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与增长

上图显示了以国家财政为中心，以货币循环为机制所建立的宏观经济平衡模型。在上面模型中：   其中 P 代表了社会的产业系统，同时也代表了一定时间段的国民总产出（GDP），C1为一次分配中的工资总和，C2为二次分配中国家财政所支持的社会消费。它们的关系式是：P = C1+C2。图中的棕色箭头为货币流向，流向产业系统P；蓝色箭头为商品流向，与货币流动方向相反。

为了把复杂问题简化，以突显其中的原理，上面的模型还有如下几个前提假设：

   (1)产业系统的工资C1, 包括了老板们的工资在内，全部用于了消费，都是月光族，没有储蓄。

（2） 国家财政支出C2, 也全部转化为各公共部门的工资支出，全部用于了消费，没有储蓄留下来。

（3） 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总和默认为 C = C1+C2

  (4)   财政收入T 假设全部来自企业所得税和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忽略其它形式的来源。

（5） C2 在数量上等于国家财政支出，且C2≧T（税收）。

（6）省略了代表出口净值的参数C3,因为我们假设出口净值= ０。

（7）符号Δ表示产业系统的净利润总和，假设只有三个去出：存储，投资，缴税；不用于企业老板的消费，因为老板们的消费资金已经算在C1中了。

从上面的图1可见，一共有二种货币循环：第一种循环是P与C1之间的货币循环，这里称之为C1循环。 C1是生产部门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工资成本，属于一次分配，这部分货币通过生产部门的工薪群体在市场上购买产品的消费活动又重新回到了生产部门（已经假设没有储蓄）。

由于产业系统（企业）内的分配公式是 P = C1+Δ ，其中∆ 代表了企业利润。显而易见，即使产业部门一次分配的所有工资C1全部用于消费，一次分配C1所能支持的有效购买力，充其量只能购买走在价值上等于工资成本C1的商品，而价值上等于利润Δ的部分产品仍有待出售。如果出售不了，产业部门就无法实现利润，从而出现产品过剩。显然这部分产品是无法指望产业部门的自身的购买力C1来兑现的，就像一个餐馆的利润不能指望餐馆员工用自己所领到的工资来消费就能实现一样；必须要有来自产业部门以外的购买力才能让产业部门将剩余产品出售，从而才能实现产业部门所期望的利润Δ。

模型中的C2代表了由国家所负责的所有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属于二次分配。为了简化问题，我们这里也假定二次分配的货币最后也通过市场上的消费活动又全部回到了供给侧的产业部门（P）。

从上图可见，货币在市场上的流动方向是供给侧的各产业部门的；而产业部门的内的一次分配的公式是：

           P = C1+Δ，

          当  Δ > 0，    则：P > C1

这个公式表明了，C1所代表的购买力，充其量只能购买走产业部门所产出的总供给P的一部分，而代表利润部分的Δ，是超出了一次分配C1的购买力的部分。如果把图一模型中政府财政主导的二次分配抹去，没有了政府的二次分配所支持的C2系统，模型就成了一个完全由一次分配所构建的完全的市场经济系统。在这样的完全的产业化系统中，即使雇员们把自己所有的工资全部消费掉，产业部门所期望的利润Δ也无法靠产业系统自身的工资成本C1所构建的购买力来兑现。从而导致市场上产品∆过剩，市场疲软，经济下滑。

可见，单由C1循环所组成的完全产业化市场经济是不能自我平衡的，必然会出现产品过剩。所以，一定要有非产业的社会消费系统C2与产业系统共同组成的混合经济，宏观经济大系统才能达到平衡。

然而，作为非产业系统的C2的诸部门是提供免费服务的公共部门，无法在市场上靠商业活动再把钱挣回来（否则它就变成了P系统的产业部门），所以它的经费只能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是宏观经济中的二次分配的开支部分。这个领域内的各部门，除了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各种的免费服务以外，它们存在的经济学意义就是消费，消费掉产业部门自己无法消化的产品，从而维持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平衡。但是，不能认为C2部门的人员都是寄生在产业部门上的纳税人身上，他们也是靠自己的工作领工资，只是他们的工资不是来自市场而是国家财政税收，而且全体社会成员——包括产业部门就业的纳税人——同时也享受着社会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免费服务产品，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等，这是健全的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

另外，如果没有政府的二次分配，即使在简单的再生产循环中，产业部门所赢取的利润Δ，都会不断地沉淀积累起来，从而导致市场上通货紧缩，产品过剩，经济下行。

所以政府财政需要继续把以利润形式沉淀在供给侧所积累的货币再征收上去，并以政府开支的形式重新注入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绝不能结余在国库里积累起来）。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所主导的二次分配的货币，既支持了提供免费服务的公共部门继续运行，又作为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的购买力在市场上再次流回了产业部门，这个循环就是我们模型中的C2货币循环。正确运用国家财政杠杆，建立C2货币循环，对保持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平衡和防止货币沉淀非常重要，从而才能使经济运行可以持续进行下去。社会宏观经济就象一个有机体那样的系统，追求利润的产业部分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实际上是半个系统，无法独立存在。必须要有相应的非盈利的纯消费型单位所组成的消费系统的存在，才能构建起较完整的宏观经济大系统，实现货币全循环和经济的平衡运行。

我们模型所示意的货币循环图显示了政府的财政作用在于维持货币循环对保持经济持续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本身固有的不平衡性，如果没有政府所主导的二次分配，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就是供过于求的经济失衡，从而导致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市场萧条。萨伊法则所谓的“供给制造需求”是肤浅的观点，它只有在资本主义总生产的利润为零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或者，资本家们要及时把自己的利润全部消费掉，萨伊法则才能成立；而我们模型中的C2系统，即公共事业服务系统，就是帮助产业系统消耗掉其利润的，从而保持了货币循环和宏观经济的整体平衡。我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二次分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那种一味主张 “小政府，大市场”的观点，是愚昧的迷信，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方向。

总之，货币在经济体系中，如同血液在人体中一样要保持不停的循环才能保持生命力。如果血液积累在某一处，身体就会现严重出问题。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积累在了富人端的结果，如同血液积累在身体某一处的结果一样，必然导致经济出现严重的问题，造成流通中的货币减少，经济下行。所以就需要政府介入，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从而恢复货币循环，经济才能持续地运行下去。可见，政府财政功能就起着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心脏功能，保持着货币像血液在人体中那样不断循环.

