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七章 “或者它会爆发？”
到了20世纪的50和60年代，美国出人意料地爆发了遍及南北的黑人反叛运动。人们也许不应该为此感到大惊小怪，因为对于被压迫的人民来说，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始终是一种挥之不掉的记忆。只要岁月的流逝不能治愈被压迫者心灵的创伤，他们便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揭竿而起。就美国黑人而言，奴隶制度恍如昨日，种族隔离、私刑处死以及各种各样的屈辱和苦难更是刻骨铭心。更何况，所有这些并不单单只是一种记忆，它们还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即一代又一代黑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30年代，兰斯顿·休斯曾写过一首名为《伦诺克斯大街上的壁饰》的诗，诗中写道：
梦想既已推迟，
又如何预定明天？
是默默地死去，
像阳光下被蒸干了水份的葡萄干？
还是像流着脓血的疮口
那样溃烂？
是像腐肉一样散发着腥臭，
还是像面包片和糖果那样弥漫着香甜？
或者
它会被重负压垮。
或者，
它会爆发？
在一个控制严密的社会里，人们常常会在艺术作品里发现各种各样的或略显粗糙或经过精心雕琢的内容隐晦的叛逆情绪。黑人社会也是如此：布鲁斯[1]的哀婉中隐含着愤怒；爵士乐的欢快中预示着反叛。但在随后的诗歌中，思想便不再那么隐晦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之一克劳德·麦基在20世纪20年代写过一首诗，该诗被亨利·卡伯特·洛奇作为年轻黑人中存在着危险倾向的例证收入了国会议事录：
如果
我们必须去死
切勿像猪一样
被剿杀在狩猎场里……
堂堂七尺男儿
面对凶残怯懦的群小
即便是身陷绝地
行将罹难
也要战斗到底！
康特·卡伦的诗《插曲》唤起了每一个美国黑人对自己孩提时代痛苦经历的回忆。他们的经历尽管千差万别，但其实质却是相同的。卡伦写道：
骑马穿过古老的巴尔的摩，
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我看到一个巴尔的摩人
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我还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他也比我大不了多少。
我冲着他微微一笑，
“黑鬼！”
他却对我大声骂道。
从5月到12月，
我看到了整个的巴尔的摩，
看到了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位天才的黑人小说家理查德·赖特。他于1937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黑孩子》向人们讲述了他如何被怂恿与另一名黑人孩子打架以博取白人欢笑的事情。《黑孩子》毫不掩饰地向人们揭露了的每一件丑行，也反映了内心深处的冲突：
白种的南方声称它了解“黑鬼”，而我就是一名所谓的“黑鬼”。不过，白种的南方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它从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劣种。不管南方的白人对我说什么，我也从不怀疑自己作为人的价值。
不难看出，在那里，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音乐，它们所隐晦地流露或清晰地表达出来的，全都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生机勃勃和同仇敌忾的精神。
在《黑孩子》一书中，赖特谈到了有关教育美国黑人儿童逆来顺受的种种方式。但他同时指出：
黑人们对强加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感觉如何？当他们身受孤寂之时，他们又将如何谈论它呢？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一位开电梯的朋友曾这样告诉我：
“天哪！如果不用警察和私刑打手对付这帮家伙，他们肯定会发生骚乱！”
尽管使用警察与私刑打手对付他们，南方黑人仍坚持不屈。共产党积极从事活动，在9名年轻黑人被诬告在阿拉巴马犯有强奸罪的“斯科兹波罗男孩案”的辩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杰洛·赫恩登曾在肯塔基矿井当过童工，他的父亲死子肺痨病。1932年，这位年仅19岁的黑人在佐治亚州加入了共产党人在伯明翰组织的失业救济委员会，接着他又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他这样写道：
我一生都在遭受压榨、欺凌和侮辱。为了一周几美元的收入，我在矿井下拼命地干活……我背上带着“有色人种”的标记乘车，就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令人作呕的东西一样。我听任别人称我为“黑鬼”，并且不管他们是否值得我尊敬，我都不得不向每一位白人说道：“是的，先生”。
我对此深恶痛绝，但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突然间找到了这样一种组织，在这里，黑人与白人坐在一起，一起工作，却没有种族和肤色的界限……
