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决定社会生产的是账本。这是我说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为利润而运动。
利润可以是货币，可以是债务，可以是产权，总之，是可以加强对劳动力控制的媒介物。
当资本无利可图的时候，自然就压缩投资。于是，交易规模下降，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直到减低到维持有支付能力的人群的有效需求能支持的经济规模为止。
要让经济循环保持在较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有支付能力的第三方，不断为资本提供货币、债务或产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到的债务，是有望偿还的债务。毫无支付希望的债务，不被认为是利润。
资本主义早期，在资本没有扩展到极限的时候，封建领主的金银、债务和土地产权都可以成为利润。随着封建领主的破产，这种第三方不复存在。
资本主义中期，中小资本的货币、债务和产权，可能成为大资本的利润。随着垄断时代的来临，中小资本要么被兼并，要么微利维持。这种第三方不复存在。
早期、中期资本主义工业国，相比封建农业国，在生产力方面有压倒性优势。于是，资本主义各国把封建农业国整合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量输出产品、占据产权、获得债权。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到全球，这种第三方也不复存在。
上世纪初，由于没有可以提供支付能力的第三方，资本主义列强撞在一起，撞了一次不够，撞了两次。
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赤字财政刺激经济，赤字财政最终无非是选择“滞涨沫崩”中的一种或几种。
这方面不再赘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小国有企业的债务和产权、中小私企的债务和产权、居民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海外出口利润，先后成为利润。这些债务和产权为了资本提供了多少利润，大家可以自己估算一下，还能提供多少债务和利润，大家也可以自己估算一下。
海外投资获得的产权和债务是否可以成为利润，目前看并不确定。
本世纪初以来，国内经济循环的第三方由地方政府主导。
地方政府贷款或发债搞基础设施建设，修路、修地铁、修广场、修机场、修车站、搞棚户区改造、搞亮化工程、搞绿化、搞郊野公园、搞第一土司楼、搞巨型关公像、搞第一女神像……拉动一波GDP。
地方政府卖地还债，开发商贷款买地，盖小区，盖写字楼，盖商铺，盖城市综合体……拉动一波GDP。
开发商买房还债，地方群众贷款买房。开发商实现利润，还债，利润落袋。
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全国所有城市几乎翻修一遍，旧貌换新颜。城市面积迅速扩张，住房价格扶摇直上。许多地方出现大片的鬼城。粗钢、水泥、建筑机械产能爆发性增长，除了雾霾，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基建狂魔“的诨号。
三类人迅速致富，一类是干工程的，一类是盖房子的，一类是为政府、开发商、居民提供贷款的。
这个循环的规模，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劳动者债务总量必须大于开发商的债务总量，开发商的债务总量必须大于政府的债务总量。但是，劳动者的收入总水平，必然小于需要他们消费的房产的总价格，其中的差额，就是各层资本的利润。为了让这个循环能顺利进行，要么有外来的其他财富支付利润，要么需要政府不断扩大这种“借债—卖地—卖房”循环的规模。
于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在不断滚动;开发商的开发的楼盘总量在不断滚动增加;劳动力有活干;民间债务总量在不断增加;房价不断上涨;货币总量不断增加;干工程的、盖房子的、搞金融的，都发了大财。
突然有一天，地方政府要求严控地方债，同时要求严格限制给开发商提供贷款了，这个循环就出问题了。
严控地方债，地方政府发债搞基建，拉GDP就极度困难。
严控开发商贷款，开发商接盘政府的债务极度困难。简单地说，地方政府地不好卖，债不好还。
由于严控地方债，地方政府想借新还旧都不容易。
由于地方政府拉GDP困难，民间收入下降，虽然鼓励民间买房，甚至取消限购鼓励中上层劳动者甚至中小资本家买房，但是考虑到收入下降的趋势，没有多少银行敢在劳动者、中小资本家收入下降、失业甚至破产的情况下提供贷款。所以，民间接盘开发商的房子也困难。
原先地方政府用自己的信用给经济注入货币滚雪球，现在这个循环被切断了。
切断这个循环的货币来源，是不得已的事情：
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到了偿还债务产生的利息都困难的地步;
一方面，房价已经高的离谱，既是沉重的负担，也随时可能因为楼市暴跌导致债务崩塌;
一方面，从去年以来，猪肉、玉米等农产品的供应就不理想——虽然今年猪肉价格有向下的趋势，但是玉米和豆粕价格暴涨，对猪肉形成有力的支持。毕竟截至目前，以人类的科技，还没有培育出仅靠喝西北风就能育肥的猪;
一方面，外汇储备减去外债余额之后，可供自由支配用于抑制本币贬值的余额不断下降，相比之下，广义货币不断上涨，一旦出现资本外逃的趋势，有限的余额应对贬值的压力，完全是杯水车薪。
目前看，这个循环重新获得货币，继续滚雪球相当困难。即使抛开地方财政压力、房价压力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导致的隐患不说，玉米和豆粕价格回落，也要等到明年秋收前后。在此之前，多少债务人熬不过去?
