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二十一章 卡特—里根—布什：两党协调一致
20世纪中期，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他的《美国的政治传统》一书中，对我们国家几位重要的领导人，从杰弗逊、杰克逊到赫伯特·胡佛以及两位罗斯福（一位是共和党人，另一位是民主党人；一位是自由派，另一位是保守派），逐一进行了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两大党派……的视野总是要受资本和企业的眼界的限制……。它们都已经认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优点……。那种文化已经急剧地转变成国家的文化了……。”
在谈及20世纪末期的情况时，如果考察一下它的最后25年，我们看到的恰好是这种被限制住了的视野；资本主义一方面鼓励人们积累巨额财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极端的贫困；一方面它用民族主义的态度来接受战争，另一方面它也为战争做着准备。政府的权力从民主党手中转移到共和党手中，然后又转了回来；但无论哪个党，都没有表现出自己能够超越这一视野的限制。
在经历了灾难性的越南战争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水门事件。还有，大多数民众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也加深了。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暴力文化和家庭纷争也在日益增加。显然，如果不在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进行大胆的变革，这些重大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但没有一个多数党的候选人提出过进行这种变革的建议。“美国的政治传统”被牢牢地坚持着。
由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多半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很大一部分选民开始远离投票箱，或者虽然投了票但并不热情。他们越来越多地声称他们疏远这套政治制度，最好是不参加。在1960年，有63％的符合投票资格的人参加了总统选举投票。到197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53％。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进行的调查中，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回答说，政府官员不像关心他们自己那样关心人民。
选举政治不仅控制着报纸和电视，也操纵着总统、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其他官员们的行为，尽管他们被认为是这个国家历史的创造者。然而在所有这一切操纵和控制之中，还存在某种矫揉造作的东西，力图以此使那些持怀疑论的公众们相信，他们对将来的希望，归根到底还是要寄托在华盛顿的政治家们身上。
由于对政治以及对自称是明智的政治辩论感到失望，平民大众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或者说，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贪图娱乐消遣、追求闲情逸致和实施成千上万种的自助计划上。而处在他们的边缘部分的这些人，则变成了暴力分子，在某个集团内寻找替罪者（如一批穷黑人对另一批穷黑人施加暴力），或是反对别的种族、外国移民，把外国人、领救济金的母亲和小偷小摸视为魔鬼（相对于碰不得的大罪犯而言）。
但还有一些公民，他们竭力想坚持60年代和70年代留传下来的思想和理念。确实，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这样一部分公众，他们既不曾被媒体所关注，也不被政治领导人所注意，但却在全国各地数千个地方组织中积极展开活动。这些有组织的团体或是宣扬保护环境，或是主张维护妇女权利，或是呼吁实行公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包括关注艾滋病患者的痛苦），或是要求为无房者解决住房间题，要么就是反对扩大军事开支。
这种行动主义与60年代的行动主义不同。当时，抗议种族隔离和反战的浪潮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全国性力量。而现在，他们艰难地进行着斗争，反对那些冷漠的政治领导人，试图让大多数既不关心政治投票活动，也不对政治抗议活动抱有希望的美国人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来。
从1977年到1980年，吉米·卡特任总统时期，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一部分权力机构试图使满怀失望的公众重新恢复对政治的信心。但尽管向黑人和穷人作出了一些姿态，尽管大谈国外的“人权”，卡特却仍旧停留在美国制度的历史的政治局限性之内，不仅对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合作给予保护，还顽固地维持庞大的、耗尽了国民财富的军事机器，并使美国与国外的右翼暴政结成联盟。
卡特发出的施政演说是“平民主义”的，即面向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人认为自己正深受有权者和有钱者的围困。尽管卡特本人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花生种植园主，但他总是以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农场主的形象出现。尽管他直到越南战争结束前一直表示支持这场战争，但他也经常对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表示同情，并且还向许多60年代的年轻反叛者发出呼吁，许诺要削减军事预算。在对律师们发表的许多公开性讲话中，卡特公开反对利用法律来保护富人。他任命了一位黑人妇女帕特里夏·哈里斯出任住房和乡村建设部部长；还有一位黑人民权运动的老兵安德鲁·扬被安排出任驻联合国大使。他还让一个年轻的前反战积极分子塞姆·布朗来领导“全国青年服务协会”。
然而，当对最关键的职位作出任命时，他还是听从了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三方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说，不管是哪个集团选出的总统，一旦当选，“他要考虑的就是他是否有能力动员关键机构的领导人来支持自己。”布热津斯基，一个传统的鼓吹冷战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而他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根据《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就曾设想过“要取消对当时进行的轰炸的所有限制”。
他所任命的其他阁员也都有很深的公司背景。一位金融专栏作家在卡特当选之后不久就写道，“迄今为止，卡特先生的行为，他的就职演说，特别是他对阁员的任命，都是对实业界作出的明确保证。”华盛顿的老资格记者汤姆·威克写道：“有效的证据是，迄今为止卡特先生不愧是让华尔街深为信任的选择。”
对那些对本国人民大加压制的国家和政府，卡特则制定了更为复杂而老练的政策。他利用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在黑非洲国家中培养对美国的好感，鼓励南非放松对黑人的压制政策。对美国来说，和平解决南非问题具有战略上的必要性；南非可以用来建立雷达监视系统。同时，南非还是美国公司重要的投资地和所需原料的关键来源（特别是钻石）。因此，美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南非政府，而继续压迫黑人会酿成内战。
