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战略问题(下)
乱云飞渡
(接上文)
至此当我们深刻认识与理解了“金融(资本)市场”与“金融危机”的本质，认清了“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因果关系，认清了“金融(资本)市场”频发“金融危机”与“商品(实物)市场”频发“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无法克服的顽疾”。那么我们再来解析中国“GK”全过程及“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政策。
“GK”之初“大量引进外资”与“盲目投资”，造成“经济危机”的“虚假繁荣期”，表现为“投资过剩”的“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同时生产能力急剧扩张，“GDP”快速增长，产品增多的表象，这也是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根据经济发展表象片面认为“GK”正确的理由;
“GK”之中随着“社会主义蜕变”，“私有制”的实施，“公有制经济”衰败，“私有制经济”壮大，社会“两极分化”矛盾凸显(这由社会“基尼系数”迅速增大的事实为证)，因此造成“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继而产生“生产过剩”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即进入“经济危机”的“衰败萧条期”，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与投资机构投资失败的“巨额负债”，金融机构“违约债务增多”等现象;
“GK”之结局即今日之现状，中国“生产过剩”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即“经济危机”的“衰败萧条期”，“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殃及“金融(资本)市场”的实体经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这些“身负巨额负债”的实体经济、“投资机构”与“违约债务增多”的金融机构，幻想在“金融(资本)市场”转嫁债务，用“不良资产”，置换所谓“高新技术产业”的“优质资产”，以求得“未来收益”，解脱“债务困局”。未曾想“金融垄断资本大鳄”早已在此等候，正欲“吞噬这顿丰盛的大餐”。而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政策，正好为“金融垄断资本大鳄”“吞噬这顿丰盛的大餐”创造了条件。
这就是中国“GK”导致“经济危机周期”发生的全过程与面临“金融危机”发生的危局。
中国“经济危机周期”之所以“时间跨度较大”，是因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改造的影响”，所以才使得中国“经济危机”进入“衰败萧条期”的过程较资本主义国家时间长了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形而上学社会主流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减税放权”的“供给侧改革”，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被称为“杀贫济富”的政策，因为“减税”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提供与保障全体国民社会保证金与公益事业的能力减弱，而“减税”让利于“私有制经济”的资本家，并不必然给“雇佣劳动者”增加工资，这样不但无法改变“大多数人收入低”状态，反而加大了“两极分化”的差距，所以被人们称为“杀贫济富”的政策，它也根本改变不了中国“生产过剩”“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局面。(详见笔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错误的》一文)
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已经深陷“资本主义体系的泥潭”，处于“跨国垄断资本碾压与盘剥弱小资本的困境”。
按照中国现行的对外“金融政策”，笔者断言：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必然爆发“金融危机”。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近百年“金融(资本)市场”的“实践经验”，都不能避免与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中国“学习资本主义现代金融理论”，又凭什么能够避免与解决“金融危机”呢?就连“金融大鳄”索罗斯都讲“下一场金融危机更为严重”，不是吗?因为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已经具备了“金融垄断资本大鳄”操控“金融危机”的内外条件：社会的外部条件：一、“在华外资主要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将全面取消”;二、“自由兑换的外汇市场”。“金融(资本)市场”的内部条件：一、外资掌控了“信用分级评定与未来收益评估”的“生杀大权”;二、“人为缩小与放大的金融衍生品”;三、“金融垄断资本”掌控的代理人及附庸投资机构。这就像“自由市场”的小贩，可以自由进出，自由进货，自由定价，剩下的就看“怎样忽悠赚钱了”。而政府的监管规则与行为对“金融(资本)市场”--“生产资料产权交易市场”上“低买高卖”的“合法行为”根本无能为力。这由美国、日本、欧洲、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教训在前为证。
近期“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竞相登陆”“放开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取消QFII/R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限制…”“中国债券市场总规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海外资金加速布局中国市场”，这是否一场“列强瓜分中国”的悲剧重现呢?
中国可以避免与解决“金融危机”吗?当然可以，但是前提是必须改变现行对外的“金融政策”，否则中华民族的“这场劫难”，必将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再现，届时美国及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内部鼓动“分裂活动”，在周边挑起政治军事边界“纠纷冲突”，中华民族是否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有这样的思考与忧患吗?