赫恩登成了亚特兰大共产党的组织者。1932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许多街区建立起了失业救济委员会的分会机构，为人们争取房租救济金。他们领导了包括600名白人在内的1000人的游行示威活动。示威活动的第二天，市政当局便答应为失业者提供6000美元的救济金。但不久赫恩登即被逮捕并被单独关押，他被指控违犯了佐治亚反暴乱法案。他回忆了受审时的情景：
佐治亚州当局向陪审团出示了从我的房间里搜出来的书籍，并当众宣读了其中的一些段落。他们讯问得非常详细：你真的认为资本家和政府应当为失业工人提供保险吗？黑人应当与白人完全平等吗？你真的认为工人阶级能够管理工厂、矿山和政府吗？难道资本家真的就没有必要存在吗？
我告诉他们，我对所有这些都深信不疑，而且还远不止这些……
赫恩登被判有罪，并被关押了5年。直到1937年最高法院裁定他被判罪所依据的那项佐治亚法律违宪，他才获释。正是像他这种充满战斗精神的黑人使当权者感到非常害怕，而且，他们一旦与共产党联系起来，就会变得更加危险。
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的黑人与共产党有联系：如在审讯中为赫恩登辩护的黑人律师本杰明·戴维斯，以及像歌唱家、演员保罗·罗伯逊和作家、学者W.E.B．杜波依斯这样一些全国闻名的人物。
30年代此起彼伏地弥漫于黑人中的好战气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处于低迷状态。这一时期，国家一方面谴责种族主义，另一方面仍然在军队中实行种族隔离，黑人仍然只能从事收入低微的工作。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一个新的因素进入了美国的种族格局，这就是在非洲和亚洲兴起的规模空前的民族主义浪潮。
哈里·杜鲁门总统不得不认真予以对付，尤其是当与苏联的冷战开始以后。对种族问题采取必要的行动，这并不单单是要平息国内黑人的情绪（战争期间的慷慨允诺曾一度使黑人感到振奋，而现在基本未变的生活条件又使他们感到沮丧），而且是要平息非白种世界对美国的谴责，它们指责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社会。杜彼依斯在很久以前说过一句当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话，这句话在1945年时却开始惹人注意了。他说：“20世纪的问题就是肤色界限问题”。
1946年晚些时候，杜鲁门任命了一个民权委员会，并建议把它变成一个常设性的民权问题委员会，他建议由国会通过法律来反对对黑人动用私刑，停止支持种族歧视，他还提议通过新的法律来结束就业中的种族歧视现象。
杜鲁门任命该委员会的动机是非常明确的。是的，它既有“道德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因为种族歧视使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国际上的原因：“战后，我们的国际地位已经变得极其重要，我们的任何一个极微小的行动都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民权记录已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问题”。
现在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它的目标非常宏大，那就是攫取世界霸权。正像杜鲁门的民权委员会所称：“……我们的任何一个极微小的行动都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于是美国开始采取一些微小的改良行动，并期望它们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议会没有颁布民权委员会所请求通过的法律。但是，就在1948年，总统选举的4个月之前，为了应付选举中的左派即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的挑战，杜鲁门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种族隔离的各部队“尽可能快地”实行种族平等政策。该项命令的出台不只是受到了来自选举的压力，而且也是出于鼓舞军队中黑人士气的需要，因为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但军队花了10年时间才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杜鲁门在其他领域也可以发布相关的行政命令，但他没有这样做。宪法第14 条和第15 条修正案以及19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法律赋予了总统消除种族歧视的足够的权力。宪法要求总统执行这些法律，但没有一位总统行使过这种权力。杜鲁门也没有。当勇敢的南方黑人在一系列反对学校中种族隔离的诉讼案中与最高法院对抗时，最高法院终于在1954年放弃了它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捍卫的所谓“隔离但平等”[2]的理论。在“布朗诉教育局”一案中，法庭判决说，在学校中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会使孩子们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将会给他们造成一种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因此，它指出，在公立学校教育中“决不允许‘隔离但平等’之说存在”。