在卡特当政时，美国继续支持世界上所有涉嫌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对犯人使用酷刑、进行大屠杀的政权：如菲律宾、伊朗、尼加拉瓜，还有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东帝汶居民在近似种族屠杀的运动中几乎被消灭殆尽。
《新共和派》杂志，据认为应是站在权力机构的自由派一边，也表示支持卡特的这一政策：“……在今后4年，美国的对外政策将使尼克松—福特时代发展起来的哲学得到实质性的发扬光大。这种前景完全不是消极的……。这将是连续性的。它是历史的一部分……”
卡特喜欢把自己扮演成是反战运动的朋友，但当尼克松下令在海防港布雷并在1973年春天恢复对北越的轰炸时，卡特却鼓励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某项决定，我们都会给尼克松以支持。”一旦当选了总统，卡特便拒绝向越南的战后重建工作提供援助，尽管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这个国家正是被美国的狂轰滥炸给毁掉的。当国会有人问到这一点时，卡特回答说，美国并无特别义务去这么做，因为“毁灭是相互的”。考虑到美国曾有大批轰炸机和200万士兵不惜跨越半个地球远程征战，并在8年之后使一个蕞尔小邦有上百万的人殒命，有无数的家园被毁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声明。
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民众曾幻想美国的对外政策将会变得比较温和一些、有节制一些，其侵略性也将明显减弱。但卡特政府显然是想打消民众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经过一番严密检查之后，这些看似更自由主义的政策并不打算触动美国军队和美国公司在世界上的权力和影响。
同中美洲小小的巴拿马共和国重开关于巴拿马运河条约的谈判就是一个例子。这条运河每年给美国公司节省运输费用15亿美元，美国因此一年收入税费达1.5亿美元，这其中有2300万美元是付给巴拿马政府，作为它在这一地区保持其14 处军事基地的费用。
早在1903年，美国就一手操纵了反对哥伦比亚的革命，在中美洲建立一个新的小国——巴拿马共和国，并指使它签订了一个条约，允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管理巴拿马运河并享有“永久性主权”。1977年，鉴于巴拿马发生反美抗议活动，以及运河对美国的军事意义已不如从前，卡特政府决定举行谈判来签订一个新条约，表示要逐步撤出美国的军事基地。
不管卡特在外交政策方面多么精明老练，它的某些基本法则早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就已经在运作了。美国的公司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世界各地积极开展活动。到70年代初，已有大约300家美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其中包括占美国每年国外净利润的40％的7家最大的银行。它们被称作是“多国银行”，但实际上它们的高级行政官员中有98％是美国人。作为一个集团，它们现已成为世界上的第三大经济力量，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长期以来，这些全球性大公司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可以从美国商业部的统计数字中看出来。在1950年到1965年间，美国在欧洲的公司投资额是81亿美元，获利55亿美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额是38亿美元，获利达112亿美元；在非洲的投资额是52亿美元，而获利则高达143亿美元。
这是一种典型的帝国情形，自然财富的出产国变成了更强大国家的牺牲品，而这些国家的实力正是来源于那些被掠夺来的财富。美国的公司百分之百地依赖穷国的钻石、咖啡、石油、水银、天然橡胶和钴。他们从国外获得98％的锰，90％的铬和铝。某些进口物资（铂、水银、钴、铬、锰）有20％到40％是来自非洲。
美国还赢得了富有而慷慨的好名声。确实，它经常向一些被毁灭的牺牲品提供援助。然而这种援助常常取决于受援者政治上是否忠诚于美国。1975年初，报上刊登了一则发自华盛顿的消息：“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正式提出一项政策，称美国将对那些在联合国投反对票的国家有选择地削减援助。同样情形的削减也适用于食品和人道主义项目。”
大多数援助是公开的军事援助。到1975年，美国出口军火95亿美元。卡特政府许诺不再向实行镇压的那些政权提供军火，但当他上台后，大多数军售活动仍在继续。
军事开支仍占国家预算的很大份额。卡特提出的第一个预算案计划增加100亿美元的军费，而实际上他提出的美国下一个5年却要增加军事开支300亿美元。卡特政府还宣布，由于不再向140万曾在学校享受免费餐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的辅餐牛奶，农业部每年将节省2500万美元。
如果说卡特的工作是要恢复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那么他在这方面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就是，未能解决民众的经济问题。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继续上涨远快于工资的增长。对人口中特定的关键群体——青年人，特别是黑人青年来说，失业率高达20％或30％。
卡特反对联邦政府向需要堕胎的穷人妇女提供帮助。当有人向他指出这样做不公正，因为有钱的妇女可以很容易地堕胎。他回答说；“是的，你也知道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不公正的，有钱人可以承受，但穷人不能。”
在政府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利益的相互关系中，根本看不到卡特所标榜的“平民主义”。卡特提出的“能源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不再为消费者调整天然气价格。当时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是埃克森（EXXON）公司，而埃克森公司最大的私人股票集团属于洛克菲勒家族。
显然，在美国，卡特的政策并没有对财富分配不当这一基本事实产生任何影响，即使是有，也一点不比前任政府（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政府）政策的影响多。在1977年，占美国人口10％的最富有的人，其收入是占人口90%的人的30倍；最富有的l％的人拥有国家财富的33％。最富有的5％的人拥有私人公司股票的83％。100家最大的公司平均缴纳税收占26.9%，最大的石油公司缴纳税收占5.8%（1974年国家税务署统计）。确实，有244个个人，尽管其个人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却不用纳税。1978年，卡特批准进行税收“改革”，得利的主要是这些公司。
美国的武器通常被用来帮助外国独裁政权去对付左翼力量的反抗。例如在1980年春天，卡特要求国会贷款570万美元给萨尔瓦多的军人政权，以帮助其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在菲律宾，1978年国民大会选举之后，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下令逮捕了21个竞选失败的反对派候选人中的10个，还有许多犯人经受折磨拷打，许多公民被杀害。尽管如此，卡特还是要求国会在以后5年给马科斯提供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在尼加拉瓜，美国帮助索摩查维持专制统治达数十年之久。由于对这个政权的基本弱点以及对反对他的革命运动的受欢迎程度判断失误，直到该政权1979年行将垮台，卡特政府仍继续支持索摩查。
