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罗对话”及其他
秋 石
《粤海风》2011年第2期
南铁：
你好！新春愉快！
2007年以来，你们给予了我很多理解与支持，甚为感谢。
在学术界，可能我是一个学历最低的人，1966年的化工中专毕业生，“文革”中两度因文字遭受磨难。1979年后有幸与萧军、黄源两位鲁迅学生及30余位30年代文艺前辈相识，走上了文学、学术之路，大部分是以不打不相识成诤友的，尤其是与萧军的交往。现在，除延安文艺前辈陈明（丁玲老伴），基本上都逝世了。他们给予了我很大一笔财富，得以使我在学术领域中蹚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自费研究，这么多年投入了20万元。现有两本新著出版在即：
一本是《旷代的呼喊——献给萧红百年》，合同已订，3月中下旬出版，44万字左右，这部新的萧红评传是我历经三十年之积累，同萧红十多位生前好友叙谈印证的一手资料，写作时间历时近十年，2001年9月—2009年岁末。成稿后又全面修订了四遍。概由于没有经费依托，精心又精心，力图为历史作一份证词。出版社收到文稿后两个月，总编亲自拍板：按正常出版选题出版，并认为同以往同类版本相比，比较贴近历史原貌，还将原拟五年合同修订延长至八年。此书纠正了（并澄清）以往研究中的十多个谜团和不实之说。今年6月1日是萧红百年华诞，此书为长篇评传，有着大量的史料作依托。极需说明的是，萧红何以在1981年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命名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正是鲁迅先生最早将萧红纳入左翼作家的行列（1936年5月3日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问答）。
与此同时，我历时七年左右，49次自费前往上海原发地调查考证，三次赴京与相关学者商榷，完成了25万字的《追寻历史的真实——毛泽东与鲁迅》一书的写作。2001年12月，先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错讹百出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抛出了所谓毛泽东在1957年同周谷城老友的“秘密对话”；相隔一年后的2002年12月，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又以亲聆者的身份与之相呼应，强势抛出了由她一手精心杜撰的所谓《我亲聆毛泽东同罗稷南对话》的“纪实”，谓之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确实说过类似假如鲁迅活着，会坐入共产党监狱的话。据此，我进行了长达近七年的实地考证，大量史实表明，毛泽东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黄宗英的这篇3400字的所谓“亲聆”文章，2700字左右涉嫌造假。1.被黄宗英信誓旦旦指认的照片中“右下角一为罗稷南”，纯为指鹿为马。原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xxx，以及真正“右下角一”的至爱亲朋确认：此人为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漆琪生（出席会议的36人中确有其人，xxx系漆琪生教授学生，2004—2006年他在多处公开场合，包括全国政协、上海政协等场所同一些学者指证了此事）。这样。直接攻破了黄宗英在同《南方周末》两位取稿人员（见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c22版所刊方进玉、齐简：《听黄宗英说往事》）的谈话中强调的“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的表述。2.黄宗英写道，除她以外，所有出席过当年座谈会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此为2002年12月5日广州《南方周末》用语，一天后，上海出版发行的且标明为“黄宗英授权本报与《炎黄春秋》同步首发”的《文汇读书周报》，则给改成了“如今大多不在人世”的用语），经我一次又一次实地寻访追踪复核，在她撰写及发表此文时，尚有8-9人健在，包括世界著名桥梁力学专家、原上海市政协主席、前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国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基人蒋学模教授，另有三位民族资本家，我同其中一位有过某种途径的联系与印证。更令人难以理喻、气愤的是，还有两位德艺双馨的健在者是她曾经朝夕相处的同行，一位是引导她走上银幕并成名的导师、著名电影导演陈鲤庭（今年101岁，仍健在，去年4月，他头脑清晰地接受了上海电视台采访，且还能步行），另一位是被她呼之为大姐的著名电影编剧、同为上海作协驻会专业作家的王元美（今年96岁，仍健在。而且，令人尊敬的王元美前辈，多年来，坚持以一个月向组织递交一封入党申请书的执着追求，于2006年91岁高龄时，也就是在黄宗英轰轰烈烈抛出《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的第四个年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亲密导师、大姐，在同一座城市长期居住、生活，在同一个部门领取离休工资，在同一所高等级医院（华东医院）疗病，九年前（黄文发表时）活得好好的，九年后的今天依然健在，成稿时何以不向近在咫尺的他和她求证一字半句，又何以将他们纳入疑似“不在世”的行列？
