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酝酿了很久，酝酿的时间远远超过落笔成文的时间。酝酿很久的原因，是因为很难把前人点到为止的论述展开详述。尽管酝酿了很久，我也不敢保证这个话题，我能说清楚。文字永远难以描述具体的思想，写出来难免词不达意。领悟这些思想需要一定的悟性。如同《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一样，能读懂的人，自然有足够的悟性，能够读懂，读不懂的人，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吧。
能看明白了阶级与利润的分配的关系。就会很清楚，所谓抛开经济谈政治。基本就是如同观察物体在三维物体的运动却看其在二维的痕迹一样。这样学科的理论必然是荒谬的，结论必然是错误。这样理论除了欺骗性，毫无用处。把这样的学科及其理论当做经典的人，注定是无知和愚蠢的。
这部分理论，本来想写在《卢瑟经济学》之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落笔。许多读者问我，怎么发家，怎么投资，烦不胜烦。实际上，如果这些人了解我对资本的认识，就会知道他们关注我关注错人了。他们应该去关注各种投资公众号，在美梦中，把自己的积蓄送进赌场。
本文全文12000多字，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周，结构上未必严谨，也未必成体系。实在没有体力再修改了。不过，我想，聪明而善良的读者，应该不会过分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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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
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以物为媒介。或者说，社会关系，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话怎么理解?重要的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关系以物为媒介的方式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认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统治阶级控制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和暴力，可以无偿占有被统治阶级的财产和劳动成果，并使用暴力维护这种分配关系的话，那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奴隶社会表现为垄断劳动者的人生自由。在封建社会表现为垄断土地和控制血缘纽带。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垄断生产资料(主要是货币资本主导权)。在半封建半殖民国家表现为垄断土地和外贸主导权。
所有的统治阶级的起源，在各个社会大同小异，靠的都不是勤俭节约，而是暴力、欺诈以及各种罪恶：武王伐纣，姬家开始家天下;李世民建立唐朝，连某寺庙的和尚都获得封赏;西方殖民者靠掠夺殖民地、奴隶贸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蒋介石成为军阀首领，四大家族迅速崛起。
统治阶级以暴力、欺诈以及各种罪恶建立起某种他们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关系，垄断各种社会资源和财政分配权，掌握制订法律的权利，并用国家暴力维护法律，财产的优势只是这种社会关系的表现。
不是统治阶级的财产使他们具有统治社会其他人的社会地位，而是他们处于统治他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拥有可以支配他人的财产。
私有制社会，统治阶级的地位有暴力获得，并用暴力维护。任何一个政权的起源，追根溯源的话，都是一次武力冲突。统治阶级的来源，要么是本次武力冲突的胜利者及其党羽，要么是背叛旧政权、投靠新政权的上次武力冲突的胜利者及其党羽。按照本家族或本家族向上攀附的家族关系向上追溯的话，许多罗马贵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王政时代。许多英国贵族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的时代。满清贵族的历史，大多可以追溯到满清入关，甚至更早。
这并不是说，统治阶级的人员高度固定，凝固僵化，一成不变。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没有做到像日本幕府时代的武士家族那样固化，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一代一代。而是说，统治阶级如同一个生物，不断新陈代谢，现有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必然与上一代统治阶级的成员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有贾府那样的旧有统治阶级衰落，一方面，有贾雨村那样的候补成员递补。如果我们追溯贾雨村家族的发展路径，无疑可以追溯到贾府，贾府则可以向上追溯到皇族。递补的条件，有些社会是军功(军公爵制)、有些是血缘和裙带(联姻、侍者)、有些是运气和知识(科举制)。张飞如果不追随刘备起兵，至多是一个武艺过人，家财殷富的富户，永远不可能实现阶级跃迁。
一般来说，不同的时代，统治阶级递补候选人的倾向往往不同，“天下危，注意将;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大乱的时候，武人往往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时，即使不给武人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也能用剑获得自己可以得到的地位。战乱结束，文人往往能压倒武人。这时，武人往往并不掌握经济资源，又不熟悉法律，不擅长阴谋诡计，往往还居功自傲。在武力被封禁，统治阶级内部使用和平手段进行斗争的时代，他们自然不是文人的对手。汉尼拔侵入罗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西庇阿成为罗马的英雄，布匿战争结束，汉尼拔被击败，口才出众的老加图之类的文人取代西庇阿之类的武将成为元老院的实力派。当然，也有的时代承平日久，能征善战、能说会道都不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于是各种血缘、裙带关系，成为选择候补统治阶级的关键因素。
