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出来的真相
——评一篇演讲
武 兵
近日，从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 | www.ceweekly.cn)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1月18日在第十四届亚洲金融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着重“澄清”一个问题，即“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着一些负面的舆论”。他说：“20多年前的一种说法是，中国并非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近些年的指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最主要的依据是，中国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国家产业政策扭曲了市场关系。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误解。需要澄清。”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国际社会先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种误解，一种是前些年国际社会误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计划经济国家。另一种，就是近几年，因为国有经济部门的“强大”，又误认为中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关于第一种“误解”，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在国际上，一般指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即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即是社会主义国家。郭书记要打消国际社会的这个“误解”，自然是解释中国已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
关于第二种“误解”，中国是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百度词条的解释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资本主义，即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郭书记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但对于国有经济是否“强大”，郭书记讲了五点事实与真相，试图“澄清”这些“误解”。第一，中国的民营经济目前占到全部经济的60%。第二，中国的产业政策总体上与市场导向改革保持一致。第三，国有企业总体上从政府得到的是负补贴。第四，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财务完全独立。第五，中国产品竞争力较强并非由于劳工权益受损。
郭书记的这个演讲，目的是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误解”，但也暴露了另一个问题，即间接地承认我国的改革开放搞了私有化，国有经济的“强大”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不存在。
本来我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主体，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宪法上的这个规定，至今并没有改变，仍应坚持贯彻执行。
曾记得，早在十年前，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在2011年3月10日十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郑重地提出“五个不搞”，即“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他说：“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还把这个“五个不搞”称之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宣言”。
郭书记作为手握金融大权的省部级高官，在这个公开场合的演讲中，等于承认了我国搞了私有化。郭书记是这样说的：“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非公有经济。”而现在，“中国的民营经济目前占到全部经济的60%。”“如果存在着所谓的国家垄断和国有保护，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
这就是说，改开前，我国已经消灭了私有制经济，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而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改开前的全部经济是公有制而转变为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郭书记所讲的民营经济占到60%的比例，是不够的，他没有把国有经济中具有很大比例的私人资本、国外资本的股份计算在私有经济的比例内，例如我国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铁路、石油、钢铁、煤炭、水电、交通运输、机器制造、教育、医疗、建筑等诸多国有企业，大多都有私人资本和外资加入，并且许多国企——例如四大商业银行，私人资本和外资所占股比，已经超过20%，甚至更高。除此之外，还不包括外国资本在华开办的独资企业(国家权力部门早就说过，凡是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都算中国企业)。如果把这几部分私人资本和外资加进来计算，我国私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就不是60%而是70%、80%，或更高，而国有经济的比例，则不到20%，或更少。这样的结果，哪还有国家对国有经济的“保护”?哪还有国有经济的“强大”?这样少得可怜的国有经济的比例，甚至没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比例高。例如，据世界银行2016年9月统计，二战后，到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所占生产总值比重均超过10%以上，占西方各国总资本的份额超过35%。一些国家国有经济比重甚至大大超过这个比例，如挪威(72%)、瑞典(68%)、芬兰(56%)、卢森堡(54%)、冰岛(52%)、法国(31%)，奥地利国有企业比例最高，甚至控制了95%以上的基础工业，全国有70%的人口在国企工作。诚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有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的工人仍然是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
以上事实说明：我国经济私有化的形成，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吴邦国委员长提出的所谓“五个不搞”中的“不搞私有化”已经成为泡影和笑柄。
郭书记在演讲中，除了介绍我国私有经济已成为经济主体的事实外，还介绍了私有经济取代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成因。他“实话实说”地告诉对我国质疑的国际社会：“国有企业总体上从政府得到的是负补贴。平均而言，国有企业的税负大约是民营企业的2倍。国有企业实际上还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私有工厂和外资公司长期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费优惠。各级政府安排国企相关预算，主要用于分流安置富余职工、补助职工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支出。”另外，他还特别指出“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财务完全独立的”，“不可能向国有企业输送利益”，或“提供补助”。
郭书记的这番话，还是有良心的话，还是尊重事实的话。他的话，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为什么一步一步地在减少、萎缩到经济基础的非主体地位?郭书记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根本原因不是国有企业干的不好，也不是公有制经济的制度不好，而是经济私有化、市场化、改变经济制度的需要。所以，国有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国家的照顾和扶持，相反，国家对它是“只要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国有企业成了“后娘养的”。
