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历来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强调它可以达到充分的效率，而且它正是有利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自己。而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是从来都把自由贸易最优论当作自己最得力的一个思想武器。这种理论教条已经并且继续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中国，这一理论教条也在日益得势，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害处越来越大。为了不让这一理论观点造成进一步的危害，本章将从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来破除这种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对贸易政策的讨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一样久远，而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由贸易最优论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亚当·斯密为正统的经济理论构建最初的理论体系时，他就把对自由贸易最优性质的论证当作整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之一。从那以后，自由贸易最优论在正统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几乎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改变的只是对它进行理论论证的着眼点。
亚当·斯密曾经力图依据他的劳动价值论来论证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质。但是后世的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继承的不是他的这种论证方式，而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开创的思维传统。
自李嘉图以来，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三代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或者说，三代不同的理论“模型”)。这三代理论的代表分别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学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行业内贸易”模型。
人们通常将第三代国际贸易理论称作“新国际贸易理论”，而“行业内贸易”模型则是新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模型，它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企业说明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并且据此说明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结构如何决定。其实这些新贸易理论，包括“行业内贸易”模型，都不能证明自由贸易政策必定优越。相反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这些新贸易理论来说明非自由贸易的政策有时比自由贸易政策更好。
真正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质的，是正统国际贸易学说中的那两代老的传统理论，也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正是它们使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陷入迷误。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假定整个经济是竞争性的。按照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在竞争条件下，长期均衡时两种产品的相对比价应当等于它们的长期平均成本之比。这是因为竞争条件下产品的长期均衡价格必定等于其长期平均成本，而这又意味着这种价格使同种生产要素在用于生产任何产品时都得到了同样报酬。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长期中任何两种产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在各个国家的市场上都应当相等，因为当一国市场上某两种产品价格之间的比率与另一国不同时，将产品从它的相对价格较低的国家贩卖到其相对价格较高的国家就会有利可图。而任何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比价在竞争性的经济中总是取决于它们的长期平均成本之比。利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的相对比价的套利行为将使各种产品之间的相对比价在不同国家趋于一致。从这种套利性的贸易中最终会产生一种国际贸易结构，在这个国际贸易结构下，每个国家向别国出口的产品，都是它在没有对外贸易时相对生产成本低于别国的产品。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依据对竞争性经济的这种看法来阐发其对外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之间的最主要差别，在于它们以不同的原因来解释不同国家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生产成本为什么不一样。比较优势学说把这种差别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技术上的差别，认为由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技术水平，因而当它们在没有对外贸易的自给自足条件下生产同样两种产品时，这两种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比率不可能完全一样。而要素禀赋学说则强调，不同国家相对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在没有对外贸易的自给自足条件下，某种生产要素相对比较丰富的国家中这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也比较低，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的产品的相对成本也就比较低。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遵循着李嘉图说明自由贸易好处的论证方式。
李嘉图以严密的数量比较证明，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通过这种贸易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因为这样英国就可以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资源生产出0.9单位酒，把这些酒出口到葡萄牙可以换回多于1单位的呢绒。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强调，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它们都证明了，自由贸易会使各国都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从而按相对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个有效率的国际分工结构。这样一种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结构有利于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这就是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自由贸易好处的根本论证。
在这种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支持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整合，已经使自由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
但是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它会严重地妨碍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正统国际贸易理论在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时，自己也在科学上陷入了严重的迷误。
迷误首先在于把按照当前的技术状况配置资源当成了经济效率的唯一来源，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上的决定意义。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其实质在于按照当前的技术状况最优地配置资源。这无疑会在给定的技术状况下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它并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的技术进步，而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之所以有可能妨碍技术进步，是因为它可能阻碍一国产业的技术密集化进程。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它从产业结构方面反映了一国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我们应当进一步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而在不同产品上，能够选出的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有着明显不同的技术含量。这样，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于飞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含量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
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既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最有利于落后国家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就应当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但是自由贸易政策常常会放慢落后国家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进程，这就使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前边已经说过，自由贸易的好处是用比较优势原理来论证的，这种原理具体化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中。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我们说自由贸易不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这等于说以比较优势原理所作的对自由贸易最优性的论证不能成立，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最优性?其根源就在于，比较优势原理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
