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东北地区的限电问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突如其来的停电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甚至还造成了高炉煤气泄漏导致多人中毒的惨剧[1]。目前，官方给出的限电原因是“煤价高位运行，电煤紧缺，发电能力大幅下降”，众多分析文章也都在试图找出限电的具体原因。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在宏观的层面列举一些与目前已被有关方面承认为中长期趋势（按东北不同地方政府的发布，到年底甚至明年春天都有反复出现拉闸限电的可能）的东北限电问题相关的事实——注意，本文所论述的情形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这一次问题（即东北多地9月25、26日的未告知停电）并不一定具有因果性，而只是具有相关性，本文的写作并不是为了把本次东北限电的原因讲得一清二楚，而是描述一些东北地区能源供应链的基本情形，以推断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的趋势，指出“东北限电”这一现象所症候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1 一些事实层面的澄清
首先，让我们来厘清这一次限电的事实层面的问题。可以看到，今年夏季（也是用电高峰季）的限电并不仅仅发生在东北地区，在江苏、浙江、山东、广西、云南等省份也同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限电；但是要注意到的是，东北的大范围限电与其他省份的限电有明显的区别；首先，东北出现了大范围的居民用电的停电，在沈阳甚至还出现了红绿灯停电的情况，而其他省份基本上都是对工业用电进行了限制。其次，东北的本次停电在多数地方未提前告知用电者，事发相当突然。事实上，东北地区就整体而言，在往年“正常”情况下电力是相对富余的，正是因此才有了网络上热议的“鲁固直流”输电线路的建设，而在江苏、广东等限电省份，电力供应多年以来就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许多评论者指出说，这样大范围的限电，从全国视角来看是在“能耗双控”背景下产生的。然而，根据网络上热议的“能耗双控晴雨表”，东北地区的能耗控制问题相对其他红色预警地区也并不算很严重。即使红色预警的广东省，也否认了限电是因为能耗双控的问题[2]。这样一来，首先就可以排除是因为地方政府临近年末为了达成能耗控制指标而进行的突击性限电。此外，这种解释路径也无法说明本次东北停电的突然性以及为何会波及民用。不过，“地方政府冲业绩论”[3]在网络上的大行其道自有其意识形态功能；甚至某些央媒也在推波助澜，将“破坏民生”责任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很容易又让人联想到“东北官僚主义”这个经典地域黑命题，但在本次事件中并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还有一个看起来相当可信的解释，那就是煤炭价格过高，导致发电厂严重亏损而不愿发电。这个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煤炭价格确实经历了快速的上涨，而电价的市场化程度远不及煤价，因此火电厂的发电积极性一定会受到影响。但问题在于，这个解释在当下的东北限电问题中是否完全适用？
内蒙古电煤采购价格指数（截止到2021年9月26日）[4]
在图表中可以看到，在重要的产煤区内蒙古，电煤价格经历了暴涨的地区是西部地区（呼和浩特、包头、乌海、乌兰察布），而东三省紧邻的蒙东地区（锡盟、赤峰、通辽、呼伦贝尔）电煤价格上涨则比较平缓。因此，理论上东北更容易获得平价的电煤，这一点削弱了“煤价论”的解释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本来就属于广义上的东北地区，蒙东与东三省不仅文化上有共通之处，经济社会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都是相互联通的，比如东北电网的管辖范围也包括了蒙东的赤峰、通辽、呼伦贝尔和兴安盟，并且蒙东的多数铁路线路也分属沈阳铁路局与哈尔滨铁路局管辖。）
在电力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内，“煤价论”这样的纯粹基于市场理性的解释并不一定适用。火电厂的亏损不是特别奇怪的事情，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火电厂的利润是要让位于保障电网安全、保障基本的生产生活能够正常进行的。对比南方缺电地区，东北临近重要产煤区内蒙古，理论上电煤的运输成本应该更低，但这些南方省份尚且可以保证居民用电，但是在东北恰恰就出现了连居民用电都无法保证的情况，这说明了东北地区不只是“买不起”市场上的动力煤，还面临着严重的煤炭供应短缺的问题。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下面我们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东北的煤炭供应问题上来。
2 东北的煤炭资源是如何“匮乏”起来的？