在伊朗，到1978年，酝酿多年的对沙赫[1]独裁统治的不满演变成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在1978年9月8日，有数百名示威者被沙赫的军队杀害。第二天，根据合众国际社发自德黑兰的一则消息报道，卡特明确地表示了他对沙赫的支持：
军队向反对沙赫的示威者开火。第三天，也就是昨天，吉米·卡特总统打电话给王室，表示支持沙赫·默罕默德·巴列维国王，后者正面临着执政37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在新任总理发表讲话，说他的手因镇压保守的穆斯林和其他抗议者而沾满了“鲜血”后，有9名议会成员退席表示抗议。
在这次广泛的群众性革命中，巴列维倒台了。卡特政府后来以进行治疗为借口，接受他来美国，使革命者的反美情绪达到了最高点。1979年11月4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好战的学生们攻占，他们要求巴列维国王回伊朗接受审判，还扣留了52名使馆雇员作为人质。
在随后的14个月，人质一直被扣留在大使馆里。在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中，这一问题成了头号新闻，激起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政治家和大小报纸开始陷入了普遍的歇斯底里状态。一个伊朗裔美国姑娘，原定要她在一所高中毕业典礼上讲话，最后被从计划中取消了。在全国各地的汽车保险杆上，都贴着这样一句标语：“对伊朗实施核打击”。
很少有记者像《波士顿环球杂志》的记者艾伦·里奇曼那样，当52名人质活着被释放并且身体状况明显不错时，他敢于指出美国对此所作的反应不仅缺乏某种理性，而且也破坏了人权：“他们有52个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数目……他们（美国的人质）说的是跟我们一样的语言。去年在危地马拉，有3000人不明不白地被打死，这些人不说美语。”
当1980年年中卡特同里根展开竞选宣传时，人质仍旧被扣压着。这一事件，加上许多人正遭受经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卡特的失败。
里根的胜利以及8年之后乔治·布什的当选，意味着权力机构的另一组成部分将要掌权，意味着卡特当政时的那种微弱的自由主义也将被抛弃。政府的政策将变得更粗鲁愚钝：削减对穷人的补贴，降低富人的税收，增加军事预算，用保守派的法官充实法院系统，积极摧毁加勒比海地区的革命运动。
在里根—布什执政的12年里，原来充其量只是一个温和自由派机构的联邦司法部，被改造成了保守派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到1991年末，里根和布什把联邦法官837个职位中的一半多都给撤换了，还任命了相当右倾的法官去改造最高法院。
在70年代，在自由派法官威廉·布伦南和瑟古德·马歇尔的领导下，法院宣布废除了死刑，在罗诉韦德一案中支持妇女有权选择堕胎，并把民权法解释成允许对黑人和妇女给予特别关照，对其过去所受的歧视进行补偿（矫正歧视措施）。
威廉·伦奎斯特，最初是由理查德·尼克松提名进入最高法院，现在又被罗纳德·里根任命为首席法官。在里根—布什时期，伦奎斯特领导下的法院做出一系列决定，不仅削弱了罗诉韦德一案的判决结果，重新恢复了死刑，减少了政治犯反对警察暴力的权利，还不许医生在联邦政府拨款的家庭医院向妇女提供有关堕胎的信息，并且声称穷人将不得不为公共教育而付费（教育不再是“基本权利”）。
法官威廉·布伦南和瑟占德·马歇尔是法院的最后两位自由派。由于年老和生病，尽管不情愿放弃这一权力，他们还是退休了。布什总统提名的人选取代了马歇尔。这是为建立一个保守的最高法院而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他选择了一位保守派黑人，克拉伦斯·托马斯。一名年轻的黑人法律学教授阿妮塔·希尔先前曾与他是同事，她证明说托马斯曾对她进行过性骚扰。尽管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证词，托马斯的提名还是被参议院通过了，因此现在的最高法院更为右倾。
由于保守派出任联邦法官，有公司背景的人员被任命为国家劳资关系署官员，因此法院的判决和署里的调查不论结果如何，目的都是要削弱劳工运动，更何况后者本身早已因制造业的衰退而受到影响。工人走出厂门举行罢工，却发现自己并不受法律的保护。里根政府颁布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解除他们的工作，而那些参加罢工的空中交通控制员则被全部开除。这既是要对将来的罢工者们发出警告，也反映出劳工运动日渐衰弱的迹象，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它曾经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
里根执政时期最大的获利者是美国的公司。在60年代和70年代，一场意义重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在国内发展起来，人们对空气、海洋和河流所受到的严重污染，以及每年因工作条件恶劣而导致的上千人死亡感到震惊。1968年11月，西弗吉尼亚矿井发生爆炸，死亡78名矿工。随后，在矿区大街上发生了愤怒的抗议游行。国会通过了1969年煤矿工人健康与安全法。尼克松的劳工部部长谈到，“全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热情，一种对改善环境的热情。”
次年，鉴于劳工运动和消费者团体的强烈要求，加之也想借机取得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尼克松总统签署了1970年职业安全与保健法（OSHA）。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它确立了工作场所保证工人安全和健康的普遍权利。
吉米·卡特入主白宫以后，虽然继续对OSHA计划大加称赞，但同样也热心于取悦公司的老板。他成了一个宣传员，鼓吹取消对公司的限制性法规，给它们更大的活动空间，即使这对劳工和消费者有害也罢。
在里根和布什时期，这种对“经济”（这是公司利润的速写术语）的关心，远远超过对任何劳工和消费者的关心。里根总统建议以一种“自愿”的办法，来代替强制执行环境保护法。他的政府所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下令销毁10万本由政府发行的小册子，因为这些小册子指出棉花粉尘对纺织工人的健康有危害。
乔治·布什总统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位“环境保护总统”，还骄傲地指出他签署了1990年的清除空气污染法。但两年之后，这项法令虽然获得通过，却被环境保护署的新规则给大大地削弱了，因为新规则规定，允许制造商们在每年向大气中排放有害污染物的限额再增加245吨。
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感到应对导致这场危机的发达国家的有钱阶层提出批评：“今天，生态毁灭的严重威胁正在教育我们，过分的贪婪和自私，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都有背造物主的旨意。”
为了共同对付全球变暖的危险，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欧盟国家和日本在会上建议就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确立专门的排放量和时间表。在这方面美国是主要的被告。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
到80年代末期，一系列更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表明，与核电站相比，可更新的能源资源（水力、风力、阳光）会产生出更多可用的能源，而核电站不仅比较危险，而且价格昂贵，还会产生出放射性核废料，不易安全处置。但是，里根和布什政府却大大地削减了用于对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进行研究的科研经费（里根时期削减了90%）。
