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AB团看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形成

编者按：AB团事件，乃是党内反敌特斗争中规模较大、时间较早的一次。而这次斗争，在党史上也是被演义和推导较多的一次。近日来，蒙一位网友推荐了飞扬军事论坛老衲网友的一系列相关文章，虽然论述并不一定完全严谨，事实也不一定完全契合，但其分析却也颇值得当下的同志们进行思考与比量，以更好的学习主席的智慧、胸怀和勇气，进一步团结起来弘扬毛泽东思想的内涵。

“乡村包围城市”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标志着立三路线形成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在6月9日点名批评毛泽东：“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即五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引者注）发现了妨害红军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在6月11日形成的决议中，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决议中对“以乡村包围城市”加了“引号”，但却没有资料证明这个“引号”是引用毛泽东以往的原话，还是把毛泽东的有关理论归结为“乡村包围城市”而加“引号”着重批判。虽然如此，但是，却无可辩驳的证明了“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毛泽东的独创！
早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为了应付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上山”以保存革命武力，应付反革命事变的主张。因此，毛泽东在拒绝了瞿秋白的挽留领导秋收起义时，一看执行中央命令攻打城市受挫，就毫不犹豫的率领部队“上山”，即上了井冈山。
周恩来主管军事和根据地工作，在推动全党明确和贯彻毛泽东“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理论上，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在1923年6月开始，曾担任中共中央的中央局“五人成员”，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职位在陈独秀之下，也即人们惯常所说的“二把手”。这一时期的周恩来是中共“地方干部”，并且在1924年由张申府推荐、毛泽东批准，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陈独秀“不视事”后，周恩来与瞿秋白入主临时中央。著名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同时被选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毛泽东拒绝了瞿秋白留在中央工作的挽留，毅然去领导著名的“秋收起义”，成了“地方干部”。周恩来则留在中央成了“中央领导”，并且，主管军事工作。
1927年11月9日——10日，临时中央召开会议，开除了已经“上山”的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内职务。而且，这一决定经过中央特派员周鲁的传达，在井冈山变成了“开除毛泽东党籍”。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成了中央常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1928年4月，毛泽东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在井冈山会师，也即历史上著名的“朱毛会师”。在之后发生的“朱毛分歧”中，由于临时中央的“二月来信”（周恩来的指示信）反对毛泽东，导致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失去根据地最高领导权（前委书记）。直接的后果是，朱德分兵下山，导致了“八月失败”，红军队伍损失惨重。
1928年11月26日，红四军在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李立三的指示信，陈毅执笔）的精神下，朱德陈毅请回了毛泽东，重新出任总前委书记。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撰写了给林彪的一封书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次用文字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即“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1930年3月，周恩来从上海动身前往苏联。5月间，周恩来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
在苏联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解决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问题等。周恩来著文讲演，根据红色根据地的发展状况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
周恩来从最初的与瞿秋白临时中央批评毛泽东，到逐渐对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主张的明确支持和在党内、共产国际大力宣扬与推动，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是非常突出的。周恩来主管根据地和军事工作，对毛泽东红色根据地的发展更为了解。尤其是在1929年的“二月来信”导致毛泽东离职、进而发生“八月失败”之后，在陈毅对根据地情况的介绍之下，开始逐渐感觉毛泽东方向的正确性，尽管周依然对毛泽东“政治”上有些不放心。