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就是著名的“学习效应”。
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1. 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产品越多成本就越低;2. 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
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
可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而作为这种模型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它最喜欢使用的比较优势原理，从一开头就把技术水平看成是外生给定的，从根本上忽视了生产历史和经济政策对它的影响。这就是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迷误。
自由贸易政策的辩护士们否认不了学习效应的这种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强调，如果一国有完善的资本市场，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学到的技术又不会流失到别的企业去，私人投资者就是在自由贸易下也会向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投资，其目的是获得生产率自动提高之后的高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时也会承担生产新产品初期的亏损，由此而得到提高技术水平的“学习效应”。还有人论证说，对部分产品征收高关税总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扶植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的最好办法是给予政府补贴，而不是提高关税。
这一类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没有多大意义。发展中国家落后的表现之一就是它不可能有完善的资本市场，更不可能防止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学到的技术流失到别的企业去。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就不能指望私人投资者在自由贸易下向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投资。以政府补贴来扶植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会造成政府的长期财政困难，因而也很难实行。真正切合实际的扶植有发展潜力产业的办法，还是对这种产业的进口品征收高额关税。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
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
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
这个简单的举例分析就足以证明，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第二节 富国靠保护幼稚产业而兴起
上一节的讨论主要限于理论层次。从理论上抽象地说，自由贸易政策确实有利于按当前的生产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每一个贸易参与国的经济效率;但是它也可能放慢甚至妨碍落后国家利用“学习效应”来从产业结构上加快技术进步。这样，对应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个问题的解答，实际上取决于这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中哪一个的作用更大。在经济科学现在的分析水平上，还只能靠历史上的经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曾经成为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
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制造业还落后于其它国家时，英国政府一直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
直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英国仍然是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经济上也落后于海峡对岸的尼德兰。当时英国生产并出口羊毛，主要供应佛兰德尔的毛织业。进入16世纪之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刺激了英国手工工场的发展，这些历史条件中就包括当时的都铎王朝实行鼓励工商业的政策。在英国手工工场的这个发展中，占首位的是毛织业，英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出口毛织品。到16世纪中叶，呢绒出口已经占英国全部出口总额的80%。为了促进英国毛织业的发展，1614年英国政府完全禁止末加工的羊毛的出口。这促使17世纪初羊毛加工业在全英国普遍盛行，导致英国变为向国外供应毛织品。
这仅仅是当时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之一例。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英国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它许许多多工业品。1650年到1663年英国一连制定了几个航海条例，严禁外国船只参与对英国及其殖民地贸易中的许多种运输。为了迫使荷兰承认这些航海条例，英国甚至不惜在17世纪下半期与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
那时的纺织业可以说是技术最密集、最“先进”的产业，而英国在这方面明显地不具有比较优势。直到18世纪初，印度、伊朗和中国产的棉织品在价廉、美观和牢固上都还超过英国产品。但是英国绝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制造纺织品的努力，而是变本加厉地以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来加快本国纺织业的发展。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议会禁止从印度、伊朗和中国进口棉织品。这个禁令是绝对的，毫无伸缩的余地，哪怕是印度制造的一根棉线，英国人也不准动用。一直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花标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英国的产业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下发生的。
英国的产业革命正是在棉纺织业中发生的。1733年开伊发明了飞梭之后，18世纪下半期英国人发明了各种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靠着首先完成使用机器生产的“产业革命”，英国才成为世界的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经济强国。到1820年，英国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到1850年仍占39%。
尽管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就极力鼓吹实行自由贸易，但是英国只是在完成了产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后才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20年代，英国与各主要国家订立了互惠关税协定，把工业品的进口税率降低到平均30%的水平，废止了所有对输出品的限制。1841-1846年间，英国又取消了605种商品的进口税，降低了1,035种商品的进口税，1849年废止了实行近200年的航海条例。到1853-1860年，英国才最后消除了保护关税的残余，成了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
让我们再看看西方其它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历史。
英国在工业生产上的世界第一地位在19世纪末被美国所取代。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在19世纪上半期就广泛发展起了使用机器的工业化生产。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工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36%。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实行着高额的保护关税。
美国工业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倾向于以大的合作和“托拉斯”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美国政府试图培植大工业的政策之一是建立保护关税制。最初，征收进口货物的关税是很适度的，其主要用意在于为政府提供收入。后来，关税提高了，为的是要保护“幼稚产业”以对抗外国产品的竞争。尽管民主党党员们普遍反对这个政策，共和党党员们却赞成它，而且从1861年到1913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共和党掌权。结果，美国采取了高关税政策，象1890年著名的麦金来税则就是这样。美国的榜样是当时促使法国、德国和其它欧洲诸国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的一个因素。
美国独立以后不久，便于1789年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著名的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1791年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中，预言了贸易保护对制造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后来美国人一直承认关税的这种保护能力。18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明确的保护性关税法案，对进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铁制品课税30-40%。后来辉格党参议员亨利·克莱明确提出，“美国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扶助“新兴工业”的发展并保护国内工农业的市场。以后美国的关税税率有时提高有时降低，但是一直保持着保护性的高税率。《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关税达到了顶点，该法将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
要体会美国19世纪的关税率有多高，我们只须把它与今日的通行关税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允许“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保留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平均关税率也不过15%!
