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八章 胜利无望的越战
在1964年至1972年间，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动用最大限度的军事力量，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一切武器，去镇压一个弱小的农业国里发生的一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结果却失败了。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实际上是用装备精良的现代技术与组织起来的人对阵，结果是人取得了胜利。
在这场战争期间，美国国内出现了该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这一运动为结束这场战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60年代另一个激动人心的现象。
1945年秋，战败的日本被迫撤出印度支那这个它在战争开始时占领的前法属殖民地。与此同时，一场志在结束殖民统治并为印度支那农民争取新生活的革命运动在那里开展起来。在共产党人胡志明的领导下，革命者进行了抗日斗争。1945年底，他们在河内举行了上百万人参加的盛大庆祝活动，并发表了独立宣言。
他们的宣言借鉴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开篇就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像1776年的美国人列举了他们对英王的控诉一样，越南人也列举了他们对法国统治者的控诉：
他们实行野蛮的法律……他们建造的监狱比学校还要多，他们残酷地杀害我们的爱国同胞，他们把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禁锢公众舆论……他们掠夺我们的稻谷、我们的矿山、我们的森林和我们的原材料……
丹尼尔·艾尔斯堡和安东尼·拉索在其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中披露出来的美国国防部“绝密”文件“越战调查”中是这样描述胡志明的工作的：
他把越盟建立成了能够有效抵抗日本人与法国人的唯一的全越性政治组织。他是越南唯一拥有全国性追随者的战时领袖。当1945年日—9月间推翻日本人的统治、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筹划欢迎联合占领军的仪式时，他确保了越南人民对他自己的普遍效忠……在1945年9月的几个星期里，越南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控制，北部和南部统一置于胡志明的领导之下，这在越南近代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西方列强早就试图改变这一状况。英国人占领了印度支那南部，接着把它交还给法国。中华民国（这时，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占领了印度支那的北部，美国也劝其把它还给法国。正像胡志明对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那样：“显然，我们相当孤立……我们将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
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间，胡志明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八封信，提醒他践行《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民族自决权。其中一封信同时送给了杜鲁门和联合国：
我奉请阁下从严格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下述情况给予关注。200万越南人死于1944年冬至1945年春的大饥荒，而这次饥荒却是由法国人的饥荒政策造成的，他们掠夺和囤积所有能得到的大米，却让这些大米在仓库中烂掉……1945年夏，我们有四分之三的耕地遭受洪灾，接着又遭受了旱灾；我们损失了六分之五的正常收成……许多人在挨饿……如果世界强国和国际救援组织不能提供及时的援助，我们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杜鲁门没有回信。
1946年11月，法国人轰炸了越南北部港口海防，从此开始了越南民族主义运动与法国殖民主义者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随着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和次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到1954年，美国已经提供了足以装备印度支那全部法军的30万支小型武器和机枪以及10亿美元的援助。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美国实际上承担了法国战争支出的80％。
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政府给公众的解释是：美国需要帮助亚洲遏制共产主义。但是，美国民众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展开足够的辩论。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1952年6月提供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也提到了一条沿中国海岸从菲律宾经台湾直到日本和南朝鲜的美国军事基地链条：
共产主义控制整个东南亚将会危及美国在太平洋沿岸诸岛地位的稳定，并将严重危害美国在远东的根本安全利益……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天然橡胶、锡、石油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的主要产地……
该备忘录还指出，日本依赖东南亚的大米，一旦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南亚取得胜利，我们将“很难阻止日本的逐步共产主义化”。
1953年，一个国会研究小组提供的报告说：“印度支那的这个地区富产大米、橡胶、煤和铁矿，它的位置使它成为连接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战略要害”。同年，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也指出：“如果法国确实决定撤出，美国将不得不非常审慎地考虑是否应该占领该地区”。