1929年，李立三逐渐掌握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后，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和周恩来对毛泽东“路线”的看法开始基本一致，即认为毛泽东“右倾”、“游击主义”、“富农路线”，这也是周恩来“二月来信”的基础。陈毅汇报后，李立三和周恩来都表态支持毛泽东，并由周恩来负责、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但是，李立三和周恩来之间在根本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分歧：李依然坚持“城市道路”，周则肯定毛泽东的红色割据政权。李立三把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命名进行批判，周恩来则对毛泽东的主张逐渐归结为“乡村中心”而加以宣传和推动。“乡村包围城市”或“乡村中心”，显然是李立三和周恩来长期对毛泽东主张的观察过程中，形成的同一看法。不同的是，李立三利用共产国际的“城市道路”方向，批判毛泽东“乡村包围城市”与国际和中央道路的对立，而周恩来则更加策略，用“乡村中心”来替代“乡村包围城市”这个敏感的词句，来使得共产国际和党内在观感上缺少“对立感”，以便推动“乡村包围城市”这个中共革命的方向。应该指出，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更加坚定了周恩来的信心。
周恩来回国后，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毛泽东则在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近三年后，在斯大林的直接干预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接下来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周恩来则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现在中国革命的“中心在乡村”。
在“方向”上的支持，并非全面的支持。包括周恩来在内，对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土地革命的“富农路线”、内部肃反的“右倾”等，依然甚为不满。即，对毛泽东“政治”上也即各种主张与临时中央的“左倾观点”不同甚为不满。这也是紧接着在1930年10月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书记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的根本原因：其他苏区，都是已经前去的中央特派员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比如张国焘等。而周恩来无法前去苏区时，又指派项英做为“代理书记”前往。项英于1930年12月中旬到达闽西苏区，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为主席。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930年6月，毛泽东已经出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总结那时的临时中央工作“重心”时，指出：中心关键在反毛。临时中央采取的一切措施，主要是针对毛泽东而来的。这一点，不仅周恩来给予直接披露，即使后来的“中共中央小伙子”博古，也直言不讳的道出了这一点。还有李维汉等，也直接披露了“中心关键在反毛”的事实。
“中心关键在反毛”的事实，在苏区“肃反”中，也强烈的表现了出来，并直接导致了中央苏区的“肃反”的严重“扩大化”。
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9日的来信中指出“AB团”在江西有活动，并指示进行肃反。毛泽东由于战争的原因，直到两个多月后的苏区“二七会议”，才开始执行这一“肃反”指示。关于“AB团”的来龙去脉和生存状况，最有权威发言的，是周恩来。周主管中共中央特科，而特科则是中共地下“反特”组织的领导机构，对“地下”敌情也即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活动，最为了解。
中央苏区在“二七会议”开始的“肃反”是正常的，包括“红色五月”在内，也仍然是正常进行的，并不存在什么“扩大化”的问题。“红色五月”声势大而普遍却仍然能够正常进行，显然是受到临时中央高度支持的李文林此时离开了苏区，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不点名的对毛泽东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并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由此掀开了血雨腥风的“肃反”高潮。
1930年9月24日，李文林等又发出《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紧急通告》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也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指示：“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李文林等赣西南特委厉行的“肃AB团”运动，是十分残酷的。到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一直在筹划“反会剿”和“反围剿”忙于战争事务，但是，李文林等赣西南特委的疯狂举动，仍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0月14日，毛泽东专门向中央写信，反映李文林等的情况：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了挽救这一危局，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泽东并不了解“AB团”，而中央的关于“AB团”的指示和李文林等地方反映的“AB团”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但显然，毛泽东的“重视”，主要是针对李文林等现时的“赣西南的党团机构”，他们已经把根据地引向了“危局”，而且，直接危及了红军。袁文才、王佐惨遭屠杀，并因此彻底丧失了井冈山根据地，教训是深刻的。临时中央指示消灭袁文才、王佐等“土匪”出身的军事领导人，毛泽东虚以委蛇设法保护袁文才、王佐，但是，还是被临时中央特派员结合地方组织和彭德怀给予了屠杀。而李文林等地方组织，这次的“肃反”更加疯狂，毛泽东决定开展“肃反”，显然是“反客为主”以防止再次受到临时中央和李文林等地方干部对红军的破坏。
