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新冠疫情在西方世界的失控使部分国家动起“甩锅”给中国的坏念头。在这样一种中西交恶背景下，国内互联网企业可能面对外国人才流失与资本缩减，可是像腾讯这样的媒介巨头似乎不那么忧虑。这一自信并非全部来自中国的技术储备，而也应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只要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还在资本市场体系下运作，资本就总能找到扩张和再生产的方式。保马今日推送推送《亚洲专家论坛》对华盛顿大学博塞尔校区唐旻老师的专访。该访谈以她新近出版的专著《腾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讨论了腾讯的商业理念和扩张策略，并探讨了中美两国政府在全球政治经济急剧变化背景下对互联网监管、信息地缘政治等问题所作应对的复杂性。
本文原载公众号“批判传播学”
腾讯的政治经济学
采访 | Yinghe Mei,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时间 | 2020年3月23日
翻译 | 应武
Yinghe Mei：您是如何看待腾讯的商业理念的?腾讯既是互联网增值服务提供商，又是对全球科技初创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风险资本，这两种角色如何促进了它的成长?
唐旻：金融化和跨国化是全球数字产业的两个重要趋势，也是腾讯业务发展的真实写照，腾讯作为在线增值服务提供商和风险投资者的角色，也印证了这两个相互融合的新兴趋势。
腾讯业务发展的核心战略包括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产品多元化，这些都对腾讯的成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腾讯并不是唯一采用这些策略的公司。我们在迪士尼、新闻集团(NewsCorp)等传统媒体公司甚至非媒体公司中都能看到这些扩张现象和策略，因此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司成长的内在趋势。科技公司的基本目标是迅速发展壮大，并尽可能多地再生产资本。多元化是腾讯的新趋势，这表明该公司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并积累了足够的资金来涉足其他业务。这也表明了它在自己的业务上表现良好，因此在寻求多元化。
在腾讯发展的初期，对腾讯感兴趣的国内投资者相对较少。即使到今天，它的最大股东仍然是南非的传媒集团纳斯帕斯(Naspers)。这种现象可以放置在中国和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语境下来理解。腾讯成立于1998年，彼时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仅有二十年。具体来说，由于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虽然国内投资者的数量越来越多，但中国金融业的规模仍然很小，不像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要国家那样活跃。此外，这些中国科技公司成立的时候，金融市场刚刚开始向更多的外资开放。从全球范围来看，风险投资已经发展了大约三十年。尤其是在美国，随着政府对金融部门的进一步放松管制和对互联网公司发展的狂热，有更多活跃且实力雄厚的美国及其他外国风险投资者对像腾讯这样的科技初创企业产生投资兴趣。但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金融业和互联网行业的密切互动。
Yinghe Mei：多元化是腾讯的主要扩张策略之一，业务和产品的多元化使得腾讯免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沉重打击。多元化还在哪些方面帮助了腾讯成长?扩张得太广是否也会给公司带来弱点?
唐旻：我们需要将腾讯的多元化进程置于更宏观的中国国家政治经济背景下来考察，这一背景是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利用数字经济作为整合、重建国内宏观经济再平衡的驱动力。例如，“互联网+”是中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推行的一项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在许多传统行业中广泛使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来建构以互联网产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
至于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腾讯的领导层在应对复杂形势方面非常聪明。此外，我不认为探索和暴露弱点是件坏事。只有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公司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市场。尤其是对于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来说，多元化是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借此寻求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我不认为腾讯在多元化的过程中失去了重心。即时通讯应用和游戏一直是腾讯的旗舰产品，而只有当其核心业务已经相当成功和稳固时，腾讯才开始探索并使其业务多元化。
Yinghe Mei：腾讯的游戏部门使其进入了全球市场。如何解释腾讯游戏比其别的明星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更具知名度?
唐旻：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腾讯在全球游戏行业如此成功，因为它一直非常低调，悄无声息地扩张。许多人在玩腾讯的游戏时，并不知道那款游戏是属于腾讯的。
腾讯通过做游戏开发、发行和运营，成功地将自己垂直整合到游戏产业中。在早期阶段，腾讯能够与一些知名的外国游戏工作室合作，如美国的暴雪，并成为它们在中国的发行商。
与知名度更高的游戏公司合作的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是通过购买股票来拥有这些公司的部分所有权，另一种是成为它们的海外分销商。在全球游戏产业中，腾讯最初是以一家分销商获得立足点。它曾与几家韩国和美国的游戏工作室合作。各国政府针对文化产品(如电子游戏)的发行都有其法规。比如在中国，谁可以、怎样发布游戏是有一些规定的。因此，对于一些由韩国或美国公司制作的游戏，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来帮助他们将产品传播到中国市场。这与外国电影的进出口非常相似。由于在21世纪初已经通过QQ的流行获得了一个庞大的用户群，腾讯自然成为了本地代理的良好候选人。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对于任何想要拓展中国市场的游戏公司来说都是非常理想的。
Yinghe Mei：我对这样一种观点很感兴趣：认为腾讯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即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互联网公司的市场。鉴于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腾讯如何在外国人才和资本缩减的情况下维持其成功?
唐旻：这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等待并观察形势如何发展。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接触外资的机会是否会减少。的确，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世界正在迅速变化。世界是会更加全球化，还是会逆全球化，仍然是个未知数。然而，资本之间的竞争和争夺从未停歇，围绕着市场和国家利益的争斗历来都有。我们可能会发现当前的形势极具挑战性，但世界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张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腾讯是否能够适应并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这将取决于腾讯领导层的商业决策。通过回顾过往媒体公司的政治经济学，我的预测是，只要是在资本市场体系下运作，资本总能找到扩张和再生产的方式。
与阿里巴巴和华为相比，腾讯一直保持相对低调，针对腾讯的负面言论也比较少。这实际上使得腾讯的一些业务(如游戏)能够继续悄悄扩张。
Yinghe Mei：一些中国的媒体巨头因未能承担社会责任而遭受批评。换句话说，它们未能在“符合政府标准”和保持其作为社交媒体平台的真实完整性之间实现平衡。这样的批评是否也适用于腾讯?
唐旻：你提的问题首先预设了监管是一件坏事，我未必同意。适当的政府管制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至关重要的，监管是政治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看待这个问题更好的方法是去看什么形式的、处于何目的的政府监管是可以接受的。其次，你的问题还预设了只要有管制就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来看待政府和其人民之间的关系，这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时尤其如此，这就引出我要说的第三点。当人们谈论社交媒体平台和政府在审查制度方面的合作时，中国经常被提及，甚至是放在聚光灯下被审视。但其实，企业和政府的合作绝非中国独有。我们借助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美国电信和数字巨头对其民众的监视项目便可了解这一点。所以，在思考类似你所提的涉及政府监管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并具体地考虑语境和语境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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