1954年，由于得不到越南人民的支持，法国不得不撤离该地区。这时的越南民众绝大多数都已站到了胡志明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一边。
法国与越南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达成了和平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法国立即撤退到越南南部，越盟则留在北部；越南将在两年之内举行联合大选以便让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政府。
美国迅速采取了阻止南北统一的行动，在南越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它在西贡成立了以前南越官员吴庭艳为首的政府，并鼓动他不要如期举行联合选举，吴此前一段时间住在新泽西。正如《五角大楼文件）所说：“南越基本上是美国的产物”。
吴庭艳政权越来越不受欢迎。吴是一名天主教徒，而大多数越南人是佛教徒；吴与地主关系密切，而越南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他的虚张声势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无所作为；他用远在西贡任命的亲信接替地方选举出来的各省官员；越来越多的人被投进监狱，因为他们批评当权者腐败无能和固步自封。
反对派力量在吴庭艳政权鞭长莫及的农村地区迅速壮大起来。1958年前后，针对政府的游击活动开始出现。河内的共产党政权通过提供援助、鼓励和向南方输送人员的办法支持游击运动，被派往南方的人大多数都是日内瓦协定后跑到北方去的南方人。
1960年，南方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该阵线把各派反政府力量都联合起来了，其中坚力量则是南越的农民。农民们把民族解放阵线看成是改变他们生存条件的希望所在。在《越共》一书中，美国政府分析家道格拉斯·派克依据他对造反者的采访和对所获得材料的分析，力图对美国所面临的局势进行符合实际的评估：
在南越2561个村子里，民族联合阵线建立起了许多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组织，而在这个国家里，群众组织……过去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除民阵外，南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群众性政党。
派克指出：“共产主义者给南越农村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借助各种通信交通手段使之取得长足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更像是组织者而不是军阀。“民阵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它的总体战略，这一战略把社会革命放在首位，而把战争放在从属的位置……这一广泛而有组织的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在农村重建社会秩序并教育农民实行自治”。
派克估计，在1962年早期，民阵拥有大约30万名成员。《五角大楼文件》也认为，在这一时期，“只有越共在农村拥有广泛的支持和影响力”。
肯尼迪在1961年初上台后继续贯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东南亚政策。《五角大楼文件》披露，肯尼迪一上台就签署了一个在越南和老挝采取各种军事行动的秘密计划，包括“向北越派遣特务”以从事“阴谋破坏和灵活的骚扰活动”。早在1956年，他就曾称道过“吴庭艳总统令人惊奇的成功”，并赞扬吴庭艳统治下的越南“其政治自由令人鼓舞”。
1963年6月的一天，一名佛教僧人坐在西贡的公共广－场上点火自焚。接着，许多僧人竞相以焚身自杀来表达他们反对吴庭艳政府的决心。吴庭艳的警察袭击了佛教徒的佛塔和庙宇，打伤30名僧人，逮捕1400人，并封闭了一些佛塔。市内爆发了示威活动，警察开枪打死9人。古都顺化随之发生了万人抗议示威活动。
根据日内瓦协议，美国允许向南越派遣685名军事顾问，艾森豪威尔却秘密派去了数千人，到肯尼迪时期增加到了l.6万人，而且一些人还参加了作战行动。但吴庭艳却无法摆脱其失败的命运。现在，大多数南越农村都落入了由民阵领导的地方村民之手。
吴庭艳已经成了对越南实行有效控制的障碍和绊脚石。一些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卢西恩·科奈恩保持着联系的越南将军开始策划推翻他统治的密谋活动。科奈恩秘密会见了积极支持政变的美国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洛奇在11月25日提交给肯尼迪的助手麦乔治·邦迪的报告中说：“我个人赞成陈文淳将军与科奈恩之间所进行的每一次会晤，科奈恩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明确地执行了我的命令。”（《五角大楼文件》）肯尼迪好像有些犹豫．但他并没有向吴庭艳发出警告。事实上，就在政变发生前，刚刚通过科奈恩与政变分子进行接触之后，洛奇还与吴庭艳一起在海滨胜地度过了一个周末。但是，当1963年11月1日将军们进攻总统府，吴庭艳打电话给洛奇大使寻求帮助时，洛奇却回答说：“我听到了枪声，但我还不了解全部事态”。他告诉吴庭艳说，如果为保障其生命安全需要他做些什么的话，就打电话给他。
这是美国人与吴庭艳的最后一次谈话。吴庭艳逃离总统府后，与他的弟弟一起被政变者逮捕。他们被塞进一辆卡车，拉出去枪毙了。
1963年初，肯尼迪的助理国务卿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演讲时说：“数百年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各国列强从四面八方云集东南亚，拚命想攫取这块地方呢？……东南亚国家物产丰富，可供出口的剩余产品有大米、橡胶、柚木、棉花、锡、香料、石油等许多东西……”
但是，肯尼迪却不公开这样说。他的解释是，美国在越南的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和增进自由。
就在吴庭艳被处死3 周之后，肯尼迪本人也被人谋杀了，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接替了他。
接替吴庭艳的将军们无力消灭民族解放阵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在1964年晚些时候报告说：“越共组织不仅有凤凰再生的能力，而且还有保持士气的神奇手段”。
1964年8月初，在北越海岸的东京湾[1]附近发生了一连串扑朔迷离的事件，约翰逊总统利用这些事件发动了对越南的全面战争。约翰逊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向美国公众提供的解释是，那里的北越鱼雷艇攻击了美国的驱逐舰。麦克纳马拉说，“美国‘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公海例行巡逻时遭到了无端的挑衅”。