历史上，东北的煤炭资源并不缺乏，甚至曾经基于本地资源支撑多座地级“煤城”。然而，随着长时间的开采，当地煤炭资源的储量已经开始缩水，并且受市场、政策等因素影响，煤炭产量逐年下降，目前东三省本地的煤炭产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要理解这一现象如何发生，我们需要对东北煤炭行业的历史进行梳理。
在日军占领时期，东北（主要是南满地区）煤矿遭受了掠夺性开发。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重工业基地，东北的煤炭产业随着工业发展的需求逐步扩大。东北煤矿的发展与其他地区的煤矿一道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原始动力。总体而言，从1949年到2012年，东北地区的煤矿受到了高强度开采；而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煤炭的年均开采量高于毛时代；并且，自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虽然多数东北国有企业在“改制”浪潮中破产，但是东北煤矿的产量却并未随着后社会主义时代残酷的“去工业化”浪潮而下降；尽管东北地区的煤矿也大都在世纪之交进行了改制（由“矿务局”改为国资控股的各种混合所有制“集团”，如整合黑龙江四大矿务局的“龙煤集团”、抚顺矿务局改制而来的“抚矿集团”等），但其生产强度并未稍减。
以辽宁省为例，在从1949年-1978年，辽宁省煤炭资源总共经历了两个开采高峰，即1958-1960年与70年代，这两个时期与毛时代的两个经济扩张阶段重合，而进入80年代之后，煤炭产量开始呈稳定的上涨趋势。长期的开采历史是当前东北煤炭资源衰竭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1：辽宁历年原煤产量（1949-2000）[5]
新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的煤炭产业又走向了何方？图1与图2显示了1978-2019年辽宁与吉林两深度原煤生产总量。由于计算方法的不同，图1与表1中的数据是不可比的[6]，但是从趋势上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变化的规律。从2001-2010年左右，辽吉两省的煤炭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在吉林省尤其明显），在这一轮上升中，存在着资本盲目扩张与煤炭超前开采的现象。而在2012年后，两省煤炭数据则开始下降。这一时段的扩张受到了21世纪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与中国经济扩张、美国次贷危机与其后“四万亿计划”带动作用的影响，而随着“四万亿计划”的余波消散，东北煤矿产业开始走向“寒冬”。
图1：辽宁省原煤生产总量（1978-2019）
图2：吉林省原煤生产总量（1978-2019）
对于抚顺、阜新等辽宁煤城而言，资源在物理意义上几近枯竭。而在黑龙江或蒙东的煤区，问题则并非主要来自于此。以黑龙江的龙煤集团的发展为例，这一历程可被视为21世纪以来东北煤矿产业在市场经济中遭遇问题的缩影。2004年，深陷债务困境的鹤岗、双鸭山、鸡西与七台河矿务局被整合到龙煤集团旗下。作为“抓大放小”的案例之一，新成立的龙煤集团试图推进公司化与产权改革。然而，由于环评问题与接连不断的生产事故（如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矿难），即使在2004-2012年的高速发展时期它也未能完成上市工作。到2012年以后，龙煤集团的产量、利润与资产总额开始下行，债务则不断上升。伴随着这一趋势，实际受雇于龙煤集团的劳动者（无论是在册在岗的合同工还是陷入“灵活就业”的临时工）的生计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本文涉及龙煤集团经营数据的信息来源于《龙煤集团志》）
在2005-2016年间，从数据上看龙煤集团的总资产与原煤产量的走势一致。2005年，龙煤集团的资产总额为262.3亿元，而到2012年，龙煤集团资产达到774.8亿元的峰值，而到2016年年末，资产总额又下降到673亿元。其中，流动资产总额在2012年也达到304.8亿元的最高点，占总资产的39.34%。无论从资产总额还是流动资产总额上看，2012年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直接的转折点。如果我们把关注点从资产转向债务，龙煤集团在2012年后遇到的问题将会更加明显。在2005-2009年，龙煤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从2005年的85.71%下降到69.56%。在2009年以后，龙煤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开始走高。在企业志中，2010与2011年资产负债率的走高被解释为贷款增加的结果，但是在2012年之后，企业志的编纂者也不得不承认资产负债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连年亏损”。到2016年，龙煤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达到86.87%。至此，将处理原矿务局债务问题作为初衷之一的龙煤集团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困境。
