起的时代就已存在，最明显的是19世纪的咖啡价值链。正如笔者早就2015年指出的，与美国经济战略家倡导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原理不同，作为总结英国因与其他国家“脱钩”而崛起的历史经验的经济学，“李斯特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普世性’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是一种‘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经济学的宗旨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建立关税壁垒，使欠发达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隔离开来，阻断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赢者通吃’这种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毁坏欠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工业。国家干预的目的在本质上与纠正市场失灵或者提供短缺的生产要素是不相干的，而是为了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工业成长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从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中美经贸全面脱钩，“美国会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生机勃勃的市场，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都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而且还有完整的产业链，还有完整的制造业生态链，离开中国，就等于将自己隔离于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就等于将自己隔离于全球产业链之外，哪怕是强大如美国也同样如此。美国要跟中国经贸全面脱钩，就是要脱离全球贸易主战场，脱离全球产业链主流，脱离全球制造业生态，可以说，美国如果跟中国经贸全面脱钩，失去的是中国市场，也是全球贸易主导权。”这种观点与“中国离开国外价值链就无法发展”的第一种观点虽然截然相反，但同样是片面的。美国会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生机勃勃的市场吗?不会。正如笔者在前面指出的，美国在通过保护其本土市场、产业和技术与中国“脱钩”的同时，正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占领中国市场，而我们却通过外资政策、政府采购和金融开放等一系列措施在纵容美国与中国市场“紧密挂钩”，美国怎会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生机勃勃的市场呢?为了紧紧拉住美国不要与中国经济脱钩，更有对美国苦口婆心进行劝导的奇葩观点：“今年1-5月，德国、韩国、日本、英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00.8%、88.1%、18.9%、9.2%，欧盟对华投资整体增长29.5%。所谓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更像是一句政治口号，而不是务实举措。即使在现实中发生，自然也会有别人来填缺补位，到头来受损的还将是美国。”在各国都在保护自己市场的时候，我国为什么不把自己广大的市场留给中国民营企业,却反其道而行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和行为?笔者几个月前曾对相关行为做出过评论：“量中华之市场，结与国之欢心”!
第三，有一种观点说什么“我们应该转变传统的民族工业思维，转变‘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产业安全观，不应用‘两弹一星’的思路发展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件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不应过度强调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而应以开放创新、合规合作为原则，以市场为导向，打造全球产业链，而不是单纯打造中国价值链。”世界经济史和我国建国七十年来的正反两方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说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试问，如果不打造由我国企业控制的价值链高端，不痛下决心研发几乎所有产业的核心技术，我国如何才能打造全球价值链?而如果在本土市场上不采取排斥外资和关税保护的措施，我们又如何打造由我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是的，我国的目的并不是要“单纯打造中国价值链”，而是要打造由中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在这方面，迪特·森哈斯说得好，“纵然是在隔断情况下，也仍然可以跟生产力较发达、居支配地位的中心经济体进行贸易，可是，贸易应该由眼光向内的动态积累过程派生而来，它仅仅是权宜之计，不应该任其操控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动力机制。换言之，贸易必须选择而为，合作必须选择而行，只有那种有利于亚非拉国家建立自主内在结构的国际合作，才应当加以实行。”贸易应该由眼光向内的动态积累过程派生而来，这就是笔者提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本意所在。
正如余永定教授指出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者们反对还是拥抱“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的关键是“美国要把你踢出全球价值链(GVC)，你能不能抗得住”。[⑩]美国将中国踢出全球价值链除了采取前述措施外，还包括对中国产品在他国市场上的围堵。全球市场如此之大，中国不惧美国在他国市场上对中国产品的围堵。在笔者看来，余永定教授之所担心“美国要把你踢出全球价值链(GVC)，你能不能抗得住”，关键在于美国控制着中国许多对外开放产业的关键零部件供给。在余永定教授这篇文章中，他以我国大飞机零部件供应链(参见下图——微信未能显示，笔者注)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中美技术战中，我国商务部实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面临着严重困境：“霍尼韦尔向台湾军售，我们有可能把它列入到不可靠实体清单。……雷神后来被UTC兼并，UTC参加对台湾的军售，它也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但是它在中国大飞机制造中是非常重要的供应商。中国的大飞机C919有200万多个零件，缺少一个零件大飞机都制造不了，更不要说发动机。”