但法院也没有立即实行变革：一年后，它宣布说，种族隔离设施应当以“慎重的速度”予以废除。到1965年，即“慎重的速度”指导方针确定了10年之后，75％以上的校园里仍然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
不过，美国政府于1954年宣布种族隔离为非法，毕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这一消息传遍了世界。在国内，对那些没有意识到言词与事实之间通常存在着的差距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变革信号。
在别人看来，这似乎已是非常大的进步了，但对黑人而言，它却远远不够。20世纪60年代早期，黑人反叛运动遍及南部各地。60年代晚期，他们又在100多个北部城市发动了暴乱。对于那些对奴隶制度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的人来说，把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屈辱都用诗歌、音乐、偶然爆发的愤怒以及经常性的郁郁寡欢来表达，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这种屈辱的体验有时候也会通过政客们的演讲、政府的法律和决定折射出来，但实践表明，它通常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然而，对于那些对奴隶制度和屈辱的生活有着亲身的体验，其处境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的人们来说，反抗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它的出现不遵从任何预定的时间表，其爆发也往往与一系列无法预测的事件相伴随。1955年底，反抗活动出现了。这一天，在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活跃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43岁的女裁缝罗莎·帕克斯太太决定坐在公共汽车上的“白人区”，结果她被捕了。“嘿……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感到非常累。我每天都在飞针走线，为白人赶制服装……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也一直弄不明白的是：我们何时和用什么方法才能像人一样行使我们自己的权利？……”
蒙哥马利的黑人呼吁举行群众集会。他们决定进行联合抵制，拒绝乘坐全市的公共汽车。他们组织起小车队运送黑人上班，大多数黑人则干脆步行上班。当局进行了报复，100名联合抵制的领导人受到指控，许多人被投入了监狱。白人种族隔离主义分子采取了暴力行动。四座黑人教堂发生了炸弹爆炸案。联合抵制的领袖之一、出生于亚特兰大的27岁的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家的前门遭到枪击，他的家也受到了炸弹的袭击。但是蒙哥马利的黑人坚持不屈。1956年11月，最高法院废除了地方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
蒙哥马利事件只是个开端。它预示了未来10年里席卷整个南方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的方式和精神状态：群情激昂的教堂集会，配合当前战斗的赞美诗，寻找失落的美国精神，赞扬非暴力，渴望奋斗与牺牲。
在联合抵制期间，马丁·路德·金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这是不久之后他那将鼓舞数百万人要求种族公正的演讲的一次预演。他说，抗议不能只是停留在反对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这一层面上，而且更要针对那些“深深根植于历史中”的事情：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屈辱，我们已经懂得了侮辱性的语言，我们已经被投入了被压迫的深渊。我们决定把抗议作为反抗的唯一的武器……我们必须运用爱的武器，我们必须同情和理解那些仇视我们的人。
金所强调的爱和非暴力思想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这使得他在遍及全国的黑人和白人中间赢得了一批同情者和追随者。但有的黑人却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因此当被误导的人们为爱所倾倒之时，另一些人仍在进行着艰苦的战斗。正因为如此，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运动两年之后，在北卡罗来纳的门罗，前海军陆战队员、当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罗伯特·威廉斯的观点曾名震一时。威廉斯认为，黑人在暴力面前应当以牙还牙，必要时可以开枪自卫。所以，当当地的三K党党徒攻击门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位领导人的住宅时，威廉斯与其他黑人一起用来福枪进行了还击。三K党党徒被迫撤离（三K党现在遇到了它自己采取的暴力手段的挑战；袭击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人社区的一个三K党组织也被印第安人用来福枪打退了）。