在1992年6月，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了在巴西举行的全球首脑环境保护高峰会议。有统计数字显示，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二氧化碳，有三分之二应归咎于世界各国的军事部门。但当有人建议此次峰会讨论军事活动对环境恶化的影响时，美国代表团表示拒绝，结果这一建议没能获得通过。
事实上，维持庞大的军事设施和保护石油公司的利润，依旧是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双重目标。在里根入主白宫后不久，存23家石油公司的董事捐款27万美元，用来重新装修白宫的起居室。据美联社的报道说：
这一事件发生在总统放开石油价格4周之后。这一决定等于给了石油工业20亿美元……俄克拉荷马城的杰克·霍奇斯是“核心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所有者，他说：“这个国家的最高人物理应住在最高级的地方。里根先生帮了能源界的大忙。”
同时，里根努力扩充军备（军事拨款在他主政的头4年超过万亿美元），为此，穷人的福利一再被削减。他还建议削减1.9万亿美元的税收（大部分是为有钱人）。里根坚持认为削减税收会刺激经济，并且带来新的收入。但商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公司税降低期间，资本投入并没有增长，反而在逐步下降。
里根对预算的削减在人文方面造成了更深远的影响。例如，有35万残疾人的社会保险福利被取消。罗伊·本纳维德兹，一位越南战争的英雄，曾被里根授予国会荣誉勋章，但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却对他说，他心脏、胳膊、大腿里残留的榴散弹片并不妨碍他工作。在国会委员会发言作证时，他谴责了里根的政策。
在里根时期，失业率继续上升。1982年有3000万人整年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失业状态。其后果之一是，1600多万美国人失去了医疗保险，因为这常常是与有无职业相联系的。全国失业率最高的密歇根州，从1981年起婴儿死亡率开始上升。
新的需要使100多万穷人孩子享受的学校免费午餐被取消．这顿饭占他们一天中所需营养的一半。很快，全国四分之一的儿童，约12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救济也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对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救助要通过AFDC（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进行，食物要凭票供应，穷人的医疗护理也要通过“医疗援助”计划。对大多数靠领救济金（救济金数目各州不同）为生的人来说，每个月能领到500到700美元的援助，这意味着比每月900美元左右的贫困线还要低。靠救济金生活的黑人儿童的人数要比白人多四倍。里根时代初期，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不再需要政府的援助了，因为私人企业将照顾穷人。对此．一位母亲给当地的报纸写信说：
我是靠“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基金”生活的，我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我已申请了一份年薪不到8000美元的工作。我在一家图书馆里干钟点工，一小时挣3.5美元。由于靠救济金生活，我不得不减少花销……
当年我的父母们来到这个国家，寻求的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只要卖力地工作，接受良好的教育，循现蹈矩，你就会富起来。我并不想成为有钱人。我只希望能养活我的孩子，能活得多少有点尊严……
民主党常与共和党一起联合攻击福利计划。而这两大党都与那些资本雄厚的大公司有密切的联系。一个共和党的国内政策分析家凯温·菲力浦斯在1990年写道：民主党是“历史上对资本家热心的第二大政党。”
政治家们虽然经常攻击福利政策，但想彻底取消大多数美国人所享受的基本福利，却并没有取得成功。《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2年初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福利问题的看法因表述方式的不同而有差异。如果用的是“福利”一词，44％的被调查者认为，用在福利上的开支太多了。但如果问的是对穷人的帮助”，则只有13％的人认为开支太多，而64％的人认为开支太少。
如果政府是通过实行降低税率的政策，从而使富人变得更加富有的话，那就不能叫福利。给富人的这种“福利”不像每月发给穷人的救济金那么显而易见，最常采取的形式是在税制方面做慷慨的变动。
在“税制改革”的姿态下，将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的税率由91％降低到了70％。这还是从第几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但这不是共和党所为，而是民主党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所为。在卡特政府时期，尽管卡特本人多次表示反对，国会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还是联合起来，给予了富人更多的减税。
在国会中民主党人的帮助下，里根政府再次把富人的税率降低到50％。紧接着，1986年共和党和民主党操纵了另一次“税制改革”法案，把最高税率降低到28％。这样，学校教师、工厂工人和百万富翁们一样，都要交28％的税。“累进所得税”的思想，即富人要比普通人交更多的税，现在完全被抛弃了。
从1978年到1992年，所有这些税收法案实行的结果就是，政府的年收入减少了约7000亿美元；而在这13年中，最富有的1％的人却获得了上万亿美元的收入。
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中，不仅收入税不再按累进办法征收，相反社会保障税却一个劲地回涨。也就是说，从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工资账户上扣除的税钱越来越多，而一旦工资超过5万美元时，反而不再扣税了。那些一年挣50万美元的人，同一年挣5万美元的人交的社会保障税同样多。
由于实行这种高额的工资税，结果有四分之三的挣工资的人，他们每年要交的社会保障税超出了收入税。令民主党人窘迫的是，它曾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这些高额的工资税却正是在卡特政府时开始征收的。
在两党体制下，如果两大党都漠视公众的呼声，就不会有人参加投票。1984年，当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把所有这些税制“改革”付诸生效时，由国内税务署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发现，有80％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税制有利于富人，对普通的男女上班族是不公正的”。
到里根执政末期，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已急剧拉大。在1980年，公司的首席行政官员（C EOS）的工资是工厂工人平均薪水的40倍；而到1989年已经达到了93倍。
与此同时，低收入者的处境却变得更糟了，特别是黑人、拉美人、妇女和年轻人，他们的损失更为惨重。在里根—布什时期，尽管收入最低群体的经济状况普遍有所改善，但这反而使黑人家庭生活更加艰难，因为他们不仅缺乏足够的资金去开业经营，而且在职业方面仍存在着对他们的种族歧视。民权运动的胜利为某些非洲裔美国人开辟了生活空间，但却把大多数人远远地抛到了后面。
到80年代末，至少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黑人失业人数维持在白人的2.5倍的水平，而年轻黑人没有工作的则高达30％到40％。在底特律、华盛顿和巴尔的摩，黑人婴儿的死亡率要高于牙买加或是哥斯达黎加。随贫困面来的是婚姻破裂、家庭暴力、公共犯罪和吸毒现象泛滥。在华盛顿特区，离富丽堂皇的国家政府大楼几步之遥的地方挤满了黑人穷人，年龄在18 到35岁之间的年轻黑人有42％要么是坐过牢，要么是被调查过和被假释过。但正是居高不下的黑人犯罪率，而非消灭贫困的呼吁声，常常被政客们利用来要求建造更多的监狱。
