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教授比康生可怕一百倍——从文革期间的“动力现象”说起
：老田
自由的最基本界限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妨碍其他人的自由，一个人的权利扩张不能妨碍其他人的正当权利。但是，中国的自由派的言说，很难跟自由的基本规则挂上联系，总是给人一种强烈的法西斯印象，他们的自由和言论侵害一切，没有任何界限。胡星斗教授的批毛文章就是这样一个范本，谎言连篇姑且不论，许多谎言只要是具备起码的常识就可以进行识别，但是胡教授却固执地拒绝运用理智，这其中许多谎言还是近些年来自由派人士土法上马制造出来的，粗制滥造到了极点以至于经不起逻辑的最低限度的检验。胡教授文章通篇找不出任何一句话是有确凿根据的，这算是一个中国自由派表现自己如何正确对待别人的活标本。
中国的自由派以谎言作为依据进行大批判事业的恶霸做法，其实早就有了先例。文革前官员中间已经发展出一种成熟的整人方式：由高官（当时叫领导干部）指出挨整对象，各种积极分子迅速跟进，揭发此人的言行作为定案的材料，各种材料综合之后形成报告，上报主管机关批准之后，正式定案。例如，1965年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黄欧东等人决定抛出东北工学院院长柳运光作为靶子，接着就在工学院内部组织了揭发批判会，由柳运光的同事、朋友和下级开展揭发批判活动，总计获得二十多条罪状，这些罪状由省委汇总之后上报北京，由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和组织部门批准定案。并不仅仅是辽宁省的几个书记喜欢这么办事，在当权派中间，这一整人模式具有普遍性。四清期间，一个老干部（此种人在文革后是反文革的英雄，被作为一贯正确的代表）LIQI，在武汉某工厂的群众大会上公然说：只需要整三天材料，就可以把你说成是劳动模范；同样，也只需要整三天材料，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象这种整人方式，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除了丧心病狂者或者想趁机要捞一把好处的人之外，无不感到深恶痛绝。在深揭狠批文革派时期，把此种整人方式盖在文革派头上，说所有挨整的人都是他们叫人整的，整人的方式也是文革派的专利，别人都没干这种事情如果干了那也是受了文革派的指使。一切持有善良愿望的人，无不希望通过这个批判运动，使得中国的政治有所进步，避免从前那种最恶劣的整人现象。现在看起来，这个并不奢侈的希望的确落空了，事后看来，希望落空的原因也不复杂，就是在批判过程中间，由于过分屈于某些高官的意愿，仅仅把矛头对准特定的几个人；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真正终结当权派滥用权力的随意性，要“面对当权派的群众”更好地直起腰来做人，必须认真解决整人背后的权力机制和滥用权力的问题，因为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结果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与这个肃清流毒的批判运动失败紧密相关，胡星斗教授的认识、胸怀和视野，继续受到这个未能肃清的“流毒”的毒害，而且，在非毛化过程中间，一大批自由派就是服务于新时期政治需要、作为非毛化“动力”而成长起来并获得话语权的。
在文革期间，反文革派的官僚精英群体掌握着组织优势，能够方便地动员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来参与，正是在这些人平时不甘心的人的身上，当权派才能够在他们身上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意志，这种人往往受到当权派的诱惑去积极地从事政治迫害活动。在这些人看来，所谓整人也好搜罗证据也好，都与政治无关而仅仅与自身的职业利益有关，这种人当时有一个专业名词称呼他们——叫做“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人，整人的运动就动不起来，至少是缺少表面上的热闹声势。
非毛化时期 “动力”机制，表面上不同于文革时期，发生了很大的转换，但是根本目标和内涵却没有任何变化，都是绝对肯定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地位，绝不容许批评和质疑，所不同的是，文革期间当权派使用动力主要是针对来自民间批评当权派的意见，排斥异己和打击群众批评意见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而非毛化时期，当权派发起动力主要是针对“让老百姓批评当权派”的毛泽东。在清算了底层威胁当权派既得利益的老百姓及其批评意见之后，非毛化时期当权派转入第二个阶段，开始系统地清算让老百姓发出批评意见的毛泽东本人。