在这荒唐演绎的背后，其实质就是封大众的口，不让人们去寻找健在的知情者们核证。令人诧异，且与全世界新闻行业必须遵循的通行原则相违背的是，刊登转引自1957年7月11日首都《光明日报》头版报眼，由家喻户晓的红墙摄影师侯波前辈拍摄的现场照片的《南方周末》，竟然将新华社原发稿中的“毛主席和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亲切交谈”的说明文字（1957年7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则明确指出为“毛泽东主席七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擅自改成了狭义范围的“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的用词。这样的改动，显然是为了迎合、突出这位疑似唯一活着的“亲聆者”独具的文学、艺术的双重身份，借以强化由其一手杜撰的那个“亲聆”内容的“真实性”。3.黄文说赵丹在1957年如何风雨飘摇，如何险些入右派泥沼，等等。实际上大相径庭。1957年赵丹两次出席与毛泽东会面的小范围座谈会，而且这两次毛泽东都与赵丹亲切地进行了互动式对话，并勉励赵丹演更多更好的电影角色。在上影，赵丹带头揭发右派言行（有1957年12月《文汇报》所刊赵丹署名揭发“大右派”石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胆敢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言行的6000字长文），并在上影厂举行的批判大会上，带头揭发带头高呼打倒右派的口号并动粗，致使话剧皇帝、金牌导演石挥后来再也无法忍受屈辱，被迫选择以跳海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赵丹以反右突出表现在反右后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我查阅了1957年7月12日黄宗英在《文汇报》畅谈“收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文字：“我和赵丹见过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件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孩子也高兴极了……毛主席的召见，对我们将永远是最有力的鼓舞，最严格的督促。”查到了1981年她同香港《大公报》记者倪振良五次长时间叙谈中关于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座谈会的相关内容，包括毛同她、她同阿丹的对话。特别是在根本没有人施压的情况下，回到家后，黄宗英冒着7月酷暑挥汗如雨连夜赶写紧跟的表态文章，以及夫妇二人以毛泽东接见为荣，倍感振奋相互勉励，乃至已入党一年多的黄宗英极力督促丈夫赵丹加快加入中国共产党步伐的一系列激动幸福的言行举止。这就从根本上攻破了所谓她在会上听了“毛罗对话”后“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以及为保胎“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的谎言。这可以从她出席毛泽东接见第三天参加《文汇报》座谈会侃侃而谈同毛泽东会面的幸福感受，以及发表在五天后，亦即1957年7月12日《文汇报》上的那篇感恩表态发言中得到确凿无误的印证。而且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哪个人向她施加压力，纯系她为了配合撰写《赵丹传》、《黄宗英传》而放开谈的。5.黄宗英在其文中捏造了所谓“毛罗对话”的内容，我从有关人员的回忆中获得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真实对话，包括毛泽东代表中共感谢罗稷南翻译出版了弗.梅林的《马克思传》的第一个中文版本。6.据一位现场亲历者讲，确实谈到了鲁迅——也确实是由罗稷南说起。毛除了重申四个月前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四次有关鲁迅、鲁迅杂文的认识与论述，他的原话是：“依我看，鲁迅的性格，即使住进了班房他还是要说，要写的……”
而且，更加令人难以理喻的是，被“亲聆者”黄宗英对外信誓旦旦宣称的“完全一致”，在仅相隔一天刊出的《南方周末》与《文汇读书周报》所刊同一标题同一内容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纪实”中，对于同一件事情同一场景的描述，竟然出现了二十来处的不同文字描述，包括那些由她本人加了引号的对话内容，也是如此。
由于我从没享受过任何经费，这近七年寻访“毛罗对话”真相的调查考证我共耗去了5万元，全是从我的工资及退休金中挤出的。每次去上海都是当天往返，而去北京则都住地下室，但这也有一大好处：我是独立完成这个调查的，不听命于哪一级组织或派别，因而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权威度。我的态度和立场是，无论是谁，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对历史进行歪曲或制造莫须有，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大努力，弄个水落石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认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历史，都要力求一个实事求是。今天我们对蒋介石还赞赏、肯定他到台湾后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对毛泽东更应当实事求是了，他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决不能因为他发动反右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犯了“天大的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往他身上泼莫须有的污水，决不能！搞清“毛罗对话”真相，就是为历史做一份真实的证词，向历史虚无主义和另一种错误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大声地说一个“不”字!