在龙煤集团陷入困境，资本运行不畅的大背景下，龙煤集团的工人也不得不面对“二次下岗潮”的威胁。2004年以来，随着龙煤集团对煤矿生产的重组以及煤矿产业相对良好的发展前景，一些在改制过程中下岗的煤矿工人以合同工的身份重新获得了工作。然而，随着煤炭价格从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龙煤集团收入锐减，这一局面又逐渐将龙煤集团的员工重新变回“产业后备军”。在2012年，企业在组建以来首次陷入亏损，而到2013年，企业的经营困境进一步扩大，6388名在册职工被企业“减少”，到201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932人，到2015年，通过推行转岗技能培训与再安置等方式，龙煤集团的在册职工减少了2.35万人，到2016年底，在册职工又比上年减少了4.39万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2016年黑龙江矿工为何会被长期欠薪，就不难理解为何省委要员一句轻浮的表态就会激起工人的燎原怒火。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下岗”数据仅仅覆盖了在岗在册的正式合同工，然而在21世纪以来，以劳务派遣制度为代表的“灵活积累”模式已经在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事实上，龙煤集团的煤矿工人们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得不“灵活就业”的。如果有幸成为合同工的工人在“二次下岗潮”中依然有最基本的“技能培训”或“再安置”等政策兜底，更多被卷入更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在矿业地震的大背景下的生计只会更加艰辛。
伴随着债务问题、下岗问题以及资源枯竭问题，龙煤集团的原煤产量也在逐年下降。2008年，龙煤集团的原煤产量达到5495万吨的峰值。在2009与2010年，受鹤岗矿难的影响，原煤产量下降，随后两年产量回升，然而在2013年后，当地的原煤产量又进一步下降。2012年之后，龙煤集团煤炭产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当然是煤矿价格的下降，但是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债务压力，龙煤集团放弃了“统购统销”的煤矿采购模式，转而将此类权力下沉到各个煤矿。这也意味着当煤矿产出在市场波动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异动时，龙煤集团很难做出有效的反应，临时提供大宗供货。
龙煤集团的衰落不仅直接影响了黑龙江省的煤炭产出，它还是东北煤炭产业乃至东北工业的一个缩影。在新世纪伊始直到次贷危机的十几年间，东北的许多工矿企业一方面在市场扩张期盲目增加产能，一方面过度寄希望于资本市场能将生产环节的微薄利润放大，积极参与投机；结果在市场投机失败，而实体经济又趋于萎缩时，纷纷陷入债务困境，例如鼎盛时的“世界最大机床企业”沈阳机床集团也是如此。而对于矿业来说，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沉重，因为易于开采的资源在这一过程中被快速消耗，后续资源或因开采经济成本环境政策等限制无法开发。并非是“计划经济残余”，而正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中的边缘地位造成了这些东北工矿企业的困境。因此上，东北本地的动力煤在资源枯竭与企业衰落的双重影响下，早已无法满足本地需求。
3 “北煤南运”：被“锁住”的运煤通道
既然东北的煤早已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及时从外省调入电煤呢？除去全国性的紧缺与价格上涨因素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是东北地区缺乏能够保障东北能源安全的煤炭运输通道。
由于北方煤炭资源丰富，而南方能源需求量大，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北煤南运的煤炭运输格局。在北煤南运中，铁路/航运是煤炭运输的主力军。由于公路的运输效率相对较低，污染比较严重，2017年左右国家开始推行公转铁、公转水的政策，使得铁路与航运在煤炭运输等货运方面占有越来越强的地位。内蒙古、陕西、山西是当前最重要的煤炭产出省（区），通过张唐、大秦、神朔-朔黄、瓦日等重载铁路，这些煤炭资源与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日照港等港口对接，再通过航运发往南方的上海港、宁波港、广州港等港口。除了这几条重载铁路外，华北地区大部分东西走向的普速铁路也都或多或少承担了煤炭运输的任务，这些煤炭也都被运往对应的港口。根据2017年的相关统计，河北、天津的五个港口的煤炭发运量几乎占据了北煤南运运输量的九成左右[7]。
北煤南运主要路线图，图片来源于网络[8]