有些人认为只要读书好，善于考试，就应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才是公平。且不说这些人从内心之中并没有抛弃成为人上人的想法，也应该知道递补条件的选择权由统治阶级控制，隋唐以后出现科举制并不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维护统治，实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大多数情况下，一方面，统治阶级并不是稳定的，往往因为内部权力分化等原因出现更迭，时常有家族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是相对稳定的，因为新晋的统治阶级成员，必然由老统治阶级的成员提携产生，而不是凭空出现。这就如同邀请制的社团，虽然时常有老会员被除籍，但是新会员必然由现存老会员邀请产生。
统治阶级一方面利用现有财产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分配结果，不断增加自己控制的物质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获得更有利的分配结果;一方面控制暴力制订并实施法律，随时调整社会分配条件，确保分配结果对自己有利。许多被统治阶级看到统治阶级利用财产的优势获得有利的分配结果，于是幻想自己或者省吃俭用或者运气爆棚，也可以产生正反馈分配结果，可以鸡生蛋、蛋生鸡，循环往复，最终拥有巨额财富，跻身统治阶级。且不说他们忽视了统治阶级拥有的巨额财产带来的巨大的分配结果的差距，他们更忽视了暴力在分配中的作用。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暴力支持的社会行为准则，国家暴力机关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可以彻底改变现有的社会资源所属和新资源的分配。把这几层结合起来，就不难理解，被统治阶级成员，如果没有受到统治阶级成员的提携，进入统治阶级的路径只有暴力，而且必然触犯现有法律——如果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他们可以不触犯法律不依靠提携自由进入统治阶级，并对其他被统治阶级施行统治，那么统治阶级的统治就存在漏洞，这种漏洞必然危害统治阶级的地位，也必然被尽快堵塞。
克莱蒙扎和忒西奥打打杀杀也好，教父三人帮抢劫运输服装的车辆也好，教父集团使用暴力垄断意大利社区的橄榄油生意也好，其实都是用暴力获得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权。《追龙》之中，跛豪和雷洛联手，控制香港毒品生意，大同小异。
这种新生的暴力，并不由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暴力衍生而来，与原有的暴力之间的并不存在从属关系，破坏了原有分配结果，任其发展必然破坏原有的分配结果，如果考虑的暴力的实施也需要分配结果为依托的话，就不难理解新生的暴力难免危害原有的暴力。最终，两种暴力必然冲突，新生的暴力要么被招安成为原有的暴力的一部分，要么被消灭，要么取而代之。
《水浒传》之中，宋江为代表的一部分梁山好汉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不甘心作为被统治阶级或者统治阶级的底层要跻身统治阶级中层甚至上层。他们虽然自认有足够的能力，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像高俅那样受到现有统治集团的邀请，或者即使进入统治集团也在中下层徘徊(如宋江及大多数朝廷军官)，或者被陷害(如林冲)，或者被不断边缘化(如柴进)。由于不满于这种现状，他们半推半就选择了武力对抗现有权威，了希望通过展示自身的实力，重新获得北宋统治阶级的认可，进入统治阶级内部更高的层级。
宋江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睹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乘着酒兴，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去那白粉壁上挥毫便写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写罢，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又拿起笔来，去那《西江月》后再写下四句诗，道是：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写罢诗，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郓城宋江作。”
呼延灼慌忙跪下道：“义士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实慕将军虎威。今者误有冒犯，切乞恕罪。”呼延灼道：“兄长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将军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忘人大恩，记人小过。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他如何不见你罪责?如今韩滔、彭玘、凌振已都在敝山入伙。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
多说一句，过去曾批判宋江是投降派，其实宋江不是投降派，宋江的梦想和路径，自始至终是很明确的，即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对宋江来说，落草梁山是不得已，后来一再武力对抗朝廷，不过是为了提高招安的价码，争取一个比较高的统治阶级内的位置，或者说，打是为了谈。既然从头就不想否定封建王朝的统治，甚至不想否定宋徽宗的统治，又谈何投降呢?