下来讨论一下保持宏观经济系统平衡的各参数之间的定量关系。

V

投资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过剩吗？

我们先设计一个思想实验，看一下资本主义机制是怎样产生生产过剩的。

我们假设有一个完全由资本主义产业经济企业群所组成的纯市场经济的社会，这些企业群生产着人们生活所需的所有产品。假设在第一轮（假定是一个月时间）生产活动中，企业主们共投入了总成本为100亿元但资金，产出了价值120亿元的产品，也就是100亿元的成本投入+20亿元的期望利润。那么这120亿元的产品，最多只能卖掉100亿元的产品，因为市场上最多只有100亿元成本投入所转化的有效购买力，而还剩有20亿元产品（即利润承担物）是无法卖出去的。

这时，企业主们将面对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把过剩的产品堆进仓库，继续按照原来的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每一轮都有20亿元过剩产品入库，越来越多，仓库也越来越大，如同蜜蜂经济，一直可以进行下去，生产的规模不增不减，只是仓库越盖越多越大，遍布大地。

第二个选择是：因为有过剩产品出现，第二轮生产只投入80亿元，产出也缩减为100亿元的产品，因为投入减少了，所以第二轮充其量只能销售80亿元的产品，又有20%即16亿产品过剩，这时仓库里的过剩产品累积加起来就到了36亿元的产品，同时会有相应的劳动力失业。第三轮只好再进一步缩小生产，产量一步步螺旋下行，工人失业越来越多，购买力也就越来越小，仓库里卖不出去的产品越来越多，最终是仓库爆满，工厂关门，工人全下岗失业。

以上两个过程，完全没有储蓄，所有人都是月光族，一样会发生产品过剩的堆积，这完全是资本主义企业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利润的机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过剩危机就是这样的机制自我运行的逻辑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库存卖不出去，如果再继续投资只能让剩余产品更多，投资怎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性所导致的产品过剩呢？

上面只是假定一个完全的纯市场化的系统，现实中的情况要复杂些，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企图通过不断地投资来消除货币沉淀和生产过剩最终是不可能的。当然，许多固定资产的投资项目在基本建设阶段，的确是需要消费的一定量的人力和物力的，从而增加了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因此有助于消除其它产业部门的剩余产品，从而拉动生产持续进行。所以投产前在基本建设阶段的许多产业项目，是可以暂且看成是C项目的，也就是消费项目(Consumption)。

但是这些项目一旦建设完成，比如发电站开始投产发电，那么它们就从基本建设阶段的社会消费项目C，转变成了供给侧的P项目，成为了新的生产力，也就是从给市场贡献有效需求的C项目，变成了向市场提供更多产品的产业部门的P项目，使得宏观经济体的供给侧又多了一个需要新的购买力支持的生产单位。至于这个新生产力是否能实现其产能所提供的GDP，还要看市场上的有效需求。如果需求没有增长，投资就会带来更大的生产过剩。

像电站这样的建设期长的项目，还可以在其基本建设阶段暂时充当消费者为市场贡献自己的购买力。许多短平快项目，比如餐馆，几天就装修好开始营业了，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者上门，是很难坚持下去的。看看现在街边林立的餐厅里面的冷冷清清，真是粥多僧少，难以为继。如果社会购买力已经相对不足，依靠再投资怎能消除粥多僧少的问题呢？

（这里顺便说一下，据说中国有些地方的风力发电场或水力发电站建成后弃风弃电的现象很严重。建议政府可给当地的居民的充电卡上打入一定额的电费，鼓励他们使用清洁电力改善室内温度，烧水做饭，既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又保护了环境，还让已建成的发电站实现了GDP， 可谓多赢。）

总之，试图以持续的新项目的固定投资来消除生产过剩的作用是有限的。投资产业部门的项目最后都会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商品产出，如果没有销路，项目就会失败。而销路需要市场上存在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就是有货币支持的生活需求，那么市场上的货币从哪里来呢？这显然是产业部门的企业家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使在一个完全没有货币沉淀的宏观经济体系内部，在交易速率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一定量的货币总量只能支持一定量的商品交易。而货币又是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到达需要商品的消费者的手中呢？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分配问题。而古典经济学却很少关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不管沉淀的存款有多少万亿元，各种各样的产业单元，比如餐厅还是门可罗雀，难以为继。萨伊定律的错误之一，就是他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

另外，假定有一个巨大的无限市场空间可以让所有的产业投资的产品都可以售出 ，那么持续的扩大再生产的再投资所带来的指数增长也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的。比如，我们假定全中国经济在1950年时的GDP=0,  这时有一个人投资100元人民币，开始摆摊卖盒饭，假定其每个月的纯利润仅10元人民币，那么其一年的纯利润就是120元人民币。为了不使货币以利润的形式沉淀，第二年，该摊主将全部利润投资于扩大再生产，又开办了一个新的摊位，即第二年成了两个摊位，到年底两个摊位的总利润加在一起为240元人民币。然后又继续投资扩大再生产，第三年产业规模成为4个摊位。第四年，产业规模扩大为8个，以此类推，70年后，即到了2020年，其产业规模达到：1.18059 × 10 ²¹  个摊位，是目前全世界人口的10亿倍；每年的纯利润达到: 1.4167× 10²³ 元，是目前全世界GDP总和的10亿倍！这还是假定有一个无限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在现实中，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所以更加不可能。可见，那些认为利润不断追加去扩大生产投资就可以消除利润的货币沉淀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防止利润沉淀所导致的通货紧缩，经济下行，最根本的方法只有以国家的二次分配机制来保持货币循环和经济平衡。

有一种投资可以不增加商业产出，只消除产品过剩，这就是由政府财政主导的二次分配中的公共项目的建设。比如政府投资建设的学校，医院，投资修建的免费的公路和桥梁等等。上个世纪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就有很多这样的项目，用国家财政上马了很多建本建设，用于修桥铺路，建设公共图书馆和城市公园等等，从而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解决了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这实际上是以工代赈的项目。所以，这种投资与企业对产业项目的投资是不同的；政府实行的这种投资的结果只增加社会的固定资产，并不增加商业的固定资本。因为这种项目完工后并不转化为收费的商业项目，只提供免费服务，没有收费，所以也没有资本回报，更没有赢利了。因此这种投资只能靠国家财政来做，企业是不会做的，企业若要做，那就是做慈善，而不是投资了。这种投资实际上属于我们模型中的C2项目，属于广义的社会消费的范畴。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的一个地方还会谈这个问题。

VI

点评C2中的几个公共事业项目

我在图1所示的模型的左侧的C2系统中，列举了几个具体项目的名称，下面来简单讨论一下其中几个。

扶贫和失业救济

扶贫不仅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的重要责任，也对宏观经济的平衡具有重大的意义。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越来越高，比如在过去一个劳动力最多可耕种几亩地，自从有了高效率的农业机械，一个劳动力可以轻易耕种几千亩地。那么多余出来的999个人应该到哪里去呢？社会如果不闻不问，任他们去饿死，那么几千亩地所收获的那么多粮食又给谁吃呢？