中国的希望与出路在哪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毛泽东主义能够救社会主义”!只有“毛泽东主义能够救中国、救世界”!这并非笔者一家之言，而是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心声。 美国前军官、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他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和政治思想史教授，沃林讲：“毛泽东主义代表着未来”。台湾学者李敖讲：“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全人类的未来!”(详见笔者《马克思主义必然升华为毛泽东主义》一文，此文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中的道理。)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没有“金融(资本)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的金融银行机构只是“为发展生产经济服务”的辅助部门，国家通过金融银行机构集中资金，“实事求是”与“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强求，更不能“投机取巧”。没有钱怎办?只能依靠人民群众辛勤劳动与科技进步创造条件，逐步积累货币的社会财富，集中统筹全面安排发展生产经济，以保障与逐步改善国家经济实力与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所以“金融(资本)市场”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这一“平凡朴实”“返璞归真”的“大道作为”，“新中国发展建设”才得以日新月异，“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经济速度”，这由当时各国经济发展对比的事实为证。
人们都知道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 ”，而“相对真理”存在的条件与相对比较的对象，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人们只能“结合时代背景”来抽象认识与理解。“新中国发展建设”这种“相对速度的比较”，用形而上学“静止的、孤立的经济表象对比”，是无法正确认识与理解的。而“GK”的始作俑者，正是用形而上学“静止的、孤立的经济表象对比”，来确定毛泽东时代“落后的”。这就像竞技跑步的两个运动员，开始两者差距很大，落后的运动员“超速跃进，迅速缩小差距”，虽然暂时还没有超过领先的运动员，但是人们相信一定会超过领先的运动员，因为落后的运动员“加速度大”，领先的运动员“加速度小”。而形而上学仅看到赶超运动员，暂时还没有超过领先运动员的“落后表象”，根本不看迅速缩小差距“相对速度的比较”，就主观否定赶超运动员，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至把赶超运动员驱除竞技场。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在当今社会主流中表现很充分，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等唯心主义观点如此猖獗存在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讲：“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唯物辩证法，就是人们对于宇宙客观规律认知的能动反映，或称哲学世界观的认识论 。战略策略就是“哲学世界观在战略竞争领域的具体应用”，“战略竞争领域对立矛盾运动规律”隶属于哲学领域“对立统一矛盾运动规律”的逻辑关系范畴。对于“战略竞争领域对立矛盾运动规律”的认知，反映了对哲学领域“对立统一矛盾运动规律”认知程度。哲学领域世界观认知的错误，必然表现为“战略竞争领域矛盾运动规律”认知的错误。也就是说，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选择”，也必然反映认识与理解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方面存在的缺陷。
众所周知，中国“战略策略的选择”是“治国理政纲要”(路线与政策)对外关系的表现，而“治国理政纲要”(路线与政策)对于马列毛主义，即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知观点：如“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制”产生“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导致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观点，则表现为篡改毛泽东的路线，对内否定与调和“阶级斗争”，否定与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矛盾;对外否定与调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堡垒-帝国主义”的对立矛盾等行为现象，其中核心就是否定与调和“以对立矛盾为核心”的事物发展进化规律。形而上学的哲学世界观与“治国理政纲要”(路线与政策)逻辑思维的一致性。也许人们还记得，历史上的“新老修正主义”，就是对内否定与调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合作，对外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平共渡”或“和平共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是吗?