后来的事实表明，所谓东京湾事件不过是一个骗局。美国的高级官员们向公众撒了谎。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早已在秘密实施对北越沿海军事设施的攻击计划了，因此，即便是发生了攻击行为，也绝不是“无端”的；也不是“例行巡逻”，因为“马多克斯”号正在进行特殊的电子间谍活动；而且，它也不是在公海，而是在越南领海水域。事实证明：根本不像麦克纳马拉所说的那样有鱼雷攻击“马多克斯”号。时隔两晚，又有一则关于另一艘驱逐舰遭到袭击的报道，约翰逊称之为“公海上的公开挑衅”。这则报道看来也纯属捏造了。
事件发生后，国务卿腊斯克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回答关于为什么越南这样一个小国会进攻美国的提问时说：“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与他们彼此之间都很难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去了解对方的思想”。
东京湾“挑衅”事件促使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约翰逊总统在东南亚地区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该法案得到了众议员的一致赞成，参议院也只有两票反对。这样便出现了不是由宪法授权的国会宣布战争状态的情况。
在越战期间，一些请愿者要求被认为是宪法的守护神的最高法院宣布战争违宪。但最高法院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考虑这一问题。
东京湾事件后，美国战机立即对北越实施了轰炸。1965年，20多万美国士兵被派往越南，1966年又增派了20万。到1968年初，那里已有50万美国军队。美国空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轰炸。有关这种狂轰滥炸所造成的大规模的人道灾难的报道，只有少量有幸得以公之于众。1965年6月5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从西贡发来的这样一则电讯稿：
当共产党部队上周一从广义撤退时，美国的喷气式轰炸机对他们挺进的山区实施了猛烈的轰炸。许多越南人被炸死——有人估计死亡人数高达500人。美方争辩说，死者都是越共士兵。但是，在越南一家医院里接受治疗的被凝固汽油弹或胶凝汽油烧伤的伤员中，有四分之三是农村妇女。
9月6日，另一则发自西贡的新闻稿写道：
在另一个三角洲地区，一名妇女胳膊被凝固汽油弹烧掉了，眼睑被烧坏，眼睛己无法闭上。当她睡着对，家人便用一条毯子盖在她的头上。她的两个孩子也死于使她致残的这次空袭。几乎没有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在南越使用空中力量都干了些什么……在南越，每天都有无辜的平民伤亡。
南越的广大地区被宣布为“任意交火区”，也就是说，留在该地区的所有人（平民、老人、孩子）都被认为是敌人，可以随便对他们实施轰炸。有窝藏越共嫌疑的村子动辄遭到“搜查和摧毁”——村子里凡达到从军年龄的男人都被杀死，房子被烧掉，妇女、儿童和老人则被押往集中营。
在一个名为“凤凰行动”的计划中，中央情报局驻越人员未经审判就秘密处决了至少2万南越平民，因为他们被怀疑为共产党的地下工。
战争结束后，根据国际红十字会透露的消息，在战争白热化的时期，南越的集中营里关押着6.5万到7万人，他们经常受到毒打和折磨，美国顾同或袖手旁观或直接参与其中。在美国顾问驻扎的富国岛和归仁的两个主要的越南人集中营里，国际红十字会观察员还发现了持续而有组织的暴行。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投下了700万吨的炸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在欧洲和亚洲的炸弹总量的两倍还要多。不仅如此，它还在相当于马萨诸塞州那么大的地区里用飞机喷洒了毒剂，旨在毁坏那里的树木和其他植物。据报道，越南母亲生下了许多残疾儿。耶鲁生物学家给老鼠使用同样剂量的药物（分别为2，4，5匙）后，发现它们产下的全是残废鼠。这些生物学家们指出，没有理由相信，该药用在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1968年3月16日，一伙美国士兵来到广义省的一个小村子——美莱四号村，包围了所有居民，其中包括老人和怀抱婴儿的妇女。这些人被美国士兵赶进一条沟里挨个儿枪杀。《纽约时报》对后来威廉·卡利中尉审判案中来福枪手詹姆斯·达理斯的证词作了如下报道：
卡利中尉和一个名叫保罗·D·米德罗的眼泪汪汪的来福枪手（这个生兵在枪杀孩子之前还在喂他们糖吃），把被捕者推进沟内……人们相互挤压着跳下去，母亲拚命想保护她们的孩子……大约有450到500人被集体活埋，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军方力图掩盖事实真相。但是一个名叫罗恩·赖德诺尔的美国兵发出的一封信传播了这则消息。罗恩听说过这次屠杀。另一个名叫罗纳德·黑伯利的随军摄影师还拍下了有关这次屠杀的照片。后来供职于东南亚一家反战新闻机构文传电讯社的西摩尔·赫什也曾报道过这次屠杀。但是，当时的美国新闻界对这件事却只字未提。
后来，好几名军官因“美莱屠杀案”受到审判，但只有卡利中尉被判有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又被两次减刊。他服了3年刑后即获假释，因为尼克松签署命令说．他应当在家里而不是正式的监狱里接受监管。数千名美国人为其声辩，其中一部分人认为，从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必要性的角度看，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爱国主义行为；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在许许多多的同类战争暴行中，单单把他当作替罪羊是不公正的。曾经对掩盖美莱屠杀提出指控的科·奥林·亨德逊在1971年初对记者说：“每一支部队在某个地方都有它们自己的美莱”。
确实，美莱大屠杀的独特价值只是在于该案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赫什曾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公开报道过一名美国兵写给其家人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今天我们去执行了一项任务。我觉得我愧对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国家。我们烧毁了所见到的每一间房屋！……
所有的人都哭喊着，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分开，不要带走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儿子和祖父。妇女们在呜咽和呻吟。
