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一章 老板是强盗，劳工要反抗
1877年已有迹象表明：在这个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里，不仅黑人将重新沦为奴隶，白人工人的罢工也将不被容忍；而北方和南方的工业和政治精英将掌管这个国家，领导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为达此目的，这些精英人物不仅要借助于黑人劳工、白人劳工、华人劳工、欧洲移民劳工和女性劳工，还得要牺牲他们的利益。工人的报酬也将因种族、性别、国别、社会阶级不同而千差万别。精英们藉此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压迫标准，这种标准如同保持财富金字塔稳固的台基，极富技巧。
从南北战争到1900年期间，蒸汽和电力取代了人力，铁取代了木材，钢又取代了铁（在贝西默[1]炼钢法发明之前，每天只能将3到5吨铁炼成钢；而在贝氏炼钢法发明之后，将同样数量的铁炼成钢只需15分钟）。现在，机器可以驱动钢制器具。石油制品可以润滑机器，可以照亮房间、街道和工厂。铁路运送人员和货物，蒸汽机牵动火车沿着钢轨前进。到1900年，铁路里程已长达19.3万英里。电报、打字机以及其他机器使商业活动的节奏大大加快。
机器的使用改变了农业的面貌。南北战争以前，收割一英亩小麦需要花费61小时。到1900年时，只需花费3小时19分钟。冷藏技术不仅使远距离运输食品成为可能，还因此出现了肉类加工业。
煤炭燃烧产生的蒸汽可以推动纺锤及缝纫机运转，气钻可以钻入地球深处采煤。1860年，煤产量为140万吨；到1884年，煤产量达到l亿吨。熔铁炉使用煤作燃料，将铁炼成钢，因此，煤的产量越多，意味着钢的产量也越多。1880年，钢产量为100万吨；到1910年，钢产量上升到2500万吨。此时，电力开始替代蒸汽动力。生产电线离不开铜。1880年铜产量为3万吨；到1910年，铜产量已上升到50万吨。
完成所有这些变革不仅需要新工艺和新机器的天才发明者，需要有技巧的组织者和新式企业的管理者，还需要有土地和富饶的矿产，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去从事辛苦而有害身心健康的工作。来自欧洲和中国的移民成为新的劳动力。同时，买不起新机器或付不起新铁路运费的农民也纷纷涌入城市。1860年到1914年，纽约的人口从85万增长到400万；芝加哥的人口从11万增长到200万；费城的人口从65万增长到150万。
通常，发明者本人成为公司创办人，如电器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即是如此。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实业家应用别人的发明成果：1885年，芝加哥的一名屠户古斯塔夫·斯威夫特将有轨电车的冷冻车厢与冷冻仓库连接在一起，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肉类加工公司。詹姆斯·杜克使用了新式滚制香烟机器，这种机器一天能滚卷、粘贴并切割出10万根香烟；1890年时，他联合四家最大的香烟生产商组建了美国烟草公司。
虽然有些大富豪是白手起家的，但大多数并不是如此。一项关于19世纪70年代303个纺织、铁路和钢铁行业经理主管人员出身的调查表明，90％的经理主管人员来自于中层或上层家族。霍雷肖·阿尔杰“从捡破烂变成大富翁”的故事，对少数人而言确实如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神话而已，一个有利于控制财富的神话。
许多积累财富的行为是在政府和法院的合作之下进行的，具有合法性。这种合作往往是有偿的。托马斯·爱迪生许诺给新泽西的政客每人1000美元，以换取当局制定有利于他的法规。为了让800万美元的伊利铁路“掺水股票”（不代表真实价值的股票）发行合法化，丹尼尔·德鲁和杰伊·古尔德花了100万美金贿赂纽约市议会。
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汇合，标志着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修建完成。它是靠巧取豪夺、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建成。中央太平洋铁路起于西海岸，一直向东延伸；中央大平洋公司向华盛顿市政府行贿20万美元，获取了900万英亩的免税土地和价值2400万美元的合同。它向一家建筑公司支付7900万美元后，又追加了3600万美元。这家建筑公司实际上是中央太平洋铁路自己的公司，它雇用3000名爱尔兰人和1万名中国人修筑铁路。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这些工人每天只能得到一二美元的报酬。
联合太平洋铁路起自内布拉斯加州，一直向西延伸。铁路公司获得了1200万英亩的免税土地，并与政府签订了价值达2700万美元的合同。它投资9400万美元设立莫比里埃尔信托公司，事实上，其真正的资本是4400万美元。信托公司还将公司股份廉价卖给众议员，以阻止国会对此事的调查。这一建议出自奥克斯·阿姆斯。奥克斯·阿姆斯是挖土机制造商、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和莫比里埃尔信托公司董事长。他说：“很容易找到敛财的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雇用了2万名工人——他们是退伍老兵、爱尔兰移民，每天得铺设5英里长的铁轨，成百成百的人死于酷暑和严寒。此外，印第安人反对他们侵犯其领土，与工人们发生纠纷，很多工人因此而丧生。
两条铁路都在沿途经过的市镇修建了长长的、弯曲的线路，以获取市镇当局的资助和补贴。1869年，伴随着人们的欢呼声和鼓乐声，两条弯曲的铁道线在犹他州接轨。
铁路修建方面的野蛮欺骗促使银行家对投资铁路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因为他们不希望冒险。到19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地方的铁路营运业务集中到六大铁路系统，这六大系统中，有四个部分或全部为摩根家族控制，另外两个则为银行家库恩、洛布和康帕尼所操纵。
在银行家们凭藉精明的头脑积累巨额财富这一引人入胜的故事背后，有许许多多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州际商务委员会1889年的记录显示：铁路工人死伤人数达2.2万人。
南北战争前，J.F．摩根开始谋生创业时，还只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其父替铁路公司推销股票，赚取了大量佣金。南北战争期间，摩根从一家军工厂以3.5美元的单价购买了5000支来福枪，然后以22美元的单价转手卖给一位将军。这些来福枪都有毛病，士兵开枪时会损伤自己的拇指。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曾在一家发行量不大、没什么名气的小报上提到此事，但是，一位联邦法官却支持这笔交易，认为合同合法有效，应该予以履行。
南北战争期间，摩根为了逃避兵役，花了300美元雇人代服兵役。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菲利浦·阿穆尔、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梅隆都是如此。梅隆的父亲写信告诉他：“每个人都应当是爱国者，但他不必一定要冒生命危险或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当然，很多人的生命并没有什么价值。”
在积聚财富的同时，摩根使国家经济变得更具有理性和组织性，从而保证了经济制度的稳定。他指出：“我们不希望财政动荡，不希望今天这里出事，明天那里又出事”。他把铁路公司联合在一起，又把所有的铁路公司与银行联合在一起，再把银行与保险公司联合在一起。到1900年，他控制了10万英里铁路，占国家铁路里程总数的一半。
约翰·D·洛克菲勒起初是克利夫兰的一名会计，后来从商，积累了不少资金。他认识到，在新兴的石油工业中，谁控制了炼油厂，谁就控制了石油业。于是，1862年，他买下了第一家炼油厂；1870年，他组建俄亥俄州标准石油公司；他还与铁路公司签订秘密协议：假如铁路公司能在运价上给他折扣，他的石油就交由铁路公司运载上船，从而挤走竞争对手。有个独立的炼油商说：“假如我们不卖掉炼油厂，我们就会被挤出炼油业，因为市场上只有一个买家，我们必须按他们的条件出售。”