文革期间的“动力现象”很值得研究，这些人为什么愿意接受当权派的驱使，卖力地去开展批判运动和整人。很显然，动力不是因为跟挨整对象有个人恩怨，而是因为当权派许诺他们整了对象之后，将获得若干政治和经济利益作为报酬，这些动力就是一些受报酬激励而整人为业的人；当权派利用自己掌握的人财物调配权力，在动力本人的收益与挨整人的合法权利被侵害之间，建立起一个对应关系。动力的各种工作方式，例如搞逼供信、车轮战等等，都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利为手段进行的，对挨整人的精神和肉体施加各种摧残和压力，他们的工作激励完全是为自己赢得了当权派许诺的各种利益。显然，动力如果达不到蔑视他人正当利益而增进自身不正当利益的认识，就不会选择当动力。在当权派与动力的交易中间，牺牲的是挨整人的合法利益和政治权利，当权派自己达到了排斥批评意见捍卫既得利益的目标。中国的自由派最初来自反文革派所驱动的动力群体，也就是那种把自己的利益改进建立在侵害他人正当利益基础上的人。
在深揭狠批文革派时期，很多自由派积极分子成长起来，著名的高发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把造反派（其实就是利用四大为武器，文革期间批评过当权派的种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抓进监狱的同时，一场文化围剿热热闹闹地开场了，在文革期间被当权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现在被胡耀邦为首的两案领导小组送进监狱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文革期间当权派迫害群众还只是借助“运动”借助非专业的“动力”来进行的，现在则直接动用公检法这样的国家机器迫害不同意见了。武汉有一个高发林先生就是在这个期间发迹的，他卖力地服务于当权派清算批评意见的需要，在报章上写文章说造反派都是“南霸天”“北霸天”，结果被官方树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提拔到团中央当官，今天已经去海外当自由派去了。
胡星斗先生大概当时没有赶上好时光，所以等到今天才寻寻觅觅到一个当积极分子的机会，过时的积极分子总是未能正确地满足最迫切的政治需要，所以也就得不到当权派直接的“升官发财”的许愿，所以言论贬值就很厉害，为此，胡教授就需要更多的谎言和更积极的表现，表示自己如何更高程度地满足当权派的需要，以期引起重视。胡星斗先生的苦心，集中体现在把网站定性为“邪教”方面，以期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前任总书记取缔过法轮功，胡教授大概以此为经验，认为举报邪教能够引起最优先的重视。所谓英雄造时势，胡教授没有能够在文革期间当上动力，没有在清算文革时期当上积极分子，难道一辈子就这么窝囊地过去了吗？不，胡教授要通过举报邪教来立功立言，没有赶上重大历史事件胡教授决定要制造一个出来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看到中国自由派中间很多大腕巨擘，都来自于文革期间当权派卵翼下的动力现象，分析自由派言论工作的起源、思想方法及其服务对象，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中国自由派法西斯情结的久远源头。所以，要当好一个动力，首先是紧跟官场需要，其次是要善于抓坏人，这两个方面胡教授都没有忽略，他写文章的题目就是《反思左祸教训 支持政府改革》，核心都还是政府应该依赖他这样的动力去抓坏人。看起来今天的动力，比文革期间的动力更为主动和积极，不仅没有消极坐等当权派来动员他，而是反过来提醒当权派现在迫切需要胡教授这样的动力。
非毛化时期各种积极分子，与文革期间的动力是同一个逻辑，服务于同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手法上沿袭了文革前当权派中间已经成熟起来的整人方法：由高官制定批判对象，各级各类的积极分子充当动力，揭批方式仍然是搜罗各种证据证明毛泽东是坏人，这一次的差别是没有向更高级别提交最后报告，也没有进行证据认定工作。所以，目前揭批“动力”群体的工作，仍然处于相当开放和自由的状态下。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从前当权派搞的借助动力去整人还有所限制，比如说主要还是在知情人中间进行发动，在逻辑上还有可能收集到真实的信息，但在批判毛泽东的动力群体中间，绝大多数动力和积极分子完全不具备掌握实际信息的条件，这就决定了动力群体为了工作成就，不得不大量运用推测、估计、栽赃和造谣手段了。