“红一方面军”的肃反，是在总前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决定的，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肃反”行动。同时，会议还讨论决定，把“肃反”的权力交给各部队：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主抓肃反，杀人由师一级决定。
应该指出，此时的毛泽东，不但没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在大事上也无法行使“决定权”，只有在与临时中央的指示保持高度一致时，才有决定权。不然的话，毛泽东的意见就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而无法实施。在此之前的不久，毛泽东就因为反对“城市道路”不主张攻打长沙而被反对和否决。
因此，红一方面军的“肃反扩大化”，毛泽东虽然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直接的、主要的领导责任是临时中共中央，而直接的具体责任，则是师团领导（指第一阶段）。从当代的有关回忆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团领导直接批准抓人，而且酷刑逼供，师领导下令枪毙。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各部队领导在第一阶段乱杀以后，感觉有问题，开始反思并给予了一定的抵制。
李韶九并非毛泽东的“亲信”，尽管其象其他人一样，在日常工作中也受毛泽东的领导。因此，李韶九有着自己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并且，私下对毛泽东并不友好，还怀疑毛泽东也是“AB团”。从毛泽东解救陈毅这件事情上看，毛泽东也无法直接强硬的干涉“总前委”的“肃反委员会”：李韶九即使是毛泽东提名任命的，也必须总前委通过批准才能成为事实。
李韶九受命前去“富田”进行肃反，对总前委直接点名的地方领导人进行了严刑逼供。但是，必须指出已经被混淆了的事实，即：李韶九的“严刑逼供”，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在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也即是十分合法的！1930年9月24日，李文林等发出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上，明确指示对“AB团”等“敌特”必须使用“严刑”，并且列举了一些“成功”的事例。而这个《紧急通告》则是李文林参加临时中央会议回来，并清除了毛泽东委派的干部后发出的。也就是说，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在“肃反”上的“右倾”，是十分不满的，也因此，才产生了李文林等的《紧急通告》。
“富田事件”的发生，完全是临时中央的政策和指示以及李文林等人疯狂推行的结果。而且，李文林等人显然有着不同的标准：对别人怎么样都可以，一旦落到自己头上，就采取不正当手段军事叛乱，而且，还利用伪造毛泽东书信的办法企图挑起红军自相残杀的内讧。好在彭德怀已经上过一次大当（屠杀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也是采用了伪造毛泽东书信的手段，进行诱杀），因而警惕了起来，不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对“富田事件”的解决，毛泽东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军事手段，而是采取了和平的手段，放走了被叛乱首领挑动起来的“红二十军”将士。

1930年11月从上海出发、被临时中央和周恩来委派的项英，本质上是来替代毛泽东的苏区最高领导权的。在10月中旬，临时中央和周恩来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周亲任书记。接着，委派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前往苏区。在途中，项英听说了“富田事件”。于1931年1月中旬到达毛泽东和总前委所在地，取代毛泽东，成了苏区最高领导人，并开始着手解决“富田事件”。
这里有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即：项英前来苏区之时，临时中央就苏区“肃反”工作对项有什么指示、持什么观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含混绕过这个问题，必然要发生对历史篡改的现象。目前，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根据事实给予准确的判定：项英依然是衔着临时中央的“极左”的“肃反”指示前来的。
第一、项英在解决“富田事件”的问题上，并没有对“肃反”在方针上有什么新见解，而是倾向于淡化“富田事件”的叛乱性质，对毛泽东也“打五十板”，也即所谓的“和平解决”。而实质上，对参与“富田事件”的“红二十军”将士，毛泽东早已采取了和平手段，只是等待临时中央对挑起“富田事件”的叛乱领导人给予定性和处理而已。
第二、与项英几乎同时被派来苏区的，还有邓发。邓发到闽西南苏区掌握最高领导权后，“肃反”的动作更是甚嚣尘上。同样受临时中央委派的两个领导人，不可能领受两个截然不同的指示。