出于统治的需要，统治集团也会提供一部分中下层的统治者的名额，给教父、乡贤一类的人物。对他们一类人物采取随时敲打，又不赶尽杀绝的态度。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必然牢牢控制暴力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权。
毋庸赘言，暴力能改变产品分配。产品分配权是暴力的基础。能够否定暴力的只有暴力。物质分配权不能直接否定暴力，必须由物质分配权产生了新的暴力，否定原有的暴力。所以。改变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不否定统治阶级的暴力，是不可能的。
暴力可以改变一切分配结果，推翻现有统治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上层建筑。失控的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权，则可以产生新的暴力。以更多的社会总产品分配权获得更大的暴力，以更大的暴力获得更多的社会总产品分配权，暴力和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完全可能成为正反馈系统。每次新政权取代旧政权，都满足这个经济逻辑。
从维护统治的角度看，统治阶级必然一方面控制暴力，一方面控制社会总产品分配权，控制暴力就能控制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反过来控制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就能巩固政权。暴力和社会总产品分配权，一旦其中有一项不在统治阶级控制之下，就必然危害统治。
从维护奢侈生活，操纵其他社会成员的命运的角度，统治阶级也有必要牢牢控制社会总产品分配，通过顺之者富裕，逆之者贫穷的分配原则，控制其他社会成员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行事。
杨白劳想吃饱饭吗?给我996。记住，996是福报，是我赏你碗饭吃，我不给你996的机会，你连饭都吃不饱。喜儿挺水灵，想吃香喝辣吗?按我说的做。记住，有的是年轻貌美的小姑娘，我不赏你这个机会，你只能累死累活，吃糠咽菜，休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山珍海味，穿金戴玉，十指不沾阳春水，宝马雕车香满路。无形文人汤师爷有点歪才能忽悠，想不干体力活吗?给我当吹鼓手，替我忽悠人。记住，你这穷酸文人的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都是我给的，你这样的穷酸文人一抓一大把，我不赏你这机会，你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街边卖字，糊口都难，还想趾高气昂，高人一等，看见孔乙己了吗?呸!你这泼皮牛二给我当狗腿子，替我去砍人……你这讼棍方唐镜，替我去开脱……
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饥饿比皮鞭更有效。
从维护统治的角度看，统治阶级内部个人拥有过多的财产并不见得是好事。当极少数人垄断巨大的财富的时候，就有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些人既可能尾大不掉，又可能阴养死士，甚至拥有私人军队。这很可能导致现有政权的分裂，甚至内战。
君王的臣子的臣子，不是君王的臣子。曹操的家臣，许褚典韦受雇于曹操，不是汉献帝的家臣。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每一路诸侯都割据一方，有自己的财源，一旦讨伐不利，就回到自己的地盘，互相吞并，称王称霸，汉献帝成为摆设。
所以，与其让劳动者极度贫困，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僚、诸侯、大地主、大买办们及其党羽富可敌国。不如让老百姓生活小康，铲除官僚、大地主、大买办、让官僚们生活富裕。否则，一旦条件成熟，统治阶级内部少数人拥有过大的权力和财富，那么离新政权从旧政权破茧而出忽悠不远了，这就如同异形从宿主身上汲取营养，然后破胸而出一样。
无论是为了维护现政权的稳定，还是满足个人贪婪的欲望，或者，支配其他社会成员，都有必要控制社会总产品的分配。
这一点儿也不难，只要垄断生产生活资料即可，实现被统治阶级勤劳，统治阶级致富。农业社会生产资料表现为土地，封建地主阶级垄断土地，就能控制农民。在封建时代以前，由于生产力低下，存在大量未开垦土地，统治阶级无法垄断土地，就剥夺劳动者的自由。工业化社会，金融、土地、能源、交通、通讯，都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统治阶级垄断这些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就能控制整个社会的产品分配。金融资本因为整齐划一，具有广泛交易性和高度流动性，易于汇聚、集中形成垄断，还可以使用信用系统凭空创造，成为各种生产生活资料之中的核心资料。
这种交易中的剥削关系，不仅存在于劳动者与有产者之间，同样存在于大资产和小资产、一般资产和垄断资产、垄断资产和金融核心垄断资产之间。交易之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方控制社会产品分配权，可以把对方的利润一股脑吞下去，除非颠覆现有交易关系，否则处于相对下层的交易方，完全无力改变对自己不利的交易结果，更遑论反超。
