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引用胡锦涛主席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理普京和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俄罗斯老战士代表时，强调的：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倡导正确历史观，坚决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历史记下了这个日子—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９日。
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一群农民正在位于骊山脚下秦始皇陵不远处打井抗旱，当进入地下3米多深时，随着农民杨志发的镢头抡下去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第一块陶片出土了。
遗憾的是，这块陶片的面世并没有引起杨志发的重视，他与同伴们所渴求的是水。于是，杨志发和同伴的镢头便接二连三地向这支地下军阵劈去。
十几天后，井下出土的陶片堆在了坑外，此事引起了水管员房树民的注意，认为这些陶片连同残破的陶俑头等可能与秦始皇陵有关，遂立即向县文化馆做了汇报。文化馆馆长王进成与赵康民随房树民赶到打井工地察看。当看到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横躺在井沿外边的地下时十分震惊。 “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馆长王进成对负责打井的生产队长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赵康民又来到西杨村，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陶片，社员们把收集到的大大小小的陶片陶头装了满满三架子车，拉到几公里外的县文化馆，赵康民当场给了３０元人民币以示奖励。拿到钱后的社员们十分惊讶：“这三车破砖烂瓦给这么多的钱”回到村后，这些社员把３０元钱如数交到生产队，队里给每人记了５分工，半个劳动日，此时的５分工可值一角三分钱，大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赵康民把社员送来的文物作了初步整理，觉得有必要再亲自作些考察发掘，于是便在５月初又到打井处召来一帮社员发掘了２０多天，直到社员准备夏收时才停止。这次发掘，在井的周围掘开了南北长１５米、东西宽８米的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此后，赵康民每天躲在文物修复室，对这些没头和缺胳臂少腿的陶俑及一大批残片作了清洗，细心地进行拼对、粘接、修补，没过多久，就修复出两件比较完好的武士俑。
临潼县文化馆把此事跟一位县委副书记说过之后，没有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继续上报，只是让文管干部赵康民在馆内的一角神不知鬼不觉地对陶俑进行修复。这种令人费解的心态和处置方法，使这支地下大军再一次陷入绝望。
这年５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又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当今人类的怀抱。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１９６０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１９６４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对《史记》、《汉书》中关于家乡的记载有过特别研究。他这次回临潼，是作为公休假，探望仍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以及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有一天，他径自走到文物陈列室后面一个暗淡的房间去看个究竟，只见几个高大魁梧的陶俑身着铠甲，手臂作执兵器状，威风凛凛，气势逼人。他在身心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当即断言：“这是２０００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此后，蔺安稳多次找赵康民了解发现经过，交流对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实地踏勘，找打井干部、社员交谈。通过一次次座谈和调查得知，当地农民过去由于打井、平整土地等生产活动，陶俑曾几次露头出土。有位７０多岁的老人说，在他１０岁时，他父亲也曾在这一带打井，本来已挖出了水，但不几天水就没有了。后来再向下打，发现地下有些空隙秦俑坑是半地下建筑，被焚塌陷，俑被压坏，其间有些空隙 ，水就流走了。当时他父亲在井底四壁发现过像人的残损“怪物”，认为是这些“怪物”在作怪，才打不出水，就把它们提上来，放在太阳底下曝晒，结果还不见井里出水，一气之下，就把它们吊起来，用棍子打个粉身碎骨….
６月２４日，蔺安稳怀着兴奋、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很快写了一份内参，由业务部分呈送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办公室。姚文元对此稿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送人民日报发排。６月２７日，这篇内参稿以《情况汇编》第２３９６期刊发，全文如下：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
陕西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一米六八，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书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陶俑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中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烧，房倒屋塌，埋藏了２０００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临潼县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
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销毁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则被丢来抛去。临潼县文化馆馆长李耀亭同志说，关于秦始皇陵的破坏情况，曾专门向陕西省有关部门打过报告，并建议成立秦始皇陵保管所，展出当地出土的秦代文物，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但是，报告上送以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内参刊出后，立即引起了江青同志的注意。
此时，已是癌症晚期的周恩来正在解放军三○五医院接受治疗。 江青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事很感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并杜绝这类事情再度发生。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将事情真相调查清楚，报中央和国务院。姚文元受领指令后不敢怠慢，立即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了江青对此事的态度。李先念见此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更是不敢马虎，将蔺安稳写的内参紧急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原文如下：
庆彤同志并冶秋同志：
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先念
１９７４年６月３０日
随着“内参”与“批示”的相继面世，８０００兵马俑将从中国西部一跃而起，全世界都屏息注视这一人类文明的奇迹。
７月６日，国家文物局文管处处长陈滋德，携带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乘飞机抵达西安，向陕西省委主管领导人和文化局传达了内参内容和批示。第二天，在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等几名干部的陪同下，火速赶到临潼县文化馆，看到已修复的高大陶俑时，一切的沉闷与不快都烟消云散了。每一双眼睛都射出惊讶和激动的亮光。一个个鯬悍健壮、栩栩如生、顶铠戴甲的武士，岿然不动地站立在面前，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太伟大了！”陈滋德赞叹着，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转身对众人说：“快，快去现场看看。”众人来到了西杨村外的井边。
由于此前临潼县文化馆已组织社员在井的四周掘开了一个南北长１５米、东西宽８米的大坑，坑下更多的陶俑已显露出来，在客观上增加了可视效果。
大家以欣喜的心情查看了俑坑所在的位置和陶俑的形状，对俑坑的性质作了大体的估计：既不是砖瓦窑，也不是神庙遗址，根据俑头可以自然拿下和空腹来看，它和前些年在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跪坐俑基本相同。从这一点可以肯定陶俑的时代不是汉唐而是秦代，可能是项羽盗秦始皇陵时放火焚烧的一个秦代遗址。
陈滋德与陕西省委领导人商定，尽快组织一支考古队，彻底弄清这一重大发现的内涵。之后，陈滋德速返北京，向王冶秋汇报了他赴陕的工作情况。此时，江青为临潼方面没有及时上报而大为光火之事，已通过姚文元的秘书转达给了王冶秋，并让文物局写出具体调查报告迅速上报中央。在这种情况下，王冶秋主持了报告的写作，除实事求是地说明了陕西方面发现武士俑的经过外，鉴于江青的指示，报告在最后一段写道：“这次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对文物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最近我们除遵照江青同志关于不能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指示精神，代国务院草拟了文件外，今后还准备在工作中经常注意表扬保护文物的好人好事，批评本位主义以及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倾向，把文物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当这份报告上报之后，王冶秋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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