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不管中国愿不愿意与美国经济和科技“脱钩”，美国已经坚决地要与中国经济特别是科技进行脱钩了，但同时却要在控制中国市场和技术上与中国“严密挂钩”，而中国在许多产业的技术和零部件供应上面临困难是在所难免的。但笔者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在短期内不得不面对这种巨大的困境?是因为在价值链分工时代，一国已无法建立完整的价值链，而只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吗?非也，这种价值链分工或美国中低端价值链外包决非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美国企业追求资本和高管私利的“新经济模式”——也就是“减员—外包—回购股票—高管兑现期权”——导致美国中低端外包的结果。而我国之所以在中美科技脱钩上面临种种困难，恰恰就在于笔者一直所批判的我国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果，恰恰在于我国长期以来放弃了建立完整产业链的结果，或者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说，恰恰就在于我国淡漠了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意识。同时，这也是对我国错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转型历史机遇的惩罚。熟悉中国大飞机“运十”及其下马的人都知道，“运十”建立的完全是中国独立的产业链。中国市场之大，任一种产业都可以建立起具有竞争结构的、独立自主的全产业价值链，而打造这种独立自主的全产业价值链正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面对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脱钩”，中国决不可能屈服;而继续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开放的药方，中国将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中美经济脱钩”的困境之中，只有尽快实施笔者在10年前就开始提出的战略和政策建议，我国才能在今后的中美经济战中掌握主动权，才能最终取得对美经济战的胜利。2019年6月13号，笔者在公众号“贾根良经济学”中对“中美经济脱钩”曾做出过如下评论：“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因此，我希望美国对华科技冷战成为现实，如果美国真要这样做，中国将全面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腾飞和加快崛起之路，其竞争力将无人能比。”[11]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国必须解放思想，在外资政策、出口退税、政府采购、金融开放和政府作用等诸多方面的政策上发生革命性变革，彻底清除买办势力，否则，我国仍将会错失“中美经济脱钩”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和中国经济大转型所创造的重大历史机遇。试想，如果美国因为错误决策，错失了从1807年到1814年12月“中英经济脱钩”所创造的战略机遇期，还会有美国经济的崛起吗?现在的拉丁美洲难道不就是美国的命运吗?“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一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如果不经过历史的省察，必将成为历史的悲剧和对手耻笑的笑柄!
[①]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页。
[②]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译者前言》第6页，贾根良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文摘》全文转载，2010年第3期。
[④]该会议论文后来经修改，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为题，发表于《经济纵横》2010年第9期。
[⑤]贾根良：《英国因何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地位?》，http://www.cwzg.cn/theory/201805/42251.html?page=full。
[⑥]贾根良：《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何以成立?》，《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
[⑦]见贾根良：《英国因何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地位?》，贾根良按语，http://www.cwzg.cn/theory/201805/42251.html?page=full。
[⑧]包括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投资，对中国企业所需关键零部件实行禁运，限制中国籍的理工技术专业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或科研人员赴美，更严格的对华技术禁运措施，对中国5G和中国制造2025实施精准打击，以及禁止中美之间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正常交流的“法西斯主义”措施。
[⑨]贾根良：《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http://www.cwzg.cn/theory/201809/44331.html。
[⑩]《余永定：我反对脱钩，但问题是我们能否扛住被美国踢出全球价值链》，2019-08-28，http://www.sohu.com/a/336911633_115479。
[11]贾根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早春二月”已经到来》，http://www.cwzg.cn/theory/201906/49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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