这些被机械化所排挤出来的农业失业者当然可以向其它产业转移，否则仅农业现代化这一项在有些国家就可以把农业的失业率提高到99.9%。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其它产业也是人满为患啊！而且随着无人工厂无人银行等等的出现，其它产业也在不断地减少工作岗位。所以，单纯设法在产业部门内增加就业的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实际上，失业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必然产物，它除了是我们前面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性矛盾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外，也是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社会所需要的总劳动时间也在不断地减少，其表现就是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如果社会对日益扩大的失业群体不管不问，人类技术进步就没有意义，并将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人道灾难。实际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和二十年代农业机械化把大量的农业人口排出就业岗位有关。

西方国家早就出现过失业工人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为了防止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的壮大和蔓延，西方国家陆续实行了失业救助的措施。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后，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以来，失业救助措施已经逐渐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必设制度。在我看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意中为防止原来周期性发生的经济衰退筑建了一个堤坝，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为全体国民提供了可靠的生活保障，这种保障所提供是有效购买力，也阻遏了过去没有这种保障制度的时代所发生过的一泻千里的经济大衰退。

因为这种保障制度实质上是为社会生产系统提供了一个不能再萎缩的最小市场容量的保障，从而阻止了经济衰退在除数作用下连锁发生。

中国许多人总是把社会保障制度讥讽为大锅饭。我认为这种大锅饭其实是历史的进步，并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它不但提高了社会进步指数，也阻止了周期性发作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对社会和生产力的大破坏。

实际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在英国爆发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生产过剩危机。这并不是说物质产品真的已经极大丰富而引起了产品绝对过剩，而是没有保障的失业穷人越来越多，导致了的产品相对过剩。如果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只能吃糠咽菜，则必然导致养猪业大衰退一样。 有了社会保障的大锅饭，即使生产力的进步把越来越多的工人抛入失业者的队伍，如果失业者们也照样可以吃肉，也就阻止了过去那种因为市场萎缩所导致的产品过剩危机的连锁反应所造成的一泻千里般的经济大衰退，从而避免了人道危机，也保护社会生产力。

不过，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堤坝阻止了过去那种一泻千里的经济大衰退，但并没有把经济衰退根除，只是把一泻千里的大衰退阻尼成了一泻十里的小衰退，即把过去大衰退时GDP下降50%，阻遏到下降了5%，把过去不到十年发生一次的生产过剩危机，延长到更长时间。

社会保障制度到底能把经济衰退阻尼到哪一步，这要看具体国家的社会保障堤坝的高度有多高，大锅饭有多大了。比如每月88元的失业金与每月1000元的失业金所建筑的保障堤坝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堤坝越高，衰退发生时GDP下降的程度越小。这也是二战后，为什么像三十年代那样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再也没有在西方国家重新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里顺便点评一下中国的扶贫工作。

长期以来，中国人总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由于物质不丰富造成的。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生产。中国的扶贫资金也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观念的影响下，把扶贫款主要给了搞项目的老板们，指望这些项目搞成了可以多雇佣几个贫困户就业，让他们靠工作脱贫。

我认为不应该把这种扶贫方式作为扶贫工作的主流方式。如果扶贫总以授人以渔的方式进行，那就不是扶贫而变成投资了。这种方式不能让扶贫款直接而精准地到达贫困户手中，而是通过做项目的老板们把钱拿去搞项目，所以不能直接而显著扩大社会消费力，反而是在扩大产能。这在总需求相对不足的时代不能有效消除供过于求的经济失衡，反而导致产能更加过剩，很难成功。即使有幸成功的寥寥几个项目，大都只是从现有的产业单位那里瓜分来了一点市场而已，所以即使成功的项目，对供给侧的GDP总量也未必有什么意义，反而降低了产业的生产效率。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是供应学派，他们主要关注的供应如何产生的问题，很少关注到购买力从何产生的问题，所以中国的扶贫项目大都变成了投资项目，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增加了中国的产能过剩。

所以，我认为：对于扶贫工作，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鱼，就是应把扶贫款直接而精准地给贫困户自己，让他们直接用于自己的生活消费。这样不但直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直接增加了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企业自然会根据市场上购买力的增加而增产，完全不需要把扶贫款给企业让它们搞生产，绕了一大圈，结果却常常是增加了生产过剩，却并没有减少几个贫困户。

总之，扶贫就是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项目，是社会福利的范畴，其经济学的意义就是扩大社会消费，实现经济平衡。所以不能把有限的扶贫款给了老板们去投资生产项目，那就不是扶贫，而是济富了。现在中国提出了精准扶贫，就是要纠正过去扶贫款给老板们搞生产项目的方式，把扶贫款直接精准地给贫困户自己，把他们的生活需求变为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既直接改善了贫困户们的生活状况，也扩大中国国内市场的容量，从而可拉动中国经济上行。

国家养老制度

不久前，清华大学一位杨教授的一个视频演说在微信圈很流行。她说，中国老年人越来越多了，社会已经养不起老人了，所以老人们要趁早自己存钱养活自己。她的主要论据是“抚养比”。她认为，中国现在是未富先老，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发展，退休的老人在社会人口中占比太大，使得工资劳动者们的三分之一收入都缴给社会养老基金，肯定是不行的，会给劳动人口带来过大的经济压力。

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农村还有上亿的老年人口尚未被纳入到国家养老的范畴，而是靠儿孙养老（目前有些地方农村老人每月88元只是个笑话），中国的教授竟然宣称中国已经养不起老人了。以后老年人只能指望自己的存款来养老。

如果这是真的，只能说明中国目前的养老制度的设计有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能否养的起自己的老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而工薪劳动者只是生产力的一个部分而已。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如此发达，越来越靠机器生产，造成了产业人员不断减少和产能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竟因为没有足够的就业人口就没有钱来养活老人了，这显然是社会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出了问题。

所以一个国家能不能养活得起老人，就要看是用什么经济学理论来管理社会经济了。目前中国这样的方式，社会养老金来源主要是工薪阶层自己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这当然就存在一个“抚养比”的问题，那么随着产业劳动人口的减少，真的就会发生所谓的“抚养比”的危机，使社会养老基金有入不敷出之虞。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那就是要改变社会养老基金的来源，从主要靠工薪阶层个人缴养老保险费做主要来源，改变为以收取企业所得税为社会养老金的主要来源，从而把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抚养比”这个命题彻底废除，改变为企业所得税与养老金之比。(在我的模型中，就是企业所上缴的利润与财政开支C2项目之间的对比关系)。

这样一来，一个社会能否养的起自己的老人，就不再是看有多少劳动人口在付养老金了，而是看社会实际生产力。这样随着社会生产力越来越先进，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人口不断被机械取代，也不会因为生产力越发达，社会上老年人口反而没法活了的荒谬现象发生。

