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通讯巨头加拿大北电破产，一众竞争对手中，爱立信收购其资产，亚美亚、Ciena等收购其企业网、光纤城域网业务，苹果、微软、爱立信联合收购其6000项专利。唯华为看重北电的人才，给予双倍待遇，又一改国内流行的“筑巢引凤”，适应专业人员愿望，把实验室留在加拿大。北电渥太华实验室被称为加拿大的贝尔实验室，加盟华为后，成为华为4G、5G骨干，并由此发现土耳其阿尔坎教授的极化码，奠定了华为的5G领先。
这不是偶然的区别，它反映了爱立信等西方企业对资本、市场的重视，即对过去劳动创造的资产、专利的重视，马克思将其称为“死劳动”，而华为不仅重视资本源泉的活劳动，而且反映了对复杂劳动的重视。这个貌似偶然差异，隐含着两种生产方式兴衰。一个企业无法实现宏观上的社会平均，但是从本企业的实践出发，尊重活劳动是可以做得到的。
（一）、华为对劳动者和奋斗者的区分，是实践中对劳动二重性规律的遵循。
华为所重视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劳动，相对于胖东来重视的服务劳动，按抽象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在相同时间中创造的商品价值是相同的。如毛泽东同志、钱学森、袁隆平院士八个小时的劳动和快递员、保安、保洁员八个小时的劳动，从“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价值是相同的。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劳动从来不分三六九等，这是毛泽东时代就提出的消除工农、体脑、城乡三大差别和各级干部不脱离基层劳动的理论依据，伦理依据，是社会主义人与人关系平等的基础。同时，科技劳动又是社会平均劳动中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在相同时间能够创造出若干倍于简单劳动的使用价值，这又是活劳动的使用价值的特点，劳动力自身使用价值的所有的高级、复杂程度都是通过生产较多的使用价值而体现的，是劳动技能和拼搏奋斗的统一。华为把敢于创新，不计回报的加班，不惧战争、疾病、艰苦环境的奉献，敢于承担市场风险，努力追求成功者，称作奋斗者，不在此列的遵守劳动纪律者，称为劳动者，对奋斗者，“不让雷锋吃亏”；同时，尊重脑力劳动的劳动时间耗费特点和科技研发的长期量变到质变的劳动时间规律。对于复杂劳动能力的形成需要较高的教育和训练成本，如学识和经验技巧，都是过去劳动的积累，对它进行合理补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本质是尊重活劳动，重点是鼓励进行时、将来时的活劳动创造出更多使用价值。
在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中，马克思否定了“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虽然马克思只从平均劳动做了阐述，实际上“懒”和“不熟练”，是相对于产品的有用性和劳动的有用性，即产品和劳动力使用价值而言，同一的劳动力耗费，即是同一的有用劳动的耗费。忽略了劳动的有用性，就会在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中，因管理不善出现社会总劳动中少数“大锅饭养懒汉”的现象，就会容忍凭借特权或过去劳动成就，在活劳动中投机耍奸，谋取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在这里，即使按相同的劳动时间衡量，存在着无效劳动对有用劳动的侵占，同时，对劳动能力的支付和活劳动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量，前者决定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劳动的使用价值。华为对劳动者和奋斗者的区分，无论是否自觉的理论意识到，体现了在实践中对劳动二重性规律的遵循。
在宏观经济的社会实践中，在劳动力商品的现实条件下，修正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带来夸大劳动的使用价值差异和否定劳动的使用价值差异两种倾向。
一种极端是，用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的差异，用活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差异，否定相同的劳动时间创造相同的价值。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超越劳动报酬以及和劳动相联系的资本回报，保护了凭借科技的垄断性，占有集体、他人的剩余劳动，出现科学家即资本家的社会现象，这种倾向否定劳动价值论，是新质生产力深层次的隐患。在宏观上已有的教训是，把尊重劳动的有用性演变为鄙视体力劳动、简单劳动，进而漠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例如反映在对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职能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演变为党内等级制的歪风引导了官商勾结、两极分化及其社会上对权势、财势的趋炎附势和等级固化，阶级固化，使得简单劳动，体力劳动成为社会弃儿，颠覆了工农兵应有的社会主体地位。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远离劳动价值论。
另一个极端是，受到小生产特点影响，否认劳动的使用价值的差异性，否认科技创新、脑力劳动在劳动时间、场合上的灵活性、持久性、无形性，患均不患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提出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都要能看《资本论》。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就“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在小范围内，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彭真，明确时间地点要求、方法要求，布置调查研究任务，“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不要置之不理。” ⑷4，554声色俱厉，几乎跃出纸面，反映了在发现饿死人惨剧后，党的主席在中央一二线制度下对自己在事前、事中、事后反复强调的纠正措施的缓慢无效，信息不畅的气愤。对于类似批评，被邓小平反批评为“家长制或家长作风”⒁。这种分歧，与普遍的上下级矛盾相似，但沉淀历史，可以看到我党对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反对平均主义是一贯的，这就是在相同的有效劳动时间内，对劳动的使用价值差异的尊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绝对性，有利于参照劳动的使用价值回报活劳动，但是与效用价值和GDP同一时期提出，就忽视了劳动价值，必然走向反面，产生吴晓晖、许家印等巨富现象，这是折中、修正劳动价值论的必然宿命。华为和胖东来解放思想，排除社会上干扰，建立的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分配方法。经过对抗美国封锁和与全球企业巨头的竞争，华为考验了自身机制。
