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是一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下边的故事就要谈到)，但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没有割断与家乡红安的情感联系。六十年代 红安县采购员刘金汉简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都是因为谢富治。直到九十年代，红安县把他当“路条”，沟通在京各大将军的联系。 他被称为红安“活档案”。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民政局局长。
1958年，刘金汉供销社当采购员，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昆明他记得第一次见谢 富治，是带着红安县委的信去向谢富治要汽车。那天，打完电话后，谢富治的秘书很快就派车把他接到军区去了。去时谢富治正在开会，刘金汉在那里等。不一会儿，谢富治从会议室出来了，在办公室接待刘金汉。刘金汉一想到谢富治是云南最大的头儿，不免有些紧张。开初说话都结结巴巴，手和脚不知往哪里放，头上一个劲地冒汗。谢富治看完他呈上的信后，满脸堆笑地说：“小老乡嘛，多大了?入党了吗?”当谢富治知道他才27岁又是党员时，目光中透出了信赖和欣赏的眼神。说：“湖北那么好，长江大桥都通了。我们云南属于边疆，又闭塞，比不上湖北啊!你还跑我们这里来要东西……”。
刘金汉见谢富治说话和气，也不摆首长架子，胆子也大起来，说：“首长，红安穷啊!县里什么东西都短缺，尤其是车辆指标红安就没有。你们云南交通不便，中央又处处照顾云南，不如把你们的物资匀一些给我们，算是对家乡的支持，我回去也好交差呢!”“哈哈，你这个青年人不简单，讲起话来人情人理，派你来挖我的 ‘墙角’，我不给你也得给啊!”说完，他吩咐秘书马上把后勤部何德部长叫来了，谢富治对他说：“这是我的红安小老乡，他们缺一些物资，能给解决尽量解决一下。”何部长一看是谢政委指示，哪敢怠慢，他把刘金汉接到了他的家，不仅盛情款待还把后勤部的车管处、营管处的几个处长都找来了，对他们说：“这是谢政委的老乡，红安人民有困难，请我们云南支持一下，帮忙解决一些物资。”几个处长看了刘金汉本子上写的东西，一致表态：要什么给什么。刘金汉走时住的招待所的房问号和电话都留给了他们。回招待所后，他又给县里打了电话，汇报他见谢富治阶情况，县里表扬了他，并说可能的话，一些紧缺的东西也请给解决一下，刘金汉又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何部长。好家伙，那些天，刘金汉在招待所简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一会儿是何部长和几个处长去看他，一会儿又是秦基伟司令员和夫人去看他，一会儿找他的电话又来。搞得招待所的服务员和一些店客都对他另眼相看。没几天，一切需要的物资均备妥。最让刘金汉高兴的是，通过谢富治秘书给云南省商业厅长写信，给红安解决了一台解放牌汽车。刘金汉回忆说：“这是红安全县第一台解放牌汽车啊!”