接着，他们充满恐怖地眼睁睁看着我们烧掉他们的房屋、财产和食物。是的，我们烧掉了所有的大米并射杀了所有的牲畜。
1968年初，民族解放阵线向西贡及其他政府控制的城镇成功地进行了渗透，原因在于，西贡政府不受欢迎，没有人向政府通风报信。民阵发动了一次奇袭（当时正值“泰特”节，他们的新年节日），攻入了西责的腹地，使机场陷于瘫痪，甚至一度占领了美国大使馆。这次进攻虽然被击退了，但它也表明，美国向越南提供的数量巨大的军火并没有摧毁民阵，包括它的士气、它所得到的广泛支持、它的战斗意志。它引起了对美国政府决策的重新评价，同时也在美国人民中激起了更多的疑虑。
狂轰滥炸旨在摧毁普通越南人的抵抗意志，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和日本的人口中心实施的轰炸一样——尽管约翰逊总统在公开声明中一再表示轰炸的只是“军事目标”。政府使用诸如“施加更大的压力”一类的语言来描述轰炸。根据《五角大楼文件》，中央情报局在1966年的某个时候曾建议实施“更猛烈的轰炸计划”，用中央情报局的话说，就是要直接摧毁“作为打击目标的政府的意志”。
与此同时，就在边界的另一端，在越南的邻国老挝，中央情报局扶植的右翼政府也正面临着一场叛乱。结果，这片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区之一的加斯平原也被炸成了一片瓦砾。政府对此保持了沉默，新闻界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报道。但是，一名生活在老挝的美国人弗雷德·布兰夫曼在其所著《加斯平原的呼声》一书中却记录了这一史实。
从1964年5月至1969年9月，这片加斯平原遭受了2.5万多次的轰炸、被投下了7.5万吨的炸弹，数千人伤亡，数万人被迫转入地下，所有的建筑都成了一片废墟。1973年9月，前老挝政府官员杰罗姆·杜里特尔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当我首次到达老挝时，我接到指示，对所有新闻界有关我们对这个小小国家所实施的大规模的和惨无人道的轰炸的询问都要作如是回答：‘应老挝王国政府的请求，美方只是在进行非武装的侦察飞行’……这是撒谎。每一位听到我这番回答的记者都知道它是谎言……”
到1968年初，战争的残酷性开始触动许多美国人的良知。在许多人看来，麻烦还在于：美国根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这时，己有4万美国士兵死于非命，25万人受伤，而战争还远未结束。越南人的伤亡更是数倍于此。
林登·约翰逊能够使一场残酷的战争逐步升级，但却无力打赢这场战争。他的支持率开始直线下跌。不管他在哪儿公开露面，总会有反对他和反对战争的示威在外面等着他。“LBJ[2]，LBJ，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孩子”的喊声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中回荡。1968年春，约翰逊宣布，他不再参加总统竞选，与越南的和平谈判也将在巴黎举行。
1968年秋，保证要把美国带出越战泥潭的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开始从越南撤军；到1972年2月，在越美军还剩下不足15万人，但是轰炸仍在继续。尼克松的政策是使战争“越南化”，即由西贡政府利用越南人组成的地面部队，在美元和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持下继续这场战争。尼克松的本意并不是要结束这场战争，他不过是要结束这场战争的最不受欢迎的方面，即使美国士兵卷入远离本土的战争的政策。
1970年春，在实施了从未公之于众的长期的轰炸之后，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发动了对柬埔寨的一次军事入侵。但是，这次侵略行动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而且它本身也是一次军事失败。国会为此通过法案：不经国会同意，尼克松不得动用美国军队扩大战争。
第二年，在没有美国军队参加的情况下，美国支持南越入侵老挝，这次同样遭到失败。1971年，美国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投下了80万吨的炸弹。同时，阮文绍总统（他是西贡政权最后一任长期在位的元首）领导下的西贡军政权仍然关押着数千名反对派。
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最初信号来自民权运动——这多半是黑人群众有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不再相信它关于为自由而战的任何口实。就在1964年8月初林登·约翰逊向全国通报东京湾事件并宣布要轰炸北越的当天，黑人与白人民权积极分子也在密西西比的费城附近集会，纪念夏天在此被害的3 位民权工。其中有一人发言严厉谴责了约翰逊在亚洲的穷兵黩武，并把它同密西西比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相提并论。
1965年年中，在密西西比的麦考布，黑人青年在得到消息说他们的一位同班同学在越南战死后散发传单说：“在所有的密西西比黑人获得自由之前，他们任何人都不会到越南去替白人的自由卖命”。
当到密西西比参观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赞场著名的种族主义分子、参议员约翰·斯滕尼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伟人”时，白人和黑人学生走上街头表示伉议，他们的标语上写着：“悼念被烧死的越南儿童”。
1966年初，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宣称“美国正在实行一种违犯国际法的侵略政策”，并呼吁美国从越南撤军。当年夏天，6名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因涉嫌非法进入亚特兰大征兵中心而被逮捕，他们被起诉并被判处了数年的监禁。
几乎同时，被选举为佐治亚州众议员的非暴力合作委员会成员朱利安·邦德因公开反对战争和征兵而被众议院剥夺了议员资格，理由是他的声明违犯了选征兵役法并“试图激起人们对众议院的不信任情绪”。但最高法院恢复了邦德的席位，因为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他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
国内著名的运动员、黑人拳击手和重量级冠军穆罕默德·阿里拒绝为被他称为“白人的战争”服役，拳击当局因此取消了他的冠军头衔。1967年，马丁·路德·金牧师在纽约河边教堂演讲时说：