正如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在《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的，美国历史上的高关税的特点在于，它直接服务于保护国内生产者的目标。正是由于美国关税中的保护主义成分是如此之强烈，美国的一位经济历史学家才写道：“我们商业政策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国内市场，而排斥外国竞争的”。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才放弃了保护关税政策，转向了自由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真正实行培植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关税政策。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实行了进口关税接近于0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却在1857年的大恐慌之后转而不断提高保护性的关税。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美国都是以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代表。就是在这样高度保护性的关税下，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工业产量第一地位，上升为世界工业的霸主。
德国是在19世纪中发展成为工业化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德国对本国产业的高关税保护不如美国严厉，但是总的说来它实行的基本上还是保护关税制度。
19世纪初，德国还分裂为许多由封建领主统治的小邦，工业生产相当落后，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一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在工商业的发展上不仅远远落后于英国，而且也比法国落后得多。德国是在逐步实现政治统一的过程中进行工业化的，政治上的统一又为德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德国各小邦在贸易政策上的统一成了德国在政治上统一的先声。
19世纪初的德国没有统一的关税制度和关税边界，每个封建诸侯各有自己的关税制度和关税边界，某些大诸侯还实行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制度，严重地割裂了德国的国内市场。在1818年到1834年，德意志各邦国相继实行各种关税制度上的改革，最后在1834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这个关税同盟统一了德国的关税制度和关税边界，废除了德国内部的关税，而在对国外的贸易中实行全德国统一的关税制度和关税税率。德意志关税同盟其实是后来的政治上统一的德国的前身。1871年德国终于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
19世纪前半期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德国与国外的贸易中实行温和的保护关税制度，是自由贸易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折衷。它对出口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基本免征关税，但是对制成品的进口却征收10%的关税，对奢侈品更是征收20-30%的进口关税。在19世纪40年代，它还提高了某些工业品的进口关税。
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转向自由贸易，这也同样严重地冲击了德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自由贸易的主张一度在德国占了上风。德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经致力于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逐步降低和取消了许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
但是，1873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很快就改变了德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方向。1879年德国实行的关税税率改革标志着德国重新转向保护关税政策，它对许多产品重新征收关税，并且提高了许多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德国不断提高各种产品的关税，以进口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和农业，并以关税收入为帝国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资金，从而成了一个名符其实地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家。
自从建立了关税同盟以后，德国的工业化就快速发展。而德国之成为世界第一等工业强国，则是在1879年重新转向保护关税政策之后。德国工业在1870-1880年间还只占世界第4位，在1880-1890年间就超过了法国而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到1910年又超过了英国而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1870年到1913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也由13.2%上升到15.7%。
19世纪的法国一直是4大工业强国之一，而它的工业更是从一开始就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下成长。