安德鲁·卡内基17岁时当过电报员，此后他做过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的秘书，做过经纪人，在华尔街替许多委托者销售铁路债券，不久他成了百万富翁。1872年，卡内基来到伦敦，参观了新式的“贝西默炼钢法”。回到美国后，他投资100万美元组建了炼钢厂；由于国会制定了高额关税，卡内基据此很方便地将海外竞争者拒之门外。1900年，卡内基一年之内赚了4000万美金。就在该年的一次晚宴上，他同意将他的钢铁公司卖给J.P．摩根。在一张便条上，他潦草地写下了钢铁公司的价码：4920万美金。
随后，摩根把卡内基的钢铁公司和其他的钢铁公司联合起来，组建了全美钢铁公司。为了筹备此次联合，摩根花了1.5亿美金。怎样才能保证所有这些股东和债券持有者分得股息呢？靠的是确保国会通过关税法，阻止海外钢铁进入本国市场；靠的是排斥竞争者，保持每吨28美元的价格；靠的是20万人高强度低酬劳的工作——一天工作12小时，薪水却只能勉强度日。
与此类似，在一个又一个工业领域内，精明能干的实业家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他们压制竞争、维持高价低薪、获取政府津贴。这些行业是“福利国家”的首批受惠者。在世纪之交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垄断了全国的电话系统，国际收割机公司生产的农用机器占市场份额的85％。在其他每一行业，资源都被集中控制起来。
银行非常关注这些垄断公司，甚至为这些实力雄厚的公司董事们创建了专门的联络网，每家垄断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别的许多家垄断公司的董事。据20世纪初期的一份参议院报告说，摩根在其极盛时期同时兼任48家垄断公司的董事；洛克菲勒则集37家垄断公司的董事于一身。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行为正像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那样：假装中立以维持国家秩序，实际上只为富人的利益服务。富人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们对政策也有争执。政府的目标就是平息上层社会的争执，抑制社会底层的反叛，保持现行制度长期稳定。1877年，选举拉瑟福德·海斯为总统时，民主党与共和党所达成的协议就奠定了这样的基调：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获胜，国家政策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会发生变动。
1844年，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竞选总统时，给国人的总体印象是他反对垄断集团和企业的强权；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则是富有者的代表。但是当克利夫兰击败布莱恩当选为总统时，杰伊·古尔德却给他发来了贺电，电文中写道：“我相信……我国庞大的商业利益由你掌管将会万无一失。”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克利夫兰亲自向资本家们保证说，他当选总统不会给他们带来惊恐和不安：“我在位期间，政府实施的所有政策都不会对任何工商业利益造成损害。……行政管理权力从一个政党转移至另一个政党手中，并不意味着目前这种状况会受到任何严重干扰。”
总统选举回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它通常采用竞选宣传的方式，纠缠于总统个性、流言蜚语和生活琐事，掩盖各党派之间事实上乃一丘之貉的实质。当时一位敏锐的文学评论家亨利·亚当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评论总统选举的：
我们正沉湎于难以言表的政治玩笑之中。困扰我们的重大问题层出不穷……可有趣的是，无人谈论真正与其切身利害相关的事，他们也一致同意不去管这些事。取而代之的则是新闻界热衷于对某些很可笑的事情争论不休：克利夫兰先生是否有私生子，是否与多个情妇一起生活？
1887年，尽管国库充盈，但是当有人提议从中拨出10万美元救济得克萨斯州遭遇长期干旱的农民、帮助他们购买谷种时，克利夫兰却否决了这项议案。他解释说：“这种情形下联邦政府如果给予救助……会助长他们的依赖心理，他们期望政府部门像父亲般关心他们，这会弱化我们民族刚毅不屈的性格。”就在同一年，克利夫兰用其黄金储备余额给富裕的债券持有者分配盈利（每张价值100美元以上的债券盈利28美元），共支出4500万美元。
克利夫兰政府的主要改革泄露了美国改革立法的秘密。人们曾普遍认为，1887年州际商务法是代表用户的利益而对铁路系统进行的调整。但是，曾做过波士顿和缅因州以及其他铁路公司的律师、不久之后担任克利夫兰政府的首席检察官理查德·奥尔内，告知那些抱怨州际商务委员会的铁路系统官员，“从铁路系统的角度而言”，取消州际商务委员会是不明智的。他解释说：
铁路系统可以很好地利用州际商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满足了民众对政府监督铁路系统的强烈要求，同时，这神监督却几乎完全是名义上的……因此，明智之举不是取消该委员会，而是学会利用它。
1889年，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接替克利夫兰继任总统。哈里森曾做过铁路部门的律师。1877年，他曾任连队指挥官，带兵平息罢工。哈里森任职期间，也作出了改革姿态。1890年通过谢尔曼提出的《反托拉斯法》，将旨在遏制州际或海外通商贸易的“联合或共谋”规定为非法。该法案的发起人、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在解释必须讨好对垄断待批评意见的人的原因时指出：“你们必须留心他们的号召力，也要对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所防备。以前察觉不到的力量正妨碍着当前的社会秩序……
1892年，克利夫兰再次当选总统，面对1893年因经济上的恐慌和萧条所导致的国内骚乱，他调集军队驱散了“考克西失业大军”——聚集到华盛顿的失业者的一次示威活动；第二年又调集军队驱散了全国铁路系统的罢工运动。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尽管貌似铁面无私，实际却在为其统治精英们效力。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是由总统挑选、参议院批准的，这样一来，他们怎么可能具有独立性呢？这些法官们先前往往都是富有的律师，而且差不多都来自上流社会，他们又怎么可能在贫富阶层之间保持中立呢？19世纪初，法院通过建立联邦对州际商务的统一控制，从而为在全国性范围内进行经济调整奠定了合法基础；法院还通过制定不可侵犯的合同法，为公司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合法基础。
1895年，法院对“谢尔曼反垄断法”重新进行了解释以使之无害。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式通过后不久，最高法院着手将这一保护黑人的法案推翻，并将它改造为保护企业的法案。1886年，法院废除了230款已经通过的有关公司管理的法律。法院宣布公司是“法人”，根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公司的财富是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的财产。1890至1910年期间，提呈给最高法院的有关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诉讼案中，有19宗案例涉及黑人，288宗案例牵涉到公司。
1893年，最高法院法官戴维·J·布鲁沃在写给纽约法院协会的信中说：“社会财富由少数人掌握，这是恒久的法律。”
这并非19世纪80和90年代忽然冒出的思想，这一观念的渊源可以回溯到立国时代，立国之父们从当时《布莱克斯通评论》里的一段话中已领悟到他们的法律真谛：“有关私有财产的法律至关重要。它不能容忍哪怕只是对其最低限度的侵犯；不，即使是为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也不得侵犯私有财产。”