如果垄断生产资料还不够，那就制订相应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财政行为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剥夺、给予的过程。剥夺谁，给予谁，必然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符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都是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后。资本主义革命中，各国大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和财税分配权。于是，大资产阶级以全国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加速完成资本积累。在此之前，各国地主垄断政权时期，则往往对土地减税且不限制个人或其家族拥有的土地上限，向劳动力(比如，人头税)、工商业加税(比如，商品流通税)。
如果税收和财政政策还不足以拦住不受统治阶级欢迎的野蛮人，那就使用准入门槛，把野蛮人拦在门槛外。比如，美国建国早期对外来商品使用高额关税，维护本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比如，各国出台政策限制外来金融资本进入本国。比如，一些国家限制外国人购买本国土地、房产。比如，美国出台政策限制中国通讯企业。比如，使用特种执照确保某些行业只对自己人开放，限制不受欢迎或者不听话的经营者进入某些行业。
抛开对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和悬殊的存量财产的差距所导致的悬殊的博弈力量对比不说，财税政策、特许经营之类的由政府制定政策，由国家暴力保障，除非国家暴力可以用金钱购买，否则，足以排斥一切试图使用交易手段跨过门框的外来者。我们后面会谈到，可以使用金钱购买国家暴力的社会中，比如美国，统治阶级通过垄断金钱垄断暴力，虽然本国暴力可以使用金钱购买，但是也绝不卖给外人。
反之，如果某人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获得统治阶级的支持，那么无论是资本量、金融税收政策或者执照门槛都不是问题。比如，胡雪岩先后投靠王有龄和左宗棠，为他们采购军需、办理借款、筹集资金、转运官银。胡雪岩使用公款作为资本金，自然不存在资本门槛。如果官银还不够，有王有龄和左宗棠的支持，信用贷款不成问题，有的是有闲钱缺乏投资方向的财主愿意把钱借给胡雪岩。有王有龄和左宗棠的特批，其他财主显然不能介入胡雪岩的生意，换句话说，胡雪岩有执照，他人无执照。胡雪岩使用的资金，本身就是财政资金，胡雪岩发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财政从他人那里剥夺，对胡雪岩专向给予的过程。
总之，除非发生剧烈的武力冲突，新兴的武力集团剥夺由原有统治阶级控制的生产资料和制订国家政策的权力，否则原有统治阶级有能力使用财产和暴力，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并一直控制下去。
如果不考虑统治层为了私利主动改旗易帜，要突破垄断生产生活资料、控制财政权、准入门槛等重重限制，颠覆原有统治阶级对社会总产品分配权的控制，必须有一种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者，来自海外，海外殖民者使用坚船利炮摧毁原有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使用廉价商品粉碎原有经济基础，或者，来自境内的新兴的经济模式，产生更多的社会产品，使用这些社会产品支持新生的暴力集团，颠覆原有的国家机器。新兴的经济模式，可能是“打土豪、分田地”重新分配土地等生产资料，也可能是工业革命。
在阶级社会，个人的社会关系决定其可以调动的资源以及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可以获得的份额以及可以拥有的财产量。所谓，有多大手，捧多大碗，吃多少饭。
个人的发迹与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正相关。
个人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或者攀附上统治阶级，就很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紧俏物资、特许经营、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财政订单等种种优势，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利润，聚敛巨额的财产。一旦个人失去统治阶级的地位，或者其攀附的统治阶级成员失势，个人就很容易丧失财产，那些聚敛的财产。有此土有此民，有此民有此财。这时，失去了对民的控制，不再是统治阶级，没有种种便利，就无法聚敛财富。前期聚敛的财产，对个人来说，不过是很容易消散的浮财。不仅如此，这些浮财还可能给所有者本人带来杀身之祸——匹夫怀璧就是死罪。
紫禁城曾经是朱家的住宅，后来成了爱新觉罗家的住宅，再后来成了博物馆。溥仪晚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参观的时候看到这里一草一木都曾经属于他，现在属于全民，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与此类似，满清年间，没有被满清杀光的漏网的朱家后人，路过紫禁城的时候，一定也是心情复杂，赶紧走开，生怕被认出来，惹来杀身之祸。