在此后的数年里，南方的黑人仍然强调非暴力。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一所黑人学院的4名新生决定在商业区只供白人就餐的伍尔沃斯午餐柜台前坐下用餐。柜台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但他们不愿离去，并且以后每天都过来，其他人也开始加入进来。
在此后的两周内，静坐抗议扩展到南部5个州的15个城市。
在纽约哈莱姆的公寓里，一位名叫鲍勃·摩西的年轻黑人数学教师在报上看到了格林斯伯勒静坐抗议者的一幅照片。他说，“照片上学生们脸上的表情既带有几分沉郁，又流露出愤怒和坚毅。而在以前，南方的黑人看起来总是显得胆怯和畏缩。这一次他们表现出了创造性。他们是与我同龄的年轻人，我知道，这件事将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一些地方发生了针对静坐者的暴力行为。但在此后的12个月里，100多座城市里的5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黑人，也有一些白人）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示威活动，3600多入被投进了监狱。但到1960年底，格林斯伯勒和其他许多地方的午餐柜台还是向黑人开放了。
1961年春，一群白人和黑人一起从华盛顿特区乘公共汽车去新奥尔良旅游。他们是第一批试图打破州际间种族隔离模式的“自由乘客”、这种种族隔离制度早已不再合法，但联邦政府却从来还没有在南方实施过有关种族平等的法律。这时的总统是约翰·F·肯尼迪，他在种族问题上也表现得小心翼翼，他主要关心的是南方民主党白人领袖的支持。
公共汽车没能到达新奥尔良。在南卡罗来纳，自由乘客们遭到殴打；在阿拉巴马，自由乘客的一辆汽车被点燃，他们遭到拳头和铁棍的毒打。南方的警察和联邦政府对这些暴力没有进行任何干预。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只是在一旁看着，并作了记录，但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与此同时，一批老静坐抗议者们刚刚成立了一个叫做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旨在以非暴力的战斗性行动争取平等权利，他们组织了另一场从纳什维尔到伯明翰的自由乘客运动。出发前，他们向华盛顿特区的司法部寻求保护，但遭到断然拒绝。正如斯佩尔曼学院学生鲁比·多丽斯·史密斯的报道所说“……司法部不答应。他们不能保护任何人，但如果有事情发生，他们将会予以调查。你们当然知道他们会怎样做……”
这支不分种族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的自由乘客队伍在阿拉巴马的伯明翰被拘留，他们在牢房里呆了一夜之后被警方押送到田纳西边境。但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伯明翰，并乘公共汽车前往蒙哥马利，在这里发生了流血冲突，他们遭到了白人拳头与棍棒的殴打。此后，他们继续上路，前往密西西比的杰克逊。
此时的自由乘客运动已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政府急于阻止进一步的暴力事件发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不再维护自由乘客们的旅行抗议权利，同意在杰克逊逮捕他们，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密西西比警方保护他们免遭可能的暴徒袭击。自由乘客们在监狱里坚持斗争，提抗议，唱歌，要求维护他们的权利。
佐治亚的奥尔巴尼是美国南部一座仍然弥漫着奴隶制气氛的小镇，共有2.2万黑人。1961年冬和1962年，这里接连发生了群众性的示威活动。有1000多人冲向监狱，举行游行和集会，抗议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像遍及南方的所有示威活动一样，这里的黑人儿童也参加了进来——新一代正在学习如何采取行动。在一次集体大逮捕中，奥尔巴尼的警察总监坐在桌旁依次登记被监禁者的名字。当他抬头看见位年仅9岁的黑人孩子时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直盯盯地瞪着他说：“自由，自由”。
1963年，伯明翰的数千名黑人迎着警察的棍棒、催泪瓦斯、警犬和高压水龙头冲上了街头。，与此同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黑人，也有一些白人）进入所有南部各州（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的社区进行宣传鼓动。在当地黑人群众的积极参与下。他们组织起来登记选民投票，抗议种族主义，鼓起了民众反抗暴力的勇气。
当1964年夏季来临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与其他一些民权组织在密西西比集会。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暴力活动，他们决定向全国其他地方的青年发出呼吁，寻求支持。他们希望借此引起人们对密西西比局势的关注。因为在密西西比以及其他地方，当民权斗士们被毒打和监禁之时，当联邦法律遭到践踏之时，联邦调查局却一次又一次地冷眼旁观，司法部的律师们也一次又一次地隔岸观火。
