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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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被审查原因的事实真相是: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两三天，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的各种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休时，周恩来总理通知我，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我说，我又要写文章，又要整理中央会议文件，还要处理秘书室的工作，恐怕力不胜任，耽误大事。总理说，国务院秘书厅的童小鹏即将正式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还有他的秘书许明都可以帮助你。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小组时，总理还要我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简陋的寓所里进行的。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
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本与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是惟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
周恩来指定我接替田家英工作
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曾与汪东兴通话，告知一切。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有什么问题再找他。这时我又在田家英处用红机子（中央保密电话）与汪东兴通话，告诉安部长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派遣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又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我工作，但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
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自杀前的时间倒数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到场，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部长与王力分别乘车返回，我回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东兴通报情况。我说，我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来。他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当然由他负责，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因为中央已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所以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此事。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查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来不及到会。他说，那么他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五六点钟，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她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他讲话的有些内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许多内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我离开中南海的两年间（1964～1966）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以上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田家英深夜叫我到永福堂见面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后来田家英的亲属和某作家写文章，说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类似日本推理小说的叙述，作为无聊的街头闲谈，倒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交代文件，这属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凶恶，因而也不会有不肯签字等事情。
立即赶到自杀现场
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
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事发后，田家英的家属和秘书仍住永福堂，也没有人发现那里有杀过人的异象。
中央来的人，在观察现场以后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火化（送前征得家属同意），并由安子文、我和汪东兴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等人汇报情况。
5月2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席的中央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众多的年轻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可以看到：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而且直到十点半中接到田家英死亡报告电话时，都没有离开。他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中南海永福堂和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察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
重温暗杀基洛夫的神话
为什么要制造这样耸人听闻的《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的假档案呢？人们只要回忆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轰动全球的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谣传，就可以明白了。基洛夫明明是斯大林的追随者，可是，企图打倒斯大林的人却偏要捏造事实，说斯大林因为害怕基洛夫超越他而秘密暗杀了他。许多人听信了这个编造得非常巧妙的谣传，对斯大林厌恶起来。世界性的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风潮就是如此这般地被煽动起来的。近几年，苏联共产党档案解密，人们从封存多年的档案中，弄清了基洛夫被暗杀与斯大林全无关系。但苏联已经亡国，苏共已经亡党，此时再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南海秘密档案的制造者也许从昔人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他们企图以这样的假档案推翻毛泽东的伟岸形象。但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至少是多数，是很难相信这批古怪的秘密档案的。因为它们与毛泽东的人格和他的一贯主张不符合。当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以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即使他对田家英不满，也不需要去暗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田家英。当时知道党内机密最多的人应是杨尚昆、胡乔木，但直到毛泽东去世时，杨尚昆、胡乔木谁也没遭人暗杀。当时倒确实有人要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请示毛泽东，毛的批示是不准杀人。
我要为这个历史要案负责
有一位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朋友，在看了《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以后，对我说：“以前他们都说你害了田家英，现在好了，害田家英的是汪东兴、毛泽东，没你什么事了。”但我看了这篇报道，没有半点高兴。虽然我早已被赶出“教门”（开除党籍已三十五年），但我从不敢忘却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事件”。我不能为一个对我有利的虚假报道而不顾历史事实。明明是中央令安子文为首的三人小组同田家英谈话，怎么能说是毛泽东令汪东兴同田家英谈话，而且暗杀了他？我决定如果要毛泽东承担田家英案的责任，那不如由我来承担为是。原因是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审查田家英，也批评过他，但没有为他作结论。而我是田家英案的具体办案人，是当时田家英案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是这个三人小组里唯一在世的成员，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田家英案的详情和一些值得追索的疑点，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田家英和毛泽东，田家英和彭德怀、刘少奇，田家英和杨尚昆、汪东兴，田家英和江青、陈伯达，田家英和我等等，其恩恩怨怨，是非曲直，也要细说才弄得明白。还有，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些，只能待有机会时再说了。
最后，我只想再补充几句话：我以为田家英案之所以被弄得扑朔迷离，除了上面说的别有用心的人在制造谣言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过去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现在又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圣人。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有光点，也有暗点，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历史总有其显露真山真水的时候，田家英的子女也都年轻，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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