在现代社会，要控制民众，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力和法律。对那些聚集在城市和工厂里、生活中充满反叛动机的危险大众，还要教导他们懂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学校、教堂、大众文学都在灌输这种观念：富有象征着成功，贫穷象征着个人失败；对于穷人而言，向上的路只有一条，即凭借非凡的努力和机遇，挤进显贵的富人阶层。
富人们从巨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资助教育机构，他们因此成为著名的慈善家。洛克菲勒向全国各地的大学提供捐赠，他出资建成了芝加哥大学。太平洋中心铁路公司的亨廷顿向两所黑人学院即汉普顿学院和塔斯凯基学院提供资助；卡内基向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捐资；百万富翁、商人约翰·霍普金斯捐资建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百万富翁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埃兹拉·康奈尔、詹姆斯·杜克和利兰·斯坦福也都捐资创建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学。这些教育机构不赞成受教育者对美国现存体制发表不同意见；它们培养了美国社会体制中的特殊阶层——中产阶级，其中包括教师、医生、律师、行政官员、工程师、技术员和政治家，他们受雇用以维持现存体制，他们是反对动乱的忠诚的缓冲者。
同时，随着公立学校教育的普及，整整一代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学会了读、写与算术，他们成为新产业时代受过教育的劳动大军。这些人认识到服从当局是相当重要的。19世纪90年代，一名关注公立学校教育的新闻观察家写道：“显而易见，教师对学生冷漠，缺乏友善；学生完全受教师意志的压制，他们沉默寡言，死气沉沉，教室里充满了消沉、沮丧的气氛。”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当时，威廉·巴格利的《课堂管理》成为训练标准教师的教科书，重版30次。巴格利评论说：“认真研究教育理论的人不难发现，在机械而例行公事般教学的课堂中，教育机构慢慢将儿童从一个小野人教化成服从法律和秩序的傀儡，这样他们就能适应文明社会的生活。”
19世纪中、晚期，中学日益发展成为工业制度的助手。学校开设历史课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引进忠诚宣誓、教师资格证明书、公民资格等形式，以控制教师的教育与政治品质。在世纪之末，学校行政人员（不是教师）被授权控制课本。例如，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禁止课本传播“政治”学说。
庞大的教育机构培养的是正统而循规蹈矩者，针对这一现象，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表示扰议和反抗的文学作品。由于受到种种阻碍，这些文学作品不得不在读者中间私下流传。工人亨利·乔治，出身于费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通过自学成为报社记者、经济学家。他的著作《进步与贫困》1879年出版，售出100万册，风行美国和世界。该书表明：土地是财富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日益被垄断；取消其他杂税，仅保留土地税，就足以解决贫困问题，均分国内财富。
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律师兼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则对现存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提出另一种挑战。他以简明、有趣的语言写了本名为《回顾》的小说。书中，入睡长眠，醒来已是2000年，他发现自己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互相协作，共同生活、工作。《回顾》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栩栩如生、充满爱意的描绘，几年之内售出100万册；全国各地100多个社会团体还组织起来试图实现这一梦想。
尽管政府、商界、教会和学校为控制人们的思想而竭尽全力，数百万美国人民却早就对现存体制提出严厉批评，并探索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19世纪80和90年代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有助于美国民众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这一时期的工农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1830－1877年间所发生的分散的罢工运动和佃户的反抗斗争；对统治阶级的精英来说，这一时期的运动是全国范围的运动，比以往任何一次运动都更具威胁性、煽动性。这一时期，革命组织广泛存在于美国的主要城市，革命的话题广为流传。
19世纪80和90年代，欧洲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涌进美国，在漂洋过海的航行中，他们全都经受过穷困的折磨。当时的移民中，爱尔兰人、德国人比意大利人、俄国人、犹太人、希腊人要少得多。在土生土长的英裔美国人看来，这些来自南欧与东欧的移民，甚至比早期移民更难相处。
这些不同种族的移民导致工人阶级内部发生分裂。爱尔兰人仍然牢记着初来时遭人憎恨的情形，现在，他们开始从那些需要他们选票的新的政治机构那里得到工作。那些当上了警察的爱尔兰人，又得与新来的犹太人打交道。1902年7月30日，当纽约犹太人社团为一名很有影响的犹太教士举行集体葬礼时，突然发生了骚乱。其组织者是爱尔兰人，他们憎恨犹太人进入其社区。
新移民间的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到1880年，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已有7.5万人，差不多是该州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铁路部门吸收了这些移民，让他们从事非常繁重的工作，付给少得可怜的报酬。他们成为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小说家布雷特·哈特为中国人李万写了这样一则讣告：“他死了，我尊敬的朋友们，他死了。公元1869年，在圣弗兰西斯科的大街上，他被一群半大小子和基督教学校的孩子们用石头击毙。”
1885年夏，在怀俄明州的罗克斯普林斯，白人袭击了500名中国矿工，其中28人惨遭杀害。
移民中童工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或者在国内被处境艰难的父母立约卖掉，或是被绑架而来。孩子们受“包工头”监管，处境如同奴隶，经常被派出去卖唱乞讨。他们成群地在纽约和费城的街道上流浪。
一旦移民们归化入籍后，他们就被纳入美国的两党体制中，受到引诱，效忠于某一党派。这样，他们的政治精力就分散到选举上。1894年11月，《意大利人》的一篇文章要求支持共和党。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则支持民主党。19世纪80年代，美国有550万移民。19世纪90年代又有400万移民涌人。这引起劳工过剩，工资下降。移民比本地工人更易受人压制，处于更加无助的状态；他们经常被无故开除，与其他人争吵，因此，让他们充当罢工破坏者，还能起点作用。他们的孩子也上班，这通常会引起劳动力过剩和失业问题进一步加剧；1880年，全美有111.8万名16岁以下（6岁以上）的儿童出来做工。
女性移民或为仆人，或为妓女，或为家庭主妇，或为工厂工人，有时她们也会成为反叛者。
1884年，纺织女工和制帽女工集合起来举行罢工。第二年，纽约的制衣工，无论是男工还是女工（分别开会，共同行动），举行了罢工。《纽约世界》称这次罢工是“要求面包和黄油的叛乱”。罢工者取得了胜利，工资提高了，工作日缩短了。