在揭批毛泽东的动力群体中间，最著名的应该算是李锐先生，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是有知情权的，李先生自称是毛泽东的秘书，正是在某几位高官的默许和支持之下，李锐一直用毛泽东秘书的名头招摇撞骗了三十余年，虽然他实际上并没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而且在1959年之后还被流放安徽的山沟里二十年、对高层后续内幕处于完全无知状态。这个现象说明，批毛动力们的工作成效，在材料和目的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他们急切地想要批倒毛泽东但是掌握的有效信息却那样少，再加上三十年如一日运用陈旧的手法和陈旧的套路，已经很难激起人们的兴奋点和热切关注了，这就不能不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趋势。
不仅仅如此，在毛泽东的个人表现与道德结论之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已经发布的全部信息（大多数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书写的回忆录），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常正面的，自由派的批毛动力们，在没有做出任何反驳和证伪工作的情况下，却视而不见。给他们工作留下的负面材料，不及正面材料数量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些才在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例如很多材料是完全不具备知情条件的人士在许多年后随意发布的），自由派不得不依赖那些没有任何知情机会的人所发布各种谎言，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制造并传播一些谎言。批毛动力们的材料和逻辑困境，都是由那个官方事先要肯定的彻底否定的结论所造成的，无论是材料方面，还是从逻辑方面都是如此。胡星斗教授的文章算是这个方面一个小小的集大成之作。
自由派批毛动力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材料不足的时候就把谎言加上去，这些仍然不足以支持结论，这就需要彻底牺牲自己的逻辑和理智了。看一看胡星斗教授传播的谎言数字：“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亿元。”对照一下中国从1950-1976年全部财政总支出12151亿元的统计数，很难相信胡教授还有什么理智和头脑。胡教授传播的诸多谎言中间，还有一个谎言是说：“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按照胡教授的说法，所有的粮食库存都能够不加节制地用于满足当前的迫切需要，但是，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知道粮食库存必须支持到来年的收获季节，必须均衡使用，否则就要饿死更多的人。胡教授的这种思维模式，在1958年的“吃饭不要钱”运动中间有很明显的表现——为了今天好过完全可以无视明天的需要，自由派教授在几十年之后仍然只有这种思维水平，严重的饿死人事件看起来也没有能够给他们顽固的头脑输送进去一丝一毫的有用信息，至今坚持把粮食库存“吃光用尽”作为救灾方法，难道不能提示人们当初究竟是什么人在要搞极左、至今仍然坚持极左思维吗？胡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间自我标榜说他要“研究中国国情，进行思想启蒙，关注弱势群体，探讨现代制度，倡导思想自由，呼唤人性关怀，支持政府改革，防止社会动乱。”看到胡教授的思维能力处在这样一个水平，不能不让人为他所愿意关心的弱势群体，着实耽上好大一把心思，这里不是教唆胡教授干坏事，而是实话实说，胡教授还不如自己去偷点抢点算了，那毕竟危害有限，真要是弱势群体轮到你来关心，真的有很多人接受了你的启蒙又或者政府真的听了你的话去改革，那可真不知道伊于胡底了。
孔夫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这是说一个人如果过分地排斥异己首先会妨碍自己的思维，如果不是头脑进水或者是犯了歇斯底里综合症，很难相信一个所谓的经济类教授会丧失判断力到这种地步。批毛动力的工作，看来越来越走向反面，胡教授确实可以自由地选择丧失理智和逻辑，传播甚或编造完全站不住脚的谣言以服务于自己的需要，但是，在讲不清道理的情况下就要求受众也同等地丧失理智，这就未必能够如愿了。