1954年，以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署”一案的裁决为开端，开始了取消学校中存在的种族隔离的进程。但是由于贫困，在犹太人区和全国许多学校里，黑人儿童仍被按种族和等级实行隔离。70年代最高法院做出判决，规定不必把给穷人学区和富人学区的基金平均分配（圣安东尼奥独立学区讼罗德里格兹学区案），也不需要在富裕的郊区和市区之间用校车接送学生（米利肯讼布拉德利案）。
对赞赏自由进取精神和崇尚放任自由主义的人来说，所谓穷人就是那些既不从事生产也不工作的人，他们应该为他们的贫困而受责备。但这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妇女们照料她们自己的孩子其实也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也不去问一问，为什么一个孩子还不到能展示他们工作技巧的年龄，就因为他是生长在一个穷人家庭，就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处罚（甚全被打死）。
在80年代中期，又有一起特大丑闻开始在华盛顿被披露出来。还在卡特政府时期，储蓄和借贷银行就开始违反有关规定。在里根时期，这种违规行为仍在继续，结果导致银行进行冒险性的投资，最后耗干了银行的资产，使它们欠下储户数千亿美元的存款。政府曾经为此提供过担保，现在却不得不由纳税人来支付。
为了国家防务而大肆耗用国库的钱财，曾一度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为是对人道需要所犯下的“偷窃行为”。但两大党都继续这一点。吉米·卡特当选总统时，宣布增加军事预算100亿美元，这是艾森豪威尔所描绘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杜鲁门一直到里根和布什，美国作出的所有庞大军事预算，都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完全赞成。
花费数万亿美元来建设核力量和非核力量，其论据是对苏联感到担心，因为它也在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且还准备入侵西欧。198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承认它夸大了苏联的军事开支。哈里·罗西茨克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5年，一度还领导了针对苏联的间谍行动，他在80年代时写道：“在我为政府工作的整个期间，我从未看到一项情报评估声称，入侵西欧或是进攻美国将对苏联的利益有何等好处。”
然而，在公众中制造这样一种恐慌，作为建设性能强大而优越的武器系统的论据是非常有用的。例如，一艘能发射上百枚核弹头的三叉戟潜艇，它的造价是15亿美元。而这15亿美元，足以用来实施一项为全世界儿童免除死亡性疾病的五年期计划，并可防止500万人的死亡。
“星球大战”计划是里根政府批准的军事计划之一，目的是建立空间屏障以阻止敌人来自空中的核打击，为此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但头三次技术实验都失败了。接着又进行了第四次实验，政府还为此项计划投资担保，结果又一次失败了。但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斯拍·温伯格却批准伪造数据来证明试验取得了成功。
当苏联1989年开始走向解体，美国不再有类似的“苏联威胁”时，军事预算只是略有一些减少，却仍旧很庞大。全国报刊俱乐部进行的调查显示，59％的美国选民们希望在下一个五年削减国防开支50%，但两党对他们曾表白要代表的公众意见继续漠然置之。
1992年夏天，国会中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一致投票表决，反对把一项基金从军事预算转到人道的需要上，同时却一致投票赞成花1200亿美元来“保卫”欧洲，尽管谁都知道它已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假若曾有过的话），也不再会有来自苏联的进攻。
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时，恰好在尼加拉瓜发生了革命。在那里，深受民众欢迎的桑地诺运动（得名于20世纪20年代革命英雄奥格斯都·桑地诺）推翻了腐败的索摩查暴政（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它）。桑地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者、左派神职人员和各种民族主义者的大联合，它公开宣布要给农民更多的土地和在穷人中间推广教育及健康保护。
里根政府不仅把它看作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威胁，更把它看作是对长期以来美国所控制的中美洲各国政府的一个严重挑战，于是立即开始着手策划推翻桑地诺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了一支抵抗革命的力量（“康特拉斯”CONTRAS），进行了一场秘密战争。在它的领导人中，有许多人就是令人痛恨的索摩查国家卫队的前领导人。“康特拉斯”在尼加拉瓜国内显然并不受欢迎，因此它把基地设在了附近的洪都拉斯。这是一个被美国操纵的非常贫穷的国家。他们从洪都拉斯越过边界，袭击农场和村庄，杀死男人、妇女和儿童，与暴君沆瀣一气。“康特拉斯”的一个前陆军上校艾德加·查摩罗在国际法庭作证说：
……许多公民被杀死，倒在血泊之中。还有许多人被拷打、被致残、被劫掠，或是受到其他种种虐待……。当我同意加入的时候，……我希望这是一个尼加拉瓜人的组织……。（它）最终成了美国政府手中的一个工具……
美国完全有理由把它在尼加拉瓜进行的活动向公众保守秘密；公众舆论调查显示，美国的公众反对对这里进行军事干涉。在1984年，中央情报局利用拉美代理人来掩盖自己的卷入，并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布设水雷打击船只。当消息被泄露出去后，国防部长温伯格对美国广播公司撒谎说：“美国并没有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
同年稍后一些时期，大概是要对公众的意见作出回应，也可能是对越南战争记忆犹新的缘故，国会判定美国采取“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或准军事的行动支持尼加拉瓜”为非法。里根政府决定不理睬这一法律，寻找办法秘密资助“康特拉斯”。
在1986年，贝鲁特一家杂志上出现了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美国已经在向伊朗（美国假想的敌人）出售武器。作为回报，伊朗答应释放在黎巴嫩被极端伊斯兰分子扣押的美国人质；而卖武器所得的利润，则交给尼加拉瓜的“康特拉斯”用来购买军火。
在1986年11月的一次记若招待会上，有人曾问及此事，当时里根总统撒谎说，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是为加强与伊朗温和派的对话。实际上，它的意图是双重的：释放人质并为此搞到钱款，去帮助“康特拉斯”。
虽然“康特拉斯门”丑闻一再被曝光，但是政府所采取的此类秘密行动并未遭到强烈批评；一小撮人的密谋行动虽使民主制度受到侵蚀，但并未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在这个以教育和信息高度发达为荣的国家里，媒体不过是让公众对最肤浅的一些东西有所了解而已。
民主党对这一事件提出了批评，但这种批评的局限性可以从著名的民主党人、佐治亚的参议员萨姆·纳恩的话中看出来。当对此事件的调查开始后，他表示说：“我们大家必须一致努力来帮助总统，从而在外交方而恢复公众对总统的信任。”
很显然，里根总统和副总统布什都卷入了这场人所共知的“伊朗—康特拉斯事件”。但他们的下属都小心地让他们置身事外。这是政府惯用的一种策略：“似是而非的否认”，按这一策略，下级官员为上级官员掩饰真相，而上级官员最后就有可能否认卷入的事实。