在君主权力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历史上的东方国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封建君王及其所属的官僚地主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正相关，富贵、贫贱均有此决定。所以，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在一切都可以交易，金钱可以买到暴力的西方社会，谁控制金钱，谁就拥有可以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资源的能力。或者说，按照基辛格的说法，你控制了金钱就控制了一切。所以，在这样的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最高统治者在金融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比如美国的权力中心在华尔街，而不在白宫或国会山，更不在五角大楼。
西方大资产阶级一方面垄断社会资源，控制财富分配，一方垄断政客的出仕途径，由自己选拔的政客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财税、法律政策，一方面把表现良好的政客(比如，克林顿家族)拉入统治阶级的圈子，一方面用刺客解决个别不听话的政客。
表面上看，这些国家是高度民主的，人人一票，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个人意志的权利，实际上国家权力是由大资产阶级高度独裁，为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对被统治阶级来说，他们获得的信息是通过媒体获得的，解读来自专业人士。媒体和专业人士，都是要吃饭的。只要吃饭，就会选择投靠金钱，以拥有更多资源，有足够的资源，才有足够的听众和收入。
对懂得趋利避害的政客来说，是默默无闻，侥幸当选之后死于刺杀，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出人头地，进入统治阶级的圈子，该如何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对这些国家的其他统治阶级成员来说，他们一样要向最高统治集团屈服。比如，洛克菲勒曾经说过，自己曾经多次在夜间辗转反侧，最终清晨起床去银行申请贷款，几乎是跪着去的。对洛克菲勒来说，金融资本就是他的上级，也是他的上帝，他能否在同行的自相残杀中胜出，全看金融资本的态度。
在封建时代，有清晰的等级制度，西方各国有公侯伯子男，在东方，有的有诸侯、卿大夫、士，有的有大名、武士，有的有七品官僚制，金字塔结构一清二楚。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模糊了等级制度。表面上看，人人可以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人人可以成为政务官，人人可以成为大资本家。
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不是鸡生蛋、蛋生鸡，资本量越滚越多，而是资本量达到一定数量以后，无法迈过玻璃天花板。
比如，一个勤俭的厨师，可能雇佣几个人，经营一个饭店，获利颇丰。一个精打细算的小老板，可能雇佣几十甚至上百人经营一家工厂。但是，他们显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投资利润更高的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比如上市圈钱。他们的利润，如果不是投资房产、就是投资股市——成为更高社会层级的人可以随意收割、廉价使用的资源。
在有现代金融的时代，大资本使用的资金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的资本，包括并不限于债券、股票和银行贷款。所以，只要获得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阶级的支持，资本量的门槛从来不是门槛。资本失业的原因，并不是资本无法跨过资本量的门槛，而是资本所有人的社会关系，不支持他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获得更高的利润。
失业资本，其实是所有人的资本量达到他的社会关系所支持的极限，于是无法被利用，只好进入金融市场，被金融资本廉价征用或收割。可笑的是，一些蠢货把金融资本收割失业零碎小资本的屠场当成自己的幸运主场，总幻想自己依靠狡诈，实现阶级跃迁，虽然屡屡被收割却乐此不疲。
进一步考虑，一些人幻想自己的创意能够成为自己进入统治阶级的资格证，殊不知，没有资本的支持，他们的创意根本无法从思想变为物质。即使变为物质，也很快会被抄袭。相反如果得到本国统治阶级的认可，那么及时他人有创意，抄袭者也可以利用他人的创意，调动社会资源，成为本国统治阶级的成员或服用。有人可能会提出例外，比如甲国某些人抄袭乙国某些人的创意，并成为新兴富豪。甲国能抄袭乙国创意的原因，无非是甲国抄袭者的身份被本国统治阶级认可，而乙国的创意者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这个例子，恰恰验证了本文的观点，即个人进入统治集团或者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并不取决于其个人聪明才智，而取决于统治阶级成员的态度，是否为其提供援助，向其发出邀请。