在“密西西比之夏”的前夕，即1964年6月初，民权运动组织租用了白宫附近的一家剧院，满满一汽车的密西西比黑人来到华盛顿举行公开听证会，揭露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暴力以及前往密西西比的志愿者们所遭遇的种种危险。维护宪法的律师作证说，政府拥有阻止这种暴力的合法权力。该项证词的抄件与一份要求联邦政府在密西西比之夏期间提供保护的声明一起送达约翰逊总统和司法部长肯尼迪，但却杳无回音。
在举行公开听证会的12天之后，3名民权工（一位年轻的密西西比黑人詹姆斯·钱尼及两名白人志愿者安德鲁·古德曼和米歇尔·施沃奈尔）在密西西比的费城被捕，当天夜间晚些时候获释后，他们紧接着又被抓捕，并在遭到铁链的毒打后被枪杀。由于知情者的作证，正副行政司法长官及其他相关人员最终都被判了刑。但为时已晚。由于肯尼迪、约翰逊和其他总统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由联邦政府阻止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终于发生了密西西比屠杀案。
黑人对联邦政府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夏天的晚些时候，民主党在华盛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来自密西西比的黑人要求在州代表团中拥有部分席位，以便代表占全州人口40％的黑人的利益。他们的请求遭到自由派民主党领导人的断然拒绝，其中包括副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
国会开始对黑人的暴动、骚乱及世界舆论的关注作出反应，它在1957、1960和1964年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民权法案。这些法案在公平选举、平等就业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执行中却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干脆被弃置不顾。1965年，国会又通过了由约翰逊总统提议的一项更为强硬的选举权法案，从而确保了联邦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有权保护选民的登记权与投票权。该法案对南方黑人投票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952年，有100万南部黑人登记投票，占合格黑人选民的20%；1964年，登记人数达到200万，占合格黑人选民的40% ；到1968年达到了300万，占合格黑人选民的60% ——这一比例已与白人选民的参与率相当。
联邦政府试图在不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控制住爆炸性的局势，把愤怒的情绪导入投票箱、温和的请愿、官方批准的和平集会这些传统的冷却机制。当黑人民权领袖打算在1963年夏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进军华盛顿运动以抗议政府在解决种族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时，这场运动很快便被肯尼迪总统及其他政府领导人所利用，并把它变成了一次气氛友好的集会。
马丁·路德·金在集会上的演讲打动了20万黑人和白人的心。“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极富雄辩力，但却没有众多黑人所感受到的那种激愤之情。当阿拉巴马出生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人、曾多次遭受逮捕和殴打的年轻的约翰·刘易斯试图在集会上对暴行提出强烈批评时，他的演讲稿受到了进军华盛顿运动领导人的审查。这些领导人认为他的演讲稿中有意漏掉了他在演讲中批评政府和鼓吹采取强硬态度的一些关键性的句子。
华盛顿集会的18天之后，一枚炸弹在伯明翰一座黑人教堂的地下室爆炸，4名前往参加主日学校班的女孩被炸死，这真好像是对华盛顿集会所表现出的温和态度的故意蔑视。肯尼迪总统称赞这次进军“充满热情而又温和庄严”，但黑人斗士马尔科姆·艾科斯或许更了解黑人社区的真实情绪。在进军华盛顿和伯明翰爆炸案的两个月后，马尔科姆·艾科斯在底特律以他那颇富感染力的，清脆悦耳、抑扬顿挫的语调说：
黑人上街了。他们到处都在谈论如何进军华盛顿……谈论进军华盛顿、进军参议院、进军白宫、进军议会，使之陷入瘫痪和停顿，不让政府正常运转。
最底层的人民走上了街头。白人吓得要死，华盛顿特区的白人政权吓得要死……
他们是这样来对付进军华盛顿运动的。他们参加进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接管了它……进军运动最终变成了一次野餐旅行、一场滑稽表演。这不过就是一场小丑们主演和所有人参加的闹剧而已……进军运动被完全控制了……他们吩咐黑人们何时到达城镇，于何地休整，打什么标语，唱什么歌，发表什么样的演说以及不能发表什么样的演说，并吩咐他们在日落时离开城镇。