还由于官方拒不开放高层档案，这样，关于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大量思想言论和决策，就很难为人们所知悉，这对于认真的学术研究而言是很不利的，因为得不到真实和可靠的资料；但是，对于批毛动力而言，这反而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因为缺乏对谎言进行证伪的依据，那么谣言就很难攻破。缺乏真实信息向来就难不倒动力们，他们虽然不能对毛泽东搞逼供信、车轮战，但是制造谣言是他们的强项，近年来他们更发展出一种制造谎言并相互背书的方式：先由一个人造谣，之后其他人作为证据进行引用，这样看起来很是符合学术规则。批毛动力群体的工作，既不能恢复历史真相，也不可能在认识历史方面帮助人们做点什么，但是，宣传总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也许动力们指望戈培尔所说的那种效果“把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制造谎言，为谣言背书，已经成为揭批毛泽东的动力群体的主要手法，这在“亿元稿费”谣言中间表现得特别典型，南都报系特地约请数位“自由派动力”集体发言，目的就是为确证谣言，最低限度也是要把谣言传播得更广，徐友渔、葛剑雄等自由派巨擘都亲身参与其事。最后经过网友考证，亿元稿费的谎言最初出自一个57年的自由派人士祖丁远的编造，此人原本没有任何条件接触到毛泽东稿费的真实信息，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祖丁远编造的谎言，经过徐友渔、葛剑雄等自由派大腕在南都报系进行各种形式的确证之后，就显示出了“证据效力”了；胡星斗教授看来没有完全接受这一集体造谣的成果，而是在批毛文章中间则采信了一个有节制得多的数字，似乎比那些大腕表现的更为“公正”。如果说，当权派当年整人所发动的动力，主要是对个人升迁和利益特别敏感，以至于达到了完全不顾挨整对象死活的地步，那么，非毛化时期及其后的动力群体，则有许多人是与毛泽东持有不同政见的、有相当主动性的积极分子——没有好处也积极造谣。
大量的批毛文章和材料，仍然集中于罗列毛泽东这个人如何糟糕方面，试图在生活上（说毛泽东性伙伴特多）、待人接物上（说他反复无常、无原则整人杀人）、治国方略上犯低级错误（例如说他喜欢高指标浮夸风，捏造了一个所谓的“务实派”与“极左派”的对立，务实派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高明主要体现在他们知道1+1=2，而毛泽东的错误是顽固地认定1+1=3，为此编造一系列谎言进行确证，如说毛泽东搞“反‘反冒进’”是为了支持高指标、毛泽东反对综合平衡、反对有计划按比例）等等，这些批毛动力们似乎从来没有反省过——这些低劣的谎言在常识上是否站得住脚。
本来，毛泽东毕生都是与“帝修反”为敌，毛泽东的观点和立场都非常鲜明，理论文章和公开言论又很多，例如被指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到底是什么内涵，又是如何不切实际和极左的？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自由派来说，即便是在材料开放有限的情况下，也仍然可以大有作为，至少可以在理论上把毛泽东批倒批臭，但是，三十年过去了，这个方面没有任何进展。正是由于理论批判的严重不力，自由派又急着否定毛泽东，所以批毛动力们三十年如一日都陷在制造并传播谎言的泥坑之中，从胡星斗教授的表现看，预计这一波人还会几十年如一日继续拥塞在制造谣言揭批毛泽东的轨道上，很难指望他们改弦更张和恢复理智。
胡教授在文章中间引述一个谣言，说毛新宇呼吁成立统一战线“迫使腐败无能的当权派退却”，这个谎言的下面竟然署名“中国共产党人党主席毛新宇”，一望而知是假货。上百度搜索有一个特殊发现，许多网页的相关消息都出自胡教授的文章，说明这个假消息最能满足胡教授的需要，考虑到经济学中间的“经济人假设”，考虑到“供给创造出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人们难免会在心里嘀咕——是不是胡教授按照自己的迫切需求创造了那个“供给”？审判两案期间，曾经查证过康生的罪行，说他在文革期间点名批评了592人，因为被批评的人都是大官，这在官场中间激起很大的公愤，由此康生获得了一个“好整人”的名头；但是跟胡教授一比，就显得康生很落后，按照胡教授的智力水平和造谣能力，全中国十三亿人哪一个都可以被他轻而易举地打成反革命或者道德污秽的，康生迫害干部往往还需要组织专案组去搜罗罪证，这多么费时费事效率低下，胡教授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啰嗦程序，轻而易举地就认定并举报了一个邪教组织，办案水平高出康生一百倍都不遑多让。
二○○九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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