我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受到磨难，头一次是在初期，因对毛泽东的“支左”（认为毛的“支左”一说客观上挑起了新的派性；而且，毛的关于“人民解放军要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指示，与他的另一个“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的指示是自相矛盾的）和江青的“文攻武卫”发表异议而成了“516”一类的嫌疑。另一次是在“文革”末期，1976年清明节因“制造‘上海帮’谣言，分裂党中央，为邓小平翻案，与天安门‘暴徒’南北呼应”。但我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对待、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自从“毛罗对话”出笼后，为了历史地看问题，我收集了自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所作《论鲁迅》演讲直至1976年3月（逝世前半年）所有关于鲁迅的论述，通读了一遍《鲁迅全集》，读了弗.梅林的《马克思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资本论》、《经济政治学》、《共产党宣言》，及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讲话全文等。配合对“毛罗对话”真实内容的调查，搞清楚了许多问题，也擦亮了眼睛。
1967年毕业分配时，我分配的地点是全校四个专业毕业生唯一最好的去处——天堂杭州。“516”嫌疑及母校所在地外调人员的频频光临，我被迫离开了杭州，去了北大荒——乌苏里江畔的一个还处于原始荒蛮地带的小山村务农。正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造就了我的梦想（1976年的灾难，又令我失去了即将调入上一级媒体的机会）。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始终无怨无悔。因为我坚持的是真理，正义和光明的未来。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自己的祖国、民族、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缔造者的坚定信念。
今年1月21日，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一位为左联研究奉献了55个年华热血的草根学者，因心、肝等脏器衰竭离开了人世，他叫姚辛，付出的代价比我还大，命运比我苦十倍。退休时工资仅数百元，死时也仅1200元左右，但他拥有《左联词典》、《左联史》、《左联画传》等250万字著作。前年末他完成了40万字的《左联之鹰》，是描写左联解散后一些成员经历的，我帮他同浙江省作协负责同志沟通了一下。就在他去世第三日，他最后这部书的出版扶助基金3万元批下来了，不足部分，浙江作协负责人又一次慷慨允诺，由他们补齐。这几天我一直在回忆与他的交往，看他的著作，想写一些他的情况与成果。唯一遗憾的是，他生前一再央我设法解决中国作协会员的问题却没能如愿。我想他应当先加入浙江作协，有个依托才行（他是嘉兴市的退休工人），结果带着缺憾走了……这几天包括春节我都在赶写悼文，心中自是哀痛得很。
有两则历史简短，过几天一同发给你们。一个是1979年1月30日，斯诺夫人海伦将42年前不曾交给邓小平的毛泽东亲笔纸条，在邓小平访美时当面交予了邓小平，被视为佳话。详细情节，是2007年9月3日我出席在北大召开的海伦百年追思会上听黄华夫人何理良讲的。时何理良偕外交部长任上的丈夫黄华陪同邓小平访美，而为邓小平访美担任翻译的，则是现任外长杨洁篪，时为驻美大使馆翻译。另一个，新近才发现。胡秋原2004年5月逝世后，其女将一大批图书资料分三次寄给了我，内中有不少珍贵史料。尤其是1977年，胡主掌的《中华杂志》与《联合报》一起，冲决铁幕，于台湾“外交部” 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于1945年同苏联签订的那个不平等条约案档，凡蒋介石本人发给谈判代表及外长王世杰的所有电报、信件、指令都没有了，档案中只有一个不平等条约和“由王部长取走”的纸条。这个发现意义十分重大，由于签订这个不平等条约，蒋介石不但受到了越来越多国人的责难，而且内心十分不安（已解密的蒋氏日记表明），尤其是“卖国”之嫌……这也就印证了第二轮谈判前宋子文不担“卖国分裂”罪名坚辞，改由王世杰任外长。上述，适合“漫画”专栏（后一个，大陆迄今没有刊过）。
再有一个文稿，去年早些时同你提及过，是关于鲁迅对待彭柏山和杨邨人两个“逃兵”（为免遭“AB团”之嫌杀戮，两人先后逃离苏区回到上海）截然不同态度的，现史料均已齐全，因去年过于忙乎“毛罗对话”延搁至今。
去年给你的那个《胡秋原与左联》，主要是批评左联关门主义，包括现在左联研究仍存禁区的现实。近日在上海听此书编委述说，对于我此文，编委会是一致同意收入纪念集（八十年）的，但在由出钱方的部门审视后给砍去了，理由很简单：不是“主旋律”，要歌颂左联而不是……可怕之极！
《追寻历史的真实——毛泽东与鲁迅》，约与3月上中旬正式出版。此书已于去年11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由于怕各个环节延搁（现在一本按规定报审的书，周期是一至三年），去年9月我携书稿赴京（此前听出版社说已报审二个月）。为此，中共中央文献室会同新闻出版总署开辟了绿色通道，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审读小组，不足两个月审毕，仅改动80余错别字及病句，没有史实、情节出入，办成了铁案，也赶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出版。而且，此书稿进行了出版史上创纪录的九校。本书共分两大部分：一是针对“毛罗对话”的调查考证及辩诬，约八万字，题为《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二是纪实《毛泽东与鲁迅》，完整地记录了自1936年—1976年四十年间毛泽东与鲁迅心相通的这一心路历程，计十七万字，有大量史料作证，也有过去岁月中多位30年代前辈同我叙说印证的内容。书出版后，我会寄给你的，如开研讨会，也想邀请你出席。
我迄今没有学会电脑打字，都是找的打印社。
此致
敬礼！
20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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