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一般理想地区。
实际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发动机省份的货币循环和内陆地区的货币循环，都与理想模型有差异。
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动机省的第三方，除了地方政府，还有出口贸易。地方政府不能借债开发，开发商不能借债发展，“借债—卖地”的内部资金来源受限以后，民间还有来自海外的货币来源，相比内陆，这些地区的劳动者和中小资本接盘房产难度较低。
由于有劳动者和中小资本接盘，卖地相对顺利，地方政府还债相对容易。
虽然全球需求总量下降，但是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停产，这些地区的中小资本因祸得福，获得的订单反而超越往年，于是出现了“强势反弹”。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各种原因，或者接受全国汇聚的利润，或者每年接受大量的转移支付，这些地区相当于有外来的第三方。
只要前期别欠太多的债务，这些地区的日子也不太难过。
当然，这些地区汇聚的利润，或者接受的转移支付，如果不是来自中央财政赤字，就是来自发动机省。如果发动机省的转速下降，这些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总量也会下降。
多数地区，介于发动机省和转移支付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出口，也有一定的转移支付。但是，注入这些货币对经济的作用，远远不如地方政府的“借债—卖地—卖房”循环强劲。
这些地区，目前最困难。
许多地方国企，这几年也承担了提供利润的第三方的责任。
大量的国企，不断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向社会注入利润，同时增加自己的债务。
在流动性比较宽裕，全社会可以不断借新还旧，国企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的时候，一切都好。一旦借新还旧困难，巨大的敞口就会暴露出来。
一般来说，中青年干部从国企进入党政系统，意味着前途光明——这样的干部懂经济，有魄力，掌握过全局……
一般来说，中老年干部从党政系统空降国企，意味着等待退休——党政系统没有更多的位置安置他们，给他们一个待遇，去拿年薪……
人，一旦失去奋斗目标就没有奋斗的动力，一旦失去奋斗的动力，往往就容易堕落。许多地方国企的接连几任领导，都是前腐后继……
国企增加债务，对手增加利润。这些利润一部分辗转流入房地产市场，为地方政府接盘，一部分流向其他地方，脱实入虚。
需要注意的有两点：
一，接盘未必是在当地，比如西部的资金可能流向省会，也可能流向成都。东部的资金，可能流向北上广深杭。其他地区资金外流，发动机省锦上添花。
二，与不断亏损的国企做对手盘，侵蚀国企利益的，往往是腐败分子的亲友、情妇，这些人本身就不是做实业出身，他们的实业，其实是套现腐败分子的权力。所以，他们获得利润，要么买房，要么转移，要么投机，让他们搞实业，确实勉为其难。
一些地方政府的选择是改制，在蛀虫掏空以前，把国企变现。既然不能找到大公无私的经理人，就不如趁现在还有点资产，换点现金，也能填补一下地方债的窟窿。
至此，地方政府的债务减少不少，但是拥有的资产量也大幅下降。
除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劳动者的资产和债务也能成为利润。
劳动者买入当地的房产，拥有生活资料同时增加债务。这是增加债务的第一层级。这样的债务，对应的是银行的贷款。劳动者还不上贷款，就用房产抵债，对银行来说，风险较小。
某些小额信贷，贷款人根本拿不出相应的抵押物。这种增加债务的下沉市场服务，把债务的触角伸向劳动者信贷市场的更深层。这些贷款没有抵押物，为了确保劳动者偿还债务，必须引入信用体系。
经过这两轮，继续增加劳动者债务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不是说不能增加，而是说继续增加的话，必然导致风险激增——债务达到一定程度，就是信用体系也不能避免债务人不逃废债务。
进一步考虑的话，对未来利润的预期与债务一样，也可以成为利润的一种。追求这种利润，在短期内也能引起投资的高潮，但是从长远看，由于垄断和减少中间环节，则必然导致经济规模的萎缩。
大量的传统行业，引入互联网因素，实现兼并和垄断。
某一个行业，比如商品零售业，引入互联网因素以后，总体利润是下降的，但是个体利润是上涨的。
互联网+的模式，很快渗透到各行各业，把未来的利润深耕了一遍。如此考虑的话，由兼并导致的中小资本成为大资本的利润的模式，也已经被挖掘得接近极限了。
此外，资本增加利润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增加就业的方式只有实业生产。实际上，由于网络基础设施的存在，互联网的本质是减少流通环节，节约成本，所以互联网+的模式，并未带来预期中的实业投资高潮，相应的投资高潮更多的是在金融市场，一群码农获得了就业机会，但是更多的中小资本家失去了客户，他们的资产变成其他资本的利润，更多的传统产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资本兼并创造就业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可能是减少就业。
至此，如果不考虑出口、工业革命、领地扩张的话，还能成为资本的利润的，大约还有几样：农村的土地、养老金、残余的地方国企、央企、矿产所有权。如果算上未来利润的预期，大致还能包括：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
这些基本都属于八大稳定器。
强烈呼吁：深化改革必须保护并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四大稳定器
这些都不能轻易动。
除此以外，还有城市的房产。不过，许多城市人的房产在还清贷款以前，未必属于自己，他们很可能因为无法偿还现有债务而失去房产。这是一个产权与债权湮灭的过程，基本不会引起实体投资高潮。
私人资本进入进入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的过程，很可能类似互联网+传统产业的过程，只能在金融领域产生一定的效果，未必能引起实业投资的高潮。毕竟这些资源是现在已经存在的，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不过是引起所有权的变化而已。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刺激内循环增加就业，重要的不是提供消费便利或者产品样式，而是让消费者拥有消费能力，让资本获得利润。如果不能解决利润问题，各种各样的创新，最终要么是无疾而终，要么是酝酿更大的麻烦。
目前，外循环也同样面临利润天花板。
低端产品的市场总量基本已经饱和，目前国内劳动力的价格由于地租等原因，已经很难有下降的空间，与劳动力更廉价的越南等国竞争。疫情期间，一些第三世界血汗工厂无法开工，导致发动机省一些行业订单增加甚至暴涨，这种状态是否稳定，能否持久?