郭书记的演讲暴露出，国家对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如此的厚此薄彼，如此的不平等、不公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家对私企和外企格外偏爱，格外吃小灶，格外大力扶持，而对国有企业，则负补贴和高征税，百般盘剥和打压，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国有企业怎么能竞争过私企和外企呢?从郭书记的演讲中，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团，看清了一个真相：国家政策不是要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而是有意要把国有经济搞小，甚至整垮、搞掉，由此而实现所谓的“改制”——改公有制为私有制。
私有化是离不开市场化的。一个是主体，一个是主导。郭书记的演讲，努力“澄清”我国已是市场经济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的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强调中国的“产业政策总体上与市场导向改革保持一致”。他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的显著成果时，称中国已是“万国品牌博览园”，可见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已遍布国中，并来者不拒，乐此不疲。
郭书记的演讲还有意提示国际社会，中国的金融业是“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强”的，也是“独立”的，“中国银行的股东早已多元化”。言外之意，中国的金融业，可是一个大蛋糕，可以赚大钱的，快来投资吧，机会难得，不可错过。有报道说，在我国敞开国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感召下，已有外国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巨头，纷纷进入我国市场。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经济私有化，势必导致资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导致劳资矛盾和阶级斗争。对此，郭书记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劳动者人权方面的“误解”，也做了解释。
他说：“中国产品竞争力较强并非由于劳工权益受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都是国家主人。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职工群众被授予了民主管理企业、参加工会活动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很少有国家可以比拟的。”“过去10年，中国工人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近2倍。”对于劳资矛盾，他说：“我们认为，罢工游行不是解决雇员与雇主争议的有效办法。通过相互协商和多方监督，可以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财富和福利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
郭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引用了宪法来作证。人们要问：
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还算“社会主义国家”吗?
在存在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里，工人和农民还是“国家主人”吗?
在改开以来我国的企业里，无论公有还是私有，工人群众还有“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吗?
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有“保障”吗?
在两极分化名列世界前茅的境况中，工人阶级的收入还能“快速增长”吗?
在私营企业里，工人与资本家能“实现互利共赢”吗?
说“罢工游行不是有效办法”，难道“协商”和“监督”就能解决劳资矛盾吗?如果能解决，为什么“群体事件”每年都有增无减?为什么“上访大军”成为各级领导都不愿意看的“一道风景线”?
不要忘了，不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正如毛主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单靠“协商”和“监督”是解决不了这个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
郭书记这篇演讲，最大的看点，是他作为政府官员所具有的权威，用事实和数据，证实了我国私有化已经形成，私有制经济已成为主体。
其实，中国人民并非是不懂政治、不了解国情的愚民，40多年的制度变迁，如民谣所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个变迁，就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和身边，并且直接关系到他们生死攸关的利益得失。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几亿农民分田单干，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拿着低微的工资，在全国各个城市中艰难地打拼，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什么是公有制与私有制?什么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孰是孰非，孰好孰坏，他们身在其中，能没有感受吗?能不清楚吗?!
从经济私有化的改革开放伊始，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许多坚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纷纷发出呼吁，反对私有化的声音此起彼伏，遍布国中。
给高层写信——号称“万言书”，是反对私有化的一种斗争形式，几十年来从没有间断过。参加写信签名的，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也有各级领导干部，仅省部级、军级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就有数十人，如邓力群、魏巍、马宾、郑天翔、李尔重、李成瑞、林伯野、武光等。
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同志不仅签名，而且还写了不少评论文章。2004年他在《评当前的私有化浪潮》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二十余年来，在中国社会主义大地上，在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种本来日渐衰落的旧东西，却忽然像着了魔似的萌动起来。它初为涓涓细流，不为人所觉察，渐渐由小而大，由微而著，于不经意间忽然成为影响中国人民命运的奔腾巨流，以其无所不至的生命力浸润着、腐蚀着、改变着一切。它毫不留情地吞食着、毁灭着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和人间的感情，同时却使一切腐败不堪、丑陋不堪的邪恶势力疯狂滋长。如果要问这个怪物的名字，它的名字就叫‘私有化’!”
夏明翰烈士的女儿夏芸2014年1月12日，在夏明翰烈士塑像揭幕式上，怒斥私有化分子：“打着改革旗号，行中饱私囊之实，出卖了父亲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之牺牲的‘真主义’，这种人才是当今的大老虎，是共产党的叛徒，禽兽不如。出卖社会主义事业，大搞私有制的人，应该千刀万剐。”
两弹一星功臣钱学森的警告，更是振聋发聩：“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然而，私有化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人民群众的反对声中，依旧顽固地坚持在“路上”。
国务院某位高官还在发号召，说什么“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要“逆水行舟”，“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要敢于“排雷”和清除“荆棘”，“推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并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
好了。不想在写下去了。看来，要消灭私有制，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确是任重而道远，须要继续革命，永不止步!