第三、同年（1931年）4月4日，临时中央发出致闽粤赣特委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从这个指示（可能是周恩来起草的。存疑）中可以看到，临时中央包括周恩来在内，始终对苏区“肃反”带有强烈的“极左”命令。而且，这一指示信不久，5月的闽西南，也发生了类似“富田事件”的军事叛乱。
从表面上看，项英似乎为纠正“肃反扩大化”做了工作，也即对解决“富田事件”有着平和的态度，但是，实际的宗旨只有当时的临时中央的核心才最清楚。因此，对于项英在处理“富田事件”上的作为，正是周恩来等人所直截了当的指出的“中心关键在反毛”，而不是有什么纠正“极左”肃反的方针和主张。

附文1：浅论AB团

1926年末，还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却已经有步骤的开始策划反共。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次日，也即9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进驻南昌，便与列强国家进行联络，表示制裁共产党的决心和责任。
首先是日本，接着是美国、英国，在蒋介石坚决铲除共产党的态度下，给蒋介石以支持。美、日、英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深恶痛绝，竭力限制“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向其他国家蔓延。因此，在蒋介石坚决反共的主旨下，坚决支持蒋，并给予蒋很优厚的条件。于是，蒋介石首先在驻地南昌，拉开了反共序幕。
南昌是江西省省府，政权为国民党左派所控制。因为是国共合作时期，政权里存在着不少的中共成分。1923年中共“三大”后，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1924年5月，中共在江西南昌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到1926年末蒋介石进驻南昌时，江西省已有近千名中共党员。国民党也是在1924年4、5月开始在江西以南昌为“大本营”秘密发展其组织，4月开始秘密筹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筹建委员会共有7人组成，其中5人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筹建委员会的领导下，国民党发展迅速，当年即在江西所属的17个县市建立了国民党党部，并发展国民党员近三千人。“由于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处于解体状况的国民党组织得到了新生”。①
1926年蒋介石北伐攻克南昌时，江西省的政权已被国民党所控制。而在攻占南昌之前，蒋介石就开始有目的的派遣有关人员进入南昌，筹划反共组织AB团。1926年9月，首先派遣段锡朋、郑异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进入南昌，名义是考察江西省党务。11月，又派遣洪轨来到南昌，筹建AB团秘密组织。AB团就在段锡朋、郑异、洪轨等人的筹划下成立了，核心成员有段锡朋、郑异、洪轨等三十多人。
AB团确乎是英文单词的缩写，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AB团的“中国话”含义，即“反共团”，目的就是反共，没有“目的一、目的二、目的三”②。所谓的目的“一二三”，都是一个宗旨，即反共。AB团最初与江西“国民党左派”的斗争，也是为了掌握江西大权，能够更彻底的反共。
AB团对外的名义和机构，是江西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AB团能够迅速的在江西个县市地区发展，也是借了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和权利，并由此迅速掌握了江西省的地方大权。
1927年4月2日，南昌发生了“四、二”事变，AB团遭到沉重打击。在“四、二”事变中，时任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也派遣本部人员化装成便衣，参与倒AB团。主要头目逃离南昌往南京，一部分头目被抓捕。5月，朱培德掌握江西省大权，为了向蒋介石买好，派人安慰被抓捕的AB团首领，并随即给予释放。
按照中共当代的权威历史学著作的表述，AB团前后不足三个月的存在后，即土崩瓦解了，既没有再重新恢复的必要，也没有重新恢复的基础。而戴向青、罗惠兰所著《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等“著作”，是中共当代评价AB团及中共打AB团肃反历史的依据和基础。
从戴氏的“著作”看，1928年，AB团的多个主要头目，被蒋介石派回南昌，重新控制国民党指导委员会的权利。AB团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利争斗中，确乎遭到了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和打击，也确乎就此“无形解散”了。所谓的“无形解散”，是蒋介石为了堵住以汪精卫为首的内部派别的口实，也即不给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以结党营私的理由进行攻击。但如果说被打散的AB团的“使命”完成了，就是天大的谎言了。如果说蒋介石为了掌控江西大权，不再重新组织和利用AB团的原有势力，就是装疯卖傻了！
蒋介石再次派遣原AB团的多个头目回到南昌、重新控制指导委员会，就是让这些人利用原有的AB团人员和组织，来实现目的。不然的话，蒋介石怎么可能把“人人喊打”的原AB团首领派回江西来完成使命？
1928年7月26日指导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决议，也证明了这个事实：“（三）现在情势迫切我们的工作应如何决定案——决议（甲）指挥教育界原有的势力活动（乙）拉拢各地青年……”
“原有的势力”，也即原AB团势力。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多数是原AB团的首领，如刘抱一、曾华英、邹增侯等。因此，如果不是这些人的原AB团势力依然庞大的存在、而且能迅速的利用其控制江西省各地大权，蒋介石决然不会派遣这些人为当地势力所憎恨的人物回江西南昌承担重任。