在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初，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法国与英国一样，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保护关税、奖励工场主是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路易14的财政大臣科尔培尔还曾经开办了上百个“王家手工工场”以促进制造业发展。在这一整套政策扶植下，法国发展起了高度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制造业生产达到西欧大陆的最高水平。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执政的拿破仑政府在19世纪初大力实行各种鼓励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对外同样实行保护关税。在这些政策刺激下，尽管当时法国连年进行对外战争，很多工业品的生产还是成倍增长。1815年以后执政的复辟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也都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原则定在保护关税上。在这几十年间，法国的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已经在世界上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但是，在使用机器的现代化工业生产上，这时的法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英国的煤和铁的产量都比法国多好多倍。而英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工业优势，这时又极力在全世界推广自由贸易政策。由于自由贸易思潮的泛滥，也由于受了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诱惑，在七月王朝之后执政的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改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利于商业资产阶级和那一部分需要廉价进口原料的工业家。
1852年路易·拿破仑在法国称帝，随后法国政府逐渐采用了自由贸易政策，并且利用广泛的公共工程来帮助制造业和商业。此后20年法国的对外贸易额激增，工业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经历了一次工业高涨。但是，实行自由贸易也给法国工商业造成了损害，许多中小企业都因抵挡不住英国产品的竞争而宣告破产。而且直到60年代，法国的工业产量仍然比居世界首位的英国落后很多。由于工业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新兴的美国和德国，法国的工业产量在60年代被美国所超过而退居世界第三位，到80年代更被德国所超过而退居世界第四位。
所有这些都使法国人丧失了对自由贸易的信任。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又重新走上了以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道路。
意大利在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都曾经是欧洲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它一直陷于严重的政治分裂，在发展机械化大工业上也明显落后。虽然意大利在19世纪60年代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可是它到20世纪初还不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工业化国家，经济明显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国。19世纪意大利经济落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当然也有贸易政策上的原因。但是，绝不能说，意大利那时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实行自由贸易。
意大利的政治统一是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主导下完成的。领导了这一统一事业的皮埃蒙特首相加富尔把当时的英国当作治国的榜样。他废除了商业和制造业上的限制，以自由贸易政策取代了保护关税政策。加富尔19世纪50年代曾经与法国、比利时、英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试图从自由贸易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好处。19世纪60年代完成政治统一之后，意大利鼓励推广工厂制度，政府补贴商船队，国家铺设铁路、推广教育，以努力变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但是政府的这些积极行动大大增加了政府开支，使意大利的捐税幅度超过了欧洲的其它任何国家。
由于意大利的工业在自由贸易政策下也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意大利在19世纪末也变成了一个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的国家。著名的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就是在这种高额关税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该公司建立于19世纪末，自那以后它一直被控制在阿涅利家族手中。意大利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制定了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法律，以后的历届政府都坚持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菲亚特汽车公司是不可能生存和发展起来的。
到1912年，英国仍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关税接近于0;而其它的欧美经济大国则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不断下降，美国和德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则不断上升，从落后于英国变成了工业产量大于英国。
这一段历史清楚地表明，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是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最好政策。
在现今的西方7个发达工业国中，加拿大虽然领土面积广大，但是人口远远少于5千万。我们前边已经指出，对于小国来说，过多的贸易保护确实不利于开展竞争，因而对经济效率的损害太大。但是国家越大，情况就越不是这样。因此，必须把加拿大的经济发展看作是例外情况。加拿大的经济发展是在美国实现工业化以后被南方近邻美国带动起来的。