附：郭树清演讲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同事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参加亚洲金融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亚洲则有可能重回几百年前所具有的文明引领地位。中国明确提出，到2050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2035年的目标意味着：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
如果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现代化，简单重复欧美日的道路，那对世界将会是巨大的灾难。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日益脆弱已经发出许多警告。最近20年，世界多地传染病频发与人类活动规模扩大很可能不无关系。在新冠肺炎尚未完全控制之际，要是再有新的流行病来袭，世界各国的应对能力很难想象。
实现更可持续发展是唯一正确选择。2020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近年来，中国绿色发展已取得积极成效。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约占全球总量的30%。过去8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约25%。
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得益于调动起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投入强度下降的情况下，必须将创新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力。为此一定要深化科技、教育和财政金融改革，培养激励更强大的人才队伍。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和精细工匠精神。金融体系应当能够更好地支持创业投资、风险投资、重要工程项目和基础科学研发。
要努力实现更加公平更为安全的发展。过去几十年，已经有无数的工人、农民成长为优秀的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今后应当有更多的普通公民可以成为世界一流专门家。中国的教育普及水平已有很大提升，目前新就业人口平均已具备大专背景。在劳动力全国流动的条件下，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开始加快速度。必须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同等重视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坚持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坚决维护法律秩序和主权尊严。
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中国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出实质性步伐。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由2010年的1亿多人增加到现在的4亿多人。中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1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在坚持市场决定要素报酬的前提下，我们将加快三次分配改革，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同时，我们清醒看到，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均衡，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险阻。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实施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国际金融市场严重背离实体经济，通胀和资产泡沫令人担忧。我们愿与各国一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对世界形成积极影响。最近10年里，中国对世界增长实质贡献平均达到30%左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国际社会也存在着一些负面的舆论。
20多年前的一种说法是，中国并非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近些年的指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最主要的依据是，中国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国家产业政策扭曲了市场关系。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误解。需要澄清以下五点。
第一，中国的民营经济目前占到全部经济的60%。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非公有经济。如果存在着所谓的国家垄断和国有保护，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
第二，中国的产业政策总体上与市场导向改革保持一致。70年代末，鼓励在国内发展轻工业，同时也迅速放开消费品进口，从电视机、洗衣机到小汽车、大卡车，中国成为“万国品牌博览园”。80年代后期开始，主要的政策目的是防止过度竞争导致的重复建设。最近10年来，淘汰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高负债的企业。正是由于有公开、公平和充分竞争，中国才成为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
第三，国有企业总体上从政府得到的是负补贴。平均而言，国有企业的税负大约是民营企业的2倍。国有企业实际上还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私有工厂和外资公司长期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费优惠。各级政府安排国企相关预算，主要用于分流安置富余职工、补助职工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支出。
第四，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财务完全独立。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强，如果其长期向企业提供补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信贷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且银行的股东早已多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国有股份占比较大的银行，也不可能向国有企业输送利益。
第五，中国产品竞争力较强并非由于劳工权益受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都是国家主人。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职工群众被授予了民主管理企业、参加工会活动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很少有国家可以比拟的。过去10年，中国工人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近2倍。我们认为，罢工游行不是解决雇员与雇主争议的有效办法。通过相互协商和多方监督，可以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财富和福利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
改革开放四十年，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不仅仅是中国的香港，更是亚洲的香港，世界的香港。在亚洲和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上，香港必将重新焕发巨大生机和活力。
香港在中国经济“双循环”新格局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香港是中国经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独特的交集和节点。中外双向的贸易、投资、金融、法律、旅游、文化事务，香港既是交汇区，又是中转站，在许多方面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互联互通，互补互助。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在区域、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多层次的经贸和金融合作。我们将不断提高内地对港资机构开放的范围和层级，积极拓展其在大湾区内的发展空间。大湾区必将成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带头者和示范地。
香港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与北京、上海一道，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2019年，香港被国际清算银行(BIS)选定为首批三个创新中心之一。深圳已被评价为中国的硅谷。香港与深圳互为邻里、相互依托，可以在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合作共赢。
香港在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强大和富有韧性的经济必然会有强大和富有韧性的货币。人民币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新兴国际货币。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开办更多种类、更大规模的人民币金融业务，吸引全球各地客户，接纳更大数额的人民币资金。依托其“离岸金融中心”地位，更好地参与国家更高水平的全面双向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优化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安排，在合作共赢中促进两地金融做大做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正在迎来新的世纪机遇。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两个基本国策都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结束了国际上一些人欢迎的“美丽风景线”。这项举措有力地打击了反华势力和分裂分子的图谋，为香港回归社会安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当前国际国内正在发生的重大改变，都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带来更多有利条件。我们坚信，未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必将会更加繁荣更加稳固。
女士们，先生们，新冠疫情的阴霾终会散去，我们愿与各国携手，共享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与成果。
预祝本届亚洲金融论坛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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