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摘自<<一个老红卫兵的血泪人生>>
孙赤莫名其妙地成了造反派的头子，这个消息像长上了翅膀似的迅速传遍了家乡的村村庄庄。
“孙家上大学的那个大小子造反了？造了共产党的反？”四面八方的群众都在传递着这样一个消息。
“反了！听说手下有几千号人马！”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有人甚至把孙赤说成是个腰插双枪的土匪司令。
最紧张的还数孙赤的爸爸。这个1942年入党的老民兵队长、支前一等模范，因没有文化，那时也才混个大队会计的职务。本来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希望儿子顶门立户，荣宗耀祖，哪知道当上了个什么“反对共产党”的什么“造反派司令”，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发七八封信，要儿子不要反党，不要参加什么造反派：
“我们家祖祖辈辈种地主邓大鸦家的田，吃不饱，穿不暖，一年到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们一家，你也知道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道理，怎么好了疮疤忘了痛，竟反起了共产党，反起了毛主席，反起了社会主义？你千万不能干糊涂事啊！”父亲的封封来信都让孙赤寝食不安。他觉得必须说服父母，起码不能让二老为自己的行为担心，解除自已的后顾之扰。
孙赤决定认认真真地给父母写一封长信，尽量说清楚自已为什么要参加造反派，造谁的反，努力把道理讲清，尽量争得父母的同情与谅解。
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这封长达四五页的家书终于从南京发往滨海。
“敬爱的父亲大人：
你的来信早就收到，知道你和母亲及弟妹们均健康愉快，我也放心了。我各方面均好，请您和母亲不要挂念。
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您不理解，这并不奇怪，因为您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实情。我想，您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不但不会反对，您也会积极参加的，因为您是跟着毛泽东在血与火中艰苦战斗了二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
毛主席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大战，是中国走哪条路的一场肉搏战。
刘邓是党的同路人。他们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他们曾经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立过功，他们曾以极大的热情赞扬过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也就是说，刘邓与中国无产阶级的合作期是从1921——1946年的25年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设想中的国共合作、联合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治国的方略。
蒋介石反动派拒绝了毛泽东关于联合执政、共同治国的章程，并发动了反人民的战争。这场战争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谴责。战争的结果是蒋介石逃到了台湾，中国大陆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今天的一二十年间，刘邓几乎从未停止过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抵制和破坏，从未停止过对他的资产阶级治国路线的宣传。
刘邓资产阶级治国路线的核心是坚持私有制，反对合作化，企图以私有化理论来治党、治国。
1949年4月21日，刘xx在接见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劳资双方代表时，第一次公开地责问工人阶级“你们是要吃鸡还是要吃鸡蛋？”刘xx公开地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了！”5日，他在天津邀请了128位资本家座谈，并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重点论述的是“资本家的阶级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今天的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刘xx在工业战线上处处为资本家说话，为资产阶级的无耻的剥削行为涂脂抹粉，在农业战线上则利用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到处打击全国各地贫下中农和党员干部，反对以反两极分化、反新生剥削行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1950年和1951年，刘xx曾对高岗、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山西省委积极发展合作化的主张提出批评。
东北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有了上升，一部分农民包括有的党员买了土地和车马，雇了长工，少数农民则因种种原因生活下降，开始出卖土地或给别人当雇工。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允许不允许党员雇工?这是应该明确回答的问题。1949年12月10日，高岗在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提出：要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他虽然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到允许单干、雇工和土地的买卖、出租，但重点是强调对其加以限制，强调组织起来，为此，他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实际上歧视单干的具体经济政策。他还说，现在的互助合作，“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东北日报》在1950年1月4日刊登了高岗的这个总结发言，并把这些思想概括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座谈会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有关党员雇工问题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
1950年1月23日，刘xx没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表示应该允许党员雇工，“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当晚，他还与安子文等同志谈了对东北农村出现新富农及互助合作问题的看法，他说：“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要防止急性病”，应该使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对富农也“要让他发展”，“百分之十的农户有了三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他还说，“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据高岗说，他收到刘xx这个谈话记录后面交毛泽东，毛泽东即批给陈伯达看，对这个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刘xx的一个重要借口。
继东北提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的主张之后，山西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1950年11月14日，中共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认为土改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有些互助组涣散解体。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中共中央华北局派去调查组，对地委的观点和某些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中共山西省委支持地委的主张。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把老区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并提出通过“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的办法，来“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5月4日，华北局批复山西省委并报告中央，肯定山西省委“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所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是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是错误的”。刘xx在接到华北局报告并听取有关汇报以后，连续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1951年5月7日，刘xx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批评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说：山西省委讲的农业合作社当然“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十家人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帮助，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他指出：“现在那种农业合作社，个别的可以组织，而且要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如果有这样十家八家很热心，他们自己搞了，也是有一些好处的，不要反对”，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就叫社会主义，并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运动，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同年7月3日，他又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说：关于“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的意见，“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7月5日，他在给马列学院学生讲课的讲稿《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中，再次批评山西省委的报告是“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刘xx的私有化思想是顽固的。经毛主席的批评教育，虽多次作了自我批评，但一直没有改正错误的切实行动。而后来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对待六十年代反右倾的态度，对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态度，则更进一步证实了刘xx同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世界观和治国理论！
与少奇同志同样政治观点的干部还有不少，党政财文各界都有。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
今天就写到这里了，还有些话，下次再说吧！
祝
父母大人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儿：孙赤1966年9月10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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