（二），按社会需求在各专业劳动时间的划分中创造价值。
华为高科技研发的劳动时间分配，服从于市场需求，这种需求不决定价值，但是，需求分配了劳动时间，经过社会作用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产品价值，“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⑴32，1974年，541。在华为、大疆和比亚迪等在技术创新的独门绝技中，其活劳动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是一种极化现象，在孤独求败阶段，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社会平均”，其实际劳动时间，就是生产该使用价值当时阶段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由“遥遥领先”所需的集体攻关的实际劳动时间分布和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重合，决定了其产品的高价值。尊崇效用价值，自然强调按市场配置稀缺资源的决定作用，谋求资本的科技垄断，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高定价的“撇油”策略，这也是西方的一贯竞争战略和对华态度。这种垄断，和价值规律毫不相干。
华为为首的我国一批创新企业，学习全球先进企业，大量投入研发费用，在独有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奋斗者”的劳动时间中，迅速扩大研发规模。根据华为年报，2022年比2010年，研发费用增速超过所有者权益增速0.65倍，2022年研发费用规模已占所有者权益规模37%，按这种增速发展下去，在不久的未来，科技研发的规模将接近或超越所有者权益规模。虽然研发费用在研发成功后最终形成资本，但是，不同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研发投入旨在谋求垄断，一方面“如果资本也必须劳动才能生存，那么它就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劳动来保存自己了”⑴46上，1979年，286；另一方面志在维护国家民族独立。这种经营决策，被任正非总结为把利润放到未来，放到为人类服务。具体方法是“多路径进攻，进攻后找到一个最佳，这样就在技术领域锁定了边界。找到这个边界，我们就把战略力量聚焦在商业需求曲线和技术趋势曲线重叠的最高波峰点上”⒂。这是把活劳动的使用价值发展到极致。被西方观察家评价为自己同自己竞争。
华为对研发劳动的回报和商品的市场价格，所决定的对活劳动时间的投入分配，是在企业范围内运用价值规律的深化。虽然使用价值的社会供求表象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混淆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如一些同志担心的“第二种必要劳动”会否定劳动价值，但重视科技创新，极大增加使用价值，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⑶5，60，在这里，对“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的认可与排斥，对价值规律展开为剩余价值规律的认可与排斥，正是反映了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排除了生产力中性论。
（三）、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需要转化才能成为生产力，首先取决于活劳动。
科技成果是过去劳动，无论作为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创新专利知识，都属于精神范畴的死劳动。只有科学实验的活劳动，才能发现自然规律；只有发明创造、改造设备工具、组合生产要素的活劳动，才能改造世界。总之，只有活劳动才能把科技和其他生产要素相组合，转化为生产力。在全要素生产力中，科技作为过去劳动，死劳动，是唯一具备成倍、数倍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在自由市场中“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⑶8，187，与劳动对立，是垄断、驾驭劳动的利器。与其说科技是生产力，进而强调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见物不见人，不如说科技是第一资本，第一贫富分化器。唯有尊重了活劳动，科技才有意义。爱立信、苹果、微软和华为对资源和活劳动选择的区别，生动的辨别了这一点。同样是市场竞争，两者却是本质的对立。
对照1975年12月20日《毛泽东年谱》记载，在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政治局会议上，据毛远新回忆，其中也批评了由胡耀邦组织起草的，邓推荐的汇报提纲中的“科技也是生产力”，这个说法因有很强的迷惑性，汇报会议时，被毛泽东同志斥作“屁话”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多反映的是效用价值而不是劳动价值。
（四）、人工智能时代的胖东来劳动方式
同样是营销策略，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客户上帝”当然地服从于谋求垄断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占有剩余劳动，如自发产生的“996是福报”。中国制造的最大特点是为客户创造更多使用价值，高性价比，客户核心观成为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核心观念，从而在市场上所向披靡。这主要是从劳动的使用价值入手，增加商品使用价值。商业中的生产劳动，如果仅仅是货币回笼，是商业资本通过平均利润率实现并分享剩余价值，如果通过智力和体力的劳动时间，为消费客户创造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则是商业流通中的生产劳动和新创造的劳动价值。
服务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胖东来以诚信为首的商品和服务，恰好弥补现阶段电子商务在客户体验上的不足，鼓励员工研究商品性能，从筛选货源入手，科学服务，扩大商品和服务劳动的使用价值，为客户创造更大商品使用价值和消费体验。于东来同时提出防止过度服务，是对劳动和价值规律的尊重。经济学界有人笼统认为中国歧视服务业，这是含混的，按照效用价值，中国可以效仿美国，创新金融服务业，增加金融衍生品服务，鼓励虚拟资本榨取物质生产剩余价值，重蹈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覆辙。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科技研发劳动时间大幅度加长，华为自觉加班普遍成风，这是对西方封锁的回应，也是国家、市场对高科技使用价值的需要所增加的劳动时间的投入，决定了高科技产品的高价值。随着效率提高，直接劳动时间在量的方面逐步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商品单位价值减少。相对于华为科技研发，胖东来服务劳动的复杂程度是低的，禁止加班，延长休假、休息时间，恰好适应了由简单劳动、体力劳动构成的直接劳动的减少趋势。“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同时，延长固定资产折旧期限，不采取流行的快速折旧，创造各种条件提高员工薪酬，和员工分享红利，劳动回报普遍高于同行业，这又引领了人工智能时代对简单劳动的价值承认、尊重和保障。胖东来与自由市场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反其道而行之，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