为了帮助读者容易理解这里的问题，我们设想一个简化到极端的模型（见图3）。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由于自动化科技进步，机器人全面取代了人工劳动力，产业系统全面实现了无人工厂，尽管无人工厂比原来的有人工厂生产出了更多更丰富的产品，因为劳动岗位上的人员已经是零了，当然谈不上“抚养比”了，难道到了那时，全国的老年人竟因为社会生产力实现了自动化而要饿死吗？那么无人工厂所生产出来了的冻饺子卖给谁去吃呢？当然按照现在某些国家的养老金筹集方案，到那时老人们可真的会因为生产力太发达而要饿死了，因为机器人全面取代了工人，“抚养比”彻底崩溃了。

显而易见，只要把社会养老金的来源从就业人口的工资中扣除，变成由公司的所得税来负担就可以彻底解决所谓的“抚养比”的问题。这样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少，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源也越来越小，而企业所得税必须越来越大；这样有朝一日，即使全面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因为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已经由企业所得税所取代，就不会影响货币循环，不会影响政府财政对社会公共保障开支的货币供给。这种的情况如下面图3所示，其中只比是图1少了C1循环而已，即货币循环少了一次分配所构建的产业内循环。

根据我的宏观经济平衡模型，国家财政所主导的二次分配所形成的C2循环，资金来源应该主要来自一次分配 P = C1 + Δ 中的Δ 即企业利润部分，从而才能保持货币循环和经济平衡，即P = C =Ｃ１+ Ｃ２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产业劳动者人数越来越少，一次分配中的C１也越来越小，那么在P = C =Ｃ１+ Ｃ２的平衡式中，C2 必须越来越大，当C1 = 0 时，即全部自动化时，P = C = C2，即国家财政所支持的二次分配成为了维持经济平衡的主要货币循环形式。（见下图）

图三：产业全自动化下的货币循环示意图

与图一相比，上图的模型中少了原来产业内部的一次分配所构成的货币循环C１，因为全自动化，再从雇佣劳动人员身上抽取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当然不可能了。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将会被排出就业队伍，产业内部一次分配的工资额度也会越来越少，一次分配所构建的C1循环的容量也越来越小，为了不使生产萎缩，经济下行，社会必须扩大二次分配所构建的货币在P系统与C2系统间的循环，扩大C2的各项支出，包括养老支出，即把财政税收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企业所得税上去。换句话说，由财政供养的人口必须相应地越来越多，也就是政府二次分配所支持的C2循环的容量必须越来越大，才能保持整体经济平衡运行，即

   P = C = C1 + C2，当：C1 = 0，则 ： P = C = C2

也就是说，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一次分配中的工资分配 C1就会变小，那么二次分配的C2必须变大，才能保持上述公式的平衡。而C2 来自公司所上缴的利润。政府财政的功能就是不能让货币作为利润沉淀下来，保持货币循环。不如此，就会导致流通中的通货紧缩，供需失衡，经济衰退。

每当说到这里，总有人与我较真说：总会有几个人在生产线上工作，不可能完全被机器取代。我承认事情可能到不了机器人和自动化全面取代了产业工人这样的地步，每个产业单位总会有几个雇佣人员在工作，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这里要表述的原理。而且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产业工人将越来越少的大趋势是确定无疑的，这就造成了在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越来越少，导致了一次分配中的产业领域的雇佣人员的工资总额也越来越少，如果不把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转移为企业所得税，那么，不但养老的抚养比支持不住老年人口生活，整个社会经济也会失去平衡，经济越来越萧条，最后导致机器人也会失业下岗进了仓库，整个社会经济完全停顿下来。

不要担心这样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实际上，政府每增加一分自己的财政负担都是给国内的内需市场增容。依中国为例，如果全国农村一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获得一千元养老金，可直接扩大国内市场1.2万亿的市场容量，在乘数作用下，可带来 5 - 6万亿元的GDP增长，至少可让中国目前的GDP上升5%。

在我看来：广义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化， 不但是生产的社会化，也包括养老，医疗，保障，教育等等的社会化，即从传统的自己照顾自己的家庭模式，转变为社会照顾，社会承担，社会负责的社会化模式，这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化的程度越高，社会主义程度也越高。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程度可以由该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所占的比例来衡量，即一国家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障开支所占比例约高，该国经济的社会主义程度越高。

中国人在批评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时总是说这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上。实际上，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对维持货币循环，实现经济平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是流向供给侧的，而且一般不会全部作为工资又回流到需求侧，总会有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从流通中沉淀下来，导致了市场上通货紧缩，市场疲软，商品过剩。这就是历史上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所以需要政府通过税收，把沉淀在供给侧的货币征收上去，并以政府开支的形式重新注入经济体系，才能恢复货币循环和经济平衡，才能让社会经济的运行周而复始地持续下去。

公费医疗

到底是把社会医疗系统划归到国家财政负责的社会公益的部门，还是让医疗也成为市场上自负盈亏的产业部门，这在中国是有争议的。

中国许多崇拜自由市场经济的人认为：公费医疗体制会导致老百姓爱看病的浪费, 从而增加国家的医疗负担。他们认为如果医院完全产业化，在自由竞争中就胜出医术高明、收费低廉的医院，而那些收费高、服务差的医院就会破产出局，从而减少政府的负担，也减少了企业的税负，因为他们坚信市场竞争机制可以优胜劣汰，从而减少全社会的医疗负担。

其实，医疗产业化也许可以节省国家的财政负担，但是却节省不了社会的医疗负担。实际上，中国医疗产业化改革后，因为医院成了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产业实体。所以，没有钱就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而且，一方面对没钱的人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对有医保的人却过度医疗，这都是医疗产业化后造成的。在当今世界上，美国也是医疗产业化的国家，作为医疗产业追逐利润的结果，让美国成为世界医疗开支最大的国家。不但是绝对数字最大，而且也是医疗开支在GDP中占比最大；在2017年美国的医疗开支占美国的GDP的17.1%，远远高于实行公费医疗制度的英国的9.1%，加拿大10.4%，法国11.5%，意大利9.2%等等许多国家。（见表一）

表一： 2015年 世界主要国家医疗开支情况表

从上表可见，拿同等医疗水平的国家比较一下：在医疗市场化的美国，2017年人均医疗开支是 11，150美元，而实行免费医疗的英国，尽管他们的医院连住院病人的吃饭都免费提供了，英国2017年的人均医疗开支是3900美元，不到美国人均医疗开支的三分之一。