表面上看，他们不够聪明、勇敢，缺乏冒险精神和相应的运气，进一步看，他们处于不利的交易地位的原因是资本量不够，无法跨过各行各业的获得更高利润所需的资本门槛。实际上，是他们没有收到来自统治阶级的邀请，不能加入统治集团，可以支配的社会资源不够，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也就无法获得更高的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和与之对应的利润，他们即使有多余的闲钱也只能成为失业的资本。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同样分层。从最底层的劳动者，到小资本所有者，到企业主、行业垄断企业主、金融贵族贵族之间若干层，每一层对应相应的获得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和影响全国政治走向的权力。其中，垄断财政和金融就拥有垄断调动物质资源的能力，是最高级的统治者。如此就不难理解，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要垄断财政和金融，每一个有野心的统治阶级成员都要染指财政和金融。
个人财产的变化，与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更深层的社会统治阶级的变迁息息相关。
比如，杜月笙的发迹与租界、黄金荣、戴笠、鸦片生意的关系密不可分。租界是上海的经济中心，上海是长江沿线的经济中心，黄金荣是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唯一华人督察长，戴笠需要杜月笙的组织作为军统的线人和工具，毒品在半殖民地国家是准生活必需品。抗战胜利以后，租界回归，戴笠死于空难，毒品生意不如与接收逆产、倒卖生活必需品外加与美国人合作利润高，于是杜月笙迅速走下坡路。新中国没有租界和鸦片，不需要黄金荣，杜月笙也好，黄金荣也好，最终只能在穷困中黯然离世。
比如，胡雪岩依靠为王有龄、左宗棠筹备物资、军费、办理借款、采购军火，以过手官银为储备建立银号，迅速崛起。西北战事结束，胡雪岩开始走下坡路。左宗棠病逝，胡雪岩彻底垮台。
再比如，高小琴遇到赵瑞龙之前，不过是一个出生渔村的贫家前台女。通过赵瑞龙与祁同伟成为露水夫妻之后，迅速成为山水集团的董事长。祁同伟自己也不过是使利用婚姻纽带，迎娶大自己10岁的老女人，跻身本不属于他的社会层级。赵瑞龙死刑、祁同伟自杀之后，高小琴即使平安出狱，也不会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私有制社会的所谓白手起家，要么是杜月笙那样为非作歹，要么是胡雪岩那样青蝇附骥成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么是赵瑞龙、高小琴那样的权力套现。不论哪种方式，都与统治阶级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获得相应的支持，利用来自统治阶级的资源，至少是默许。
统治阶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变迁。抛开内战那样的剧烈冲突不说，外来势力的侵入，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导致原有统治阶级及依附势力的衰落和新兴统治阶级及其依附势力的崛起。
鸦片战争以后，境外势力一步步深入国内，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列强的势力压倒本土统治阶级，是本土统治阶级的太上皇，本土统治阶级成为列强的工具和走狗。境外势力动辄无事生非，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取代军机处成为核心议事决策机关。列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财力，控制各种先进设备尤其武器的输入。于是，攀附洋人的买办、二鬼子，相比仅仅攀附本土统治阶级的民族商人、土财主，拥有更多的特权，更容易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比如，盛宣怀依靠李鸿章崛起，官、商、买办三栖，相比胡雪岩的社会关系更复杂，左右逢源。因为盛宣怀多次代表清政府与列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合作，是列强势力进入中国的中介和抓手，可以利用列强的关系获得列强的支持，所以他最终超过胡雪岩，成为当时中国拥有财富最多的商人。
比如，西方势力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渗透，派遣大量传教士深入中国内陆。清政府要求各地处理涉外问题上，务必小心谨慎，切勿给列强以进犯中国的口实，否则必定对地方官严厉查办，绝不姑息。于是，在地方上，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每逢教徒与其他平民发生冲突，传教士必然干涉。地方官忌惮由此引发的恶劣后果，必然偏袒教徒。于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中国社会渣滓看准了风向，纷纷加入教会。有洋人撑腰，这些人在短期内即实现了阶级地位的提升。当然，后来在义和团运动中，这些狗仗洋势的二鬼子也支付了代价。
再比如，在18、19世纪英、法列强国内，由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导致残酷剥削，本国许多人无法在国内谋生，于是纷纷背井离乡。这些人来到殖民地以后，成为本土势力向外扩张的尖兵。由于有本国势力撑腰，高当地人一等，拥有资金、税收、法律、优先晋升、破格提拔等种种优势，迅速成为当地统治阶级。同样一个人，在英、法本土可能求生都困难，但是到了殖民地，由于有了比他等级更低的当地人为其提供利润，成为人上人，便可以在短期内聚敛大量财富。