无论里根还是布什，都没有因此受到指控。相反，国会却把无足轻重的犯人推到了被告席上，而这些人中也只有少数几个被指控有罪。一个是罗伯特·麦克法兰，里根的前国家安全顾问，他试图自杀。另一个是奥利弗·诺思上校，因为在国会作伪证而被审讯。虽然罪证确凿，但他还是提出了上诉。这样，按照合法的技术程序，判决最后被推翻。里根平安无事地退休了，而布什则成了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伊朗—康特拉斯事件”只是美国政府为追求其对外政策目标，破坏它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许多事例之一。
到越南战争结束时，即1973年，国会为了限制曾经在印度支那被滥用的总统权力，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法案中规定：“总统在任何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形下，即在命令美国军队参战或介入当地局势（依据当地形势判断这种介入显然会导致立即卷入冲突）之前，都应与国会进行协商。”
然而1982年底，里根总统再次置“战争权力法案”于不顾，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介入了黎巴嫩内战。当时那里的局势正日益恶化，内战步步升级。次年，恐怖分子在海军陆战队驻扎的营房放置了炸弹，有2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被炸死。
此后不久，1983年10月（一些分析家认为这是想转移对黎巴嫩不幸事件的注意力）里根派美国军队入侵了小小的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这一次，国会也只是被告知而并未与之协商。关于此次入侵的理由，美国政府做出解释是，格林纳达最近发生的政变使美国公民（在该岛上医学院学习的学生）处于危险之中；美国收到了东加勒比海国家组织要求美国进行干预的紧急请求。
1983年10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记者伯纳德·格韦茨曼对上述这些理由进行了揭露：“正式的请求……是应美国的要求……做出的……该请求……的文本……是在华盛顿拟定并由美国特使送达加勒比海国家各位领导人的。”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格韦茨曼，入侵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要向外界显示（它决心克服因越南战争失败而造成的挫折感），它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你从未使用过．怎么能知道显示实力是一个很不错的手段呢？”
在加勒比海地区，美国的军事介入与资本家的业务拓展之间一直存在着很紧密的联系。例如在格林纳达，在军事干涉8年后（1991年10月29日），《华尔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这是银行的入侵”。文章指出，格林纳达的首都圣乔治城居民只有7500人，却有118 家国外银行，平均64个居民就有一家银行。
美国的军事入侵常用“保护”公民作幌子，但1980年，萨尔瓦多有4名修女被政府支持的敢死队杀死，美国却并没有介入。相反，美国却给该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对敢死队的训练也仍旧在继续。
在萨尔瓦多，2％的富人拥有60％的土地，美国的传统角色就是保证让支持美国商业利益的政府掌权，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为何而变得贫困，对它来说都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到处都有反叛活动发生，那就会对美国打算进行的商业活动造成威胁。于是，当1932年萨尔瓦多各地发生起义，对军政府造成威胁时，美国派出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予以支持，而此时该军政府正在对3万多萨尔瓦多人进行大屠杀。
1980年2月，萨尔瓦多的天主教主教奥斯卡·罗梅罗以个人名义致信卡特总统，要求他停止对萨尔瓦多的军事援助。在此前不久，国民卫队和国家警察曾向教区大教堂前的抗议人群开枪，杀死了24人。但卡特政府继续对萨尔瓦多提供援助。一个月后，主教罗梅罗也被谋杀了。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次谋杀是由罗伯托·多比伊森，一个右翼领导人下令进行的。但多比伊森享有尼古拉斯·卡伦查和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的保护。前者是国防部副部长，当时中央情报局每年付给他9万美元。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还是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声称多比伊森“并未卷入此次谋杀。”
国会对萨尔瓦多发生的大屠杀深感困扰，要求政府在提供任何新的援助之前，总统必须证明对方在人权方面已有进步。然而里根并没有把此当回事。屠杀已经发生了，但调查取证和军事援助还在同步进行。1983年国会通过法案，要求继续进行调查取证时，里根否决了这一法案。
在里根执政时期，新闻媒介的表现既极为胆小怯弱，又善于馅媚奉迎。当记者雷蒙德·邦纳继续报道萨尔瓦多发生的暴行和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纽约时报》将他调离原职。早在1981年，邦纳就曾报道过美国训练的士兵在埃尔摩佐特镇屠杀数百名公民的事件。里根政府当时还曾嘲笑过这一统计数字。但一批法医—人类学者于1992年组队前往大屠杀地点挖掘死者的遗骸时，却发现死者大多数是儿童。1993年，一个联合国授权的委员会证实了埃尔摩佐特发生的大屠杀事件。
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智利）里，尽管执掌政权的是军人集团，但如果他们对美国“友好”，里根政府就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但假如这些暴君对美国怀有敌意，像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那样，那美国政府就变得非常烦躁不安了。1986年，当一个不知名的恐怖分子爆炸了一家迪斯科舞厅，并导致一个美国服务生丧命时，白宫立即决定进行报复。卡扎菲确实可能对过去数年发生的各种恐怖主义活动负有责任，但并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表明他与此案有染。
有数架美国飞机奉命飞往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并且它们还接到特别指示要轰炸卡扎菲的住所。炸弹落到了人群聚集的城市里，大概有100多人被炸死。卡扎菲没有受伤，但他的一个养女被炸死了。
在乔治·布什任职初期，国际舞台上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富戏剧性的变化。1989年，随着充满活力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新领导人，长期被压抑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因为它最终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整个苏联政治集团内爆发了。
在苏联和长期以来被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里，群众示威游行连续不断。东德同意与西德实现统一，长期以来分隔东、西柏林，并成为东德对其公民严加控制的象征的柏林墙，在两个德国狂欢的人群面前轰然倒塌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组成了新的非共产党政府，一直被囚禁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剧作家维克拉夫·哈维尔成为政府的领导人。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也出现了新的领导人，他们许诺实行民主、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一切变化都顺应了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要求，并没有引发内战。