而在其它6个大的发达工业国中，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5个国家都在工业化经济发展的早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靠保护幼稚产业从落后国家变成了经济发达国家。对此本节前边已经作了大概的论述。在这6个工业发达的大国中，只有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有很大的特殊性：它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
不过，日本工业化初期是被列强逼迫不得已而实行这种半自由贸易的政策的。日本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发展工业化生产，而在明治维新之前，西方列强以武力威胁强迫日本开港通商，在1858年的通商条约中夺去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正是这种对外屈从激发了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改革要求，导致了实行明治维新。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最初时期，日本还无法修改对外开放市场的半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这是由列强强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这样，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日本无法实行保护关税以扶植其幼稚的工业。
只是到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之后，日本才得以逐步取消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直到1911年，日本才完全摆脱了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条款的束缚，与各列强缔结了保有关税自主权的新“通商条约”。而到这时，日本已经成为机械化生产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但是，日本经济的发展绝不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成功。日本在西方人强加的半自由贸易下，采取了国家补贴工业的措施来扶植新兴产业。
上一节已经指出，政府给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补贴，也是扶植新兴产业的一个好办法。日本早期发展机械化生产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初期，为了给私人资本树立榜样，鼓励私人向现代工业投资，日本政府兴办了许多官营模范工厂。当这些企业能够进行生产经营之后，日本政府就将它们逐步廉价转让给了特权商人。这些转让给私人所有的官办工厂，主要限于那些在日本有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的产业，以及私人企业即使面临外国竞争也能生存下去的产业。这些政府转让的企业是日本财阀发展的基础之一。而政府兴办然后再廉价转让给私人的企业，实际上就是政府对工业发展的补贴。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之后的40多年中一直维持了对经济的很高的直接投资。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府支出了巨额的战费;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这些资金都被投入了军事部门，促进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政府对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般都超过私营部门的投资。日本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是靠着政府的这些直接投资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政府的这些直接投资是对发展日本的幼稚产业的最直接补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日本在私营经济的基础上重建和高速发展经济时，它实行的是高度保护的对外贸易政策。在6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政府采取了严格限制进口的政策，重点扶植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而这个时期正是日本经济取得超高速增长的年代，这种超高速增长创造了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
在1960年以前，日本政府对外汇和外贸实行直接管制，利用对外汇配额的管理来贯彻其对外贸易方针。1960年日本才开始实行贸易自由化，到60年代中期将大部分商品的进出口“自由化”了。但是，这种“贸易自由化”所消除的，其实不过是政府对对外贸易的直接控制，这种控制是通过管制外汇和进口许可实施的。此后日本仍然以关税和其它非关税壁垒来严密地保护和帮助本国的产业，以致人们都公认日本是一个国内市场高度对外封闭的国家。日本就是靠着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而上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
综上所述，这6个当今西方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都是政府靠补贴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扶植新兴的幼稚产业发展的历史。当今世界上的那些富裕的大国都是借助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而从落后国家上升为先进的发达国家的。
第三节 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科技革命
为了鼓吹自由贸易的理念，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散布了一系列违反历史事实的谎言。典型的谎言之一，就是断言“科学技术革命都是在自由贸易下发生的”。
任何略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听到这种谎言都会笑破肚皮。说科技革命都发生在自由贸易之下的人，如果不是对历史一无所知，就是在存心欺骗。
