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之殇：
限制公立医院发展和大力发展私立医院的实质
：冷西
《论据与事实》编辑部
我们知道，在此次疫情爆发之前，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实质为私有化的促进民营医院的改革已经进行很久了，很多地方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的公立医院并把这些地方的医疗卫生领域的工作交给了所谓的民间资本去“独立”的进行控制。从目前的实质上的情况来说，私有医院是可以根据社会上的医疗卫生需求，实质上任意确定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数量、种类和价格的，它们还在社会上散播公有制医院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差的谣言以试图引导更多的人去私立医院就医以使它们的利益最大化，而他们自己决定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办法也极大的扰乱了医疗卫生人才的正常流动。
目前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的这种私有化政策是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在理论方面，即某些专家认为中国在新时代的建设中政府要逐渐放弃其原有的社会技术性行业的经济职能而去建设将市场作为配资资源的唯一手段的实质为“大市场、小政府”的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某些附庸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的代理人集团污蔑国家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经济管理是“官僚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应该立即从一切第三产业中退出，而代之以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资源的唯一手段的私有资本的完全进驻，而在他们的口中，这种大力发展私立医院并同时限制和削弱公立医院的发展的行为就是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资源的唯一手段的一个步骤，是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在群众基础方面，部分公立医院的医疗干部队伍被错误的主张和理论蒙蔽，认为一“私有”，自己个人的收入就会翻一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这部分医院在的党建工作薄弱化、虚无化的结果，是被“物质刺激”的理论蒙蔽了的直接反映。但是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展开讨论。
我们认为，这种政策之所以能够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得到落实和贯彻的原因是因为党内存在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代理人集团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的影响所决定的。这为非常危险。因为这条路线如果继续在各个行业全面得到落实和贯彻，就会削弱甚至于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群众基础。
但是，在目前的学界，又存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把这套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2019年6月12日，时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的王贺胜宣布，截止2018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同时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出《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的文件，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而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近十年来，公立医院在2013年数量达到最高峰，为13396家，此后五年里，平均每年减少270多家，具体来说即是截止2018年底，我国公立医院数量为12032家，相对于2014年总数量减少了1264家，而相对于公立医院日渐萎缩的趋势，私立医院在2015年-2018年期间，共增加6459家，平均每年增加2153家。这其中的原因是在片面的理论主张的指导下，在规划、税收、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对私立医院的倾斜和对公立医院的限制，2019年9月2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等21部门联合下发了《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年)》的文件，宣布支持私立医院跨区域办医并明确支持私立医院向地市级城市及其以下的基层发展，而与此相对应的同时该文件却没有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水平公立医院跨区域办医，明确将这个领域放手交给了私立医院，同时该文件还表示开展诊所改革试点，进一步掏空和瓦解公立医院的卫生干部队伍。而这些文件和改革无一不在开头冠之以目前的党的指导思想，并认为推动私立医院的发展是促进医疗卫生行业的可持续性向好发展的唯一途径，是会对新时代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重大贡献的。但是，此次疫情中参加对湖北的医疗支援的医疗卫生队伍的实际组成情况却无情地扇了一些人的耳光。
事实上，目前党内存在的代理人集团将公立医院交给私有资本，只是让实质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来操纵医院的经营管理权力，至于广大的医院职工，不要说管理医院的权利，就连自己工作的权利甚至生命也常常被无理剥夺。2018年1月27日廊坊市城南医院院长张毅在被蒙面人打断双腿后跳楼自杀，根据观察者网的消息报道，张毅是因为医院的经济效益长期向好发展后，就被医院的投资商玩弄于鼓掌之间，医院也被掏空了资金，也被商人收买的同行们抛弃。这也就是说，目前的所谓的社会办医的让广大群众参与医院的领导和建设的工作只是理论上和形式上的东西，实际的政策效果显示，在私立医院里，当家作主掌握全权的也只是个人。
在私利医院的收入的分配上，也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办医”的虚伪性。在私立医院里，确定分配标准的工资规定是由医院的少数领导人和投资商制定的，医院的专业队伍无权过问。每当进行新的工资和补助调整时，医院的管理者都趁机给自己涨工资，他们的工资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了普通群众的工资的增长幅度，在某地区的某个私立医院，医院院长在一次工资调整中增加的工资几乎等于两个科室医生的全部工资，而有的私立医院又实行的增加领导的工资的频率远高于增长其他人的工资的频率的政策。私立医院的领导除享有高额的工资外，还享有用医院的公款到国外旅行、多分奖金、多拿补助金等特权，因此，也就是说他们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他们名义上所得的工资额，可以享受特别优越的生活。
这也就是说，“社会办医”的实质就是主张把追逐利润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最高准则，把所谓的“物质刺激”作为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的唯一动力和指标，也就是鼓励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取代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就是提倡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而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应当是表现医院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目的的实现，当然，参加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目的并不是每个公立医院的直接目的，完成本院的医疗发展计划和保障计划是公立医院实现自身的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目的的表现形式。对每个公立医院来说，医院本身的经营的目的即是在目前的条件下，计划消耗和计划保障之间的最小比例，医院的目的是在不断改进医疗卫生工作的条件下完成计划。
因此，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支持“社会办医”的政策中的片面性，就会出现哪个医院在市场上打败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的利润，就是经营“成功”的医院的认识上的普遍现象，就会导致在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出现严重的勾心斗角、排挤倾轧的严重影响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的总体发展的恶劣现象。
