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丑”字了得？
——叛逃“精英”在海外的表演
郑一天（《中流》1990年第5期）
去年春夏之交，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有计划，有预谋地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给我国政治、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极少数动乱“精英”，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庇护下，先后叛逃海外，走上了一条背叛祖国、继续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从事反华、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至今时间已过去了一年，看一看这些叛逃“精英” 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进一步揭露他们的真正面目，有助于我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更清楚地认识这场动乱的性质及其危害，从而坚定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丑恶嘴脸暴勇无遗
早在动乱之前和动乱期间，出于某种政治目地，为了蒙蔽学生和群众，动乱“精英’们大都为他们的言行进行了种种伪装，打着“反对腐败”、“推进改革”、 “促进民主”、“为民请命”等等堂皇的旗号以售其奸，也确实欺骗了不少人，然而一旦逃出国门来到他们久已向往的“西方自由世界”，这些伪装的面具则被他们自己统统揭去，露出了背叛祖国和民族，妄图**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
据国外报刊报道，苏晓康等人叛逃以后，马上和万润南、严家其、吾尔开希以及先期出国的刘宾雁一起，积极拼凑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并由曾经当过赵紫阳“智囊”人物、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当“民阵”的“筹委会主席”。1989年9月22日，“民阵”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正式成立，虽经多方联络，却只有一百多人参加，门庭实在冷落。陈一谘就是这场开幕闹剧的主持人。会上严家其、吾尔开希分别当上了正副主席，万润南任秘书长。“民主中国阵线” 是个什么组织？他们在海外要干些什么？从“民阵”成员们在海外的言论和活动中，是不难看出的。
“民阵”分子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陈一谘说，“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祸害”。1989年10月15 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公然煽动**的领导，胡说“让共产党这样地领导，国家绝无出路”，他反复鼓吹“政治多元化”，这个“多元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在1989年12月1日《百姓》杂志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陈一谘毫不掩饰地作了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分共产党的权”，“就是要与虎谋皮”。同年11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讲演中，陈一谘联系5月下旬天安门广场的形势，说得更为露骨，“那时，如果有一个有气魄的人，站出来号召大家把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一起占领，发布通告，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家问题，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而在半年之前，就是这个陈一谘，在他所写的《向体改委党组的汇报》中，还口口声声表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这十年来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两相对照，陈一谘的伪装，不攻自破，其丑恶嘴脸，则暴露无遗。
在“民阵”的成立大会上，万润南说，“民阵”的成立，就是“要创造一个反对中共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时报》1990年2月2日的一篇报道中，万渭南进一步表露了他在动乱前后的心曲：“昨天，作为四通公司的总经理，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是造环境；今天，我作为流亡海外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我所做的事情是给中国的民主造势；明天，我会在中国取消党禁之后，以‘民阵’成员的身份回国，作为中共党外的一个制衡力量。”“民主制度的条件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没有稳定的多数，社会不会安定，民主制度就没有一个基础。”“经济上要实现私有制，政治上要实现多党制。”“我们要在海外和国内造势”，“第一步，要使中共当局换马，平反……这是我们的短期要求。第二步是开党禁、报禁，这是中期要求。第三步，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这是长期诉求。”万润南的话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的上述言论，不就是一个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实行资本主义的完整纲领和“步骤”吗？