其它实行公费医疗的国家也与英国差不多，比如澳大利亚，平均每年人均医疗费为5000美元，不到医疗产业化的美国的人均费用的一半。

为什么英国等实行公费医疗的国家，不但为其国民提供了优于美国的医疗服务，而且每年人均医疗负担至少比美国的少一半呢？

主要是因为在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医疗是非营利的公共事业，因此少了医疗产业化中的老板们的利润部分，少了小病大治的赢利操作，少了天价药品，这样一来，作为非营利的医院一切只是按成本来运营，自然就没有医疗产业化的美国那么大的医疗开支了。

所以，中国千万不要把医院改革为追逐利润的产业部门，那样只能给福布斯排行榜上多增加几位中国大富豪，反而增加了全社会的医疗负担，同时导致很多的魏则西们家破人亡。中国许多地方的医疗产业化以后，医疗费用大增。因为医疗产业化以后，医院作为企业有了强烈的赢利动机，医疗界每出一个亿万富翁，都是许多魏则西们的人财两空为代价的. 所以在我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医疗系统没有被列入产业部门P的范畴，而列在非营利的公共事业部门C2的范畴。

本文主要是谈宏观经济平衡运行机制这个软件的，还没有打算涉入到经济体制这个硬件的问题。但在这里我顺便谈一点这个问题。我认为除了医院，如果制药公司也都是国营的，那么即使赢利，也可以把其利润全部上缴給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可以把这部分收入又重新全部返还给了医院，这样一来，至少有部分医疗资金在医疗体系内实现了循环使用，从而可节省社会在的医疗方面的总开支。

这个原理在其它行业也是一样的。如果如果所有的产业部门都是国有企业，可以实现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这更便于国家采用二次分配实现货币全循环，实现宏观经济的整体平衡。我认为这才是公有制的真正优点，要比目前的左派和右派们关于哪种所有制更有经济效率的争论，更切中当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左派与右派在经济学上都是供给学派和效率至上主义者们，他们之间的争论本质上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内的争论，只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争论，甚至不过是企业管理学层次的争论而已。

总的来说，私人所有制企业的天性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并且要尽可能的少交税，把财富积累起来，结果造成了货币在产业端的沉淀，导致通货紧缩，经济下行。所以，最好以国有制为社会宏观经济的硬件，可以实现企业利润全部上交给国家财政，从而可以实现货币全循环。

此外还有就是医疗基金的来源应该建立在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上，然后向全体国民提供无差别的免费医疗服务。不要那种商业保险式的，每人一个账户，缴费多的住院报销比例大，缴费少的住院报销比例小。这样小锅饭就不是社会保险，丧失了社保的本质。而且这样的话，亿万富翁们就可以不参与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有太多的钱，根本不需要保险，所以他们才不愿意参保替别人分担风险呢，医疗基金因而也会少了一大块来源，会有入不敷出之虞。

如果医疗基金来自国家财政税收，那么收入多的多交税，收入少的少缴费，这样才能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让公费医疗覆盖全国人口，让全国人口都由了病有所医的保障，一个都不落下。

公费医疗实际上就是“按需分配”。在我看来，“按劳分配”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社会主义应该实行“混合分配”，即：按劳分配+按需分配 = 混合分配。其中按需分配比例越高，社会主义化的程度越高。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的第一条应该是严厉禁止所有企业向环境排污。企业的排放必须经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这本应该属于企业内部的事，所以治理污染的费用应该属于企业成本的范畴，不属于国家财政负担的对象，不应该罗列在C2项目的讨论中。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我放在此处要讲几句。

第一，环境污染并非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英国历史上有过严重的污染是因为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那时全人类都没有经验，所以英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跌了一跤。后工业化的国家应该吸取英国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而不是再跑到同样的石头前，再狠狠地摔上一大跤，非要“必然”了一次，才能感到心满意足。实际上，西方许多后发国家，根本就没有过环境污染的“必然阶段” ，也进入了富裕社会，可见环境污染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并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第二，环保与就业吃饭并不矛盾。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让许多污染得到治理，达到零排放。必须坚决关闭那些污染环境的工厂，只让那些排放达标的工厂企业运行。如果不惩罚和关闭那些继续排污的工厂，就会发生劣币驱良币，排污的工厂因为运行成本低反而把排放达标的工厂驱离市场。

环保措施减少污染，从具体的工厂的微观经济角度来看，它增加了工厂的成本; 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治理污染增加的成本就是增加了就业，增加了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也就是增加了工人的饭碗，增加了GDP，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相反，那些为了节省几十万元的运作成本而关停了防污染设备的造纸厂可是真正地消灭了渔民们的饭碗，不仅让人没有鱼吃，还增加了许多病人，让整个社会都为污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三， 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一开始就把污染预防住，也要比先污染后治理的效果好的多，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也小的多。据说现在中国许多地方的严重污染已经渗入地下１００米，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和一千年时间才能处理好，这是何等的愚蠢啊，仅仅为了给厂家节省成本，增加利润，就让全社会受害上千年。

康德说：就一切来说，人是目的，其它只是手段。那种不惜环境代价的发展方式毁坏了人的生存环境，让人本身难于生存下去，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

基本建设

基本建设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我看来，基建分两种：一种是在基本建设阶段的产业项目，比如一座在基本建设阶段中的发电站，或者一条在基建中收费高速公路，一条在基建中的地铁等等，这些项目在基本建设阶段，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起到了吸纳既有产业部门的产品的作用，所以许多经济学人主张以持续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来消除商品过剩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在前面某个地方已经讲了，这类项目在建成完工后，就会转变成为产业部门的新增的生产力，增大了社会中产业部门的产出，而且一般是企业自己投资的，属于C1范畴，不是国家财政投资，所以严格来说不属于我们正在讲的C2项目的范畴。

另外一种基建不是产业项目的基建，比如建设城市公路，建设街心花园，建设学校，建设图书馆，建设不收费的桥梁和公路，等等。这些基本建设项目需要资金投入，消耗建筑材料，雇佣劳动力，建成完工以后，也不提供有偿产品，而是免费的公共产品，所以这类基本建设属于国家财政支持的C2范畴内的项目。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就开辟了许多这样的基建项目，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图书馆，街心公园，飞机场等等，雇佣人数几乎达当时的美国劳动人口的一半，极大地缓解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性矛盾所导致的失业，增加了就业，增加了社会有效购买力，从而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经济大萧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建成后不会变为收费的产业项目的基本建设就是广义的社会消费范畴，属于我们模型中的C2项目。

但是，基本建设终有完成的一天的，所以不能年复一年把城市的马路重新挖开再铺一次，造成越来越多的建筑垃圾。虽然这种制造垃圾的基建可以增加就业，缓解生产过剩，但是也不能无休止地干下去，成了劳民伤财。我认为，即使可以增加就业，也没有必要一直用这种以工代赈的办法把城市的马路反复开挖来增加就业，还不如把这些资金直接给失业者让他们在家里歇着，既减少了建筑垃圾，也减少了交通拥堵，一样增加了社会购买力，消解了商品过剩的压力。所以我建议：以后各国政府不必再把实现充分就业当成自己的施政目标，而是把逐年缩短人们的工作时间当成社会管理的指标。这样一来，国家的法定工作时间会逐年缩短，带薪休息的日子会越来越多，更能让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技术进步的益处。