在美国，共和党宣称是里根的强硬政策和增加军费开支导致了苏联的垮台。但是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却写道：“把美苏冷战推向极端所产生的总体效果，与其说是促使80年代末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加快，不如说是拖延和迟滞了这种变化。”凯南说，这些冷战政策导致美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连续40年维持着本来是不必要的、庞大的军事开支。我们付出的高额代价就是把核武器积累到了顶点，大量的、无用的核武库已经成为（今天也依然是）对这个星球环境本身的一种威胁……”
苏联的突然解体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为维持庞人的核武库和非核武库，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政府以税收的形式从美国公民那里拿走数万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首要的理由就是“苏联的威胁”。现在，苏联的解体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机会，美国乘此不仅可以重新调整其对外政策，还可以从预算中每年腾出数千亿美元用来搞建设，搞医疗保健方案。
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除了狂喜之外（“我们赢得了这场冷战”），一种痛苦也接踵而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维持我们的军事设施呢？”军事预算仍旧居高不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说：“我们想把那个邪恶势力从世界的其他地方威吓出去。我不认为那是好战。”
为证明仍有必要保持庞大的军事设施，布什政府在其4年的执政期内，先后发动了两场战争；一次是针对巴拿马的“小”战，另一次是针对伊拉克的大战。
巴拿马的独裁者曼努伊尔·诺列加，尽管他腐败、残暴又独断专权，但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都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诺列加在许多方面与中央情报局一直维持着合作。然而到1987年，诺列加的用途已经结束了，于是他参与贩毒的活动被公开了，他很方便地被选作目标。布什政府想证明的是，美国虽然不能摧毁卡斯特罗政权、或是桑地诺政权或萨尔瓦多的革命运动，但仍旧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强国。
1989年12月，美国声称它要把诺列加作为毒品走私犯逮捕并予以审判，同时为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派出了2.6万人的军队入侵了巴拿马。
美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诺列加被抓获并被带到佛罗里达受审（到达那里后，他被发现有罪并被关押起来）。但在入侵过程中，巴拿马城的邻近地区遭到轰炸，数百人、甚至有数千人被炸死。据统计，有1.4万人无家可归。在巴拿马，新的对美国友好的总统被扶植上台，但贫困和失业状况仍旧没有丝毫的改变。1992年（纽约时报》报道说，此次入侵和赶走诺列加“并未阻止毒品违法流入巴拿马”。
然而，美国在一个目标上是取得了成功，即重建它在巴拿马的影响。自由派民主党人（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约翰·科瑞和泰德·肯尼迪以及其他许多人）声明他们赞成此次军事行动。作为军事干涉的支持者，民主党确实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曾起过的作用，因此在外交政策上两党仍旧是一致的。看来他们决心要显示他们像共和党一样坚定不移（或者说冷酷无情）。
里根和布什政府非常期盼的另一个目标是克服美国公众自越南战争以来对对外干涉的厌恶情绪。但对实现这一目标来说，巴拿马行动的规模实在是太小了。两年后，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萨达姆·侯赛因残暴统治之下的伊拉克，在1990年8月悍然吞并了它的小小邻国——富产石油的科威特。
此刻，乔治·布什正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提高他在美国选民中的声望。《华盛顿邮报》10月报道说：“他自己党内的某些观察家担心总统将不得不发起一场战争，以防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
10月30日，美国秘密决定对伊拉克开战。作为对入侵科威特的回击，联合国宣布对伊拉克实行制裁。中央情报局向参议院提供秘密证据，判定由于制裁，伊拉克的进出口已经减少了90％之多。但布什决心已下。在民主党于11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之后，布什把在海湾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了50万人。此举清楚地表明，现在的兵力部署是用来发起进攻而不是进行防御。
根据《纽约人》的一位撰稿人伊丽莎白·德鲁的说法，布什的助手约翰·苏努努“告诉人们，打一场耗时不长的速胜战对总统来说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这将保证他能再次当选。”这一政治目的以及美国长期以来想确立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权，是决定对伊拉克战争决策的关键因素。
但政府并没有将这些动机告诉美国的公众，只是说美国希望把科威特从伊拉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主要的媒体都详细报道了这一开战的理由，却只字不提当其他国家也受到类似入侵时，美国并没有表现出与此类似的关心（如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伊拉克入侵伊朗，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非入侵莫桑比克；美国在自己入侵别的国家如巴拿马、格林纳达时，也没说过什么）。
看来，最能使人信服的开战理由，是伊拉克自己在制造核炸弹。但在这方面所掌握的确凿证据也很少。按最保守的估计，伊拉克即使有能力在一两年内造出核炸弹，但它也没有自己的运载系统来发射这些炸弹。此外，以色列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美国大约也有3万枚此类武器。布什政府竭力试图在国内散布一种妄想症，一种对根本就不存在的伊拉克核炸弹的妄想症。
布什开始着手准备战争。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不久，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通过谈判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包括《每日新闻》记者克努特·罗伊斯在8月29日报道的伊拉克所提出的建议。但美国对此都未作任何回答。当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尔去日内瓦会见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时，布什给他的指示却是“不要进行谈判。”
尽管数月来华盛顿一再向公众告诫萨达姆·侯赛因如何如何危险，但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军事行动的公众还不及一半。