冬天，扬克斯一些织毯女工因参加“劳动骑士团”而被辞退。在寒冷的2月里，2500名女工走出工厂，并向工厂派了纠察队员。警察袭击了纠察队并逮捕了她们，但是一名陪审员认定她们无罪。纽约工人以及全市各个工会的200名代表举行盛大的晚宴欢迎她们归来。罢工坚持了6个月，妇女们取得了胜利，她们的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她们重新回到工厂工作，但她们的工会却仍不被承认。在如此多的斗争中，最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罢工者没有实现他们的所有要求，而在于他们敢于反抗、敢于反对的极不平等的现象却没有被击败。
也许有人开始认识到，日复一日的战斗还不够，工人需要的是根本性的变化，它能推动现时代革命运动的发展。1883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匹兹堡举行大会，起草了一份宣言：“……所有的法律都违背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中，工人不能期望从资本主义政党那里得到帮助。工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解放。”该宣言呼吁“不分种族、性别，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它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最后的一段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在芝加哥，新近与欧洲的第一国际联合起来的国际劳工协会，拥有5000名成员，以五种语言出版报纸，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经由他们领导的罢工极大地影响了22个工会，这些工会组成了芝加哥中央工会。尽管这些革命团体各有不同的理论，但出于劳工斗争的实际需要，理论家们通常保持团结。19世纪80年代中期，劳工斗争越来越频繁了。
到1886年春，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不断发展壮大。5月1日这天，成立已有5年的全美劳工联合会要求任何还没有争得8小时工作日的地方举行全国性罢工。“劳动骑士团”的领袖特伦斯·鲍德利反对这次罢工，他指出：雇主和雇员首先必须接受8小时工作日的培训。但是，“劳动骑士团”召开大会，制定了罢工计划。机车工程师兄弟会的主要领导人反对8小时工作制，认为“少工作2小时意味着要在街角多消磨2小时，要多饮2小时的酒”。但是铁路工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支持8小时工作日运动。
全国各地11562家公司的35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底特律1.1万工人举行厂8小时的示威游行。纽约2.5万工人沿着百老汇大街举行火炬游行。芝加哥4万工人举行了罢工，资方为了阻止工人罢工，勉强承认4.5万工人可以缩短工作日。芝加哥每一条铁路全都停运，绝大多数工厂陷入瘫痪状态，货场也关闭了。
芝加哥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公民委员会”天天碰头探寻应对之策。州民兵奉命前来支援，警察也已作好了准备。5月l日，《芝加哥邮报》呼吁密切监视国际劳工协会的两名无政府主义领袖阿尔伯特·帕森斯和奥古斯特·斯皮斯的活动：“跟住他们。一旦出什么乱子，就拿他们两个是问。如果发生什么春烦，就拿他们惩一儆百。”
在帕森斯和斯皮斯的领导下，中央工会及其22个工会组织早在1885年秋就已正式通过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决议案：
兹决定，我们迫切呼吁工人阶级自己武装起来，用唯一有效的论据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把反对剥削的斗争推向前进，这个论据就是：以牙还牙。下一步的决定是，虽然我们对实行8小时工作日所寄期望非常小，但我们坚定地承诺：在阶级斗争中，一定要用我们可以利用的方法和力量，帮助落后同志。只要他们愿意继续以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态度冲锋向前，对付我们共同的压迫者。贵族流氓和剥削者。我们的战斗口号是“消灭人类的敌人”。
5月3日，在麦克米克收割机制造厂门前，罢工者、同情罢工的人与拒绝加入工会的工人发生了冲突，警察开枪驱散了罢工工人，很多人受伤，4人死亡。斯皮斯愤怒不已，他跑到《工人报》的印刷车间，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印刷了一份传单：
报仇！
工人们，武装起来！
……多年来，你们一直忍受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羞辱；……你们自己将自己引向死亡……你们的孩子们成为工厂主的祭品——总之，这些年来，你们一直是可怜的、顺从的奴隶。为什么你们要满足懒惰的、偷窃成性的主人那毫不知足的贪欲？为什么你们要填满他们的钱柜？一旦你向他们提出减轻负担的要求，他们就会放出凶猛的大猎犬扑向你，咬死你！
请你们武装起来，武装起来！
5月4日晚，3000人在秣市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当时全场气氛平静，天空阴沉，风雨欲来。随着天色渐渐昏暗，群众也在渐渐散去，最后还剩不到100人。一支180人的警察队伍来到现场，直奔讲台，命令群众解散。演讲者宣布立即结束会议。这时，一颗炸弹在警察中间爆炸，66名警察被炸伤（其中7人后来死亡）。警察向群众开枪，杀死了几个人，打伤200人。
在没有证据表明是谁投掷炸弹的情况下，警察在芝加哥逮捕了8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芝加哥日报》报道说：“法官将会迅速审理被逮捕的无政府主义者。本州有关宣判从犯的法律十分清楚，对他们的审判要不了多长时间。”伊利诺斯州的法律规定，任何煽动谋杀的人都要判谋杀罪。指控8名无政府主义者的证据，就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作品。那天秣市广场爆炸案发生时，只有菲尔登一人正在发表演讲，陪审团认定这8人有罪，他们被判处死刑。联邦最高法院以没有司法管辖权为借口，拒绝接受他们的上诉。
这一事件在国际上引起震动。法国、荷兰、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爆发了抗议集会。伦敦的一次集会得到乔治·萧伯纳、威廉·莫利斯、彼得·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支持。萧伯纳以他特有的方式，对伊利诺斯州高等法院的8名法官拒绝无政府主义者的上诉作出了反应：“如果这世界必须失去8个人，那么它最好是伊利诺斯州高等法院的8名法官。”判决后的第二年，4名被确信有罪的无政府主义者（印刷工阿尔伯特·帕森斯、家具装演商奥古斯特·斯皮斯、阿道夫·费舍和乔治·恩格尔）被绞死。21岁的木匠路易斯·林格口含一根雷管，在囚室内引爆身亡。余下的3人仍被关在监狱中。
当局的暴行唤醒了全国各地的人们。在芝加哥，送葬队伍的人数达到2.5万人。
秣市广场骚乱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激进运动受到压制，而其长期的影响则是唤醒了许多人的阶级仇恨，激励着其他人（尤其是那一代的年轻人）为革命的目标而战斗。6万多人联名向伊利诺斯州新任州长约翰·彼得·阿尔特盖尔德上书。阿尔待盖尔德在对案件进行调查后，谴责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赦免了3名仍关在狱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此后，全国各地每年都举行纪念秣市广场骚乱事件中死难者的追悼会。人们己难以知道，秣市广场骚乱事件到底唤醒了多少人的政治意识——比如埃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等长期进行英勇斗争的新一代革命者。
1886年末，一些人把满腔义愤倾泻到纽约市长的秋季竞选大战中。工会成立了独立劳工党，提名亨利·乔治为市长候选人。亨利是一位激进的经济学家，成千上万工人读过他的著作《进步与贫困》。