虽然大量的煤炭被运往南方，但是由于能耗的不断增长，南方地区的煤炭仍然面临着短缺的情况。因此近些年来的万吨级重载铁路建设，几乎都是围绕着北煤南运这个主题进行的。2014年瓦日铁路（山西兴县瓦塘镇-山东日照港）开通，它主要满足了山西中南部的煤炭外运需要，走的是传统的水铁联运的路线。2019年浩吉铁路（内蒙古浩勒报吉-江西吉安）通车运营，这条铁路投资近2000亿，它直接将蒙西煤炭主产区与南方内陆省份连接在一起，满足了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份的煤炭需求。除了这两条新线的建设，大秦铁路等既有线路通过优化运营等方式，运力也还在不断增加。另外，高铁的建设分流了客运流量，使得贯通南北的京广、京九、焦柳等普速铁路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货运任务。
在这样的关于北煤南运格局的主流叙事中，几乎不能找到任何东北的影子。不过实际上，东北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保障北煤南运的任务。2009年，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投资兴建的赤大白铁路（赤峰-大板-白音华）建成通车，这条铁路连接了蒙东的白音华煤矿与赤峰。次年，锦赤铁路（辽宁锦州-内蒙古赤峰）开工建设，这条铁路与赤大白铁路接轨，并直接接入锦州港，煤炭可以直接在锦州港完成装船运往南方。当然，这样的水铁联运通道在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保障东北的煤炭供应而准备的。
目前，东三省的电煤主要靠通霍（通辽-霍林河）铁路进行保障，这条铁路于上世纪70年代开工，80年代通车，2016年完成电气化改造，现在是东北地区仅有的煤运重载铁路，它可以将蒙东霍林河煤矿的煤炭运往东三省的各个电厂。但是除了通霍铁路，东北就再也找不到一条能够担此大任的运煤线路了，尤其缺乏的是通向蒙西与华北的货运大通道。
有些说法认为集通铁路（内蒙古集宁-通辽）也属于煤炭运输的主要通道之一。这条线路确实承担了向东北运煤的重要功能，但是相对前面提到的一些重载铁路，集通铁路的运力十分有限，目前仍然是一条客货混用的单线非电气化铁路。集通铁路的电气化及部分区段增建复线工程在2020年才开工，对于目前的东北缺电问题可以说是远水不解近渴。以发改委紧急调拨东北的1000万吨煤炭[9]为例，假设全部通过集通铁路运输，可能需要三个多月的时间，而假设以大秦铁路的运力完成这个任务则只需要不到十天的时间。除了集通铁路外，沈山铁路（沈阳-山海关）也是进出东北的一条主要的货运通道，货运量大概是集通铁路的四倍左右，但沈山铁路并不是专门为煤炭运输服务的，它还承担着粮食、矿石、集装箱等多种货物运输任务以及一些客运任务，因此它的运力也非常紧张。因此，蒙西与华北地区即使有充足的煤炭，在遇到问题时也难以保障东北的煤炭供应。
事实上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有非常稠密、完善的铁路网，在本世纪以前，铁路运输在东北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是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工业的衰落，东北内部的铁路网也严重老化，铁路货运量逐渐不及公路。并且，在沈阳到山海关段铁路完成基本的客货分流之后，中国重载铁路的基建工程几乎都集中到了北煤南运上面，而关外与关内之间就没有再新建任何可以保障东北货运运输的铁路通道。2017年，辽宁省公路货运周转量已经是铁路的近三倍[10]，这个趋势直至公转铁政策推行之后才有所缓解。公路运输不仅运输效率比较低，运价还更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煤炭价格的上涨也推高了公路运输的成本，对于更加依赖于公路的东北来说是雪上加霜。从运输基建和煤炭资源调配的角度考虑，为保障北煤南运以及国家整体的能源安全，东北地区付出了在基建上缺课的代价。
北煤南运涉及到的当然不仅仅是东北，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对于直接参与到煤炭输出的内蒙古、陕西与山西来说，虽然能源安全是有保证的，但是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环境与转型发展的压力，尤其是在“去库存”时期，正是煤炭业工人们直接承担了这样的“阵痛”。在某些地区，甚至连正常的旅客交通出行与经济发展的权利都要为煤炭做出牺牲。2009年石太客运专线开通后，山西阳泉的铁路客车几乎全部被迁至离市区有70多公里的阳泉北站，而从阳泉市区穿城而过的老石太铁路货运量快速上升，几乎变成了一条运煤专线。这不仅给阳泉市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还给阳泉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2018年，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张家口到集宁区间，当年4月10日铁路运行图调整后，原有张集铁路（冀蒙铁路集张段）上的客运列车全部绕行京包铁路，使得北京至呼和浩特区间的所有客运列车票价上涨了20%，运行时间延长了三个小时，位于张集铁路上的内蒙古兴和县从此失去了普速客运列车。张集铁路则连通张唐铁路开通了万吨货运列车，将蒙西地区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唐山的港口，与大秦铁路一样发挥着北煤南运的使命。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北煤南运所折射出的正是南北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格局。