当今社会主流提出“GK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与“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提出“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是“一丘之貉”。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的“运动”或“GK”，都有一个发生与发展的变化过程，即事物由简单结构阶段向高级复杂结构阶段发展进化的过程。事物发展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定时空条件的限制与表现的“阶段性特征”，即完成时的时效性与目的的特征性。形而上学不讲事物主体发展进化完成时的时效性与目的的特征性，单纯讲“运动”或“GK”，这样就割裂了事物主体与运动状态之间的关系，而“运动”或“GK”作为“没有事物主体的运动状态”，则是没有任何实践意义的空洞概念。因为任何事物主体“运动”或“GK”每一个发展阶段完成时的时效性与目的的特征性，都可以被人们认知与评估，只有“运动”或“GK”这种“没有事物主体运动状态”的空洞概念，人们无法认知与评估。高喊“运动”或“GK”的空洞概念，其目的在于用“异化的事物主体”来“偷梁换柱”原本的“事物主体”。就像“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改革”最后的结果，就是用“混合产权企业”即“公私产权合股企业”或“私人产权企业”，来替代“国企产权企业”。这在高喊“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口号时，是不敢明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把“国企产权企业”改成“公私产权合股企业”或“私人产权企业”，人民群众就会知道这是“违宪”的，所以不能明说。换言之就是“怎样改革、改革什么、改革目的与效果评估”，都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改革”，这种极端片面的观点表现为“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在形而上学的认知中，“改革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革”，因为空洞的“运动”或“GK”永远都是正确的，而且“永远在路上”。这就是“运动就是一切”与“GK就是一切”的哲学逻辑关系。反之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在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性的本质区别，而是用自然科学领域“物质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表象，来否定与掩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性的本质区别，然后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性的“私有制”，来“偷梁换柱”社会主义形态特性的“公有制”。这就是形而上学的“GK”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逻辑关系。因为世上无人能够从“GK”的空洞概念中，分辨出“事物的主体”，也没有人能够从自然科学领域“物质生产方式发展进化”的经济现象中，分辨出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形态性质所有制发展进化与蜕变”的“政治问题”，这样形而上学才便于实现“偷梁换柱”的目的。
又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看似正确，但是它并不能解决“怎样发展经济的问题”，而“怎样发展经济的问题”，则是“发展经济不同方式选择”的问题，即“不同的路线与政策选择”的问题。“发展经济不同方式”的分歧，即“不同的路线与政策”的分歧，则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政治路线分歧(斗争)”，或称“走什么道路的分歧(斗争)”.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讲发展经济的具体方式，即“路线与政策的内容”，目的在于否定与模糊社会现行“发展经济的方式”即“现行的路线与政策”，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路线与政策”。因为“GK”的始作俑者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政策，“搞政治运动太多，耽误了经济建设发展”，或者说毛泽东时代是以“政治运动为核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左倾错误路线”，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笔者相信，即使在今天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也不明白“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含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要害，就是以什么方式发展经济的问题，或称“发展经济不同方式”的选择问题，即“不同路线与政策”的选择问题，这正是党内“政治路线”决定“走什么道路”的核心纲要，或称“治国理政”决定以什么方式发展经济。所以“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不同的，相对应的路线与政策也是不同的”。社会上大多数人(无产阶级)拥护社会主义，而社会少数人(资产阶级)拥护资本主义，这是社会意识形态对立的“阶级(矛盾)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提醒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抓住社会上大多数人(无产阶级)拥护社会主义的“民心”，始终抓住这一事关“社会发展进化”的核心要害--“阶级(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因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发展进步，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是社会发展退步的“蜕变”。
实质当“GK”的始作俑者，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并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发展经济方式”来发展经济，因为世界上只有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发展创新实践的“发展经济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历史实践形成的“发展经济方式”，即所谓“现代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经济方式”。“GK”的始作俑者，丢弃了毛泽东时代创新实践的“发展经济方式”，也只能采用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历史实践形成的“发展经济方式”，只不过这种变异的方式，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等名义，“学习与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用于指导中国“发展经济方式”的变异而已。这种“异化发展经济的方式”，就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西方经济学理论内容相嫁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非驴非马”的嫁接物，漏洞百出，左翼网友多有批驳，此文不再敖述。“GK”的始作俑者，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后的结果与目的，就是用“异化的发展经济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替换原本“现实发展经济的方式”，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详见笔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 “市场经济”》一文)
同理推演“四项基本原则”与“GK”两个基本点的并列对等关系，众所周知，“四项基本原则”是明确具体的“立国之本”，而“GK”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事物主体运动状态”的空洞概念。而在现实中大家都看到，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高喊“GK”，并不讲“四项基本原则”，至少讲“四项基本原则”与“GK”不是并列对等的关系，这样就用一个“GK”的空洞概念代替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而“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反而成为“聋子耳朵”的摆设。在“GK”空洞概念的名义下，所有“结合实际”涉及“事物主体”的“GK”，都是在用所谓“现代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异化的事物”来“偷梁换柱”“原本的事物”，至于这种“结合实际”涉及“事物主体”的“GK”效果，是否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呢?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根本不予讨论与评判，不是吗?
这种形而上学诡辩论的观点，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用“没有世界观的方法论，来否定与混淆现实“原本的世界观，用“异类的世界观”，“偷梁换柱”现实“原本的世界观”，以指导社会实践事物主体的“异化蜕变”。事有缘、言有宗，历史上与今天的形而上学哲学逻辑思维关系是一致，只是因为时代不同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历史看似远去，历史何故重现?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讲：“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293)现实社会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又怎么能够够逃脱“哲学圣主”毛泽东的“如来掌心”呢?