按照通常的说法，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下半期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则开始于19世纪末，以电气化和汽车化为标志，美国靠了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而成了以后一个世纪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可惜的是，与自由贸易的辩护士们所断言的恰恰相反，这两次科技革命都并非发生于自由贸易之下，而是出现于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之下。
根据经济史上公认的记载，“产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棉纺织业，其特点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1733年英国的钟表匠开伊发明了飞梭，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织工兼木匠哈格利夫斯发明了纺纱用的珍妮机;1769年发明了以理发师阿克莱特命名的水力纺纱机;1774-1779年间克伦普顿兼采珍妮机和水力机的优点，制成了“骡子”纺纱机;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了用水力推动的自动织布机;而1776年瓦特改进了前人发明的蒸汽抽水机，制成了单动式蒸汽机，10年之后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棉纺织业。这一系列机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英国的棉纺织业首先完成了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它的榜样带动其它各个生产部门也采用机器生产，由此而形成了“产业革命”的浪潮。按照经济史家的看法，英国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初基本完成。
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在这个轰轰烈烈地进行产业革命的年代中，英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对最先开始产业革命的棉纺织业，英国的贸易保护尤其严厉。在18世纪初，英国完全禁止进口印度等地的价廉物美的棉布;以后直到19世纪初，英国还对进口棉布征收极高的关税。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出版了那本被视为自由贸易的福音书的《国富论》，虽然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但是英国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20年代，那时产业革命已经接近完成了。从时间上说，英国的产业革命基本上是在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进行的。
不仅如此，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还与产业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下边我们从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等人所著的《世界史》(Carlton J. H. Hayes, Parker Thomas Moon, John W. Wayland: World Hi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6. p.587-588)中随便摘引一段来说明这中间的因果关系：
在克伦普顿发明“骡子”纺纱机和卡特赖特发明自动织布机之后，“纺纱和织布的新机器最初几乎只由棉布制造者所采用。其原因是有趣的。18世纪以前，棉布在英国被认为是奢侈品，主要是从印度进口的。但是在18世纪初，呢料制造者劝说议会禁止使用‘洋布’(印度棉布之称)，以保护那时英国最引以自豪的毛纺工业。结果并不全象议会所期望的那样。由于人民仍大量需要棉织品，英国的棉织工们能够从事一项兴旺的行业。不但英国棉布制造商渴求利用机器来增加产量，而且他们也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不受重商法规的阻碍，这些法规确实曾经阻碍了较古老的、更为重要的毛纺工业。
“哈格里沃斯的珍妮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克伦普顿的‘缪尔’机和卡特赖特的自动织布机使棉布贸易大为扩展，而毛纺织工们仍墨守陈旧的手工方法。可是后来，毛纺业也使用了新机器——麻和丝也同样——但是棉纺业比起其它还是领先了。”
一般的经济史论著在说明产业革命首先发生于棉纺织业中的原因时，都强调毛纺织业中重商主义法规的妨碍作用。它们都没有说清问题的另一方面——棉纺织品的进口壁垒与产业革命的关系。其实，对任何有经济分析头脑的人来说，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很容易发现的：
英国人民喜欢漂亮的棉布;由于政府禁止了价廉物美的亚洲棉布进口，他们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本国产的棉布。由于本国棉纺织业不发达，技术水平也低，棉布产量与居民的需求相比太少，就使国内市场上的棉布价格相当高昂，以致尽管本国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棉纺织生产还是极为有利可图。这就刺激了棉纺织业者尽力增加棉布的产量。但是，恰恰是由于英国的棉纺织业落后，它没有足够多的纺织技术工人来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纺织工人的数目太少成了妨碍增加棉布生产的最主要“瓶颈”。于是棉纺织业者们就有了强烈的欲望去发明机器，以便用现有的少数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产业革命就是这种发明冲动的产物。
《白银资本》一书的弗兰克还指出了英国首先进行产业革命的另一个原因：英国工人的工资比较高，使得英国的企业主有更强的愿望去以多使用资本的机器代替昂贵的劳动。我们还可以补充他的论点说，英国的社会体制也使英国有较高的积累率，从而资本的利息率较低，有助于推动人们使用机器。
在产业革命之前，英国生产棉布的相对成本显著地高于印度等亚洲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英国应当放弃棉纺织品的生产，从印度进口棉布。而如果英国真的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免去棉布的进口关税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会被彻底冲垮。那样英国将不会生产棉纱和棉布，也不会在棉纺织业中开始产业革命。没有英国18世纪保护幼稚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那场伟大的产业革命!