我们必须设法制止这种愚蠢的行为。我们应当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我现在是以上帝之子的名义说话，以蒙受苦难的越南穷人的手足兄弟的名义说话。我为那些土地被迫荒废、家园惨遭毁坏、文明遭到践踏的人高声呐喊，也为那些在家里为希望的破灭付出双倍代价以及在越南战死、尸骨无存的美国穷人大声疾呼。我现在是作为一名世界公民为这个世界说话，因为它已被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吓呆了。我也是作为一名美国人向我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进言。我们既然是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就理应对结束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年轻人开始抵制登记服役，拒绝应征入伍。早在1964年5月，“我们不愿去”的口号已不胫而走。一些抵制服役的人开始公开焚烧他们的兵役卡以表达对这场战争的抗议。1967年11月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有组织的“上缴”兵役卡运动，仅圣弗兰西斯科一地就有300多张兵役卡缴还给政府。就在当月国防部五角大楼前举行大规模示威之前，司法部就已收到了一麻袋收集来的兵役卡。
1969年5月，全北加利福尼亚服役者集结的奥克兰征兵中心报告说，在应奉命报到的4400人中．有2400人未到。1970年第一季度的征兵未能完成定额，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战争初期曾发生过两起相互没有直接联系的事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当时都没有注意到这两件事情。1965年11月2日下午晚些时候，在华盛顿的国防部大楼前，当数千名雇员鱼贯而出时．3个孩子的父亲、32岁的和平主义者诺曼·莫里森全身浸透了煤油，站在大楼第三层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的窗台下面点火自焚，为抗议战争献出了他的生命。同年，一位名叫艾丽斯·赫茨的82岁的老太太在底特律自焚而亡，以表达她对美国在印度支那所采取的恐怖行动的抗议。
社会情绪终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1965年初开始轰炸北越的时候，只有100名群众在波士顿公共广场集会，以表达他们的愤慨之情。1969年10月15日，在波士顿公共广场抗议战争的集会群众已多达10万人。当天全国各地村镇举行反战集会的群众人数达到了200万左右，这是史无前例的。
到1970年，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华盛顿的和平集会。1971年，聚集到华盛顿的2万人举行了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们试图堵塞华盛顿的交通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继续在越南实行屠杀政策的扰议。1.4万人被逮捕。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逮捕行动。
和平工作队[3]中的数百名志愿者公开表示反对战争。在智利，92名志愿者公然蔑视和平工作队的领导人，发表了谴责战争的通告。800名前和平工作队队员发表了一则声明，抗议在越南所发生的一切。
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受邀参加白宫宴会，但他拒绝出席。同时被激请的阿瑟·米勒向白宫发去了一封电报：“枪炮响处，艺术死亡”。被邀参加白宫午宴的辛格·厄萨·基特的反战演说则使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大惊失色，与会者中就有总统夫人。一位应召到白宫受奖的少年也对战争提出了批评。
在伦敦，两名美国年轻人擅自闯入美国使馆举行的气氛肃穆的国庆招待会会场，高呼“为所有在越南的死难者和正在前往越南的赴难者干杯”。他们被守卫带走了。在太平洋，两名年轻的美国海员劫待了一艘军火轮，迫使这艘满载弹药的军舰改变航线，不再前往泰国空军基地。他们指挥着该船及服用了安非它命、仍保持着清醒状态的船员经过4天的航行到达柬埔寨水域。
不习惯于政治行动主义的中产阶级与专业技术人员也打破了沉默。1970年5月，《纽约时报》从华盛顿报道：“100名‘资深’律师参加了反战抗议活动”。企业界也开始对战争是否会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感到担忧，《华尔街日报》开始对继续进行战争提出批评。
随着战争越来越不受欢迎，政府内部及政府支持者中也开始出现了不同意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丹尼尔·艾尔斯堡案。
艾尔斯堡是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受雇于兰德公司。该公司为美国政府从事特殊的而且通常是秘密的研究工作。艾尔斯堡负责帮助编写越南战争这段时间的国防部史。在他的朋友、前兰德公司雇员安东尼·拉索的帮助下，他决定把这一绝密文件公之于世。两人曾在西贡相遇。在那里，尽管各自的经历不同，但他们都被耳闻目睹的战争惨象震撼了。他们开始对美国对越南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感到强烈的愤慨。
艾尔斯堡与拉索花了好几个夜晚的时间，在一个朋友开办的咨询机构的帮助下复印完了长达7000页的文件。接着艾尔斯堡向各个国会议员和《纽约时报》送去了复印本。1971年6月，《时报》开始从这本名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材料中发表文件选编，一时间轰动了全国。
尼克松政府试图让最高法院制止文件的进一步扩散，但最高法院认为这样做是对新闻自由的“先定限制”，因而是违宪的。于是政府便指控艾尔斯堡和拉索违反《反间谍法》，向未经授权的人泄露保密文件。一旦被定罪，他们将会遭到长期监禁。然而，法官在陪审团评议期间取消了审判，因为水门事件暴露了检察当局的不公正行为。
反战运动发展的早期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新成员：天主教会的牧师与修女。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被国内的民权运动激发起来的，另一部分人则是由他们在拉丁美洲的亲身经历使然，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在美国扶持的政府统治之下的贫穷和不公正。1967年秋，菲利浦·贝里根神父（他是一名约瑟夫派牧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与艺术家汤姆·刘易斯以及朋友戴维·埃伯哈特和詹姆斯·门格尔一道来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征兵委员会办公室，用鲜血浸染了征兵名册后坐等被捕。他们被交付审判，分别被判处2年到6年的徒刑。
第二年5月，在巴尔的摩案中被保释出来的菲利浦·贝里根又参加了他的兄弟耶稣会牧师丹尼尔发起的第二次行动。丹尼尔曾到过北越，亲眼目睹过美国轰炸的后果。他们与其他7人一起来到马里兰州坎顿斯维尔一个征兵中心的办公室，搬出登记册，拿到外面，在报名者与围观者面前当众烧毁。他们被裁定有罪并被判监禁。这些人因这次“坎顿斯维尔九人案”出了名。