但是，只要炸弹还在教堂持续爆炸，只要新“民权”法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黑人的生存条件，黑人要想参与到“民主联盟”中来绝非易事。1963年春，白人的失业率为4.8%，而有色人种的失业率则为12.1％。根据政府的估计，五分之一的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黑人则占了黑人人口的一半。民权法案着重强调了投票，但投票并不是解决种族主义或贫困的根本手段。在哈莱姆，已参加选举数年的黑人依然居住在鼠害泛滥的贫民窟里。
1964 和1965年是国会民权立法的高峰期，但正是在这两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黑人暴动。
1965年8月，林登·约翰逊签署了强硬的选举权法，为黑人选民提供联邦登记以保证其投票权。正在这个时候，洛杉矶的瓦茨黑人居住区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狂烈的城市暴动。暴动的起因是警察强行逮捕一名年轻的黑人司机，用警棍殴打一名围观者，诬陷一名黑人少妇向警察吐痰并将其拘捕。于是街头发生了骚乱，商店被洗劫和焚毁。奉命调来的警察与国民卫队开枪弹压。34人遇难——其中大多数是黑人，数百人受伤，4000多人被捕。
1966年夏爆发的骚乱更多。在芝加哥，黑人们投掷石块、抢劫、纵火，国民卫队则用乱枪扫射。结果，3名黑人被杀，其中一人为年仅13岁的男孩，还有一个是年仅14岁的怀孕女孩。在克利夫兰，国民卫队被召来镇压黑人社区的一场暴乱，4名黑人被枪杀，其中2人为警察所杀，2人为白人市民所害。
现在已非常清楚，在南方那种社会环境下，黑人运动采取非暴力形式确有其策略上的必要性，它能够有效地唤起全国舆论反对南方的种族隔离。但是，试图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长期存在着的黑人社区的贫困问题则显然是行不通的。1910年，90％的黑人生活在南方；而到了1965年，密西西比三角洲81％的棉花都是由机器收摘的，在1940至1970年间，400万黑人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谋生；到1965年，己有80％的黑人生活在城市，而且有50％的黑人生活在北方。
1967年，全美黑人居住区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骚乱。根据国家城市骚乱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其中有8 起大暴动、33 起“严重但规模不大”的暴乱和123 起“小规模”的骚乱。83人死于枪战，其中绝大多数是死在纽沃克和底特律。“在所有骚乱事件中，伤亡者绝大多数是黑人平民”。
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最典型的暴乱分于”是那些高中退学的年轻人，“他们比他们的那些未参加暴乱的黑人同胞多受了一点教育”，并“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或者从事一些卑微的工作”。这些人“为自己的种族而骄傲，极端仇视白人和中产阶级黑人，他们对政治颇为敏感，但对现实政治制度又持有极不信任的态度”。报告把暴乱归咎于“白人种族主义”，并认识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城市中爆炸性的不安定因素一直在不断增加”：
就业、教育和住房方面普遍存在着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这导致了我们各大城市中贫困黑人的集中化趋势日益增长，交通和服务设施恶化与人们的需求越来越不相适应，造成了危机的日渐增长……
一种新的情绪在黑人尤其是年轻黑人中迅速蔓延开来。在这种新情绪中，自尊与种族优越感正在取代对“制度”的冷漠与屈从。
委员会的报告本身是现存制度面临反叛时的一种常用手段：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不管报告的措辞如何强烈，它都不过是起着缓和气氛的作用。
但它也并非总是完全有效。“黑人权力”成为一种全新的口号，它表达了对已取得的任何”进步”或白人的任何妥协的不信任，是对家长式统治的否定。马尔科姆·艾科斯是这一观点最雄辩的代言人。1965年2月，马尔科姆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遇刺身亡，谋杀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他成了这场运动的殉难者。成千上万的人阅读他的自传。他死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生前。
马丁·路德·金尽管仍然受到敬重，但他的地位现在已被新的英雄所取代，例如黑豹党的休伊·牛顿。黑豹党人有枪，他们声言黑人应当自卫。
1964年岁末，马尔科姆·艾科斯在向访问哈莱姆的密西西比黑人学生演讲时说：
你们应当让你们的敌人明白，为了得到自由你们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只有用这种办法，你们才能得到自由。这是你们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当你们采取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会称你们为“狂热的黑人”，或者称你们为“狂热的黑鬼”——他们不说黑人。或者他们会称你们为极端分子、阴谋颠覆分子、煽动分子、赤色分子或激进分子。但是，只有当你们长期保持激进的立场并争取到足够的人民站在你们这一边的时候，你们才能得到自由。