在1991年1月，布什显然感到他需要获得支持，于是便要求国会给予他开战的授权。对此国会内部争论非常激烈（有一阵，参议院的辩论发言不得不中止，因为楼外抗议者不断高呼口号：“不要为石油而流血！”后来卫兵强行将抗议者赶走）。参议院在对军事行动进行投票表决时，也只有一部分人投了票。众议院则大多数支持这一决议。然而，一旦布什下达进攻伊拉克的命令，参众两院里就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同意见，民主党同共和党人的立场一样，都投票表示“支持战争、支持军队”。
1991年1月中旬，当萨达姆·侯赛因对要求撤出科威特的最后通碟置之不理时，美国对伊拉克发起了空中打击。这次行动的代号是“沙漠风暴”。政府和媒体极力渲染美国军事力量强大无敌，但伊拉克并不理会。美国的空军完全控制了伊拉克的领空，可以任意进行轰炸了。
不仅如此，美国的官员们还完全地控制了无线电波。美国公众面对的全部是“精巧炸弹”精确打击的电视画面，以及让人确信无疑的政府声明。这些画面和声明都在告诉人们，这种激光炸弹不仅被精确制导，而且都准确地命中了军事目标。主要的新闻网发送的全是诸如此类的声明，没有对此表示任何疑问或提出任何批评。
让公众确信这种“精巧炸弹”不会伤害平民，这有助于改变公众舆论的态度。刚准备开战的时候，支持者与反对者各占一半；现在则大约有85％的人表示支持这次入侵。在赢得公众支持方面，大概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许多先前反对此次军事行动的人来说，一旦美国军事上己经卷入，再对军事行动提出批评，就意味着背叛已经在那里作战的军队。全国各地都挂起了黄丝带，象征对在伊拉克作战的美国军队的支持。
事实上，公众被投到伊拉克城镇的“精巧炸弹”是如何精巧的宣传给欺骗了。在对前情报官员和空军官员进行采访后，《波士顿环球时报》的记者报道说，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投下的激光制导炸弹大约40％没有命中目标。路透社报道说，对伊拉克的空袭首次使用了激光制导炸弹，但在几周内，又改用携带常规炸弹的B－52 轰炸机，这表明，不加区分的狂轰滥炸将越来越多。
里根部下的海军部长约翰·莱曼估计说有数千平民伤亡。路透社发自伊拉克的一则报道，描述了在巴格达南部的一个城镇，一家旅馆有73间房屋被摧毁。报道述引用一个埃及目击者的话说，“他们打中了一家住满了人的旅馆，稍后他们再次击中这家旅馆。”
美国记者则被拒绝参观战争结束时的情景，他们发来的消息都是一些被审查过的内容。显然，一回想起越南战争期间报纸对平民伤亡所作的报道曾如何影响当时的公众舆论，美国政府便决定此次不再给它们提供这样的机会。2月中旬，在美国飞机清晨4 时对巴格达进行的一次空袭中，投下的炸弹炸死了400到500人。一名美联社记者，作为少数被允许到该地点的记者之一，在报道中说：“找到的尸体大多残缺不全，以至于无法辨认。有一些显然是儿童。”五角大楼声称这是军事目标，但美联社的报道却说；“在废墟中没有找到存在军事设施的任何证据。”其他察看过这一地方的记者都同意这一说法。
战争结束后，有50名华盛顿新闻署的官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抱怨说，五角大楼在海湾战争期间“对美国的新闻舆论进行了非常严密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几家主要电视台的新闻评论员，他们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就像是在为美国政府工作一样。当苏联政府试图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敦促伊拉克在地面战争开始前撤出科威特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级记者莱斯利·斯塔尔却问另一名记者：“这是不是一场梦魔？苏联人是不是想阻止我们？”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即战争开始仅仅六周之后，盟军就发起了地面进攻。像空战一样，地面进攻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虽然胜券在握，伊拉克的军队全面溃败，但美国的飞机继续轰炸在高速公路上拥挤不堪的伊拉克溃兵。一位记者称此情景是“一幅可怕的地狱景象……恐怖末日的明证……从东到西，沙漠上到处都是这些溃兵的尸体。”
在战争结束之后，当轰炸伊拉克所引起的饥饿、瘟疫和成千上万儿童死亡等惨痛景象逐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就变得令人凉骇了。哈佛的一支医疗队5月报告说，儿童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在当年的前四个月（战争从1月15日持续到2月28日）死去的儿童，比去年同一时期多5.5万人。
巴格达儿科医院的主任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在轰炸开始的第一个晚上，电力供应就被切断了：“母亲们把她们的孩子从早产儿保育器中抢出来，拿掉了他们手臂上的输液管。其他人则从氧气帐篷中移出来，跑进地下室，因为那里不是很热。在轰炸的头12小时内，我失去了40多个早产儿。”
尽管在战争过程中，萨达姆·侯赛因被美国官员和报纸描述成是又一个希特勒，但由于战争很快结束，盟军没有入侵巴格达，因此他还可以继续掌权。看来，美国只是想削弱他的势力，并不是要消灭他，因为还要利用他来平衡伊朗的力量。在海湾战争前的几年里，美国既向伊朗也向伊拉克出售军火，根据传统的“均势”战略，时而倾向这个，时而又倾向另一个。
因此当战争一结束，美国并没有支持伊拉克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本想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纽约时报》报道说：“布什总统决定，让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去镇压国内的反叛，美国不必进行干涉，因为这比冒分裂伊拉克的危险要更好……”这样一来，那些起来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库尔德少数民族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伊拉克主体民族中的反萨达姆分子也被镇压了。
战争在美国激起了险恶的反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浪潮，阿拉伯裔美国人受到袭击或是被打或是被以死亡威胁。汽车保险杆上张贴的广告上说：“看见伊拉克人不要踩刹车。”一位阿拉伯裔美国商人在俄亥俄的托莱多被殴打。民主党与布什总统政府站在一起。它对战争的结果感到高兴。尽管它对平民的伤亡多少有点担忧，但这还不能使它构成反对派。
乔治·布什总统对战争结果感到满意。战争刚一结束，他就在电台广播中宣布：“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越南战争的幽灵已经被战火烧得无影无踪了。”
权力机构的舆论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两家主要的新闻杂志《时代》和《新闻周刊》专门发表文章，为此次战争的胜利而大声欢呼，还指出美军在战争中的伤亡不过几百人。它们都没有提到伊拉克的伤亡。《纽约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为美国军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证明。在这场战争中，这支军队不仅出色地发挥了它的战斗力和机动性，而且完全消除了它在越南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所留下的令人忧伤的记忆。”
加利福尼亚伯克莱的一位黑人诗人琼·乔丹则对此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我想提醒你们，这胜利是吹牛吹出来的，而且它也不会持续多久。”
[1] 沙赫（Shoh），伊朗国王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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