在这个问题上，东北与蒙陕晋煤炭主产区具有不同的参与深度与问题表征，“老工业基地”东北主要承受的是基建不足（而上文论述过的东北本地煤矿资源的衰竭和煤企的衰落与之有关但涉及更复杂的脉络）导致的动力煤输入不足，尤其是严重缺乏市场波动条件下紧急输入能源的条件，因而原有的工业潜能无法充分发挥，且极端缺乏应对突发市场情况的弹性，极易放大市场信号的风吹草动，因而经济更加脆弱；蒙陕晋则更直观地，为输出资源造成了环境、产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诸多问题。而从另一方面看，如今这些北方省份又已共享了能源产业链上游的位置，并且共同承担了以煤炭资源流动为依托的剩余价值输出任务，以及，将众多“负外部性”（例如内蒙山西地区为了输出资源，造成的产业结构问题、环境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其实并不在全国资源统筹所考虑的范围内。）留在了本地，因而处于类似的边缘地位与结构中。在本轮限电开始时，有很多“大棋论”者表示限电是为了“防止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防止出口企业内卷，不能让欧美占了便宜”。这种已被官方直接批评的庸俗国家主义暗流，无视了就在蒙陕晋的煤炭产区，就在东北，正在有无数的人们为这样现实的不平衡与短缺付出惨痛的代价。
4 电力结构困境与可行的短期方向
煤炭及煤炭运输之所以能成为本次限电中的核心问题，还应该归因于整体的电力结构，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目前火电都要占总发电量的七八成，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而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虽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当下仍面临着成本较高、设备利用率低、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等问题。一些分析文章已经指出了，冷空气过境后风电骤减也是本次东北限电的诱因之一[11]，关于这些问题，公众号“恰帕斯东风电钻”的《拉闸限电的背后，确实是一盘大棋》一文已经作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讨论。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未来还应该追问的是，市场、政策等人为因素是否也对东北乃至全国的新能源产业及电力问题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又该如何去解决？
这次限电事件中还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鲁固直流”。这条特高压输电线路起于蒙东的扎鲁特旗，止于山东青州，于2017年底就已经正式投入运行。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蒙东风电消纳的问题，输电能力大概是东三省耗电能力十分之一左右，也符合蒙东地区的常规送电能力，并且也可以为电力产出地带来一定的利润。在“正常”情况下，这条线路不会对东北的供电问题造成影响，而当发生紧缺时，这样的特高压线路技术上确实也无法做到突然断掉山东的电而向东三省供电。在这个意义上，在东北电力不足时依然有东北电力被输送到山东，这是一个“意外”，在技术上也不是导致东北限电的直接原因。
但是当紧缺发生时，我们看到山东的供电是基本有保证的，而东北却发生了居民用电都被限制的罕见状况，在一篇2019年的论文中，已经指出了鲁固直流带来的风险问题[12]。如果从更深层次上理解，那就是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更多地向东北方面倾斜，这与北煤南运中铁路建设的逻辑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大秦铁路所用的C80型煤矿专用敞车是由齐齐哈尔车辆厂研制的，该系列的货车已经推广到了多条北煤南运的重载铁路上，却难以在东北老家找到用武之地；而特高压变压器作为特高压输电的核心设备，也是首先在沈阳研制成功，但当东北面临缺电时这样的技术却不能为东北服务。跨区域输电、运煤，使得全国各地区的能源紧缺程度被拉平，东北的案例应该警醒我们：站在能源产业链上游的地区已经为此做出了牺牲，这里的能源安全理应得到保证。能源方面如此，推广到任何一种初级产品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更进一步追根究底，东北地区的本地限电与接下来可能的持续多次限电，还是由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可以由中心向边缘层层转嫁造成的。许多网上评论者已指出，而本文之前也承认，东北地区在“正常”情况下的发电量是供大于求的，甚至存在“窝电”情况，采用所谓“新能源”的风电尤其如此。如此看来，在东北地区仅仅建设少数向外送电的特高压直流线路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前文也已谈到，东北在市场经济与基建上如此脆弱的边缘地位，使得它缺少应对任何经济危机的能力，如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而市场的中心地带，则可能依赖财力与制度安排，来保证经济的平稳。