如果说陈一谘、万润南等人的言论多少还绕了一点弯子，而吾尔开希的言论则近乎于赤裸裸的反动口号。这个在学校里几门功课都不及格的大学生，靠着搞动乱，摇身一变当上了“民阵副主席”之后，曾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我看“**”》。吾尔开希说：“**可以理解为：①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存在；②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执政；③结束现在执政的共产党的统治。”并特意指明：“共产党在中国海外民运讨论的特定范围内是指 ‘中国共产党’。”“中共执政四十年来，甚至可以追溯到执政以前它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清楚地表明了它从一个专制党演变为法西斯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实质是由少数人支配并实行法西斯专制的法西斯党，对于这样一个党，必须坚持打倒的态度。”
这里还要提到被通缉的反动组织“工自联”的副总指挥岳武。此人原是山西一家工厂的分厂厂长，动乱期间参加“工自联”并直接参与了暴乱活动。他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逃到巴黎，随即发表反动声明：“我虽身在海外，但已决定做一个献身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专业革命家。我正着手在法国重组工自联，与国内的工人团结一致，**，建立民主中国。”可惜至今无人响应，就连海外人士听了“在海外重组工自联”之后，也觉得“是不可能的”。
至于“推翻了共产党”由谁来领导，万润南说：“‘民阵’不是流亡政府，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来讲，它随时准备执政。”吾尔开希也当仁不让：“我是具有民主精神同时又搞过民主运动的人，我曾说，希望成为中国明天的领导人，是希望在民主的机制下，发挥最大的作用。”一语道破了他们妄图取中国共产党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苏晓康是逃往国外较晚的一个，但他的言论却比之“先行者”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后来居上。据1990年12月28日《联合报》报道，苏晓康说：“这次大陆民运失败，知识分子要负极大的责任；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避开问题重心的共产制度缺失，高唱文化救国论，这是典型的清谈误国的重演。”“‘8平方’之前，知识界没有直接面对最影响人民生活的共产制度，也许是根本不敢碰，……当然也把握不住，冲不出来，这根本是立足点没有搞对。”在1989年10月16 日的《百姓》杂志上又说，“大陆当局并未因《河殇》反传统而饶恕它，”“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应该说，这才是苏晓康的心里话，也是他们拍摄电视片《河殇》及其续篇《五四》的真实目的和最好注解。
既然“清谈误国”，文化也不能“救国”，反传统的《河殇》也推翻不了“共产制度”，苏晓康自有他的办法。在1989年12月30日台湾的《中国时报》上苏晓康说：“基本上我还是希望大陆的民主运动能走‘和平演变’的模式，至少可以少牺牲一些人。不过，我们也不能没有走罗马尼亚模式的准备和决心，也就是内战。”“虽然走‘和平演变’的模式最有利，也不能没有结合武力进行民主运动的准备。”并声称他们要“在下一次的民主风潮中掌握军队这个有绝对影响的重要因素”。读了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这些叛逃“精英”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已经不惜制造内战，让人民流血了。事实再一次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再想想他们反复鼓吹的“远离政治”、“淡化政治”、“不为政治服务”等等口号，该有多么虚伪。他们不但当起了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突击队”，而且疯狂地鼓吹“呼唤”武装暴乱和“军事政变”了。
逃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为了颠覆社会主义中国，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游说、乞求国际社会对自己的祖国进行经济制裁。
据《百姓》杂志报道，万渭南在一次谈话中说：‘当大陆发生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让步。在海外使得各国对中国施加有限度有区别的经济制裁，加速它的经济困难，施加压力。”万润南讲的“有限度”和“有区别”的含义是什么？刘宾雁的话是最好的补充和解释。他无耻地希望美国和西方世界 “在不损客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加紧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国人民愿意付出这种代价”。
非法组织“北自联”和“高自联”在一份“致各国首脑书”中，公然呼吁“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取消与北京当局的首脑级、高级官方交流访问活动”。