国防，科技，教育

如果国防、科技、教育都是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公共服务，也是属于我们模型中广义消费的C２范畴，对宏观经济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观念认为，国防开支是经济发展的负担，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国防开支增加了社会消费而拉动产业部门的产能运行，尤其在经济发展饱和以后，适当扩大国防开支可以消除商品过剩，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科研，教育，体育等等也都有此功能。所以当人们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国家的沉重负担，我看美国如果大幅削减自己的军费开支，经济可能更不行。当然，用制造杀人武器的军备开支来扩大社会消费和实现经济平衡，不如直接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来达到同样的经济目标；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话题。从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国防开支与社会福利开支同属于社会消费的范畴，都可以消费产业P领域的剩余产品，从而拉动着社会经济中的产业子系统的持续运行。所以，在我的模型中，国防开支，教育开支，科研开支，基建开支，养老开支，医疗开支，失业救济等等都一样，都是在国家财政所养活的社会消费领域C２的范围，其总量应该等于或大于产业的利润总额∆，从而维持了市场上的购买力和经济平衡。随着产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产业劳动人口越来越少，相应地由国家财政所养活的人口也应该越来越多，才能保持整体经济的平衡，社会生产部门的运行也才可以周而复始地持续进行下去。但是C２范畴中不同的项目——比如福利开支与军备开支——对社会成员的福祉的效用有时候却很不一样：过于庞大的军费开支，虽然可以帮助宏观经济实现平衡和充分就业，消除生产过剩，但是也许所有人虽然天天忙着上班，生活水平却不高。所以一般而言，还是社会福利开支比军备开支要好。

VII

  对外贸易

我们在前面讨论经济平衡模型时，讲述了C1和C2这两个参数，描述了C1和C2对维持一个宏观经济系统的平衡所起作用。现在我们引入另外一个参数：C3。所以平衡公式即成为 ：P = C1+ C2 + C3。这个C3代表的是国民经济的出口净值。

我们进行前面的讨论时，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假设了C3= 0，即外贸是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来讲，要建立一个完全平衡的自我循环的宏观经济系统，只要设置好C1和C2的参数就可以维持经济平衡运行了，换言之，有了C1和C2这两个参数对于建立经济平衡的理论模型已经足够了。但中国有很多人却以为没有对外贸易，经济就无法发展，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外向型经济以后，出口贸易的确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还是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我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7》章，有关于外向型经济的专门讨论。

我们前面讲过，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囿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微观经济思想，把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应用到社会经济中来，这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剩余价值是资本增值唯一源泉的原理被东方阵营“社会主义” 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奉为国民经济的指导理论，并发誓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整体失衡。在原东方阵营国家中，中国在追求所谓的“社会主义积累” 的热情最高，出现了世所罕见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导致了中国经济严重失衡，陷入了低等收入的陷阱无法自拔。

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的困境，中国也曾派人外出学习考察，包括到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考察去看有什么经验值得搬回来，后来发现还是自己身边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世界瞩目，而亚洲四小龙都是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所以中国也有样学样，提出了外向型发展战略，还形象地提出以沿海为弓，长江为箭，凭借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出口创汇，去赚外国人的钱。

外向型经济的思路在中国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上上下下广泛接受，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报纸也号召企业们“有本事就去赚外国人的钱”，以至于当时的中国报纸上在报道发现了什么矿藏时，都要说一句 “很有出口价值”，好像不出口就没有什么价值似的。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刚一出来，我就提出了批评。我并不反对开放和国际贸易，但这与外向型经济是两码事。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经济模式，会让中国变成一个大工厂，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而且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必要采用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有条件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外贸应该只是互通有无，调节余缺即可，不必让中国经济成了追求外汇的大工厂。如果中国的产品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缺乏销路的话，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本身不能自我平衡所导致的，而中国经济本身的不平衡又是由于是企业主式的思想指导社会经济的结果。所以只需要改变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就可以建立起完全依靠中国自身的市场所引导的内向型经济模式。而外向型经济模式会让中国为了保持自己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而拼命维护中国的所谓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更加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脱节，并没有消除中国经济体系自身的不平衡性。

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经济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以来，凭借着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行销世界市场，中国的GDP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其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所积累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在《资本论》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经济追求资本积累的热情让中国经济陷入了低等收入的陷阱，造成了国内市场狭小，生产难以发展的困境。所以，后来外向型经济使中国产品以低廉的价格打开国际市场后，无疑会给原先困在国内低收入陷阱中的生产力带来了运转起来的动能，从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

然而，我认为，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让中国付出了过多的代价，其中很多都是不必要的。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得意于中国的低工资，低环保，低福利等等“优势”，使的价格极其低廉的中国商品几乎扫荡了国外大多数市场，使得中国的生产力摆脱了中国的低收入陷阱而获得了发展，让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这样“成就”是靠十三连跳那样的血汗工厂制度和环境严重污染，资源耗竭的代价获取得的。

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以来，中国的商品以极其低廉价格优势几乎扫荡了国际市场，使得中国的生产力摆脱了中国的低收入陷阱而获得了发展，让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这样成就是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优势”取得的，让中国成为一个生产力发达的穷国，其实就是让中国人自己坚守贫穷，并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吃尽不平等交换的亏，还导致了中国自己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

在我看来，这种以不惜代价的出口来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与一战后德国由于把自己的大量产品作为战争赔偿输送给战胜国从而拉动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一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际上，这种不惜代价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让中国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并非最优的发展战略。

有人反驳我说：这是不可比的，德国出口战争赔偿品是没有外汇收入的，而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给中国换回了大量的外汇啊。如果没有外向型经济，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从哪里来呢？

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以住房为例，既然早有技术可以盖起巍峨的宫殿，盖起人民大会堂那样的宏伟建筑，也不缺盖房所需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那就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条件让全国人民住有所居，怎能仅仅因为缺少纸币，就弄得许多人没有房子住呢？真要是缺钱的话，中国完全可以自己印钱，没有必要一定不惜代价的先出口换回别人的纸币后，才能解决自己人民的居住问题。

至于技术，人们只要环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发现自己衣食住行等用品，大部分是用不上什么高技术的。如果人民都是廉价劳动力，即使有了高科技产品，也未必有福享用。比如中国早就可以制造电话机了，为什么直到90年代末电话机才普及到各家各户呢？想想当年的电话机装机费就要一个家庭两年的工资才能装得起，所以那么多年电话在中国迟迟不能普及就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经济学的思想问题了。