民主党提名制铁厂老板艾布拉姆·休伊特为市长候选人，共和党则提名西奥多·罗斯福为候选人。在这场强制与行贿盛行的竞选大战中，休伊特以41％的票数当选，乔治的票数比罗斯福多，名列第二。罗斯福名列第三，得到27％的选票。《纽约世界》认为，选举结果是一种信号：
支持亨利·乔治的6.7万张选票传达了劳工们强烈的抗议之声，他们反对各种政党集团、华尔街和各种工商业利益团体、大众传媒的联合统治。它提醒社会要留意劳工们正当而合理的要求……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劳工们提名的候选人参加了竞选：在米尔沃基市，劳工们提名的候选人竞选市长，在得克萨斯的福德沃斯、俄亥俄的伊顿、科罗拉多的莱德维尔，劳工们提名的候选人竞选当地政府各级职务。由此看来，对秣市广场骚乱事件的镇压并没有压制住工人运动。1886年同时也是“劳工频繁暴动的一年”。从1881年到1885年，每年平均爆发500次罢工，每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大约15万人。1886年爆发了1400多次罢工，参加者达50万人。约翰·康芒斯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一书中指出：
非熟练工人阶级所发动的伟大运动的征兆，这场运动最终演化成了一场暴动……这一运动向人们展示了社会冲突的方方面面。每一次重大罢工中，工人们都表现出对资本的深切痛恨……“劳动骑士团”的所有壮举都表明他们对资本极度失望。无论在任何地方，如果工人领袖试图抑制工人运动，他们通常会被追随者抛弃……
由于得到联邦政府的默许，南部诸州集中所有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企图驯服黑人，迫使他们乖乖地干活。但就是在这些黑人中，也不时爆发起义。在棉花种植园，黑人分散干活，但在蔗糖种植园，黑人们成群地在一起干活，这样就有机会筹划行动。
到1886年，蔗糖种植园里开始形成“劳动骑士团”组织。黑人工人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种植园主经常以商店的白条支付工资，于是，黑人提出了一天1美元的要求。1887年秋，近万名制糖工人举行罢工，其中90％是黑人和“劳动骑士团”组织的成员。军队赶到现场，双方发生枪战。在路易斯安那的蒂博多，数百人被赶出种植园破烂的小木屋。他们身无分文，衣衫褴褛，身上只带着床单。这些人联合起来发动了罢工，罢工使糖产量锐减。蒂博多当局颁布了镇压罢工者的法令。“劳动骑士团”的黑人首领亨利·考克斯和乔治·考克斯两兄弟被捕，被戴上镣铐，投入囚牢，不久被从囚牢中提出，此后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11月22日夜间，枪声大作，交战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挑衅。第二天中午，30名黑人濒临死亡，数百人受伤。此外还有两名白人受伤。新奥尔良一家黑人报纸写道：
跛子、女盲人遭到枪击；儿童和满头白发的外祖父被无情的子弹射倒在地！黑人没有还手，他们也不可能还手，因为这次屠杀太突然了，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幸存者逃到森林中，绝大多数人则在城里四处寻求避难所……州法官指挥一群暴徒杀害合众国公民……劳动人民请求提高工资，可是却被当狗一样对待！
本地土生土长的贫穷白人，他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南部种植园里，贫穷白人往往是佃农而不是地主。在南部的城市里，他们是租户而不是房东。在南部城市的贫民区里，贫困潦倒的白人过着与黑人一样的生活。一份州政府卫生情况公告中说，那里的街道没有铺上石子，“满是垃圾、污物、灰泥”，脏乱不堪。
1891年，田纳西州煤矿公司要求矿工在“反工会合同”上签名。该合同规定；工人必须发誓不罢工；同意用白条支付工资；放弃他们核对所掘煤炭重量的权利（他们是按所采煤炭的重量付酬）。矿工们拒绝签名，结果被厂方赶出厂门。厂方找来囚犯代替工人干活。
1891年l1月3日夜，1000名武装起来的矿工占领了矿区，烧毁了关押囚犯的栅栏，放走了500名囚犯。厂方妥协了，答应不再使用囚犯顶替工人劳动，不再要求工人签订“反工会合同”，允许矿工核对他们所采掘煤炭的重量。
1892年，田纳西州发生的暴动越来越多。矿工制服了田纳西煤矿公司的保安人员，烧毁栅栏，并用船将囚犯运送到纳什维尔。田纳西州其他工会纷纷声援。一名奉命前来了解情况的观察者向查塔努加工会发回这样一个报告：“‘释放囚犯’的口号声响遍整个矿区。星期一，当矿工游行队伍经过我身边时，我数了一下，他们共有840支来福枪……白人与黑人并肩战斗”。
同年，在新奥尔良，当地22个工会发动了一次总罢工，罢工人数达2万人，占整个城市人口的一半，其中大部分是白人，但也有一些黑人（罢工委员会中有1名黑人）。新奥尔良陷入瘫痪状态。3天后，罢工破坏者介入，当局发布了镇压罢工的法令，军队也以武力相威胁，罢工以劳资双方妥协而宣告结束。工人们的工作时间缩短了，工资增加了。但是，工会作为劳资双力交涉机构的地位却没有得到承认。
1892年，罢工风潮席卷全国：除新奥尔良总罢工、田纳西州煤矿工人罢工外，纽约布法罗铁路扳道工、爱达荷的科达伦铜矿工人也举行了罢工。科达伦罢工的特点在于，罢工者和罢工破坏者展开枪战，很多人死亡。
1892年初，卡内基远在欧洲，亨利·克莱·弗里克管理着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郊外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弗里克决定降低工人工资，解散工会。他环绕工厂筑起了3英里长、12英尺高的栅栏，墙上布满枪眼，顶上架设了铁丝网。当工人不同意削减工资时，弗里克将工人全部解雇。弗里克还雇用平克顿侦探公司保护罢工破坏者。
1892年7月5日夜，平克顿侦探公司数百名侦探乘驳船离开霍姆斯特德，沿河而下航行5英里，到达弗里克的工厂，1万名罢工者及同情罢工的人等在那里。群众警告侦探不要下船。一名罢工者放下轮船的跳板，当一名侦探试图推开他时，他开枪打伤了这名侦探的大腿。工人与侦探随之展开枪战，7名罢工者被打死。
平克顿侦探公司的侦探们不得不撤退到船上，他们受到罢工者四面夹击，决定投降。愤怒的群众将他们痛打一顿，双方互有死伤。接下来的几天里，罢工者被困在该地。州政府当局开始采取行动：州长调集装备着最新式来福枪和加林枪的民兵以保护罢工破坏者进入该地。
罢工领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另外160名罢工者被指控犯有其他罪行。好心的陪审团宣判所有人无罪。罢工持续了4个月，但是，公司一直利用罢工破坏者从事生产。这些召集来的罢工破坏者通常呆在封闭的车厢里，不知道目的地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工人们正在罢工。罢工者想不出其他应对之策，只得同意复工。罢工者的领袖被列入黑名单，受到监视。
在霍姆斯特德罢工中途，一名来自纽约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来到匹兹堡亨利·克莱·弗里克的办公室，决心杀死弗里克。他在纽约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其中包括他的爱人爱玛·戈德曼替他制定了谋杀计划。伯克曼的行动失败了，他打伤了弗里克，自己也被抓住。法院审讯了伯克曼，判定他犯有故意谋杀罪。
他被关进州监狱长达14年。他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狱中回忆》中，对暗杀计划和狱中生涯作了生动的描述。此时，他已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认为暗杀不起什么作用，但他仍然希望为革命而献身。爱玛·戈德曼的自传《我的运动生涯》记录了当时年轻的激进者们内心日渐增多的愤慨、对不公正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新生活的迫切向往。
1893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工业疯狂增长，金融诈骗增多，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行为猖獗，如此几十年后，经济全都走向了崩溃：642家银行倒闭，1.6万家公司破产。在当时的1500万劳动大军中有300万人失业。州政府当局没有一个提供救济，但全国各地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市镇当局设立施粥场，给失业者安排打扫街道、看守公园之类的差事。
