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舍克·米莱尔:波兰前总理
历史上，人们曾经多次尝试对体制民主化和中央计划经济运转模式进行改革。波兰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探索。当时的改革者力图在不脱离其框架，致力于完善旧体制的前提下，探索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三条发展道路，但改革缺少社会广泛和持久的支持及适宜的外部条件。为什么在1989年以前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东西，后来却成为可能?主要原因是在1989年同时出现了过去没有出现过的三大要素，最终导致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诞生。
第一个要素，权力层内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派占据上风，他们坚持同反对派保持对话，协商求共存，直至达成召开“圆桌会议”。这是早在1956年就提出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发展进程的结果。“通往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基本特征是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彻底取消农业集体化、部分下放企业管理权、建立工人委员会、扩大地方人民委员会权限、减少中央行政干预和推行单位内部法律保护机制。自由化倾向涵盖了文化、教育、科学、传媒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波兰主权意识范围被无限扩大。当时出现的力图摆脱斯大林主义控制的波兰社会就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活跃的流派，该派别提出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统一管理经济的模式缺乏合理性，并要求对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这一流派的活动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改革倾向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加快了“波兰社会主义模式”思维的形成，即将政治多元化元素融入到市场经济建设，融入到70年代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之中。然而，潜在机遇未加以充分利用，主要原因是内部条件不成熟以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
1980年夏，波兰爆发了罢工和抗议浪潮，其导火索是当局对部分肉制品市场价格进行尝试性调整。面对激烈的社会冲突，罢工工人向政府施加压力，当局面临武力解决还是社会协商两大抉择。当局做出果断答复，即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谈判围绕协商的条件展开。独立的工会—政治运动“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超越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一直被认为无法超越的界限。工会和政治多元化以及反对派组织在原制度下的存在成为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带来悲剧性结果。当时社会出现剧烈震动，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寒冬将至而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加上“团结工会”许多分会的对立态度和华约组织军事干预的威胁最终导致“八月协议”签署16个月后实施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的策划者称之的“小恶”，并没有中断继续变革现有体制，八年后“圆桌会议”的召开开辟了制度根本变革的道路。
第二个要素，反对派。他们组织有力，收效显著，能够给予人们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战时状态在一定时间内确实削弱了“团结工会”的活动能力，迫使其最初转为地下，但后来逐渐走向公开，尽管仍未取得合法地位。当时“团结工会”所从事的活动已经远远超越工会组织任务的范畴，在建设性纲领和人事安排上逐渐成为当局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并在1989年大选中得以充分展现。教皇保罗二世的训诫对于绝大多数波兰人来说理所当然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教皇主张的价值观毋庸置疑地得到广泛认同。与波兰国内普遍推测的结果相反，“团结工会”既没有推翻现实社会主义，也没有削弱苏联帝国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在“团结工会”成立12年后的垮台，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团结工会”的出现只是其垮台原因中的特殊表象。“团结工会”的贡献仅在于，地缘政治局势出现新变化的时候，该组织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使波兰制度的更迭不仅可以和平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然地、自主地进行。
“团结工会”纲领中保留至今的东西已经为数不多。其提出的建立职工自治政府的方案和不要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寄予的希望后来被证明是不现实的。1980年，格但斯克船厂罢工委员会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其中7条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即建立自由工会组织、保障罢工权利、遵守言论自由的宪法准则、取消信仰限制、采取措施摆脱危机局面、确保各个阶层参与讨论改革方案等。
其余的14条则更具有提要求、讲条件的性质，如为每位平均收入不足6000兹罗提的普通员工立刻提高工资2000兹罗提；为弥补物价增长带来的损失，保证员工收入自动增加；取消议价、恢复平价；实行肉类及加工品凭票供应；降低退休年龄，实行女子50岁、男子55岁退休制度；实行双休日及三年带薪产假制度；保障国内市场食品充分供应；限制过剩产品以外的出口；缩短分房周期等。
1989年的变革是在没有任何理论支持下完成的。除专家外，工会领导层中没有任何一人进入第一届非共产主义政府，追随总统瓦文萨的也寥寥无几。这表明“团结工会”并不具备任何明确的治国理政、发展经济的根本性纲领，政治改革思路亦缺乏新意。在这样的背景下，转轨必须采用欧洲模式，不可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然而，“团结工会”在道义上的输出以及对波兰人在极端形势下具备完成关键和正确选择能力的自信依然存在，并延续至今。如果说“团结工会”开创了一条通往独立和民主的波兰道路，那么它同样也是一条破坏整个社会团结的私人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个要素，外部环境及戈尔巴乔夫政策。显而易见，由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国内改革困难重重，当时的苏联和华约组织不会像历史上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对波兰再次进行武装干涉。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倡导推行的“改革与公开化”政策在中东欧各国产生共鸣。在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先后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后，非共产主义政党很快就夺取政权。“人民之秋”的浪潮冲垮了该地区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亲西方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取向。所有曾受制于前苏联的国家都把重建政治制度、快速推行经济市场化、改变对外政策作为主导方向。在对外政策的改变上，主要表现是华约、经互会迅速解体，谋求加入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西欧组织体系。
戈尔巴乔夫的例子是耐人寻味和值得借鉴的。他本人清楚“改革与公开化”之间的关系，懂得失去公众的舆论支持和广泛拥护，必要的改革就无法向前推进。然而，他在振兴经济的尝试中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除他外，其他试图改善经济状况，但仍然坚持中央集权管理的领导者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此外，令戈尔巴乔夫猝不及防的是，公共生活的进一步公开化加剧了危机向纵深发展。这一切导致了随之而来的制度瓦解在失控的状态下进行。
经济发展是通过“休克疗法”得以实现的，为此，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休克疗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体制的彻底转型。当然，利弊得失兼而有之。优点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吸引大量境外资本和援助，最大限度地缩短过渡期。缺点是失业率骤增，社会付出高昂代价，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
毋庸置疑，制度转轨给波兰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失业问题。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波兰失业人口为27万，至2003年1月，这一数字竟猛增至332万。失业问题已成为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波兰入盟后，失业率逐年大幅下降。究其原因，与部分西欧国家开放本国劳动力市场，吸引新成员国年轻人大规模“西进求职”不无关系。在失业大军中，我们痛心地看到，曾经积极倡导并参与社会转型的工人阶层却成为劳动力市场转型后负面影响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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