丹·贝里根曾为坎顿斯维尔事件写过一篇“悔过书”。他写道：
善良的朋友们，我们为破坏了正常的秩序而向你们表示歉意，为用烧毁登记册来代替烧死儿童的行为而向你们致歉……遵照上帝的意旨，我们不能采取相反的行动……善良的人们缄口不语、明哲保身的时代以及穷人任人宰割而无力自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上诉被驳回后，人们纷纷猜测丹尼尔·贝里根遭到了监押，因为他从此销声匿迹了。然而，在处于地下状态四个月（在此期间他写过诗、发表过声明、秘密地接受过采访）之后，他又突然出现在费城的一座教堂里，作了一次布道，随后再次消失。连联邦调查局也被贝里根的神出鬼没搞得晕头转向。直到情报人员截获的一封信透露了他的行踪，他才被抓获并被投入了监狱。
战争造成的后果与一些牧师和修女们的勇敢行为，打破了天主教会传统的保守主义。1969年的停炸日那天，在波士顿附近圣哈特的牛顿神学院（一个田园诗般静谧的圣地和远离政治喧嚣的殿堂）宏伟的前门展出了一幅涂有鲜红拳头的油画。在波士顿学院这样一所天主教学校里，当晚也有6000人在体育馆集会谴责战争。
在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SDS）的鼓动下，大学生们也深深地卷入了早期的反战抗议运动。到60年代末，甚至高级中学里也出现了500多种地下报纸。在布朗大学1969年的毕业典礼上，当亨利·基辛格登台讲话时，三分之二的毕业班学生背过身去以示抗议。
1970年春，尼克松总统下令美军入侵柬埔寨，抗议运动达到了高潮。5月4日，当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举行反战集会时，国民卫队朝人群开枪，4名学生遇难，l名终身瘫痪。400所大专院校的学全继续举行抗议活动。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总罢课运动。1969－1970学年期间，联邦调查局记录了1785 起学生示威，其中包括占领313 座建筑物事件。
在肯特枪杀案后，学校的毕业典礼与历史上以往的典礼完全不同了。从马萨诸塞的阿姆赫斯特发来了一则有关马萨诸塞大学第一百期毕业典礼的新闻报道，报道说：“黑色的校礼服上印着表示抗议的红色拳头、白色的和平标志和蓝色的鸽子，其他的高年级学生也几乎每人都带着吁求和平的臂章”。
学生们对预备役军官训练计划（ROTC）的抗议运动使得该计划在40多所院校被取消。预备役军官训练计划承担着向越南输送一半军官的任务。1973年9月，预备役军官计划已是连续第六个月未能完成定额了。
对学生抗议运动的报道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反战运动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在密执安的迪尔本——一座汽车制造城，早在1967年，一项民意测验就已显示，41％的人赞成从越战中撤出。1970年晚些时候，当回答盖洛普测验中“美国明年年底应当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一项时，65％的被调查对象都表示赞成。
最令人惊奇的却是密执安大学提供的一份调查资料。该资料显示．在整个越战过程中，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美国人比完成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更强烈要求从越南撤军。1966年6月，在大学毕业生中，27％的人要求马上从越南撤军，而在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中，41％的人要求立即撤军。1970年9月，这两组数据的反战率都有提高：47％的大学毕业生赞成撤军，而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中赞成撤军者则为61％。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全体居民总体变化的一部分。1965年8月，61％的国民认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没有错；而到了1971年5月，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61％的国民认为我们的卷入是错误的。哈佛大学公共舆论系学生布鲁斯·安德鲁斯发现，极力反对战争的人大多是50岁以上的人、黑人和妇女。他还注意到，1964年春，当越南问题还只是报纸上的一个小问题的时候，一项研究表明，53％的大学毕业生赞成派军队去越南，而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中只有33%的人赞成。
美国士兵反战情绪的迅速发展大概可以很好地说明普通美国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因为志愿兵与义务兵大多数都来自低收入阶层。美国早期历史上士兵不满战争的事例屡见不鲜：如革命时期零星的兵变；墨西哥战争期间的拒绝重新应征入伍事件；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开小差与出于道德理由拒服兵役现象。但在越南战争中，却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士兵与老兵中狂热的、颇具规模的反战运动。
反战运动在开始时只是一些零星的抗议活动。早在1965年6月，西点军校毕业的理查德·斯坦克就曾拒绝登上要把他运往一个偏僻的越南村庄的飞机。他说，“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值得为越南战争付出生命”。斯坦克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被解雇。第二年，三名穷苦的列兵（一名黑人、一名波多黎各人和一名立陶宛－意大利人）拒绝开赴越南，并谴责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非法的和非正义的”。他们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判处监禁。
个体的反战行动在不断增加；在奥克兰，一名黑人列兵宁愿服11年苦役也拒绝登上前往越南的军用飞机。海军护士苏珊·施奈尔中尉因为穿着军装参加和平示威活动和从一架参加海军典礼的飞机上抛撒反战传单而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弗吉尼亚的诺弗尔克，一名海员拒绝训练战斗领航员，因为他认为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1968年初，在华盛顿特区，一名中尉被逮捕，因为他在白宫前打着“12万美国人死了——为什么？”的标语参加游行示威。两名黑人海军陆战队员——乔治·丹尼尔斯和威廉·哈维——因为与其他黑人海军陆战队员讨论反战而被判处长期监禁（丹尼尔斯被判6年，哈维被判10年，两人后来都被减刑）。