在华为和胖东来，我们看到了劳动时间的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⑶5，96
自八大决议静止、凝固地提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矛盾”以来，发展中性生产力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对发展生产力提出多少具体正确的意见。由此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理解“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⑶5，60也不理解“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⑶5，60。这些观念在懵懵懂懂中，走向资本（科技）和其他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不分主辅地提出“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
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始终存在着唯生产力论的机械唯物论，唯意志论的主观唯心论构成的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和修正主义。这些错误倾向看似重视生产力，但并没有认真研究生产力。其观念极端地对待“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⑵2，33），或成为教条或无视，表现在围绕着革命是否早产，围绕经济发展中个人主义自发性和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兼顾的对立，及其对立中革命的必要性的争论。对于这个长期反复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把“两个决不会”的表现形式说清楚了。不从劳动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角度考虑问题，并不知道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方法，至多提出一些背离劳动价值论的隔靴搔痒的话语，例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在这些矛盾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华为、胖东来的实践意义，也看到这两家企业党组织的共产党人，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辨析是非，破除社会上宏观上全要素价值论等错误意识形态的干扰，联系实际总结提高上的艰巨任务。马克思提出“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生产关系”⑴43，2017，75，是两个企业探索的方向，建立活劳动主体，没有止境。1873年，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谈到“《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 ⑶5，15，1956年，毛泽东要求都要能看《资本论》，二三十年不行就一百年。在今天复杂的环境下，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这在把握企业未来方向上，至关重要。
（本文是《华为、胖东来的实践——坚持劳动二重性，正视劳动使用价值》节选，全文近17000字）
2024.9.28
注释：
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⑷ 《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
⑸ 《韩纲：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见厉平编《解冻年代》，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页
⑹ 《邓小平的价值理论：并重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胡义成，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三期）
⑺ 《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⑻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0-542页
⑼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习近平，新华社2013年11月15）
⑽ 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1579.html，
⑾ 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比较和综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233页）
⑿ 苏星：《劳动价值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⒀ 《毛泽东选集》，第1卷，273页
⒁ 《邓小平文选》第2卷，344-345，《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⒂ 任正非在2018年IRB战略务虚研讨会的讲话（百度文库）
https://www.baidu.com/link?url=66q9NehW6R9Uy2pqfUtg4wjmCsVLnSvD4mxw61BzURk4i7LtTssccCuLsSQlGI_tuvdCr5_fIi2zHqV8Qr3r99TUqypKi3vpk6jNHmo1NqE6oQCkqZlIhxB6Pv571w1q&wd=&eqid=ab1425b6003923410000000266eac474
⒃ 毛远新：《毛主席谈科学技术》，微信公众号，《新文化研究》，2023年11月19日，
https://mp.weixin.qq.com/s/BwDocsrGaPF_E-5lnp-G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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