高端产品需要自己研发。发达国家出于维护其在全球统治地位的需要，必然会限制高端制造业的技术流散。我们很难想象洛马、波音、通用、雷神一类公司把研发放在中国，由中国人完成。国内企业要超越这些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庞大的市场分担成本。即使有国家意志，也未必能成功——苏联当年倾尽国力，在高科技发展方面仅仅是亦步亦趋，给世界留下了”傻大粗笨“的印象。唯利是图的企业，稍微有自知之明，也不会主动挑战这些公司的。
海外来华投资，如果市场向内，则面临无法产生利润的问题，如果产品输出，则面临低端市场饱和，高端市场触及技术天花板。外资不是不进入中国，而是进入以后，大多进行金融投机，拉动就业效果微乎其微。这些外资，俗称热钱，意味着快进快出。
中国对外投资，抛开金融产品投资不说，面临对方没有支付能力的困境。第三世界国家的货币不是货币，因为其他国家拒收。第三世界国家的债权不是债权，因为对方根本没有偿还能力，也从来不打算偿还。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的所有权，可以算为利润，但是能不能落袋，需要看武力是否支持。这些资源实际上已经是发达国家的囊中之物，没有挑明而已。第三世界国家的垃圾政权自然可以像拐子卖香菱搞一女双嫁，但是中国能不能把已经下了聘礼的香菱弄回家，是当薛蟠还是冯渊，就要看实力了。
新的利润模式在何方?科技暴走?空间扩展?债务归零?资本下乡?
目前各个大学陆续爆出一些圈里人早就熟知的事情。在个人为私利运动最大化的社会中，科研工自然也不例外：弄虚作假，压榨学生，套取经费。以目前的科研模式下，虽然论文数全球第一，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实际价值?何况，即使像美国一样引领全球科技革新，由于基础理论相对停滞，科技创新的速度也不能引发新一轮工业革命。
许多人使用键盘叫嚣空间扩展。扩展了空间，可以输出产品，获得势力烦恼内国家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成为国内资本的利润。这是老牌列强走过的路。不过走这条路并不容易，抛开来自其他既得利益列强的阻力不说，这些人如果真有这样的决心，应该首先去埃塞俄比亚帮助当地的中国人撤退。如果这些人的决心足够大，足够勇敢，坚定实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教他做人“，当地的中国人还有必要撤退吗?
表面上，货币贬值，让地方政府和劳动者从债务中解放出来，开始新一轮欠债消费。实际上，一旦欠债不用还，资本会在第一时间疯狂增加债务。所以，如果选择这样的路线，必然导致资本大规模增加贷款，投机生产生活必需品，日益脱实入虚。毕竟，投机比生产容易多了。
资本下乡，掀起新一轮基建高潮，劳动力进城，压低劳动成本继续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争夺市场份额?抛开道义不说，这样的操作必然强化资本的统治，激化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
什么样的利润模式，能在“借债—卖地—卖房”循环停滞以后，取而代之，挑起经济循环的大梁，目前看不到。
上次中国遇到类似的情况是1990年代，大批企业倒闭，工人下岗，通货膨胀，经济长期中低速增长。最终，由住房改革推动的”借债—卖地—卖房“内循环加”加入WTO以后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利润来源，打破了困境。
强调新动能，就是原有的动能已经不足了。资本的扩展，总是伴随着对物质资源的控制的增强。当资本控制一切能控制的资源的时候，资本就会进入休眠。
目前看，原有的利润模式已经走到极限，如果没有新动能，萧条将是长期的，同时伴随着通胀和残酷的金融资本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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