随着战争的继续，军队开小差的人数激增。数千人逃往欧洲——法国、瑞典、荷兰。大多数人（有人估计有5万人，有人估计有10万人）则逃到了加拿大。还有一些人就呆在美国。少数人公然蔑视军事当局，竟然到被他们的反战朋友与同情者包围着的教堂去寻求“避难”，在那里等着被捕和军法审判。在波士顿大学，1000名学生在学校附属教堂坚守了5个昼夜，以声援18岁的逃兵宙·克洛尔。后来，克洛尔被联邦特工抓获。
美国士兵的反战运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了。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杰克逊堡附近建立起了第一家“美国兵咖啡屋”，士兵们可以在那里喝咖啡、吃炸面包圈、得到反战文学作品和相互自由交谈。这家咖啡屋被戏称为“飞碟”，[4]一直坚持了数年时间，直到被法庭以“公害”为名宣布关闭为止。但同类的美国士兵咖啡屋却已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一家反战“书店”在马萨诸塞的丹佛斯堡开业，另一家也在海军基地罗得岛的纽波特开业。地下报纸在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涌现出来，到1970年时已多达50种。与反战情绪相交织在一起的是对残酷和非人道的军事生活的愤恨。
反战言行在战争前线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69年11月，停止轰炸日那一天，美国国内发生了规模宏大的示威活动，一些远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士兵也带上黑色臂章以示支持。据一名新闻记者报道，在晚港附近巡逻的一个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带着黑色臂章。法文报纸《世界报》报道说：“普遍认为，紧握左拳的黑人士兵对这场从来就不属干他们自己的战争根本就不屑一顾”。
从越南归来的黑人老兵建立了越战老兵反战组织。1970年12月，该组织的数百名成员到达底特律参加一项叫作“冬季士兵”的调查活动，对他们亲自参与或亲眼目睹的美国对越南人民所犯下的暴行公开作证。1971年4月，该组织的大约1000名成员赶到华盛顿特区举行反战示威。他们爬上国会大厦外面的铁丝网，把他们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扔进去。许多人纷纷登台发表简短的反战声明，他们或情绪激昂，或神色严峻。
1970年夏，包括一些越战老兵在内的28名军官，声言代表其他250名军官，宣布成立反战组织“军官反战运动”。在1972年圣涎节前后进行的对河内和海防的野蛮轰炸期间，B-52轰炸机飞行员首次违抗命令，拒绝执行这项轰炸任务。
但绝大多数的反战行动来自普通美国士兵，其中绝大多数又都是来自低收入阶层——白人、黑人、美国土著和华人。
20岁的华裔美国人萨姆·乔伊出生于纽约市。他17岁应征入伍，被派到越南做厨师。他发现自己成了美国大兵们辱骂的对象，他们用戏称越南人的那些字眼称他为“中国佬”或“东方佬”，并说他看起来像敌人。一天，他拿起来福枪向折磨他的人开枪示警。乔伊被军警逮捕，遭到殴打和军法审判，被判在里文沃斯堡服苦役18个月。“他们每天毒打我，就像定时闹钟一样准时……只有一件事：我想告诉所有的华人，是军队把我弄得病成这个样子，他们把我折磨得站都站不起来了”。
总共大约有56.3万美国兵非荣誉退役。1973年，有五分之一的退役者是“非荣誉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从军期间没有能够格尽职守。开小差者从1967年的4.7万增加到了1971年的8.9万，几乎翻了一倍。
罗恩·科维奇是一名留下来参加过战斗、后来又转向反战的士兵。他的父亲在长岛一家超级市场工作。1963年，17岁的科维奇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两年后，即19岁那一年，在越南，他的脊柱被炮弹击伤。由于腰部以下瘫痪，他不得不与轮椅为伴。回到美国后，由于亲眼目睹了受伤的老兵们在医院里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经过对战争的认真思考后，他加入了老兵反战组织，参加了示威活动并发表了反战演说。
一天傍晚，科维奇听了演员唐纳德·萨瑟兰朗读的多尔顿·特朗博写的后世界大战小说《约翰尼举起了枪》的片断，其中讲到了一名士兵的故事。这名士兵在炮火中失去了四肢和面部，只剩下了一个会思考的躯体。他发明了一种与外界联系的办法，并接收到了一种没有电震器根本无法听到的功率极强的信号。“当萨瑟兰开始朗读这一段时，它那令我永远难忘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真像是有人在向我讲述我曾在医院里所经历的一切……我被震撼了，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科维奇反对战争，他在自己的《生逢7月4日》一书中描绘了他被捕时的情形；
“你叫什么名字？”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位官员问。
“罗·巴·科维奇”，我回答说，“职业是反战的越南老兵。”
“什么？”他直盯盯地看着我，面带嘲弄地反问。
“我是一名反战的越南老兵”。我几乎是在向他大喊了。
“你应该死在那儿”。他说。他又转过脸对助手说：“我真想把这家伙扔到屋顶上去。”
1972年，科维奇与其他老兵驱车前往在迈阿密召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他们把轮倚停在会议大厅的走廊上。当尼克松开始他的总统提名演讲时，他们高声喊道：“停止轰炸！停止战争！”代表们朝他们骂道；“叛徒！”特工人员推推搡搡把他们弄出了大厅。
1973年秋，由于感到胜利无望，也由干北越军队已在南越建立起众多根据地，美国同意接受这样一个撤军方案，即美军撤离，革命军队在原地活动，直到选举产生一个包括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在内的新政府为止。但西贡政权不同意该方案，美国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即向北越发起猛烈的攻击以迫其降服。它派遣大批B-52 轰炸机前往河内和海防，炸毁那里的房屋和医院，炸死了无数平民。但进攻仍未能奏效。许多B-52被击落。同时，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愤怒的抗议声浪。基辛格不得不返回巴黎签署和平协议，其内容与以前已达成的方案完全相同。
美国撤出它的军队后，仍向西贡政权提供援助，但当1975年初北越向南越各大城市发起进攻时，西贡政权终于垮台了。1975年4月末，北越军队进入西贡。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与许多害怕共产党统治的越南人一起逃走了。在越南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西贡更名为胡志明市，越南南北双方统一为越南民主共和国。