进行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力国家当时实行的也绝不是自由贸易政策。
19世纪末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取得了最显著的成果。美国人爱迪生在19世纪70年代全力投入技术发明，先后改进了电灯、电话，发明了留声机，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德国人本茨于1885年开行了第一辆使用汽油机的汽车，1893年美国出现第一辆汽油机汽车。这些发明及其应用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和汽车化的时代。但是正如上一节指出的，进行这一系列发明的年代正是美国和德国强化其保护关税制度的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其实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之下推进的。
当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保护关税之下，这不等于说保护关税促进了那次革命。目前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说明，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怎样促进了当时的那场科技革命。平心而论，激发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有力的政策性因素，应当是当时美国和德国实行的保护专利的法律。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史学家们公认，18世纪末以后美国工业显著发展的一个非常强有力因素，是联邦政府制定的专利权法律。机器的发明因此受到了鼓励。尽管如此，我们起码可以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科技革命并不是只能在自由贸易中发生，保护关税下也同样会发生重大的科技革命。
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靠一贯实行自由贸易而从落后国家变成了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但是历史却提供了无数的实例，说明对外不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如何落后下去。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拉丁美洲各国、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
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拉丁美洲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
当然，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没有真正彻底地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它们国内也都有反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观点和势力，各国政府也都采取过不少限制进口的措施，特别是对许多进口产品征收过高关税，甚至为保护本国的某类产业而征收过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对进口品征收高关税的目的与当时的美国有着原则的不同。
美国对进口的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而拉丁美洲的高关税却是为了使政府得到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为保护产业而征收的高关税最好是禁止性的，而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当然不想杜绝进口——那样政府就收不到关税了。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势必要允许进口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以保证可以从进口中收到尽可能高的关税。这样，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一般都不会给予本国产业以足够的保护。
对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各国来说更致命的是，由于它们的关税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的，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好转，政府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维护对进口品的高关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之后，国内购买力的增加导致进口增加，政府由于关税收入增加而愿意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结果导致了进口工业品关税失去了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转向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力图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国资本流入来迅速发展经济，而它们所依靠的出口产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样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被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结果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片面依靠少数农产品。在世界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和30年代大萧条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都成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由于在19世纪中坚持不懈地靠保护关税来发展本国工业，把本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最后变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富国。
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搞的宣传伎俩，其目的是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很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
现在的人都批评中国19世纪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在1912年，发达的工业国中只有英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低于中国：当时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不到5%，而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关税接近于0。但是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正在衰落的国家，它的工业产量已经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过。而那些新起的经济强国，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英国的国家，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其平均关税率都明显高于中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这样简单的数字已经足以说明，落后国家要高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对本国的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
20世纪末的世界又增添了另一类的新问题：过去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造成了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俄罗斯。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对外贸易上是超保护性的，因为任何商品的进口和出口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本国企业的生产都按照政府的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外国产品竞争的威胁。在以“大爆炸”的方式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俄罗斯一下子放开了对外贸易，急剧地转向了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取消了政府机构对对外贸易的行政控制，甚至将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到0。这样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与“大爆炸”转轨战略的其它灾难性政策结合在一起，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导致了整个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倒退。
俄罗斯至今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严重下降，工业生产的下降尤其严重。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工业生产下降46%，机器制造业、轻工业、农业和煤炭业的生产潜力都被破坏。
俄罗斯工业生产各部门受到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由于进口消费品几乎完全占领了国内市场，俄罗斯的轻工业生产下降了80%;由于企业大量购买进口的机器设备，甚至买进本国自己能造的机器，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几乎被摧毁了。而俄罗斯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石油、天然气、化肥等等，它还出口军工产品并向前苏联国家出口电力。这些能够大量出口的工业部门所受的打击比较小，有的产出水平还有所上升。
俄罗斯轻工业所受到的打击很清楚地表现在俄罗斯的消费品市场上。2001年9月我访问俄罗斯时曾经逛过著名的俄罗斯百货商店。在这个几层楼的大百货商店中，除了出售食品的地方之外，在别的地方几乎就找不到俄罗斯本国产商品的影子。