同时，私立医院之间的剧烈竞争还对其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造成了认为的损害。如某省的私立医院中就出想过为了自己的利润的最大化而推迟了医院医疗设备的更新导致了重大医疗事故的事件，同时，目前在私立医院领域还大面积的存在着因为害怕对手的竞争而导致自己的利润减少而互相保守自己的技术秘密、经营秘密，高薪收拢高技术人才的同时又禁止自己的医疗卫生队伍对外传授技术的现象。
而且私立医院不仅对外存在激烈的竞争，即使在其医院内部的各部门、各科室之间也是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的。
总的来说，就是不择手段，用损害别人、使别人倒霉的办法来达到赚钱的目的就是目前私立医院实质上的通行规则。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是各个医院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人民的利益为原则，通过有计划的合作和友谊竞赛，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鲜明标志之一，这也正是“社会办医”政策的实施后不可能有的东西。
在目前的私有医疗服务领域，许多医院为了谋取暴利，在社会上狂热地进行投机活动，兴风作浪，哄抬物价，煽动社会不良医疗氛围的滋长，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凡是什么专科医疗技术门槛低、需求大，投机活动的狂热就会席卷这些领域，比如整容、妇科等。许多私立医院为了进一步扩大需求，还煽动社会情绪去哄抢这些服务，造成市场上的这类服务奇缺的现象，例如在网络、街边广告等大量投放广告去煽动的部分女性整容倾向的行为就是典例。而在这个过程中，医疗卫生行业的生产部门也立即乘机抬高价格，商业部门也跟着加价，结果使这类医疗服务的价格猛涨一倍以上。一些从来没有经营过医疗卫生领域的企业也插手进来“浑水摸鱼”，开设医疗卫生领域的“代理部门”。
同时，私立医院之间互相倾轧、损人利己的斗争的尖锐化也还突出表现在医患纠纷不断增多的事实中。2019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总计为18112件，同比增长47.9%，2017年案件数量为12743件，2018年案件数量为12249件[1]。
另外，这部分人还认为，实行“社会办医”可以最好的发展医疗，可以造成任何“国家监督”和“行政干涉”所不能有的推动生产发展的力量。而目前的实际数据表明事实也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及床位数统计中，公立医院在机构数量比例中占比36.45%，私立医院占比63.55%，公立医院在床位数比例中占比73.66%，私立医院在床位数比例中占比26.34%;2018年全国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中公立医院人员数在医院类别占比77.99%，私立医院占比22.06%;但是，全国医疗服务工作量统计中，公立医院却在医院类别占比85.20%，私立医院仅占比14.80%，而医院医师担负工作量统计中却相差不多(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治疗人次为7.5，私立医院为5;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为2.6，私立医院为2.5);在总的医疗服务情况统计中，公立医院占总治疗人次数的85.2%，私立医院占比14.8%。[2]事实是无疑证明了这部分人的理论上的错误的。
而且，在目前的私有医疗卫生领域，经常存在这“商品过剩”、医院倒闭和大批人员失业的现象，在目前的条件下，尽管目前我国远远未实现小康社会的生活水平，但是目前却有大量的“商品过剩”，这也就是以整容医院为代表的私立医院广泛对就诊人员实行实质为赊销的“分期付款”的付款模式的根本原因。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中的种种困难，完全是因为目前的“医改”的政策导向的片面性导致的，是部分能够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的人试图使中国在实质上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主张在客观世界中的直接反映。存在于我党内部的代理人集团主张实行他们的“社会办医”的主张，标榜“大市场、小政府”、“服务型政府”、“改革的阵痛”，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遮羞，借以欺骗广大群众，同时，也是为了把经济上的困难转嫁给人民群众，“社会办医”的一项配套政策就是把医疗保险与所在单位挂钩，实质上就是要依托单位盈利转矿为转移，如果盈利小或者有亏损，群众的医疗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就会降低，个人比例就必然升高，而且在实行医保缴费由税务征缴后，企业降费率的呼声也一直很高，国家也回应这个呼声降低了社会保障的费率，2019年1-9月，全国企业职工保险减费2725.27亿元，其中5-9月执行综合方案减费2199.54亿元，9月1个月减费477亿元[3]。事实就是这样。随着医疗改革及其配套的社会保障改革等的全面展开，数据表明，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不到4%一路上升到了2008年的7%和6.7%，至2018年分别达到7.8%和10.2%。[4]总的来说，情况是比较严峻的。
事实上，在目前的条件下，以主张“社会办医”为代表例子，提出国家减弱、退出社会保障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的实质都是为了掩盖党内存在的代理人集团试图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和败坏社会主义的名声以瓦解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的事实。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有制替代了私有制，生产活动和社会保障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代理了无政府状态而可以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为社会谋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是在于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和解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与当下的现实的矛盾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代表者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是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的，是国家的集中领导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结合的最佳典范。目前我国在此次抗疫行动中广大公立医院的医疗卫生干部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和实际取得疫情逐渐被控制的事实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优越性和可靠性的最佳体现，这也就是说，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一切成就，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经济作用的全面优越的最好的证明。
列宁明确指出，国家作用的消亡，只有在彻底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列宁认为，那种认为在从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就主张取消工人阶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的主张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溶的，他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必须要有管理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导机构的。
目前，存在于党内的代理人集团及其知识分子附庸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社会和经济的管理和试图取消党和国家对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实际领导，搞什么“社会办医”的行为从实质上来说是他们背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事业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充当马前卒、带路党的一种表现。
对于这种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我们应当坚决制止!
[1] 数据来源：Alpha案例库。
[2] 数据来源：《2018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3] 《人社部2019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中国网，2019年10月21日。
[4] 《202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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