在传统历史学家看来，战争的爆发每每是对“人民”呼声的积极回应，而战争的结束则总是领导人的天才创举——即战争结束应归功于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或凡尔赛的谈判。然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越南战争只是在武装入侵柬埔寨失败之后，在全国的校园里响起反侵略的怒吼的时候，国会才不得不通过议案，宣布未经它的允许美国军队不得开赴柬埔寨。
直到1973年底，美国军队才最终撤离越南，国会才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在未经国会赞同的情况下发动战争权力的法案；但即便是在这项“战争权力法”中，总统在国会未曾宣战的情况下仍有60天的战争权限。
政府试图让美国人民相信，战争的结束是它决定进行和平谈判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战争失败了，不是因为美国国内掀起了强大的反战运动；但是，政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所保存下来的秘密备忘录却揭示了它对国内外每一阶段“公众舆论”的感受。这些资料都汇集在《五角大楼文件》中。
国防部副部长约翰·麦克诺顿1966年初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提醒说，毁坏堤坝必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对民用目标的打击”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在国内外诱发非建设性的抗议浪潮”。他警告说：
确实存在着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美国逾越的界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为了迫使一个落后的小国屈服，每周要造成1000名非作战人员的伤亡，而其成败功罪尚在未定之中，这种情景可不大美妙。
1968年春，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突然发动了可怕的“泰特”节攻势，威斯特摩兰将军请求约翰逊总统在现有的52.5万军队的基础上再增派20万军队。约翰逊在五角大楼向一小撮“作战官员”咨询此事。他们在研究了形势之后得出结论说，再增派20万军队也根本无法巩固西贡政权，因为“西贡的领导人没有显示出有意愿（更不用说有能力）去争取获得人民必要的忠诚与支持的迹象”。不仅如此，报告还说，增派军队就意味着动员预备役军人和增加军事预算，它同时还意味着增加伤亡和增加税收。而且，
由于民众认为我们忽视了国内问题的解决，抵制征兵事件与城市中的不稳定因素在不断增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急剧膨胀。所有这些，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场可怕的国内危机，其前景殊难预料。
“城市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的说法肯定是指1967年的黑人暴乱，不管黑人是否有意要这样做，这些事件本身却都清楚地揭示出了国外战争与国内贫困之间的联系。
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也曾努力想让公众明白：抗议不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当一名和平主义者单枪匹马企图阻止他进入白宫时，他几乎要发狂了。尼克松对待异议分子的疯狂行为（策划盗窃、窃听电话、私拆邮件）表明，反战运动确实给国家领导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反战运动的观念已在美国公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其表现之一就是：陪审团越来越不愿对反战抗议者定罪，地方法官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最后一个袭击征兵委员会的组织是“卡姆登28人团”，其成员包括牧师、修女和非神职人员。1971年8月，他们袭击了新泽西卡姆登的一个征兵委员会。在历次庭审中，陪审团都宣告他们无罪。当陪审团进行评决时，陪审员、曾在军队中服役11年、来自亚特兰大的53岁的黑人出租汽车司机塞缪尔·布雷斯韦特向被告们散发了一封信：
我得说，你们……做得不错。你们试图阻止那些极不负责任的人，人民选举这些人是让他们行使管理和领导职责的。你们做得很好。这些人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在一个不幸的国家里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与破坏……当你们的兄弟们还在他们的象牙塔里犹豫观望的时候，你们却站了出来，尽到了你们的责任……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和平与和睦之光能够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终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而越南战争则是这个世界帝国所遭受的第一次确定无疑的失败。正是国外农民的革命运动和国内巨大的抗议浪潮促成了这一失败。
1969年9月26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提到遍及全国的反战活动日益增长时，仍然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无法左右我”。但9年之后，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正是反战运动促使他放弃了进一步使战争升级的打算：“虽然在公开场合我继续无视激烈的反战论争……但我明白，无论如何，在所有这些抗议与暂停轰炸之后，战争的每一次军事升级都会导致国内公众舆论的重大分裂”。由总统来承认公众抗议的力量，这确是罕见的。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许更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国内的抗议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越南战争问题本身。
[1] 即北部湾。
[2] LBJ，即林登·B·约翰逊的缩写。
[3] 一译“和平队”或”和平工作团”，美国国务院于1961年创设的机构，旨在派出援外志愿人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4] 原文为UFO，即人们所说的“不明飞行物”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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