那么，这些由原AB团首领重新组织起来以“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为机构重新大发展了的系统，该叫什么名字呢？AB团的中文名字是“反共团”（或者“反赤团”），那么，叫“反共团”是否合适呢？如果合适，这不还是“AB团”么？如果不合适，那就成国际玩笑了——也只有戴向青及其“主子”能开这样的玩笑！
戴氏写道：“我们知道，蒋介石组织AB团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共产党，而朱培德所冠之的AB团却只反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朱培德本人，丝毫不反共产党，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③
按照这种逻辑，国民党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岂不是也“丝毫不反共产党”？
再看一段戴氏为掌控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原AB团首领们的开脱：“1928年7月，这些人已是‘先经中央常务委员会切实考察’后派到江西的‘钦差大臣’，是蒋介石认为‘绝对信仰本党主义’、‘绝对不组织和加入其他政治团体’、‘绝对不借党营私’、‘绝对不以个人情感和意气用事’的党务指导委员。他们操有指导江西党务工作的大权，已经用不着违背国民党中央关于党内不准有小组织活动的禁令，再偷偷摸摸地组织AB团与朱培德抗衡。”④
每当看到这些，就没有一点脾气了。也知道了为什么大陆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崇拜者突然迅速的生殖繁衍的原因了。连朱培德都能一眼看穿的蒋介石的伎俩，成了“诚实”“信义”的标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以及陈云，如果泉下有知，不知会怎样？而陈云恐怕在活着的时候，想必就已经开始忐忑不安了。
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到底”了。高华的“著作”所定性的毛泽东为了权力打AB团，在戴氏的“著作”中，也专门引用台湾“学者”的文字进行“辩驳”。也就是说，对毛泽东在AB团肃反的问题上，再不可能挖掘出比高华、戴向青的“深度”了。
周恩来虽然被戴氏“装扮”了一番，但是，谁都能看出其中的奥妙。尤其是，周恩来是中央特科的组建者和长期领导者，中央特科“国民党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报，周恩来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从1928年中共“六大”不久即开始三令五申的谈AB团的问题、到1929年后半年开始竟然三令五申的严厉督责赣西南地方党打AB团肃反？
朱德是红一方面军的“二号”人物，还是1927年4月摧毁AB团组织的行动者之一，在中央三令五申打AB团以及赣西南地方党声势浩大的打AB团的过程中，是什么态度？在红一方面军由彭德怀促使“快速整军”转变为打AB团肃反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向毛泽东介绍AB团的兴亡的？是什么态度？
戴氏的“著作”中，红一方面军最初是“快速整军”，是红三军团首先在军内打出AB团并上报总前委，红一方面军才由“快速整军”变为组成各级“肃反委员会”的肃反。而且，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还没有决定“快速整军”之前，红三军团就已经与赣西南地方党联合打AB团了。这彭德怀是怎么回事？
陈云自1931年5月，开始担任中央特科的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特科“国民党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报，那么，陈云是如何向“王明中央”建议的？“王明中央”为什么会打AB团打到疯狂？一九八零年代，陈云又为什么声称自己不了解有关AB团的事情？
这些问题，都是戴向青等曲折的提醒人们的关键问题。
其实，神经正常的人都能看出：蒋介石派遣原AB团首领回江西南昌掌控国民党党务，就是让这些人再把原来的AB团势力收拢起来，以发展更庞大的反共系统；而被戴氏所标榜的蒋介石“诚信”的那些话，不过是用来堵反对派的嘴的。也就是说，中共自当时的中央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到苏区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以及赣西南的李文林等，打AB团决非什么臆测——AB团的中文名字，叫“反共团”。

①②③④：《AB团和富田事变始末》

附文2：富田事变与坑口事变

一、“AB团”的由来

“AB团”的历史已经由戴向青先生给予了详尽的叙述，并且，被一些学者和“研究者”所引用，因此，在此不做叙述，而仅仅对中央苏区“AB团”的来历给予阐述。
苏区关于“AB团”的资料，最初见于1929年4月李文林领导的赣西南特委的《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年4月）》，报告认为：赣西南苏区的领导人认为，最初AB团是产生于江西南昌国民党省党部，AB团在江西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1929年5月赣西统治阶级一面是第三党改组派藉金汉鼎的兵力进行与AB团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一面联合向红军进攻。江西国民党的党务完全为AB团所操纵，在各地建立他们的权力机构。在吉安国民党党务则在第三党手中。第三党的计划：派人打入我们的组织，在我党内进行挑拨离间，造成我党分裂，从而夺取我党的上级机关。