马丁·路德·金本人也越来越关注民权法所未曾触及的问题——那些由贫困而产生的问题。1968年，他开始公开反对一些害怕失去华盛顿的“朋友”的黑人领袖的意见，公开反对越南战争。他把战争与贫困联系了起来：“我们花这么多钱去送死、去毁灭，却拿不出足够的钱去维持人民生计，从事建设性的开发”。
金现在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头号口标。他们窃听他的私人电话，还寄给他伪造的信件，威胁他、敲诈他，甚至在一封匿名信中要求他自杀。联邦调查局的内部备忘录曾经不止一次讨论过重新寻找一位黑人领袖以取代金的问题。正像1976年参议院关于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联邦调查局试图“毁掉马丁·路德·金博士”。
金把注意力转向了令政府头痛的问题。他在华盛顿设计了一座“穷人营地”，这次，总统并没有给他父亲般的赞许。接着他又前往田纳西的孟菲斯去声援该市垃圾工人的罢工。在那里，他在旅馆阳台上被一蒙面人枪击身亡。穷人营地运动继续进行。但它像1932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争取退伍津贴的运动一样，最后也被警察驱散了。金的被害在全国引发了新的城市骚乱。在骚乱中，39人遇难，其中35名是黑人。大量证据表明，尽管所有的民权法案都是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但现在法庭在暴力与非正义面前已不再保护黑人了。例如：
1970年春，在密西西比杰克逊市的一所黑人学院杰克逊学院的校园里，警察用短枪、来福枪和一挺轻机枪猛烈扫射了28 秒钟。400发子弹或弹片击中了女生宿舍，2名黑人学生遇难。地方大陪审团裁定这次攻击是“正当行为”，由肯尼迪任命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哈罗德·考克斯则宣布，那些参与国内骚乱的学生都是“自作自受和找死”。
1970年4月，在波士顿，一名警察射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一个在波士顿市立医院受监护的病人。当这个黑人咬他身边的毛巾时，警察朝他开了5 枪。但波士顿市法院的首席法官却宣布该警察无罪。
此类事件在美国历史上无休止地重复着，它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其根源乃是深深植根于现存制度和美国国家观念之中的种族主义。但也有其他的情况，如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针对好战的黑人组织者蓄意策划的暴力事件。
1969年12月4日凌晨，将近5 时，一小队携带轻机枪和短枪的芝加哥警察袭击了黑豹党人居住的一座公寓。他们向楼内发射了大约200发子弹，杀死了正睡在床上的21岁的黑豹党领导人弗雷德·汉普顿和另一名黑豹党人马克·克拉克。数年后，人们在一次法庭调查中发现，联邦调查局在黑豹党中安插了一名密探，他向警方提供了该公寓的楼层图，包括弗雷德·汉普顿所在房间的草图。
政府采取谋杀与恐怖手段是因为让步政策（立法、演讲以及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民权赞美诗“胜利属于我们”）未能奏效吗？在1956 至1971年间，联邦调查局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反情报计划（即著名的COINTELPRO 计划），针对黑人组织采取了295次行动。黑人以其战斗精神对破坏活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也许是政府担心黑人会把注意力从可控制的投票领域转向更危险的贫富阶级冲突的舞台？1966年，密西西比格林维尔的70名穷苦的黑人占领了一座废弃的空军营地，并一直坚持到被军队驱散。一名当地妇女尤尼塔·布莱克维尔说：“我感觉联邦政府并不关心穷人的死活……我们对现政府已经失去信心，我们打算建立自己的政府，因为现在没有愿意代表我们说话的政府”。
新的趋势比民权运动本身更加危险，因为它创造了把黑人与白人在阶级剥削问题上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早在1963年11月，A．菲利浦·伦道夫在美国劳联—产联的联合代表会议上谈到民权运动时就已预见到了它的方向：“今天黑人的抗议只不过是‘下层阶级’的第一声呐喊。在黑人走上街头之后，各种族的失业者也都会相继走上街头”。
过去曾用来对付白人的方法，即用经济诱饵把少数人拉拢到现存制度中来，现在开始用来对付黑人了。由此便产生了人们所说的“黑人资本主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导人都成了白宫的座上客。蔡斯·曼哈顿银行和洛克菲勒家族（蔡斯银行的控股人）对发展“黑人资本主义”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确实产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而这些微小的变化却被着意大肆渲染了一番：更多的黑人面孔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意在给人造成一种变革的印象。人数虽少但足以引起人们注意的一小撮黑人领袖被纳入了主流社会的轨道。