动力煤不足，有上述重载铁路呼啸而运至；电力不足，有西电东送飞驰而通达。在此种格局下，一旦往日的“正常”进入“新常态”，相关问题也就随之发生。今时今次的直观是东北电力不足犹送鲁，但长远的结构性问题却绝非仅仅出在山东和东北之间，而是市场经济的顽疾。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东北当下的煤炭困境，从蒙东及关内调入煤炭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吉林省近日就表示要推进俄煤、印尼煤、蒙古煤等外采计划[13]，认为加强东北与蒙古远东朝鲜等地的区域合作，不仅有利于缓解东北的煤炭问题，也有助于促进东北的振兴。2007年，辽宁开建了一条民营的地方铁路，叫做巴新铁路，这条铁路由辽宁阜新通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巴彦乌拉地区，连接了西乌旗的大型煤田。在规划中，远期还要通向蒙古国，形成蒙古煤输入东北甚至出海的大通道，已经列入了地方一带一路的战略。但是由于政策以及路权等问题，这条线路建成后发挥的实际效果并不大。在将来，如何处理好对外经济合作与物流往来的问题，也是东北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巴新铁路位置示意图[14]
5 结语
随着东北地区各省拉闸限电事件受到舆论关注之后，中文互联网上各种“唱衰东北”的论调再次“沉渣泛起”（当然，用“沉渣泛起”或许词不达意，毕竟这样的声音从未“沉没”过）。当然，其中大部分指责是无聊且无谓的。许多无知且恶毒的指控，“东北知识局”的《东北为什么限电》一文已经做了许多回应。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浪费时间对无意义的谩骂进行评价。真正需要认真回应的，是在互联网讨论中，一些看似“有理有据”的误导性分析。
第一个案例来自知乎，用户“宁南山”试图通过一系列“翔实可靠”的数据分析试图将东北置于“电力流入”地区的地位[15]。我们认为，“宁南山”的分析是某种“实证主义迷思”的天然代表（我们暂且假设宁南山是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吧）。与宁氏类似，许多持“工业党”立场的论者时常认为数据本身不需要依靠具体的语境，文本与现实背景就能具有天然的解释性，因此，只要掌握“数据”，就掌握了“真理”，至于“数据质量”与“如何分析，诠释数据”则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宁南山这种“数据控”的眼里，“东北限电”这一话题中的“东北”仅仅能够包括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大省级行政区管辖范围内的土地、资源与人群，至于那些被纳入东北电网的蒙东地区，既然不属于“东三省”的管辖范畴，那就必然不算“东北”。针对宁南山割裂“东北”与“蒙东”的把戏，许多网友已经通过历史文化与地理等方面进行了批驳。然而，我们大可更直接地指出，宁南山列出数据的最大谬误已经在他自己的说明中体现出来了：蒙东地区在管理上被纳入了“东北电网”。这意味着什么？在最现实的管理层面，东北地区的电力管理在建国以来一向是包含着蒙东地区的，这一局面对蒙东地区而言究竟有何利弊则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仅仅按照宁南山自己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沈阳皇姑区修了一个电厂，而和平区的用电是依赖皇姑区电厂发电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宁南山是否也想义正言辞地论证和平区是电力输入区，而皇姑区是电力输出区，因此一旦两个区一起断电，和平区一定获得了某种“特权”呢？
另一种需要被反思的观点是将这一问题简单视为一场“治理危机”。当然，如果对中国整体的科层体制有所了解，我们就不会把所有问题都视作“地方官僚素质低”或者“治理能力弱”，更不会认为只要在东北地区换一批长期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任职的技术官僚就能解决问题。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肉食者“蒙冤叫屈”，而仅仅是提醒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现行体系下，各地官僚对重大危机问题的处理能力往往是差不多的“无能”。在通化疫情期间，许多舆论对政府的防疫策略口诛笔伐，而广东与南京疫情期间，我们同样看到“东部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进退失据的慌张姿态。一些分析忽视这样的事实，于是得出了并不可靠的结论。例如，在《东北限电，无责任的悲剧》中，试图将东北限电片面地指认为地方与基层政府在现行“行政发包制”的官僚体系下酿成的“无责任悲剧”，这一观点看似逻辑通顺，无懈可击，甚至由于引用学院内的学术概念还显得颇具“权威”。但是只要细想，我们就不难看出其中漏洞，从横向看，“行政发包制”所解释的并非东北一地，而是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与运作模式，仍然需要论证，为何只有东北在此时遭到“行政发包制”之祸尤甚？其次，“东北限电”并非一省一地政府所能决定，而是一个跨越四省的国有电网与各省之间、各省内部涉及用电问题的条块摩擦、碰撞与协调的结果，如果偏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学理化的把握，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也并非最好的选择。当然，我们的核心关切并非学理上细枝末节的争论（这些争论暂且留给科班政治学学者冲一冲C刊发表的指标吧），而是这一粗暴归因可能导致的危险结果。可以想见，如果简单地用官僚机构的“治理危机”来归因东北限制民电的决策，我们就难免会遮蔽隐藏在此次限电风波背后东北地区电力问题的更突出的，结构性的困境。