在纽约联邦广场，爱玛·戈德曼召集失业者举行大规模集会，极力鼓动那些孩子在挨饿的家长们冲入商场去夺取食物。她被以“煽动暴乱”的罪名逮捕，判处2年监禁。据统计，芝加哥有20万人失业。每天夜晚，无家可归的人挤满了市政厅和警察局的楼道和地板，想找一席睡觉的地方。
经济衰退持续了好几年，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1894年，伊利诺斯州普尔曼公司的铁路工人在芝加哥城外举行了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罢工。
铁路工人所干的工作是全美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每年有2000多名铁路工人死亡，3万人受伤。《火车司炉工》杂志指出：“铁路公司老板降低工人工资，同时又要求工人减少休息和睡眠时间，干双倍的活……公司的贪欲才是铁路工人罢工的真正原因。”
正是1893年经济衰退，促使尤金·德布斯下定决心为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奋斗终生。他19岁时就已经在铁路上工作了4年。当一位工友从机车上坠落身亡时，他毅然离开了铁路。他阅读了爱德华·贝拉米写的《回顾》，深受感动。
1893年经济危机的中期，包括德布斯在内的一个铁路工人小团体，成立了美国铁路工会，以联合所有的铁路工人。德布斯说：“我的终生愿望就是把铁路工人联合起来，把工人贵族赶出去……将所有的铁路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团结而平等的团体……”
德布斯希望将每一个人都组织起来，但黑人却被排斥在外：1894年美国铁路工会在一次会议上以112 : 110票批准了一个章程，该章程规定将黑人排斥在外。后来，德布斯认识到：由于黑人工人无心与罢工者协作，这个章程对普尔曼罢工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1894年6月，普尔曼客车公司的工人发动罢工。罢工立即得到芝加哥地区其他工会的支持。普尔曼公司的罢工者恳求正在召开大会的美国铁路工会对罢工给予支持：
主席先生以及美国铁路工会的弟兄们！我们在普尔曼公司发动罢工，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一点希望。我们加入美国铁路工会，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2万人，男人，妇女，儿童，都关注着今天的大会。我们热切地盼望暮气沉沉中出现一线天启之光，在这个地球上，你们是唯一能给我们带来天启之光的人。
大家知道，这次罢工的直接原因是我们的两名诉苦委员会成员被解雇……5人被降低工资……普尔曼本人及这个公司是政治肌体上的脓疮。他在本市拥有多处房产、校舍、教堂。他曾经给教堂取了一个谦逊的名字：上帝之教堂。
美国铁路工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要求全国各地的成员不得使用普尔曼公司生产的车厢。事实上，所有的客车都使用普尔曼公司生产的车厢，让所有的火车都联合抵制普尔曼公司，这也就等于举行全国性的罢工。不久，以芝加哥为始发站的全天候运行列车全都停运了。工人们掀翻了货车车厢，阻塞铁路，将那些拒绝合作的机车司机赶走。
代表铁路所有者利益的总经理联合会答应雇用2000名代理人，派往工人中间破坏罢工。但是，罢工仍在继续。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以前曾在铁路行业担任律师，现在前往法院颁发罢工禁令，其法律依据是联邦邮政不得受到于扰。罢工者不理会禁令，克利夫兰总统下令联邦军队开往芝加哥。7月6日，罢工者烧毁了数百辆火车车厢。
第二天，州民兵也开进芝加哥。5000工人聚集起来，向他们扔石头。民兵奉令向群众开枪。《芝加哥时报》报道说：
攻击令下达了……立刻，刺刀派上了用场……走在暴动者前面的很多人被刺伤……警察可不是仁慈之徒，他们用缠有铁刺的棍棒毫不留情地抽打驱散罢工者……交战之地仿佛成了屠宰场。被军队和警察枪杀的罢工者，犹如木头一般僵直地躺在地上……
这天，芝加哥有13人被杀死，53人身受重伤，700人被捕。截至罢工结束时，约有34人死亡。芝加哥当局动用了1.4万名警察、民兵、军队，方才制止了罢工。德布斯因藐视法院、违反禁令而被捕。按照禁令之规定，德布斯不得从事任何罢工的行动，不得发表任何煽动罢工的言论。
在法庭上，德布斯否认他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在狱中的6个月里，他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与狱中的社会主义者交流。后来他写道：“在阶级冲突的怒潮中……在阶级斗争的枪林弹雨中，我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洗礼……”
出狱两年之后，德布斯在《铁路时代》中写道：“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论战中，我支持社会主义，因为我赞同人道。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尽力诅咒这个金钱统治的社会。金钱政治不应当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础。社会改革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正处于一场大变革的前夜。”
80年代和90年代都爆发了工人起义，它们比1877年自发的罢工更加有组织。现在，革命运动影响着劳工斗争，社会主义思想又影响着工人领袖。一大批思想激进的著作开始流传，它们宣传如何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探讨如何实现未来社会的新生活。
同一时期，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人——农业工人（无论他们身处南部还是北部，也无论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彻底抛弃了内战前那种分散的承租者抗议的斗争形式，正在开创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农民斗争运动。
那个时代描写农场生活的文学作品经常流露出绝望的情绪，但在这种绝望的背后也时不时地闪烁着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憧憬与想往。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就像哈姆林·加兰[2]所写的小说《抢夺官职》中，那位女主人公在一次农民们的野餐会上所说的那样：
我看到了一个时代。到了那个时代，农民就将没有必要住在孤寂的农庄上一所小屋里。我看见农民们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我看见他们花时间去读书学习，花时间去访亲问友。我看见他们坐在漂亮的大厅里享受听演讲的快乐，每个村庄都盖起了这样的大厅。我看见他们像昔日的撒克逊人那样，黄昏时分大家聚集在一起，在绿色草地上载歌载舞。我看见，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兴起一座座城市，城市里开设着很多学校、教堂、音乐厅、剧院。我看见那时农民不再当苦工，他的老婆也不再是契约奴，男人女人们都很幸福，他们一路歌唱着来到自己的富饶的农场上，干他们那些令人愉快的活儿。
1860年到1910年间，美国军队摧毁了大平原上印第安人的村庄，为铁路向前延伸和霸占良田扫除障碍。随后，农民们来到此地，继续开拓。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从3100万增加到7500万。西部拥挤的城市需要食物，农场数量从200万增加到600万。
农业生产已经机械化了——人们用钢犁耕地，用刈草机除草，用收割机收割谷物，用经过改进的轧棉机脱去棉籽。到世纪之交时，人们用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割谷物、脱粒、装仓。1830年，收割一蒲式耳小麦需要3小时，到1900年时只需10分钟。不同的地域，生产的专业化也各不相同：南部成为棉花和烟草专业化生产基地，中东部地区则形成小麦和玉米专业化生产基地。