还是1958年，红安修革命烈士纪念词，需要大理石，刘金汉将这件事报告了谢富治，他也痛快，说：“这个我有，算我们云南支援，’你写具体一点，要什么材料，我们全满足。”谈起这些事，刘金汉说：“那时谢富治还是够意思，还有家乡观念， ” 谢富治在云南当省委书记。干得不错，云南人民记着他。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云南没饿死人，这有谢富治的功劳。有一个云南司机就亲口对我说过：“没有谢书记，就没有云南人民的命。
谢富治给刘金汉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组织观念特别强。他也许是既当政委又当省委书记，抓党的工作一刻也不放松。连刘金汉这个红安党员也管了起来。那是 1958年的春节(腊月30)，部队会餐，秦基伟没有忘记刘金汉这个出门在外的红安小老乡。派车把他接去了。谢很严肃地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要管你，我没有时间就交给他们两个(指秦和何)负责。不能让你在外成了野人，你不应该住在外边呀!应该搬到我们这里来住。你是个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行，你的组织关系转过来没有?”刘说没有。谢富治说：“那不行要把组织关系转来。”谈了一会秦基伟请谢富治吃饭，说等他吃完饭再说。谢富治进了饭厅，又拉过一把椅子，叫刘金汉坐到他的身边，他一边吃一边对刘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在你回去之前，我可能没时间接见你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不是到处开会就要下去检查工作，所以我现在就对你谈几点意见，你回去转达县委： 1．前不久我去武汉开会，没有应大家的要求回家乡看看，听说你们县委书记权志也在武汉开会，我都没时间接见他。很对不起。 2．你说红它县委规划59年要粮油亩产双万斤是平均还是个别？这是个多大的数字啊?我看试验田也可能，大面积能实现吗?我认为实现不了，太高了。 3．咱们黄安，现在叫红安，影响蛮大的。提出学红安，赶红安，红安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能吹牛，要实事求是。 4．在红安当个干部是很光荣的，但一定要好好学习，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要看看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试验田又红又专》。我这次在武汉开会，听人说红安高桥区农民在骂一个县里干部，说他在田埂上走穿着鞋袜，这就不好了，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嘛!可以看出，当时的谢富治很讲突出政治的，他讲实事求是精神今天看来也是对的。
附1 谢富治关于制止武斗的多次讲话
谢富治刘宁一等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6.12.02
今天，你们来的有安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造反司令部的，有工人造反司令部的，还有文艺界造反司令部的，有芜湖的、蚌埠的，大单位有几个，总共一百零八个单位，四、五百人。你们来到北京，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迟。今天我和刘宁一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来自安徽的全体工人、学生和全体文艺界的革命同志表示热烈欢迎。（热烈鼓掌）安徽的工人同志们，还有革命师生同志们，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当中的不少人，我们都见过好几面了，大家都已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们来了，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好事，增加了力量。你们安徽十五、十六、十七日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造成了群众斗群众，打伤了许多学生，还有工人、还有……在那些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群众斗群众，有些同志受到了打击，我们对这些同志表示慰问。
从这件事看来，安徽的事，在省委领导中，特别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恶果。尤其是时间延续的特别长，从“八‧二七”到现在，一直连续不断，特别是廿六、廿七（指八月）群众斗群众，后来廿四、廿五、廿六（指十一月）又有一些工厂群众斗群众，这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所反对的，不允许的。我们革命嘛，就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学校的斗批改，不能群众斗群众。
总地讲，你们是革命的。关于安徽的问题，我们知道很多材料。反对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很多的问题要在当地解决，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安徽彻底贯彻。我和刘宁一同志过去是，将来也还是永远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群众一边，永远是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的。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工人、学生斗争了几个月，要注意斗争的一些方法，要避免群众斗群众，在座的也要避免打人，只准文斗，不准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后来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发挥了，只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前天在两万人大会上也讲了，不要动手打人。你们“八‧二七”要大大宣传这个事情。那个《重要通告》，不是哪个省的，而是中央的，是以北京市委，以地方形式出现的，是毛主席批准的。这样使我们真正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传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什么时候也不打人，希望同志们做好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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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地点：公安部。记录人：西南政法学院红卫兵
你们西南的同志提出要到专政部门去抢档案、材料的问题，你们当中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冲进去抢，你们不主张，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是哪一派的？（政法兵团战士答：少数派，“八‧一五”派）少数派大方向正确，斗争坚决，我是一贯支持少数派的。
你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不要冲公安局、检察院、监狱等等。你们回去以后要说服他们，按你们的想法办，但要说服，不要压服。
现在，各地斗争在发展，我曾对安徽的同学说过，你们回去以后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又把他发展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前五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文艺界两万人的座谈会，陈伯达同志致了开幕词，江青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报告，你们看过没有？（齐答：没有！）给他们拿两份！（对侯景林等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打架不好！大学生做得好点，中学生和工人就做得差些，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幕后指挥，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你们不要上当！要提倡摆事实，讲道理。
搞了半年的文化大革命，用哪种方法斗争最好，你们要好好总结。必须提高斗争艺术，打人、打架的方法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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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资料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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