其实追求销售，追求钱财，那是企业经济的概念，因为企业不能自己印钱，所以只有靠销售取得货币。但是国家则与企业不同。既然各个国家都可以自己印钞，何必非要不惜代价地出口物质财富才能换回自己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呢？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管是中国改革前的还是改革后的，大都受微观经济经验的束缚，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增值的唯一源泉的原理，所以把低福利，低环保，低工资都当成了可以加快资本增值，发展经济的优势，结果导致了中国经济陷入低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多亏了不遗余力的出口，才让这种资本主义企业经济观念所导致的经济不平衡得以缓解，让中国经济成了外国消费者的奶牛。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经济，非要靠着美国人的印钞机才能实现平衡。现在特朗普一打贸易战，中国经济马上就出现问题，这完全是中国经济自身的不平衡而无法实现自我循环所造成的，实在不该如此。

当然我不否认出口顺差有助于解决一个国民经济内需疲软所导致的产品过剩问题，并为该系统输入外来的货币。因此，许多经济学人认为，外贸顺差可以为外贸顺差国带来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比如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小国家来说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这些小国不具备建立能够完全自立的经济系统的条件，它们需要在一个更大的经济循环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中国，美国，俄罗斯，巴西等等大国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实际上，社会经济活动的起始条件是自然资源，终端条件是市场，二者之间是生产能力。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资源多样，人口众多，生产部类齐全的国家来说，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先不惜代价的出口，去做别的国家的印钞机的奴隶，才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如果内需不振，那就直接提高内需好了，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产品的竞争力而拼命的保持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导致了内需更加疲软，经济更加不平衡。

现在中国经济的对外部市场依存度很大，其原因就在于其基于国内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内需不振，产能相对过剩的穷国。中国经济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使得中国经济中产业部门的边际利润Δ很大的比例必须依靠海外市场的购买力才能兑现。

要让中国经济摆脱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而能够自我平衡，这本质上就是要在国内为中国经济中的产业部门建立起充分的内需市场，让内需市场来吸纳中国产业部门的全部产品。由于商品型产业系统不能自我平衡的定律，所以需要国家必须以合理的二次分配建立非产业系统，让货币在中国经济的供~需两侧之间循环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模型中的P与C2之间的货币循环。中国应该以不断扩大的C2容量来吸纳产业系统P不断增长的产出，从而可以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以内需带动整个经济实现增长。

许多陷于微观经济思维概念的人常与与我争辩说：任何国家不搞外向型经济都不可能发展经济。我说：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地球上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了。自1950年以来，全球经济GDP已经增长了166倍，这完全是地球经济在没有任何对外星球贸易的情况下取得的。可见没有外向型经济就无法发展经济的观点是立不住脚的，仍是企业经济的思维，最多适合一些小国，并非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VIII

从平衡型经济到增长型经济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都非常重视研究生产的发展，他们所理解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何把饼做大。我认为，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来说，仅仅重视如何生产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分配。我这里讲的分配不仅是企业所主导的第一次分配，而且包括国家所主导的二次分配。我认为国家的二次分配是否充分到位，不但关乎到能否让国民经济整体平衡运行，也关乎国民经济的增长。因为，在市场经济时代，GDP是市场上有效购买力总和的函数，而市场有效买力总和则是国民收入总和的函数。

我们在前面已经建立了经济平衡的模型及其成立的条件，下面的经济增长就是从前面的经济平衡模型而来的；其实就是把平衡模型的参数做必要地调整，经济平衡就可能转入经济增长。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达到平衡的条件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就是如下公式：

   P = C

如果经济一直保持这种状态，那么经济运行可以如此周而复始地运行下去，既不增长，也不减少，永远平衡。

在实际上，在现代产业经济的每个企业的分配公式都是 P=C1+Δ。显而易见，Δ作为产出大于投入之间的差值，本质上就是剩余产品（社会主义经济教科书也是这样称呼的），如果整个国民经济的单位都产业化了，或大部分产业化了，那就必然导致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发生供过于求的不平衡，即：

  P ＞ C

从而导致了产品过剩，经济下行。这是现代产业经济自我机制作用下的逻辑过程。所以，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的所有部门都产业化为逐利的企业单位，而必须是混合的，必须保持相当的比例的社会单位不是逐利的产业部门，不能在市场上去挣钱，而是由政府财政支持的纯花钱单位，才能保持国民经济在整体上平衡，即 P = C。这都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了。

从市场经济运动的动力学的观点来看，如果 P = C 是经济的平衡公式，而 P ＞C 是经济萎缩公式，那么要使经济增长上行的公式则是：C ＞ P， 就是要使得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从而拉动经济上行。

能使总需求C大于总供给P的要素很多，比如人口的增长，就可以直接带来需求基数的增大。这方面的道理人们不难理解，我就不多讲这个问题了。 尽管如何把人口增多所带来的自然需求的增长变成市场上的有效需求增长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但是为了控制篇幅，本文把人口增长与出口增加所拉动的经济增长都不讨论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在人口不变，出口也不增加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

首先就是提高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水平，直接增大总需求C,  使C大于P， 从而拉动总供给P上行，实现经济增长。这其实是先增加有效需求，后把饼做大，以需求拉动生产增长。

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还不到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七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这方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那么如何提高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呢？

首先就是补短板，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增长。比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扩大国家养老的覆盖面，特别是把农村老人纳入国家养老范畴，从而扩大社会消费容量，可以直接拉动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并提高了社会进步指数，与国际接轨，实现所有公民老有所养。

还有扶贫项目，中国应该划定一条最低收入线，比如家庭人均收入每月低于1000月的，一律由政府补齐到人均最低1000元。当然这要在严格执行了最低工资法的前提下实现，否则就成了政府在资助私人老板付工人工资了。

如此一来，全中国就没有人的月收入低于1000元了，因为收入低于此收入线者都由政府补齐了。从而可以给国内市场增添可观的有效需求，直接拉动中国的GDP再上一个台阶。

不要像过去那样仅把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看做是GDP的结果，而是要反过来把GDP看成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就是社会总开支所形成的有效购买力总和；实际上，GDP是国民总收入的函数。消费是生产的火车头。

另外，政府财政还可以有序地增加更多的开支给国防建设，环境保护，科技，教育和培训等等多个领域以补其中的短板，让中国有更多的现金流化作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以不断扩大的C2循环拉动经济运行，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这里有人会问：政府出这么多的钱从何而来呢？

我的回答是：除了增加税收，政府还可以增印货币。

具体地说来就是当国家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时，中央政府以增印货币弥补财政赤字，把新增货币与税收来的货币一起注入社会需求侧，增大国内市场上的需求，从而拉动社会经济供给侧的产业单位增产，提高GDP。