土地需要投资，机械也需要投资——因此，农民们不得不借贷。他们以为农产品的价格也会很高，他们能还清银行贷款，付得起铁路运输费，付得起谷物批发商的收购费，付得起谷仓的贮藏费。但是，农民们发现，农产品价格一路下跌，而运费和利息却提高了。原因在于单个的农民无法控制谷物价格，相反，铁路和银行垄断者却能按他们的意愿索价。
农民们还不起债务，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和土地被拿走，他们成了佃农。到1880年，全部农场中有25％租给了佃农，并且这个数字一路攀升。很多人甚至因为无钱租佃田地而成为农场的苦力；到1900年，全国有450万农场苦力。当苦力是每一个还不起债务的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这些遭受严重压迫的农民能否转而向政府求助？政府在帮助银行家，伤害农民；它牢牢地控制着大量货币——这些货币以黄金贮备为基础，当人口增多时，流通的货币就越来越少。农民不得不用美元（金币）还债，而美元又越来越难弄到手。银行家们却能收回贷款，收回的美元比当初借贷出去的美元更值钱——这是一种超额利润。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农民运动都要提及投入更多的钱参与流通的原因。那时是通过印刷美钞（纸币，国库内并无相应的黄金）或发行银币来达到增加货币流通量的目的。
在南部，最残酷的当属收获物抵押制。根据这种制度，农民可以从批发商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在收割季节，无论轧棉机多么供不应求，农民都能使用批发商的轧棉机。由于农民没有钱支付租金，这样，批发商就可以获得抵押权（用收获物作为抵押品），农民必须把农作物收成的25％交给批发商。每年农民都欠下越来越多的债务，直至最后农场被拿去抵债，自己则沦为佃农。
1877年，经济衰退到最低点。一个白人农民团体聚集在得克萨斯州一个农场里，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联盟”。几年之内它就发展到其他州。到1886年，10万名农民加入了200个联盟分会。他们开始采取两种方式对付原来的收获物抵押制：加入联盟，通力合作；共同以低价购买农具。农民们将棉花收集起来一起出售——他们称之为“整批出售”。
一些州兴起了“格兰其运动”，设法通过有益于农民的法律。但是，正如一份“格兰其”组织的报纸所指出的，“格兰其基本上很保守……”。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格兰其”做得实在太少。它失去了支持者，而农民联盟的成员却不断增加。
自成立之日起，农民联盟就体现出它对日益发展着的农民运动的同情心。当“劳动骑士团”组织的成员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举行罢工反对在该地设立一条汽轮航线时，得克萨斯州农民联盟的一群成员通过了一个决议：
鉴于资本家们侵犯全体劳工的不公正行为……我们对劳动骑士团反对垄断压迫的英勇斗争深表同情……我们建议支持他们。
1886年夏，得克萨斯达拉斯附近的克利本市，农民联盟召开会议，草拟了第一份平民党运动的文件，宣称“工人阶级处于傲慢的资本家和强大的公司的控制之下，遭受着种种繁重而不人道的虐待。本法案将会保护人民免受虐待”。他们呼吁召开全国劳工组织会议，建议对铁路运费进行调控，对土地投机者课以重税，增加货币供应量。农民联盟不断地发展仕大。到1887年初，它已拥有3000个分会，20万名会员。到1892年，农民演说家在43个州开展活动，吸引了200万名农家子弟。农民应通力合作。创造自己的文化，建立自己的政党，正是基于这些观念，农民联盟才被推向前进。
得克萨斯州农民联盟的组织者们来到佐治亚州组建联盟。在3年时间内，佐治亚州137个县中有134个建立了联盟分会，拥有10万名会员。不久，田纳西州96个县中有92个县建立了3600个联盟分会，拥有12.5万名会员。农民联盟在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罗来纳州长驱直入，有人说，那种情形“如同飓风一样”。然后，农民们向北挺进堪萨斯州和达科他州，在那里建立起35个合作社。
全国共建立起40万个农民联盟组织。刺激联盟迅速发展的那些条件在进一步恶化。1870年，一蒲式耳玉米可获利0.45美元，1889年则降至0.10美元。南部的情况比其他地区都更糟糕——农民90％靠借贷生活。
在这种发展趋势中，农民只有一点获得了胜利。农民要花钱购买很多的黄麻袋（用于装棉花），一家托拉斯控制了黄麻袋市场，联盟的农民组织了联合抵制行动，他们自己动手用棉布制作口袋。同时，他们还迫使黄麻生产商以每码0.05美元的价格，而不是0.14美元的价格销售黄麻袋。
农民联盟还进行了许多试验。在达科他州，农民联盟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合作保险计划，以确保农作物产量降低时农民免受损失。在一些地方，向大保险公司投保一英亩地需花0.50美元，而农民的合作保险公司则只收0.25美元甚至更低。他们还派出了3万名农事警务人员，覆盖面达200万英亩土地。
查尔斯·马库恩是得克萨斯州平民主义者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他的身上表现出了平民主义者信仰的复杂性。马库恩是一位激进的经济学家（反托拉斯，反资本家）和政治上的保守者（反对新党派独立于民主党外），同时还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他提出了一个对平民党纲领产生重大影响的计划——“国库分库计划”。该计划指出：政府应当建立自己的仓库，农民必须在政府的仓库里储藏农产品，并从国库分库领取凭证。这样，无须借助金币或银币，只要以农产品的数量为基础，就可获得美钞，从而得到更多的货币。
马库恩的国库分库计划能否实施取决于政府。由于两大政党没有采纳该计划，这就意味着第三党已告形成（这有违马库恩本人的信仰）。农民联盟仍在继续活动。1890年，38位联盟成员竞选国会议员。在南部，农民联盟成员竞选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州长。结果，联盟战胜了佐治亚州的民主党，赢得州议会四分之三的议席，并且在佐治亚州10名联邦众议员中占据6 席。
资本家仍然控制着政府，但农民联盟正在传播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精神。农民联盟作为一个政党，被称为人民党（又称平民党）。1890年、它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召开大会。来自堪萨斯州第一流的平民党演说家马丽·艾伦·李斯满怀热情地告诉人们：
华尔街主宰着这个国家。政府不再是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而是一个为华尔街操纵、代表华尔街利益的华尔街政府……我们希望拥有直接取得政府贷款的权利。我们希望消灭可恶的取消抵押品赎买权制度……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用暴力来捍卫我们的家庭生活。如果国家不向我们还债，我们是不会向高利贷公司还债的。人民已经走投无路了，那些跟在我们身后搜刮钱财的讨债者们，你们当心点！
1892年，平民党在圣路易斯召开全国大会，起草政纲。政纲的导言是由另一位演讲大师伊格内修斯·唐纳利撰写，并由他向与会者宣读：
当此国家濒于道德、政治和物质崩溃之际，我们相聚一堂。行贿舞弊操纵了选举、州议会和国会，甚至也浸入了庄严的法官袍袖。民风败坏……报纸大都接受津贴或被封住喉舌；公众舆论遭到钳制；商业疲软，我们家家户户摆满抵押单，劳动者贫困不堪，土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
1892年7月，平民党在奥马哈召开提名大会，提名依阿华州平民党人、前联邦将军詹姆斯·威弗为总统候选人。现在，平民党运动与选举制度联系起来了。威弗获得100多万张选票，但还是落选了。
平民党的任务是将不同的团体（北部的共和党和南部的民主党，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黑人和白人）联合起来。全国有色农民联盟在南部发展起来，约有100万名会员，但它却由白人组织和领导着。虽然也有黑人组织者，但他们很难说服黑人农民相信黑人会取得同他们一样的权利；即使经济改革取得成功，黑人也不会有同等的获益。黑人将自己与共和党捆在一起，那是林肯的党，是主张制定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的党。
一些白人开始认识到种族团结的必要性。亚拉巴马州一家报纸指出：“白人和有色人种联盟对反对托拉斯的斗争认识一致……”