接着，是中共中央特派员对苏区考察的报告，即《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刘作抚即易尔士）：“赣西特委在去年〔1928年〕七、八月间即被第三党混入，特委常委兼宣传秘书长等职的饶敬庄、秘书李灿林并把特委领导的吉安城区的理发工人支部，街道支部等夺去了，一直到十月，特委才发觉他们二人是第三党，因为朱（德）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央给朱毛的文件由赣西特委转的，均被遗失，省给特（委）的六次大会决议也失落，才证明他们二人窃去了。至到十二月才有方法把饶敬庄解决了。到〔今年〕正月才把李灿林解决了，取得他们详细的口供。他们的政策夺取特委而领导各级党部，并用金钱收买右倾分子，用感情拉拢右倾分子，渐渐排除共产党分子，而且从中挑拨上下党部感情；所以，他们混入数月之久未曾破坏特委机关即在此……”。
中央特派员张怀万于1930年1月和4月5日连续向中央报告，在4月5日的报告即《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中说道：“吉安城为赣西AB团活动的大本营，其中心在第五中学，宣传机关为吉安国民日报，他们的领袖为大的政客与豪绅地主，活动的对象为青年学生。他们分A团和B团，即由我们的大校中校，组织系统与我们一样，不过名字不同罢了。”“赣西各县市都有它的组织和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第三党在赣西南，现已投降了改组派和AB团，无独立组织……现在整个赣西南，AB团组织和政治势力大于改组派。”
1930年7月22日，刘作抚的《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在我们的组织里破获出来。又如永新八区和城区破获，破坏AB团的组织，拷问的口供在永新的赤军里都有几人，在永新的红军学校也打进（出）了两三人，永新城区的商人有一二十人是加入了（AB团）的。都由于组织不严密，对富农斗争不深入，这些地方的破获（AB团），大都从富农斗争中破获的，只要（对）富农斗争的更加紧，AB团改组派不难从组织内完全肃请。”
张怀万和刘作抚都是中央派遣的特派员，刘作抚也就是“富田事件”中被称作“中央提款员”的“易尔士”。张怀万和刘作抚作为中央特派员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没有资料给予披露，但我们可以从客观的事实中分析出答案。中央特派员的任务显然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对毛泽东不放心，派出特派员给以监视，及时反馈毛泽东的方针路线，以便“纠正”。这一点，表现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临时中央身上，也表现在李立三、周恩来的临时中央的身上，还表现在王明中央的身上。毛泽东从“秋收起义”改变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来，就开始受到几度变换的临时中央的怀疑与打击。
第二，贯彻和监督中央关于“城市道路”、“土地政策”、“肃反”问题等在苏区的落实。尤其是“城市道路”和“肃反”问题。综观中央特派员的多次报告，都非常重视肃反问题。
第三，为中央筹措经费。刘作抚变成“易尔士”，就肩负着“中央提款员”为中央从苏区提取款项的重任。
中央特派员的每一次汇报，都会得到中共中央相关的指示。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苏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1930年2月，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开展以打“AB团”为中心的肃反斗争。1930年4月，中央又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AB团的斗争”。
中共的“肃反”斗争最初开展于“白区”。1927年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搜捕、枪杀。担任搜捕工作的，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务，还有共产党的叛徒。“这些叛徒，熟悉共产党的组织和人员，特别是那些在共产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叛变，危害特别大。比如顾顺章，曾经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别科部长，中央交通局局长。向忠发是中央总书记，罗绮园（易元）是宣传部副部长，白鑫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等等。特别是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对共产党中央机关及各省省级机关破坏最大”（《苏区的肃反运动》刘平梅）。
为此，“白区”共产党建立了“锄奸组”。白鑫就是在上海被“锄奸组”除掉的。而著名的锄奸活动，莫过于当代一些人“挖”出来的周恩来与康生联合进行的对叛徒顾顺章一家的锄奸行动。
国民党在各个苏区进行的特务活动，并非当代所描写的几乎不存在，而是苏区实质上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重点区域。被派遣的特务混入苏区各种组织，收买苏区的反共分子，搜集情报，刺探军情，暗杀苏区领导人等，这类事情在苏区不断发生。
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情报部门和肃反（锄奸）部门，为白区和苏区党提供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报和动向，并指导肃反。中共中央的这一系统，一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因此，不仅赣西南苏区关于“AB团”的报告以及中央特派员的连续的报告，是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责令中央苏区开展“以肃清AB团为中心”的肃反指示的原因，中共中央自身对敌情的掌握，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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