中国“对外战略策略选择错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是丢失了马列毛主义“政治灵魂”，没有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没有认清帝国主义本质;从哲学的角度讲，是否定与调和对立矛盾斗争的客观永恒性，主观唯心强调对立矛盾有条件和暂时的“统一性”;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是脱离现实，不看国家竞争“利益的得失”，只看“经贸合作”的表象形式;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讲，是丢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按照古人的话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强勇毅精神，才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按照现代社会观点讲：“生存就是竞争(斗争)，只有竞争(斗争)才能生存”。而“以和为贵”的所谓“生存智慧”，只是相对朋友而言，就像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因为“苏联解体”俄罗斯深感美国及西方势力的“不友好，不平等”，而中国在与美国及西方势力打交道中也“极不顺畅”，“同等背景”为了国家利益与生存安全两国“心领神会”走到一起，其中不乏“社会主义基因”在两国人民中间起着基础性作用。“吴蜀联盟，意在何为呢?”
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看似极其复杂，其实极其简单，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道之争”，“道路决定命运”。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讲：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错了，一切皆错”。
社会主流高喊“GK”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TS”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实质是“社会主义蜕变”，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因为社会主流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就是所谓“现代经济理论”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就像“市场经济”，“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大市场与小政府”，“产权制度改革”，“赋税制与所得税改革”，“投资需求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人口红利”，“全球产业链”，“比较优势”，“自由贸易区”等等，请问社会主流，这些观点哪一个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哪一个又不是来源于所谓“现代经济理论”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呢?
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所谓“现代经济理论”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占领了中国所有高教领域，并“培育驯化洗脑”了“中国下一代”，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如果我们不从“个别与局部”的角度去责难“某些人的责任”，而从理论的高度来探讨解决中国今天困局的办法，为中国未来发展定向着想，那么“正本清源”请回毛泽东主义，清除资产阶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遗毒与影响，就是“二次文化革命”的内容。因为“文化意识观念的革命”是提高人们政治觉悟与业务能力，改变社会存在基础的唯一方法，也是社会发展进步损失最小，成就最大的唯一方法。只有改变了人的思想意识观念，才能进步成长为“一个新人”，也只有“一代新人，才能创造新的伟大时代”。“文革”给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启示，就是改变“人民群众”的社会存在基础，才能推进社会发展文明进步(详见笔者《文革--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丰碑》一文)。否则必然是“违反辩证法而走向反面的结局”。
笔者在此提醒社会主流，“党的基本路线分歧”，虽然是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但是“党内的界限”，规定与限制了“党内基本路线分歧”是“非对立矛盾”，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只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说服教育为主，“以斗争求团结”，就像党史上对待“张国焘、王明等错误路线”。对“党内基本路线的分歧”，采取“不争论” ，“不换思想，就换人”，“谁反对‘GK’，就让谁下台”。“公职人员对‘GK’有异议给予开除处分”，是专制“官僚主义”破坏党内民主的表现。党史上这种“左倾与右倾错误路线”把党内的“非对立矛盾”，扩大为“对立矛盾”曾有过血的教训;“文革”中“走资派”把“造反派”当成反党分子;“文革”后期处理“那四个人”是同样道理。按照“文革”的观点，“路线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并不能置人于死地。
而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党的基本路线”则有很大不同，因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已超出“党派界限”，甚至“超出国内的阶级界限”，上升为“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即“中华民族与异族”的关系，这意味着“非对立矛盾向对立矛盾方面的转化”。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对中国发展有利，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对中国发展不利或有害，则是“卖国主义”的表现，这个“对立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也根本不存在对中国发展“无利无害”的对外政策。如果对外政策对中国发展不利或有害，那么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卖国贼”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啊”，每一个不愿做“卖国贼”的社会主流，都应该慎之又慎地思考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否正确?!
至于极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相信早晚有一天会身败名裂，也逃脱不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还是那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笔者“一介草民”，“位卑未敢忘忧国”，近期学习与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言：“希望同志们深刻领会党中央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进行讨论，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此文也算是“抛砖引玉”，尽力而为吧。不妥之处，欢迎批评与质询。
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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