一些黑人盟员也同样提出了联合的要求。佛罗里达有色人种联盟的一位领袖说：“我知道这一事实：有色人种劳工和白人劳工的利益是一致的。”
1891年夏，得克萨斯平民党在达拉斯成立。它是一个不同种族混合的激进组织。白人与黑人公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位黑人代表、“劳动骑士团”的积极分子，对“平等”的模糊叙述表示不满。他指出：
如果人人都平等，为什么县治安官可以当着陪审团的面传唤黑人？为什么客车上悬挂着“黑人”的招牌？我要告诉我们的人民，平民党将要做什么。我会告诉他们，一匹黑马和一匹白马能不能并肩耕作。
一位白人领袖对此作了答复，他力主应该从本州各个区中选拔黑人代表，“黑人与我们一样身陷壕沟”。
黑人和白人的境况并不相同。绝人多数黑人在田间农作，是雇佣劳工；而农民联盟成员中的大多数白人却是农场主。1891年，当有色人种联盟在棉花地宣布罢工，要求给棉花采摘工一天1美元报酬时，联盟的白人领袖李奥尼克·波克却公然指责罢工损害了农场主的利益。因为这些农场主既是联盟成员，同时又是给农民开工资的人。
在南部，一些黑人和白人在选票箱前联合起来支持黑人参加北卡罗来纳州地区竞选。1892年，亚拉巴马州一位白人农民写信给一家报纸说：“主啊，我期盼8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山姆大叔能护卫黑人腰带上的选票箱，以便让黑人公平参选。”在佐治亚，第三党会议上出现了黑人代表，1892年有2人，1894年有24人。阿肯色州平民党的政纲是“为被压迫者代言，无论其种族”。
种族主义的影响依然很强大，民主党靠它从平民党那里赢得不少农民。那些被收获物抵押制弄得破产的白人佃农被逐出自己的田地，黑人则取而代之，此时，种族仇恨就变得更强烈了。南部诸州草拟了新的章程，阻止黑人以各种形式参加选举，在生活中处处继续保持坚不可摧的种族歧视制度。1890年，密西西比州开始执行该章程。
法律剥夺了黑人的投票权（参选者须交纳选举税，接受读写能力测验，且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资格），这些规定常常令贫穷的白人也不能参选。南部的政治领袖们当然对此一清二楚。在亚拉巴马州立法会议上，一位领袖说，他希望剥夺“所有不称职、不够格者”的投票权，“让他们统统滚蛋，如果这种规定对白人来说是个打击的话，那它对黑人而言同样是个打击”。
佐治亚州平民党的领袖汤姆·沃特森奋起呼吁种族团结：“如果大家处于分散状态，雇主就可以在报酬问题上欺骗你们，让你们互相憎恨。这种憎恨的根源是经济专制权力，是它在奴役咱们大家。”沃特森希望黑人支持白人的政党。后来，沃特森发现这种支持令人为难且不再奏效，于是，他便转而积极支持种族主义，就像他从前积极反对种族主义那样。
这一时期的历史，足以说明阶级冲突和种族冲突的复杂性。在沃特森参加竞选期间，15名黑人被处私刑。阿伦指出，1891年以后联盟控制下的佐治亚州议会“通过了大量的反黑人法案，甚至在一年之内就颁布了很多这样的法案，这在佐治亚州是前所未有的”。1896年，佐治亚州平民党在其政纲中公开指责私刑和暴力行为，要求废除罪恶的租佃制度。
C．范·伍德沃德指出，平民党在南部进行的试验，共同的一点就是：“有史以来，南部的两个种族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这只有在平民党人的努力下才得以实现。”
在为乡村农民创造新颖而独立的文化方面，平民党运动同样作出了不同凡响的努力。农民联盟演讲团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它有3.5万名演说家。平民党人利用自己的印刷机大量印刷书籍和小册子。他们的目的是教育农民，修正传统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理论。
平民党人的杂志《民族经济学家》，拥有10万名读者。19世纪90年代，平民党人主办了1000多种杂志。平民主义领袖撰写的书籍，如亨利·德马雷斯特·劳伊德的《反对共和国的财富》和威廉·哈维·考因斯的《金融学流派》都曾广泛发行。平民党运动深深地影啊了南方人民的生活。
农民只是偶尔与劳工运动发生联系。双方都不愿为对方的愿望而大声疾呼。然而他们中间还是出现了一些达成共识的迹象。尽管达成一致的情形各异，但这可能会导致人们采取步伐一致的行动。
无疑，平民党人与大多数美国白人一样，思想中带有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思想。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天真地认为，种族问题不如经济制度那么重要。正因如此，农民联盟说：“平民党不断发展壮大，它不是为黑人带来自由，而是要解放所有的人……要使人们获得所有的经济自由，没有这一点，就谈不上政治自由……”
平民党人发起了联合白人和黑人、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运动，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这一失败加上选举政治的诱惑终于使平民党运动毁于一旦。1896年，他们曾联合民主党支持威廉·詹宁·布莱恩竞选总统。此后，平民党沉溺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不能自拔。迫于赢得竞选的压力，平民党人不得不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与两大党做交易。如果民主党获胜，平民党就会被吸收进政府参与政事。如果民主党失败，平民党就会瓦解。选举政治使得政治掮客取代农业激进派进入最高领导层。
一些激进的平民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与民主党融合在一起，试图取得“胜利”，那么，他们所致力的政治独立运动便会遭受失败。他们还指出，大肆宣传银币自由铸造，并不能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伊德指出，马库斯·达利（安孔达铜业公司）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西部银币股份）为提名布莱恩的活动资助了部分资金。他冷眼旁观布莱恩在民主党大会上用花言巧语煽动2万多听众。劳伊德尖锐地指出：
穷人向那些许诺带领他们走出荒地的人脱帽致意，那些人走的是循环路线……人们在曲曲折折的迷宫里徘徊了40年。在这令人讨厌的40年里，人们被纳税账单牵着四处奔走。
在1896年的总统大选中，平民党运动挡不住诱惑，投入了民主党阵营。这是第一个大肆运用金钱展开的竞选运动。民主党候选人布莱恩被威廉·麦金莱击败，因为实业界和新闻界都被动员起来支持麦金莱。显而易见的是，即便是民主党中存在哪怕只是些微的平民党成分，它也不会被容忍，当权的政要们则使出了浑身解数，以确保自己竞选获胜。
美国常常利用选举来巩固它被连年不断的抗议和骚动动摇了的体制。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南部的黑人仍然是被压迫者。印第安人因为天性善良，被永远地赶出了西部大平原；1890年一个寒冷的冬天，美军在南达科他的翁迪德尼袭击印第安人营地，杀死300名男人、妇女、儿童。这是自哥伦布时代以来400年暴力冲突的顶点。它证明：白人是这片大陆的主人。不过，这只是针对特定的白人而言。到1896年，此种情况变得更显而易见了：各州已经作好了粉碎劳工罢工的准备，尽可能运用法律，必要时就动用武力。两党制度已经作好了准备，哪里发生了危险性的群众运动，它都随时可以派遣军队，围困起义者，并耗尽他们的精力。
爱国主义向来不失为一种把阶级仇恨淹没在维护国家团结的口号中的方法。麦金莱以罕有的直率言辞道出了金钱与爱国之间的联系：
……本年度会成为一个充满了爱国精神和献身精神的年度。我高兴地得知，全国各地的人民表示要为光荣的星条旗献身；全国人民表示要像保护国旗荣誉那样神圣地保护本国的经济荣誉。
爱国主义的极端行为就是战争。麦金莱就任总统两年之后，美利坚就向西班牙宣战了。
[1] “贝西默炼钢法”的创始人亨利·贝西默（Henry Bessemy: 1813—1898），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2] 哈姆林·加兰（Homlin Garland，1860－1940），美国现代作家，诗人，其作品充分描述了他所亲身经历的美国中西部农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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