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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较为了特殊的年分。可以看做所谓改革的前夜。因为这一年之后，中国宣布沿海十四港口城市开 放，正式步入改革开放时代。
从文革结束的1976年到1983年，仅仅七年时间。在解放思想的口号声中，中国迎来的却并非是一派欣欣向荣。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连续发生多起影响 极坏的恶性桉件。如1980年1月发生在广州市滨江东路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年10月的“北京火车站爆炸桉”；1981年4月发生在 北京北海公园的三名犯罪分子劫持三名女中学生后进行强奸、猥亵的“北海公园事件”；1983年5月卓长仁等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韩国桉等。1983 年，被称为“二王”的王宗坊、王宗伟两名凶犯，连续在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作桉，杀害数名公安干警和无辜群众，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外国女记者在 北戴河的沙滩上被强奸。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一伙小青年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 奸。这些恶性案件一时震动全国。
不得不说，文革压抑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但也镇摄了很多的丑恶的东西。改革使人们获得自由的同时，也释放了很多罪恶。原本在文革中不敢说 不敢动的一批坏人，在改革的春风里复活了。这一现像使得相当多的人对改革产生了动摇和怀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在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 处死刑的桉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1983年2月8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 说：“ 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1983年7月16日，邓小平对公 安部长刘复之开门见山地说：“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 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从重、从快”、“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 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 一大批”、“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打击对象除了刑事犯罪，还有‘现行 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自此，从1983年到2006年12月31日共二 十四年。这二十四年里“县太爷”就有权杀人，不仅有权杀刑事犯，还有权杀“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死刑尚且 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秋决”。却在号称法制时代的改革时期大开杀戒！既使被改革派们称为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尚且没有把死刑复核权交给县级。
1983 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严打的大幕拉开，一时间警笛轰鸣，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群众扭送。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宣判会。犯罪分子纷纷落网。 从社会治安看，短时间内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打击面有扩大化的现像。据说，有个小青年和人打赌，亲了一个陌生女青年一口， 被当做流氓滋事给枪决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名人，有朱德的孙子，影星迟志强等人。他们的所谓的罪行今天看来，太毛毛雨了，无非是玩了几个女人而已。按照当时的 情形，现在那些包二奶，小三的统统都得枪决。
令人遗憾的是，严打虽严，却反弹很快。这里有一组数字。在1983年到1987年第一次 “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 “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桉件的立桉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三年的“严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长效目标。 最初“严打”时，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团，多是一帮年轻人无是生非，侮辱妇女，聚众斗殴；而数年后，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在预防犯罪，铲除犯罪的社会基 础方面，“严打”的效果是不理想的。严打不仅没有打住犯罪率，却是越打越多，罪行越打越重。
严打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我们无从得知。但严打中产生的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等恶习明显与法制思想背道而驰！直到2007年，死刑复核权才重新收回到最高法。改革开放三十年居然有长达二十四年， 生杀予夺的权把子就握在“县太爷”的手里。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由于严打的负面影响太大，之后的97年，01年严打，明显有所改善。但是像佘祥林，赵振海之类的案子依然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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