统治阶级从维护统治的角度考虑，统治阶级有必要支持维护他们利益的统治者，铲除可能伤害他们的利益的统治者。罗马时代，格拉古兄弟提出改革土地所有制，被元老院杀害。喀提林等人先后死于非命。元老院意识到凯撒可能危害他们的统治，于是想方设法阻止凯撒再次竞选执政官，并发出“元老院的最终劝告”。凯撒用武力压服元老院以后，最终死于乱刃交加。
比如，林肯的遇刺、肯尼迪兄弟的遇刺，与罗马时代的政治斗争大同小异。
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人民的性情都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这是马基雅维利的看法。现实之中，先知拥有武装的目的，往往不是裹挟群众，而是对抗并压倒拥有强大暴力和巨额财产的统治阶级反动派的力量。手无寸铁的先知，直面牢牢控制枪杆子、钱袋子的统治阶级反对派，必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统治阶级是不择手段、毫无下限的：
当统治阶级可以使用法律构陷的时候，就使用法律构陷，比如犹太统治阶级对待耶稣。当法律构陷不灵的时候，就雇佣流氓无产者发动骚乱，比如罗马元老院杀害格拉古兄弟。当骚乱不灵的时候，就使用内战，比如庞培对决凯撒。当内战失利的时候，就使用刺客，甚至像罗马元老那样亲自操刀上阵。
再比如，特朗普的选举过程中，选票的翻转，耐人寻味。对统治阶级来说，如果选票不能阻止不安分守己，可能威胁到统治的人，就用刀剑或子弹阻止他。这并不是说特朗普代表了美国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说特朗普的行为方式并不循规蹈矩，经常越过传统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层级直接向社会中层发出呼吁并能得到相应。一般来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从社会中层获得利益，满足底层，同时为社会顶层提供利润。传统的政治权利层级对总统来说既是工具也是束缚，特朗普既不需要这样工具，也不喜欢这样的束缚。特朗普选择获得影响力的目标人群和行为方式让华尔街的元老们深感不安，担心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侵害元老们的利益。
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考虑，不推翻旧政权，建立并巩固新政权，也就无法改变自己不利的经济地位和悲惨的命运。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所在。
同理，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除非中国的暴力否决世界统治集团的暴力，改变全球分配格局，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否则，必然触碰到玻璃天花板。最终，不过是“你勤劳，我致富”的全球版。
不改变全球格局，即使积累了外汇储备，也无法有效利用。表面上是中国的资本量不够、中国不够国际化、中国不够开放……实际上，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不支持中国获得更大国际总产品分配权。
反过来，即使其他超级大国负债累累，也不影响他国占据全球金字塔的顶端，垄断全球金融资本指挥权和总产品分配权。
后发国家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要么直接冲击超级大国的霸权，争夺“他人勤劳，自己致富”的位置;要么改善国内分配，实现内循环为主。前者可能给本国统治阶级带来利润，后者则难免损害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
本国军队到哪里，本国暴力到哪里，本国控制哪里的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当地的统治阶级由本国决定，本国资本在当地说了算，本国统治阶级在当地发大财。至于本国劳动者的命运，那就不好说了。当年英国成为全球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的命运，避免导致爱尔兰人口在5年内减少1/4的爱尔兰大饥荒。有人认为，统治阶级会分一些残羹冷炙给被统治者，这种看法未免一厢情愿。
反过来，超级大国从全球霸主的地位上退下来，本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是全球统治阶级那么本国的货币资本，就很可能成为他国金融资本收割的对象。比如，巴林银行曾经为英国筹措拿破仑战争所需资金，为法国王室筹集战争赔款。随着英国的衰落，巴林银行的地位也日渐衰落，由国际金融市场的统治者，变成了投机交易的大号散户。最终，在1995年破产，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巴林银行的命运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的命运大同小异。
考虑到这一点，就会知道超级大国会如何应对后发国家的问鼎之举。
越说越远，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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