因此，要真正分析东北地区在限电背后的困境，我们既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抽象的“数数”游戏，又不能用粗暴的单因论与还原论将问题“糊弄”过去，而应当将时间与空间请回对现实问题的复杂分析中，只有将数据与理论“情境化”、“历史化”，我们才能把握问题的症结。需要澄清的是，本文试图给出的依然是一个相对宏观的，基于历史情境与现实的空间性不平等的结构性论述，如何从阶级视角切入问题，乃至于提出一种具体的“解放”议程则已经超出讨论本文的讨论之外。文中的一些观点（比如优化东北能源运输格局）仅仅是在短期内作为对一时一地的有限改善，而绝非寻求“人民解放”的根本手段。但我们可以也必须指出的是，在东北限制民电的实践中，承受最直接的损失，受到最直接伤害的依然是当地的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而彻底改变这种各地发展不均衡的情形，显然也并非是市场经济制度所可能容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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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辽阳一企业因限电发生煤气泄漏，23人中毒送医，目前均无大碍.https://new.qq.com/omn/20210927/20210927A0594E00.html
[2]广东省能源局回应启动有序用电原因：并非因为能耗双控工作.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026713871291976
[3]生产旺季搞拉闸限电，咋回事？
https://mp.weixin.qq.com/s/BZDfbyHkFV0VqXWoIiiQdw
[4]内蒙古电煤采购价格指数.http://www.imcec.cn/nmgdbdm
[5]齐建珍,杨中华,张龙治.工业转型研究-区域煤炭产业转型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p22
[6]图1与图2的历年数据来源于2020年辽吉两省的统计年鉴。计算方法为“能源生产总量*原煤占比”。其中2015年之后的数据有调整，不能与往年直接类比。同时，吉林省在2013年以后，产量计算方式从按当量计算转变为等价计算，因此具体数值的意义可能不大，但是趋势仍然可以参考。
[7]2018年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港口煤炭发运量情况分析.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1803/616482.html
[8]北煤南运.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word=%E5%8C%97%E7%85%A4%E5%8D%97%E8%BF%90&tn=baiduimagedetail&is=0%2C0&objurl=https%3A%2F%2Fgimg2.baidu.com%2Fimage_search%2Fsrc%3Dhttp%3A%2F%2Fimg65.bf35.com%2F9%2F20150427%2F635657373755445501735.jpg
[9]拉闸限电严重波及民生 东北电网缺口缘何如此巨大?https://www.caixin.com/2021-09-27/101778577.html
[10]2020年辽宁统计年鉴.http://tjj.ln.gov.cn/tjsj/sjcx/ndsj/202102/t20210202_4079603.html
[11]东北拉闸限电与能耗双控无关，这三点才是真实原因.https://view.inews.qq.com/w2/20210927A0D0OG00
[12]李群,侯凯元,孙俊杰,王震宇,尹路.特高压直流投产后东北电网电压稳定问题研究[J].东北电力技术,2019,40(10):1-4.
[13]吉林省长韩俊：抓紧推进俄煤、印尼煤、蒙古煤等外采计划.https://www.sohu.com/a/492545247_203783
[14]中蒙俄东线铁路走廊建设项目.http://www.lncc.cc/news_view.aspx?Id=4157
[15]从数据的角度来聊一聊东北限电的原因https://zhuanlan.zhihu.com/p/41507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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