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戈焰的传奇人生
杨青云
因为作编辑的缘故，我和戈焰得以相知相识，在她83岁高寿之际，应戈老的邀请，我特从北京赶到陕西日报来，当我在陕报门口打通戈老家的电话时，她非要坚持从五楼下来迎接我的拜访。只见戈焰一头乌黑的发丝，健康的身躯支撑着她才思敏捷又非常清醒的头脑。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那双锐利的大眼，她不能不让人佩服这双眼睛已收集和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战火风云。
戈焰从14岁开始投身革命，就一直奋战在党的文艺、新闻战线。193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8年10月入党后去延安学习。1939年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1942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1943年至1953年历任记者、编辑科副科长(团级)、安徽日报、省人民出版社编委、副总编。1972年后任专业作家、高级记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丁玲研究会会员、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顾问、《中华人物辞海》特邀顾问编委。在跨越文学、新闻68年间，从事多种文学样式的写作达300多万字，以抗战和改革开放时期最多。出版长篇小说、诗集、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八部，真不愧为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
戈焰性格活泼开朗，能歌善舞，生性机灵好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重庆市上空硝烟弥漫，蒋介石撕碎与共产党合作的抗日协议。戈焰很向往延安，她想到延安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抗日的大环境使她在文化艺术方面奇迹般地得到发挥，戈焰被人们颂她的外号“小活宝”，驰名于当时的全延安城。戈焰谈到她永远忘不了陪同毛主席跳舞的幸福时刻。那是1958年9月18日上午，安徽合肥市数十万人民换上了新装，站在十里长街欢迎毛主席的到来，这时戈焰在安徽省文联担任领导工作，就在这天夜里一辆小轿车接她去“稻香楼”宾馆说是陪毛主席跳舞，她欣喜若狂，仿佛又回到了延安时代。因为急于要见到主席的迫切心情使戈焰变得特别理智而心细，决不能像在延安时那种毛手毛脚的样子风风火火就去见毛主席。她化了淡妆，专门挑身原来很少穿的西服显得端庄大方多了。她第一眼就看到了毛主席坐在舞厅后门的沙发上，便来到他老人家面前说：“主席，在延安我两次见您，您还记得那时的‘小活宝’吗？”
毛主席仔细地观察一番后把手拍着戈焰的肩上带着微微笑意，用风趣的口气亲切地说：“这么大的人了，哪里还是‘小活宝’？”
主席的话音刚刚落下，就手拉着手好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走，跳舞去……”。
主席从来跳舞都是对方请他老人家，可惟有这次却是主席先开口，她真兴奋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股暖暖的热流从心里穿过，使她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情开口问毛主席：“您怎么想到了我小活宝？”
“你在延安时谁不知道一个能歌善舞的小活宝……”。跳舞时戈焰同主席谈自己的理想，更多的话题是对抗战看法的不谋而合。
1939年7月，戈焰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训练班学习结业，组织上分配她到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她的同学陈毕华突然来找戈焰谈话：“小活宝，我将要到南方去……”正在这时九队的毛岸英来找戈焰，他长得最像毛主席，只是身材比主席稍矮一点，他问戈焰分哪里：“小活宝，你去前线多好，可爸爸……”接着他又说：“毛主席要我进劳动大学，到吴满有那里学习。”记得当时那种很矛盾的心情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岸英对自己的提问。最后戈焰还是向毛主席、向美丽的宝塔山告别了。
戈焰上了前线，用她的歌喉用她的笔，与一些著名作家诗人田间、邵子南、钱丹辉、孙犁、周而复、杨沫、魏巍、凌子风等结成患难与共的战友。特别是她永远怀念的丁玲，她和丁玲既是师生，又是亲密的战友。
戈焰1949年春天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担任战地记者，亲眼看到南下大军浩荡磅礴之威风。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政府军的长江天堑防线，先后解放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戈焰利用做记者的新闻敏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挥下，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沿部署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使之全国得到解放的宏大场景的珍贵镜头。
戈焰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的人，她的天性是一个行云流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溢于海的激情澎湃的人，只是由于革命战争的苦难生活，使她的诗情在现实原由下收敛、磨砺、重铸、再造，走向一个革命乐观主义的达观境界。她与诗人钱丹辉的结婚，也证实了她诗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她这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给她的文学创作注入了一股诗性的文学情愫。我更喜欢她写的一些带有叙事性的诗。叙事的客观性使她压抑和收敛了抒情性的直露和锋芒，如《手帕上的“心”》使她在叙事的语境中承载诗意的心源，因而诗味更长诗意更浓。
我非常赞成常智奇这样对戈焰的评价。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就戈焰诗歌的抒情性文本而言，戈焰所处那个动荡多变的年代，她比丁玲还算幸运得多，而不是像丁玲一夜之间就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戈焰凭着自己的读书实践，她强调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创了作家、艺术家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真正发生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根本性变化。毛主席的指导核心是文艺为人民服务，而作家艺术家的立场观点和思想问题，是关系到一个立场的关键问题被主席提出：我们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关于立场的问题。戈焰说，她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曾经告诉周扬：不要有委屈的感觉。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对方根本不对，那你不要感到委屈，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才会感到革命的力量。还有一种情况确实是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认识不到，所以你感到委屈。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毛主席这些话是多年前随便谈的，可是偏偏就是主席这些随便说出带有哲理性的一番话，我当时就工工整整记在笔记本上。并时时用主席的这些话鞭策要求自己。特别是我15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党对我多年的教育至少我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要有这种不怕委屈甚至不怕吃亏的精神。我是这样说的，也这样时时严格要求自己，我虽然觉得对革命的贡献不足挂齿。可一个人不管有怎样的贡献只要他参加革命，他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员，他就必须预料到革命过程中会遭到种种磨难，他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听了戈焰谈毛泽东“委屈说”，我又联想到戈老《绿竹集自白》一诗，通过诗人的内心独白，以抒情味颇浓的笔调描述了竹子“一身正气”的坚贞个性。让我看到一个心中澎湃着青春激情的不屈女子跃然于纸。该诗把竹子顽强的个性和一身正气散发着浓郁的“节节亮灿”，给人美感的享受中直逼心灵的层层绿意。诚然一个有真正个性化的诗人是与他的人格力量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诗人“清正有节”的鲜明立场更多的是来自她那种不愿屈服的傲骨精神，并且她这种精神是与诗人所处的时代起着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这一点是我们再伟大的诗人也无法比拟的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戈焰歌颂竹子的“清正有节，凌寒不凋”的时代精神，就显得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伟大和崇高。但愿戈焰与她的“绿竹”同在，愿她这株不老的绿竹永远长青。
200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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