现在谈赤字政策已经没有人大惊小怪了。过去，中国人受家庭或企业经济的经验束缚，非常恐惧赤字，从个人到国家都在追求年年有余，导致中国市场上通货紧缩，商业萧条，经济停滞。人民的生活需求因得不到货币的支持，无法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整个国家因为缺钱而无法发展。

实际上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如果发生短缺完全可以按需求增发出来的。但是也许是出于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最后一年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飞涨的恐惧，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小心翼翼，不敢轻易增发货币，生怕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以至于后来发生银行也没有钱只好打白条的怪事。

实际上，如果物价不变，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货币增发的过程。企业又没有货币印刷权，只能由政府增发货币，并通过财政支出注入经济体系。

举例来说，在1950年，全中国一年的GDP不到200亿美元，目前则是14万亿美元，是1950年的700倍。如果物价不变，那么要维持扩大了700倍的经济规模的运行，货币至少也要同比增长700倍才行。如果不敢增发货币，势必到处缺钱。所以，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货币同比增发的过程。经济增长了700倍，流通中的货币也应该增加700倍才成。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经常把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混为一谈，在我看来它们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两回事。实际上，只要有充足的产能，增发货币并不一定引起物价上涨。增发货币是否导致物价上涨，并不取决于货币的绝多数量，而是由市场上货币与商品之间的比例决定的。顺便说一下，我在本文中使用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这两个概念时，我仅指的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而言，并不涉及物价。

财政上每年增发的新货币时，在额度上应该等于或大于每年新增的储蓄净值，公式为：(C2－T )＞(S－L)。举例来说，某国某年度新增储蓄为20万亿元，贷款出去了18万亿元，储蓄-贷款的净值为2万亿元（即有2万亿元货币沉淀出流通），那么国家财政至少要增发2万亿元新增货币通过财政支出注入经济体，以防止市场上发生通货紧缩，才能保持经济平衡。如果要推动经济增长，新发行的货币还要大于新增净储蓄才对，至于大多少，需要看当年的开支需求。这些新增的基础货币，应该由国家财政按具体的实际情况投入到社会的需求侧，通过需求侧再流入市场到供给侧的诸生产部门。

不必过于担心这会引起物价飞涨。国家增发货币给社会公共产品项目，增加了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与对外贸易出超所带来的现金流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比出口挣钱的方法还多了许多商品留在国内市场可以应对需求的增加。所以既然对贸易出超那么兴高采烈，就没有必要对自己印钱给自己人民花而胆战心惊了。实际上，在法币时代，适当的增印纸币，在本质上与金本位时代增加了黄金产量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节省了大量的劳动投入到挖金矿而已。一般来说，只要社会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全部人口，那么其它经济活动及其结果GDP都是给社会注入了货币所激发出来的结果，货币是经济的润滑油。

除了在需求侧补短板，也可以在供给侧补短板的项目成为经济增长点，主要是进口替代项目。比如，中国的粮食产量目前的自给率只有85%，就是说即使中国粮食产量再提高15% 是完全可以靠国内市场消化的。中国可以搞藏水引疆工程，可造出十亿亩良田，以补足中国粮食的短板，增加中国的粮食安全，如果多了还可以出口。

总之，在市场经济中，人的需求如果没有货币的支持就是无效需求，无法变成购买力拉动供给侧的产业单元增产。为什么我主张国家财政支出要优先给扶贫和养老等等社会保障事业，原因之一就是这方面的开支可以很快直接变为购买力出现在市场上，从而拉动供给侧产能增加生产。

除了需求增加，新技术有时也可以是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当人们觉得自己很满足，没有什么新的需要的时候。比如在许多富裕国家人人都丰衣足食，实在想不起自己的生活中还缺什么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会很小很慢，即使增发货币刺激，也只能增加储蓄，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经济仍然停滞，即所谓的滞涨。如果这时某一项新技术比如互联网出现了，很快深入了人们的生活，扩大了每个人的消费面积，于是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互联网经济在许多国家比农业的产值还大，这就是创新技术成为内生经济增长源泉的一个例子。

这里顺便说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新发明新产品都可以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比如电动汽车是一种性能更环保的新型交通工具，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电动车成为普遍接受的新型汽车。但是，电动车的普及过程不大可能成为提高宏观经济总量的经济增长点，因为电动车的入市与燃油车的退市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电动车带来的GDP增量与燃油车退市带来的GDP减量是同步的，所以从宏观经济上来看，电动车不会像手机和互联网那样扩大人们的消费面积，很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由于电动车的能耗低，所以随着电动车的推广，国民经济中的石油产业的GDP可能会有相应地缩减，所以可能还会减少GDP的总量。不过，若由于节能减排导致了GDP的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这要看社会的经济制度如何了。关于GDP与社会生活水平的关系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经济学议题，这里不作深入讨论。

无论任何，技术创新是否带来经济（GDP）的增长，更重要的还受经济运行模式的影响。新的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产业工人减少——在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这将导致社会购买力减少，导致了市场萎缩，经济下行。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与当时几种创新技术特别是农业机械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分不开的。由于当时的机械化带来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许多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和工资，造成了购买力萎缩，市场容量变小，引发了商品过剩，在除数作用下，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了经济大萧条。

所以如果没有新的经济理论来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那么科技进步，生产率提高，自动化的普及不但不会提高GDP, 反而会带来普遍的失业，经济萎缩，甚至大萧条。

最后，我们集中陈述一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几个条件：

《1》社会需求总和大于生产供给总和，即：C＞P，这就是求大于供；所以，一般来说，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是好事，不要过于紧张。

《2》公共开支大于产业系统的利润总额C2＞Δ，即财政支出税收T≥利润总额∆。

《3》出口净值大于零  ，   C3＞0。

《4》财政赤字大于新增的净储蓄差额, (C2－T)＞(S－L)，国家财政不要追求财政结余。

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第一个条件，后面的其余条件都是第一个条件出现的原因。

然而，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不会是无限的，随着每个人的各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经济发展也将会趋于饱和。如果没有人口的增长，GDP的增长也会停下来。但是发展不会停下来，表现为产业领域人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但是GDP却会不再增长，或者非常缓慢。当今许多国家离这一步还很远，所以还没有必要多谈这个问题。目前中国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每日收入还不到5美元，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所以提高广大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应该是中国这样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增长点。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终须进入全面的福利社会，才能拥抱新的技术革命的到来；若是经济学理论还囿于资本主义企业经济原理，那么随着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进步，只会导致失业增加，人民贫穷，商品滞销，经济衰退。所以，国家财政主导的二次分配必将在维持货币循环和经济平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研究国家财政在维持宏观经济的整体平衡中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完全可以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数理逻辑建立起理性综合体系，为管理现代社会整体经济的运行提供理论指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