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十四五规划：力争GNP年增百分之七
左大培(2020年12月5日)
这些日子在讨论了如何制定十四五规划，而规划中势必要确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根据目前的情况，应当将经济增长目标从GDP的增长率变为主要是GNP的增长率，并且确定十四五中应当力争GNP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七。
GNP的中文全称是“国民生产总值”，它与GDP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别，在于GDP是一国国土上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GNP才是一国国民真正获得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才是一国国民真正获得的总收入。在一国国土上生产的最终产品未必都能变成该国人民和政府的收入，外国企业在该国所获利润包含在该国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中，却不会变成该国人民和政府的收入。而一国对外投资所获利润却是该国的国民收入。因此，GDP加上本国居民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本国支付给外国居民的要素收入才是GNP。
发展经济增加生产的最终目的首先是增加国民的收入。如果国内的生产增加而国民的收入不增加，这样的生产增加就对本国没有任何意义。这也就是说，如果GDP增加而GNP不增加，这样增加的GDP对本国就没有任何好处。而40年来外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每年都为外企付出巨额利润，造成了最近30年中国在多数年份中都GNP小于GDP。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GNP每年都小于GDP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而2018年GNP更小于GDP三千亿元人民币。而这一切，是在最近27年来中国一直是资金净流出国的情况下发生的。本来中国资金净流出，本国居民应当获得了巨额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而在这种情况下GNP还是小于GDP，说明外企在中国获得的利润仍然大于中国居民获得的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即使中国的GDP保持不变，只要消除了外企从中国攫取的利润，中国居民就是没有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中国国民的总收入仍然会增加。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GNP通常都明显小于GDP，是因为涌入中国的外企从中国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境外人在我国境内获得的投资收益，1998年约为220亿美元，2006年升至371亿美元，2009年达632亿美元，2010年升到1127亿美元，2012年达到2007亿美元，此后各年一直高于2千亿美元并逐渐增加，2017年增至2848亿美元，2018年仍有约276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2%。按当年的汇率计算，境外人在我国境内获得的投资收益一直占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这个比例有的年份明显高于2%，低的年份也在1.5%左右。
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称作“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产品中，每年都有2%通过变成外企的利润而成了外国人的收入，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收入。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的最终产品中不再有这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外企利润，哪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中国人民的收入也不会有丝毫减少。外企利润拿走的这2%的最终产品由我国人民生产，却变成了境外人的收入。这样的生产增加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它根本就不应当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目标。
境外人从中国获得的投资收益，主要是外企在中国榨取的利润。外企不仅这样夺走了中国人的收入，还与中国的民族产业争夺生产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妨碍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加剧了中国国内的资金过剩，把中国国内多余的资金挤到国外去投资于低回报的处所。这也是中国成为资金净流出国已经将近三十年而海外净要素收入仍然为负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各个原因，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定为首先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而不应再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放在第一位。而十四五期间GNP的年平均增长率则应当定在7%较为合适。
要使十四五期间GN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就必须确保十四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接近7%。其原因在于：GNP(国民生产总值)等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居民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本国支付给外国居民的要素收入，我们根本不能指望今后五年本国居民来自国外的实际要素收入有百分之七以上的年均增长;而减少本国支付给外国居民的要素收入虽然可以增加给定GDP下的GNP，但是由于当前支付给外国居民的要素收入也只占中国GDP的2%左右，即便在今后五年内能把中国支付给外国居民的要素收入压到零，至多也只能因此使这五年中GNP的年均增长率比GDP的年均增长率高不到零点四个百分点。这对于每年7%的GNP增长率来说，仍然是可以视为小到微不足道。因此，要保证今后五年中国GN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就必须确保十四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7%。
GDP年增长7%是一个我们曾经很熟悉的话题。七八年前我们还几乎每年都听说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GDP增长7%。大约从本世纪初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惯性：每年都重复地听到，今年的目标是GDP增长7%。而结果是，几乎没有一年GDP正好增长7%。在那些年里，大多数年份实际的GDP增长率都明显高于7%，有的年份GDP增长率甚至大大高于10%。这就使“GDP年增长7%”的目标名声狼藉。
不过，在2010年之前，把中国GDP年增长目标定在7%之所以总是犯错误，是因为7%的增长率大大低于了当时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还在开始改革开放之前的1979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就达到了10%左右，其后的30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在9%到10%之间。在那些年里，如果多年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10%，实际的总产出就会明显高于潜在产出，最终导致通胀率越来越高，出现1988年和1994年那样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如果多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明显低于9%，最终就会导致上世纪末那种大面积的下岗失业和通货紧缩。在这样的年份里将GDP的年增长目标定在7%而又不实行严厉的宏观紧缩，结果当然只能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7%。
但是自2011年开始了又一轮的宏观经济紧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互动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年平均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已经降低到9%以下。这本来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只允许其潜在产出的年增长维持在2—3%左右，中国过去之所以潜在产出年增长率长期高于9%，是因为当时中国掌握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差距极大，中国迅速地学习并掌握已有的先进技术，就可以使经济以极高速度增长。而随着中国在快速增长中缩小了与世界最先进技术的差距，学习先进技术以加快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率会逐渐降低而向发达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逐渐收敛。这个期间的问题只在于，在每个特定的时期，中国潜在产出的增长率会降低到什么程度。大约在2013年前后我形成了一个概念，认为当时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降到了8%左右，而现在根据近两年经济变动的轨迹看，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似乎已经降得更低。
中国已经有多年GDP的年增长率只有6%多一点。但是不应据此就认为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已经降低到6%。在最近这些GDP年增长率只有6%多一点的年份里，开头的低增长是由于经济从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回落到不高于潜在产出，以后的低增长就来源于总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萧条。这就意味着，6%的经济增长率至少是略微小于这些年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的。据此推断，如果能够采取尽量加快潜在产出增长的适当措施，今后五年中国的潜在产出应当还能够每年平均增长7%。
就产业的技术水平看，目前我国除了信息产业的个别部门，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的最高技术水平还差很多，学习当代最先进技术来大幅度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潜力还很大。这也允许我国以学习和尽快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来实现年平均7%的潜在产出增长。
毫无疑问，各种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尽量使总产出保持在接近潜在产出的水平上。与此相比，总产出高了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其它的经济失衡，总产出低了则会造成严重的失业和资源浪费。由此可知，既然今后五年中国的潜在产出能够每年平均增长7%。，这五年中国的年平均GDP增长率就可以维持在7%。订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目标应当是既积极又稳妥的。
当然，没有足够快的产业技术进步，我们恐怕会连年平均7%的潜在产出增长都无法实现。因此，十四五期间要尤其注重提高各个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发展的重点应当是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大国，完全有能力在最优的分工专业化基础上建立起所有的高技术产业的国内全产业链。应当以建立每个产业都具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为目标，以这个目标为基础查找差距，在十四五期间实行全面的补短板，向比世界先进水平还明显落后的产品生产投入足够的资金和研发力量以尽快提高其产业技术水平。特别是对那些还需要进口的高技术产品，更应当加紧投入足够的研发力量和资金来发展生产实现尽快替代。这样做，就能够在尽可能快地实现本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获得潜在产出的尽快增长。
当然，就像本文一开头就强调的那样，实现GDP的尽快增长只是为了保证GNP即中国人民的总收入能够尽快增长。如果增加的GDP只是变成了外企利润的增加，这样的GDP增加就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十四五期间的技术进步和产出增长应当完全来自本土企业;要通过扩大本土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来占领全部国内市场，尽可能实现本土企业替代外企，把外企挤出去，把外企从国内产出中赚取的利润变为本国人民的收入。这也应当包括在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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