一批新的黑人代言人公开谴责了这种现象。罗伯特·艾伦在其《资本主义美国的黑人正在觉醒》中写道：“要使整个社会受益……就必须把黑人商业企业作为整个黑人社区的社会财富而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财富来对待和管理……”
黑人妇女帕特里夏·罗宾逊于1970年在波士顿散发的小册子《穷苦的黑人妇女》中说，黑人妇女要把“自己与世界上更加广大的穷人以及他们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贫穷的黑人妇女“己开始对男权统治以及实行这种统治的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提出强烈质疑”。
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资本主义制度遏制日益高涨起来的令人恐惧且颇富爆炸性的黑人运动的努力逾加难以实施了。在南部，大量的黑人参加了投票。在1968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3名黑人进入了密西西比代表团。到1977年，已有2000多名黑人在南部11个州中任职（1965年时只有72人）。其中2人为国会议员，11人为州参议员，95人为州众议员，267人为县委员会专员，76人为市政长官，824人为城镇委员会成员，18人为县司法行政长官和警察局长，508人为学校董事会成员。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占南部人口20％的黑人仍然仅仅拥有不到3％的民选职位。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在分析1977年的新形势时指出，即便是在黑人担任重要职务的城市里，“白人几乎总是把持着经济权力”。在黑人梅纳德·杰克逊当选为亚特兰大市长后‘“白人商界巨头仍继续发挥着他们的影响力”。
南部的黑人可以到商业区的饭店和旅馆里工作而不再因为其肤色受到阻挠。更多的黑人能够进入学院、大学、法律学校或医药学校学习了。北部城市尽管在住房方面仍然存在着种族隔离现象，但已开始来来往往地用校车接送孩子以便办起种族混合学校。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阻止如弗兰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劳沃德在其《穷人的运动》中所说的“黑人下层阶级的毁灭”——失业人数的增加、黑人居住区环境的恶化、犯罪率的上升、吸毒和暴力事件的增多。
根据1977年夏劳工部的报告，黑人年轻人的失业率为34.8％。尽管少数黑人可以得到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因糖尿病而死去的黑人却可能是他们的两倍，为因贫困和对黑人区的绝望而不断增长的暴力残杀夺去生命的黑人则更可能高达七倍之多。
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作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种族主义并不只限于南方，它也存在于北部各城市。联邦政府向穷苦的黑人作出让步，让他们与穷苦的白人为争夺匮乏的资源而相互厮杀，而这种资源的匮乏正是由现存制度造成的。从奴隶制下获得解放的黑人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得生存的条件，被迫为争夺少量的就业机会而与白人发生长期的冲突。现在，随着住房领域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黑人们拚命想搬进白人街区，而在那里，白人们本来就生活贫困，拥挤不堪，困难重重，黑人的进入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泄怒气的靶子。
在波士顿，接送黑人孩子到白人学校和接送白人孩子到黑人学校引发了白人街区的暴力浪潮。政府和法院为了应付黑人运动而发起的用公共汽车按送孩子到混合学校的活动是针对抗议活动所作出的一种机智的让步，其结果是把白人穷人和黑人穷人推到了为简陋不堪又数量有限的学校而公开竞争的地步，因为这些学校是这个制度为所有的穷人提供的。
当黑人被封闭在黑人居住区里、被增长着的中产阶级所分裂、被贫穷折磨得濒于死亡、被政府所攻击、被驱赶着同白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真的被制服了吗？70年代中期确实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黑人运动。但是，一种新的黑人意识毕竟已经出现并日益发展着。
新的黑人运动能够超越60年代民权运动的局限、超越70年代自发的城市骚乱、超越种族分离主义，从而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结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联盟吗？没有人知道。正像兰斯顿·休斯所说：梦想既已推迟，又如何预定明天？或者默默地死去，或者它会爆发？
[1] 布鲁斯（the blues），一种伤感的黑人民歌．慢四步爵士舞曲。
[2] seporate but equal，意思是实行黑白种族隔离，但允许黑人在教育、就业、交通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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