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都被认为对资本主义危机并无解释力，因而要么受到严重批评，要么被忽视。批评者并非来自主流经济学界——他们通常完全忽视利润在危机中的作用。批评者部分来自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驱动力是“总需求”，而不是利润。但最大批的怀疑论者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阵营。
尽管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大纲）和危机循环周期的根本原因（资本卷3第13章），但怀疑论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是不合逻辑且“不确定”的理论（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对这个规律的实证支持并不存在，或者不可能确定。因而，我们必须在别处寻找危机理论，要么转向凯恩斯主义，要么融合各种折衷主义理论，如“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或“金融化”——或者只是接受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在我看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几位已经有效地回答了这些批评。
但是，在这里，让我们抛开该规律的逻辑有效性，只考虑支持马克思的经济中资本利润率公式的经验证据。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s/(c+v)，当s=剩余价值时；c=固定和流通的生产资料存量，v=劳动力价值（工资成本）。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两个关键点是：1）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存量的平均利润率将长期下降；2）这个规律中的倾向因素和反倾向因素同时存在，这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性繁荣和衰退。
多亏有了更好的数据，以及无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坚定工作，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也许从1963年的谢恩·马格（Shane Mage）开始，有了压倒性的经验证据来支持马克思的这个规律。一开始，这一证据仅局限于美国的数据，因为美国的数据是最全面的。然而，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收集证据来计算世界利润率。正如我在自己第一次尝试计算世界利润率时所说的那样，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将其触角伸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已是一个“封闭经济”。因此，如果想要为该规律找到更好的经验支持，需要计算出世界利润率。
早在2007年，李民骐（Minqi）等人就进行了我所知道的第一次尝试，随后2010年，大卫·撒迦利亚（David Zachariah）也做了同样的尝试。我的第一次粗略尝试是在2012年（我在2017年进行了修订）。接着，埃斯特班·迈托（Esteban Maito）(2014)对14个国家的1855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更全面的计算。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计算世界利润率持强烈怀疑态度（杰拉德·杜梅尼尔，Gerard Dumenil）。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就此停步。根据佩恩表10.0（Penn World Tables 10.0）数据库提供的1950年经济中涉及s/(c+v)规律组成部分的新数据，我在2020年做了一个更好的计算。
但现在，由迪潘库尔·巴苏（Deepankur Basu）领导的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利用巴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达尔米尔·马奎蒂(Adalmir Marqueti)汇编的数据提供了新的证据。马奎蒂将格罗宁根成长与发展中心开发的“佩恩表”扩展和修改为他所谓的“扩展佩恩表”（Extended Penn World Tables：EPWT）。“扩展佩恩表”最早由马奎蒂于2004年开发，从那时起我就使用该数据库来计算我的世界利润率。但是现在马奎蒂已经发布了更新的系列“扩展佩恩表7.0”。这个系列可以用来计算1960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利润率。
巴苏等人使用新的“扩展佩恩表”数据，以该国在世界资本存量中的份额作为权重，构建了一个世界利润率，其实质是国家层级利润率的加权平均值。当然，这个世界利润率只是一个近似的世界平均水平。要恰当计算世界利润率平均值，需要汇聚世界上所有的s、c和v的数值。巴苏等人指出，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权重来汇总国家层面的利润率是不正确的。因此，像迈托和我的以前的研究，在应该使用国家资本存量时使用了不正确的加权方案。我同意这个意见，在我最新版本的世界利润率中，我进一步将G20国家的s、c和v相加，使用的是1950年的佩恩表10.0。这样就不再需要国家加权。
方法就这么多了。我们看看巴苏等人的结果。巴苏等人的计算结果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这里的关键的图表使用了1960年以来所有国家/地区的数据。
巴苏等人得出结论:“1960-1980年期间，按国家汇总的世界利润率序列呈现强烈的负线性趋势，1980-2019年期间的负线性趋势较弱。中期分解分析表明，世界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产出资本比率下降驱动的。2000-2014年期间，全球行业整体利润率呈现负线性趋势，这再次受到产出资本比率下降的驱动。”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都得到了强有力的经验证明。根据阿默斯特的数据，在过去80年里，全球利润率一直在下降，降幅达-25%，以1966年的巨大盈利能力危机为开端，酿成了1980-82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紧随其后的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盈利复苏，直至1996年（利润率上升11%）。在那之后，当利润率回落时，世界经济进入了我所说的“长期萧条”，在2000年代至2004年的信贷繁荣中短暂回升，然后再次滑入2008-2009年的大衰退。从那时起，到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导致的暴跌之前，世界利润率一直停滞不前，并在2019年达到了历史低点。战后的每一次全球经济衰退之后都恢复了盈利能力，但时间不长。
巴苏的计算与我自己2020年的计算相比如何？请记住，我上次的计算仅针对世界上排名前19位的经济体（欧盟是G20的单独成员），并且我的计算方法有些不同，巴苏的结果和我的结果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二者有同样的长期衰退和同样的转折点。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和巴苏等人都使用相同的底层数据库。
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认为，如果资本有机构成（OCC）的上升速度快于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剥削率，利润率将会下降。这就是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巴苏等人已经分解了世界利润率的组成部分，以验证上述论断的正确性。他们发现，从1960年到2019年，世界利润率以每年约0.5%的速度下降，而产出资本比率每年下降0.8%（产出资本比率可替代资本有机构成指标），利润份额（用以替代剩余价值率）每年增长约0.25%。因此，这些结果支持了马克思的规律，即资本有机构成将在大多数情况下超过对劳动的剥削率，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我在2020年的论文中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国民账户专家艾哈迈德·托纳克（Ahmet Tonak）对使用佩恩表作为计算的原始数据源有些担忧，因为它没有区分经济中的生产性（价值创造）劳动力和非生产性（价值使用）劳动力。这可能导致国民经济利润率出现不同的结果——他在土耳其发现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考虑一个经济体的非金融、非住宅房地产部门的利润率来处理这种可能的分歧。它不能解决在一个部门内划分非生产性和生产性劳动力的问题，但确实提供了更高的精度。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苏里菲斯（Tsoulifis）和派塔里德斯（Paitaridis）的出色工作。
巴苏和瓦尔纳（Wasner）还为美国的利润率制作了一个盈利能力数据表，将非金融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盈利能力区分开来。我将巴苏等人（全球）的美国利润率结果与他们对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的结果进行了比较。两个系列都遵循相同的趋势和转折点，因此在这个水平上的分歧不是一个重大问题。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基于全球数据（不区分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美国利润率比使用巴苏-瓦尔纳（Basu-Wasner）计算的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上升得多。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在盈利能力方面的复苏主要是基于资本转向金融部门——这是当时美国生产性投资下降的另一种解释。
总而言之，在全世界范围内，巴苏等人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以支持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虽然有了这些压倒性的证据，怀疑论者一仍其旧，绝不承认其相关性。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怀疑者越来越像气候变化怀疑论者。
美国经济的盈利能力数据表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s://dbasu.shinyapps.io/Profitability/，
世界汇率和各个国家的数据表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s://dbasu.shinyapps.io/World-Profitability/
原标题：全球利润率下降规律：重要的新证据
原载博客thenextrecession
翻译：肖冰
编辑：三好君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