陈一洛的话最为典型。他说，“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1989年9月7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中，他乞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实行经济制裁”；抱怨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不够有力，并以一种十足的奴才腔调挑拨说，“中国现政权是反对美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的”。至于制裁的目的，陈一谘说，“我们最希望的是出现一个群龙无首的软弱中央，和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对峙”。“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此起彼伏的不满，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海外抗议势力要能够促进中共的内部分化才能有效”。至于什么是海外的势力？陈一谘说得更明白：“包括台湾的，香港的，达赖那儿的。”
不久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海内外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就连台湾的几家报刊也全文转载了《基本法》，认为“这是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屈辱划了个句号”。但是据《香港时报》1990年4月6日报道：4月5日下午，“民阵”头头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在巴黎拉德方斯五楼的欧洲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民阵”声明，呼吁港人抵制《基本法》。声明说，“只要中共政权继续存在，香港的前途就没有保障”；主张“由港人自主起草新的基本法”，取代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并“以联邦制或邦联制解决香港、西藏、台湾问题”。结果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强烈愤慨，进一步暴露了动乱“精英’们背叛祖国，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把外国利益和具有政治野心的“精英”的利益，置于祖国和民族利益之上，乞求外部力量给自己的祖国、人民制造经济困难和灾难，这不是一种典型的卖国贼、民族败类的行径吗？
背宗忘祖引起公愤
叛逃“精英”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和主持公正的各国人士的普遍反感。早在去年8月5日，由一些旅居菲律宾的华侨组成的“旅菲华侨游子会”就写了一封致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指出：“你们为自己争一席之地，同顾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只靠污辱自己的国家、糟蹋自己的民族、咒骂自己的同胞，向主子献媚、邀功请赏，是十足的政治乞丐的表现！你们的行径是背祖忘宗的。你们是民族的败类。”并严正声明：“我们反对你们不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死搬硬套地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本会同仁最痛恨某些强国专门收容、收买、支持、煽动各国不得志政客或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分子，然后去搞乱自己的国家，使世界永无宁日。”
即使在“民阵”所在的法国巴黎，叛逃“精英”们的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据路透社报道，去年9月的一天，法国巴黎地方官员不让数十名流亡者进入漂亮的巴黎十六区会议大厅，进行百日大祭活动，理由是“会议大厅是公共场所，它不应在一个涉及法国对外政策的问题上支持哪一方”。因而活动只好在街上举行。去年9 月12日晚，严家其一伙在巴黎人权广场集会，原计划拉拢两千人参加，实际来的只有二百人。
“民阵’为寻求支持，扩大影响，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刘宾雁和苏绍智等人四处活动，策划到各地建立“民阵”支部，先后到过联邦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游说募捐，但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原定由部长级官员会见万润南和吾尔开希的安排，对他们在澳的活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澳新闻媒介也采取了低调报道。就连叛逃“精英”们寄希望甚高的美国，议员们也只是表示了有限的热情。对此，严家其一伙很不满意。对未能见到美国高级领导人，吾尔开希说：“我们的确感到有些遗憾。”殊不知，就连美国一些支持过他们的人，也表示对他们不满，原因是“吾尔开希在美国五次谈到‘天安门事件真相’，五次的口径都不一致”。
日本《产经新闻》的一篇报道也指出：吾尔开希的“讲演同事实不符，就连听众也常常指出其错误”。”至于这伙人勾结海外敌对势力伪造《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下流的欺骗宣传，更为国际公正舆论所不齿。《欧洲日报》曾刊载一个台湾读者的来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一谘者流，自诩理论家，但只有卖身理论，……丧失国格人格的‘理论’……九流都配不上，人渣而已。”