用正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学说可以很容易地说明俄罗斯的轻工业为什么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俄罗斯资源相对丰富，过去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也是在生产耗费资源多的粗大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放开市场进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俄罗斯与国际市场相比，必定是原料型的产品和重工业品比较便宜而轻工业品比较贵。这就使俄罗斯的轻工业由于廉价进口品的冲击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比较优势学说说明不了俄罗斯的整个工业生产为什么以如此之大的幅度下降了这样长的时期。按照比较优势学说，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之后，俄罗斯的轻工业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当会迅速增加生产，因此“在长期中”俄罗斯的生产不但不应当下降，反而应当会上升。但是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已经10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仍然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而俄罗斯原来的工业生产就比较落后，是一个工业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优势学说之所以没有预言能力，又是因为它是一种静态的均衡分析，没有考虑动态变化的各种因素。
它忽略的最重要因素是，现代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机器设备有极强的专用性。把生产消费品用的机器转用于生产重工业原料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当轻工业企业由于产品没有销路而停产时，它的设备只能闲置，而不能转去用于增产销路很好的石油化工产品。结果是在那些被进口品挤垮的行业中，长期积累的、体现为机器设备的资本几乎被完全消灭了。这些行业的崩溃同时就意味着投入这些行业中的资本的毁灭，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总资本相应减少。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当然只能减少。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被进口品挤垮不仅意味着实际产出的减少，而且意味着整个国家资本积累流量的下降。实际产出的减少同时就是实际收入的减少，而实际收入的减少必然减少私人储蓄和资本的形成。不仅如此，整个国家实际收入的这种减少是由于很多人不再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政府必须从还在生产并得到收入的人那里收取税费以救济这些没有收入的人。这会减少还在生产并有收入的人的储蓄，由此而进一步减少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
这样，由传统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向对外实行自由贸易的后果是，不仅毁灭了国内的一大部分资本存量，而且随着产出的减少而大大减少了以后每个时期中的实际储蓄流量。这就使俄罗斯整个经济的总产出下降持续了10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俄罗斯所发生的灾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其实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国。
在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中国与俄罗斯的不同之处在于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战略。作为这种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是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一点一点开放国内市场的。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实行保护程度相当高的对外贸易政策，没有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有赖于中国实行了这样明智的经济政策，中国才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严重的经济灾难。
中国这20年中对进口品所设立的贸易壁垒，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高但是暂时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那些产品。这样的进口壁垒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它的保护下，在国内市场中互相激烈竞争的中国家用电器生产企业有了长足的技术进步，具有了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有了急剧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技术进步。
英国周刊《经济学家》2001年8月25日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只大熊猫打乱了队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如何在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下崛起。
正如这篇文章所说，人们通常都以“雁行式经济发展”来描述东亚各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国家是以生产简单产品——如鞋类或足球——然后将产品出口起家的。它们将获得的利润再投资，并使它们的实际资本得到升级，以便出口更多的先进的产品，如半导体和便携式电脑。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向着富国的水平发展”。
该文指出，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来发展：“中国不是雁阵中的一只雁。它没有肯定这种陈旧的模式，因为它在生产简单产品的同时又生产先进的产品，既有简单的绒毛玩具，又有集成电路”。“任何产品在中国实际上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设在香港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亚洲问题的经济学家安迪—谢说，如果有同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相类似的模式，那就是19世纪的美国。劳动力过剩使工资下降，但是，由于物价的下降消费量却在增长”。于是中国就在工业上崛起了。
这篇文章的某些提法是不合乎国际贸易理论的常识的：由于产品之间的相对成本在不同国家间总会有差别，当两个国家相互向对方出口的总额相等时，一国不可能生产任何产品的成本都低于另一国。在与此相近的正常情况下，一国总会有某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别的国家，而另一些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别的国家。如果一国任何产品的生产成本都低于另一国，这个国家就会只向另一国出口而不从它进口，这只有在这一国货币的汇率过低时才有可能。
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动态现象：如果今天中国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还高于别国的话，中国很快就能够降低成本，变为能够以低于别国的成本进行生产。能够这样快地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几乎生产过任何高技术的产品，而且几乎保存了所有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由于中国已经生产过这些高技术产品，已经学习过它们的生产经验，中国就能够很快降低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今天在低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迅速转化为明天在高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这种结构特征，是因为中国早就同时生产了所有各种低技术和高技术的产品，而不是等待低技术产品的生产已经成熟再开始转向生产高技术产品。但是在有国际贸易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生产结构，意味着在每个时点上都必定有许多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其国际市场价格。没有一个高度保护国内市场的对外贸易政策，这样的生产结构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我们前边所引的那篇文章指出，现在的中国和19世纪的美国都具有这样的生产结构。这是因为二者都实行了严格保护本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的任务应当是继续实行这个明智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便中国能象19世纪的美国那样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绝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对那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保护和扶植，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美国的正面经验和拉美的反面教训都告诉我们，这样才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从而使中国尽快上升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 ※ ※
本章所述的历史经验只能证明，保护新兴的幼稚产业是国家从落后迅速变为发达的共同道路，实行这种政策不力、进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则往往会滑入落后的泥潭。西方人信奉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现实却与它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在19世纪中期，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英国极力鼓动欧洲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它自己也确实带头实行了自由贸易。但是德国的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却把这看作是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针对这一阴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
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讲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他就通篇大谈它们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背后的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与此相联系的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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