美国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宪法教授陈嘉佑曾写下专门文章，揭露严家其、吾尔开希一伙制造谣言的无耻嘴脸。文章说：“这次学潮对中国的经济损失，真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但是这些学潮的领导人居然要挟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运动，真是丧心病狂，不知他们对祖国所造成的无可挽救的严重破坏。”“美国社会对天安门广场的真相已日渐明朗。这完全是由于几位有理智和公允的美国电视特别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将他们在6月3日夜间和6月4日早晨亲眼目睹的实况作了详尽的报道，否定了谣言。”
不久前，“民阵”在海外反动势力的协助下，搞了一条旨在造谣惑众，宣传反动主张的广播船“民主女神”号，定于六月开始向中国大陆播音。据外电报道， “民阵”头头万润南已准备了长达几小时的节目，专门攻击邓小平同志。围绕“民主女神”号上的“民主之声广播电台”，海外舆论也表示了不同看法，《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指出：“这条船的背景、整个行动经费从哪里来，大家都很清楚。单靠船上的设备，根本发射不到大陆去。广播必须经由台湾基隆的发射站转播才能到达大陆。但通过台湾的做法，其客观性就有疑问，新闻从业人员应有的道德操守是实事求是，我希望到时广播的内容不要造谣，不要攻击中国。”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这条广播船的全部经费预算为800万法郎，其中一半由台湾的《联合报》系统及（中国时报》负担。”对于搞这种’广播船”的行动会有什么结果，连“民阵”的一些骨干都是没有信心。据有的通讯社报道，“民阵”有的头头，就借口“太累”而没有参加“命名”活动。有的骨干说：“没办法，总要做点什么才过得去。”另一位骨干说：“我们的活动多少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确，拿了人家的钱，不做点什么，能交代过去吗？
“失根”的“浮萍”
叛逃“精英”们在国际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赞助，继而一齐转向台湾，演出了一场反共闹剧。
早在去年7月25日，台湾国民党海外工会主任郑心雄就同吾尔开希在美国会见并合影留念。由于“民阵”头头对台湾的大力吹捧，台湾“内政部境管局”于去年12月通过三个团体邀请了包括苏晓康、万渭南在内的二十余名“民运人士”赴台。据台报透露，由于“民运团体’与台“接触愈趋积极”，台一政府”决策单位已决定，“行政院”设置大陆事务负责机构，负责处理与海外大陆“民运人士、团体联系等事宜”，以“强化海内外反共力量建立共识，统一步调，共同达到大陆民主化、自由化、平等化”。
最先到台湾的是刘宾雁夫妇。去年12月15日，刘宾雁就开始了对台湾的“访问”，并且怀着“第二种忠诚”表示他“要像J、学生那样来学习观察”台湾的 “成就”，所到之处，赞不绝口。他一会儿说，“台湾比大陆民主”，“这里的政府也比大陆开明”；一会儿讲，“希望台湾能完成四十年新闻发展史，台湾四十年经济发展史等书，给大陆民众一个学习的例子”；还说“将来台湾和香港将扮演重要角色。……未来中共垮台，还需要台湾的人力帮助大陆恢复和运用”。
万润南是以“民阵”秘书长的身份赴台的。他一到台湾，就到处散发附有接受捐款地址的贺卡。在台湾当局的鼓励下，几位“立法委员”“捐出”100万台币。万润南马上对记者说，“支持民运的就是朋友”。“我们一直把台湾当作争取民主的一个主要部分。……我认为台湾当然可以支持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
去年年底，台湾《中央日报》报道：一支由作家组成的民运团队抵台访问，他们是诗人老本（刘卫国）、徐刚、远志明（《河殇》撰稿人之一）和祖慰。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老本声称：“台湾是复兴基地，所以短期上要对民运做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而长期要规划如何在大动乱后协助大陆重建，台湾的经验和人才很重要。”祖慰也称：“除了经验外，台湾实践民主的过程也将有启示作用，因为两岸同一文化、同一民族，比西方民主的影响更深刻。”远志明则抱怨：“目前台湾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在大陆民运发展中其重要地位和责任，多少把大陆民主当成大陆人的事，光是支持、声援、捐款是不够的！无论是李登辉、李焕、严家其或方励之，对大陆前途的关注都应该是相同的。”“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未来大陆民主政体的建立与经济制度将走向哪一条路，这些都应该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迫在眉睫的准备工作。”他还热心地向台湾献策：“建议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改为‘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以利争取大陆人民的认同。”这些当年赵紫阳的“智囊”，不是又充当了台湾“反攻大陆”的“智囊”了吗？
台湾对苏晓康格外关照，人一到，就被授予“中央日报文学奖”。拿了10万台币奖金的苏晓康自有日报。据台湾报刊报道，苏晓康说，“此行我尤感兴趣的是台湾和东方的民主经验。”“台湾可以提供道义上、经济实力的支持。”“台湾已实现或基本实现了民主政制，而代价震动比较小，但台湾实现了民主政制并非全中国实现了民主政制，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理由卸下肩上的重担？”“若大陆出现乱局，中共垮掉，社会崩溃……台湾这些政党能带些什么到大陆去取得合法地位。”殷殷热望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刘宾雁在台湾领赏的丑恶表演，《中流》第三期曾有所披露，在此就不详述了。
陈一谘和苏绍智虽然没到台湾，却是有话在先。还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这个自吹为“中共改革派”的陈一谘就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统治下，大陆已形成一种共产党文化，如果仅仅依赖三民主义，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不如台湾今天所有的建设成果”。苏绍智则在去年10月5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讲演时就说过，“类似台湾的民主化未来在大陆可行”。
对于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言行，台湾当局立即给予口应。据台湾报刊报道，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面对大陆民主运动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的文章。文章说，“就短期目标而言，可在宣传上着力，借着他们（**）的言词和行动，让全世界更清楚认识中国的本质，凭着他们本身的心路历程，让仍对中共有幻想者幡然省悟，这种彻底而完整揭露中共面目的工作，可继续进行”。就前期而言，对“大陆民主自由的战斗，我们不能只做一个置身事外的观战者，这场战争是影响整个中国前途，没有人可以隔岸观火”。
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表演，引起了台湾知识界的批评和反感。台湾学者李放在《世界论坛》1990年1月4日发表的《“民阵”的归宿》一文，就颇有代表性。文中谈到，“刘宾雁这次来台，我不肯见他。他赠书写信来，我题诗回去。……期勉刘宾雁立场要站稳，不要把自己跟国民党扯在一起”。“天安门事件以后，有大量‘民阵’之类的人士，或大陆留学不归人士出现，他们的处境与困境，是可以概见的”。“他们离开大陆做浮萍，基本上是失根的。他们想在大陆以外成些势力或气候，或对大陆发生什么大作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文化水平’上——真正符合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的思想‘文化水平’上却不无差距而不自知。他们一方面高唱自由民主开明进步，却同时又要‘公审’别人。……如今又群集台湾，向国民党讨资助。虽然他们的处境与困境，令人同情，但是失格与混乱一至如此，却更令我们叹息”。：
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平息反革命暴乱至今已近一年，“民阵”成立至今也半载有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的真相已昭然于世，叛逃“精英”们制造的谣言越来越没有市场。他们目前的处境也更加困难和孤立，何况这些人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民阵”活动了不过短短几个月，却在内部出现了种种矛盾，几乎难以为继了。今年3月12日，美国《纽约新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苏晓康坦承民阵内部矛盾》。文章说，“在几个月的轰轰烈烈之后，总部设在法国的‘民主中国阵线’目前正处于低潮”。“民阵目前内部矛盾严重，主要派别分为万润南的四通派，陈一谘的体改所派，严家其的学者派和吾尔开希的广场派。以上四派，目前严、吾两人较为靠拢，万、陈二者几成水火不容的状态”。“民阵主要成员中，其中有一些本来就与学运民运有距离，只是‘票友’，而今却因不得已而‘下海’，思想准备不足”。“该批成员，由于过去在中共改革派内红极一时，去国后又数次对形势估计错误过于乐观，初期无法摆脱中共‘幕僚’的心态，总把其他民运人士看成 ‘痞子’，因而高高在上，格格不入，神神秘秘。近阶段，又走向另一极端，致使巴黎民运人士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客看待自己，成日价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甚至有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度日者”。国外观察家评论，这些人很可能“堕为半个世纪前的白俄的流亡心态”而“一事无成”。
苏晓康在列举“民阵”面临的“难题”时说到，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知识”。他们的“民主意识”处于“幼稚园的水平”。在内部更是“内让不已”，“一味排除异己”，“在选举等问题上违背民主原则”并成为一种“通病”。这也足以说明，这些以“民主”、“民运”、“民主女神”、“民主阵线” 相标榜的“民主派”，不过是一批与民主无缘，甚至是反民主的历史小丑。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目前有个别参与民主的风头人物已从‘职业革命家’变成保饭票争饭票的健将，……至于‘极少数极少数’贪污街头‘8平方’捐款当个人玩乐开销者，更不值一提了。还有的暗拿某方面津贴不惜充当线人，完全丧失了民运人士的人格及政治独立性，甚至有签字画押答允政治条件者”。
据合众国际社驻北京分社的戴维说，吾尔开希可阔气了，身着300美元一套的西服，还从外地请朋友专程到波士顿吃海鲜。他在波士顿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女秘书。在他们那伙人中已经有人提出他贪污的问题。日本《产经新闻》也指出，“吾尔开希在金钱、异性方面存在着问题，而且学识浅薄”。
多行不义必自毙。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历史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动乱“精英”们的最终结果还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好戏还在后头，这一帮小丑怎么混下去？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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