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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振武的死，听说至今还是一个迷。有人说是日寇侵占香港时失踪了，可能是被日寇杀害了；有人说是在香港投海自杀；也有人说是被蒋介石的特务所暗害，但都是些推测之词，没有什么根据。关于王季文的死，也很少有人知道真相。我和方、王两人都是朋友，而且对于他们的死，都知道得很清楚。这虽然算不得什么重大事件，但是对于揭露蒋介石特务的罪行，也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现在先谈方振武。我和方早就认识。1926年秋，国民军从南口撤退，他是第五军军长。我那时在王镇淮的第九军军部工作，我们一道西撤，就熟识了。以后我代表韩复榘奔走反蒋，更不断和他见面。1938年，韩被蒋介石杀害，我因替冯玉祥拉拢韩的那部分队伍，蒋伯诚报密于蒋，下令通缉我，才携家逃赴香港，遇到老友王季文。他住在九龙的丹桂村十号。他说丹桂村是广西一个有钱的旧军官出资建筑的。广西省简称桂省，故名丹桂村。许多桂系的人都住在那里。他那里有个小农场，环境还不错，让我也到那里住。我去后住在丹桂村二号。住下以后，我也出了点资本，自己养鸡养鸭，一可以掩护身份，二可以补助生活。这时，方振武的一家也住在香港，多年老友，时相过从。到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同英、美宣战，我们时常研究将来到哪里好。方说：“我是个抗日的决不能住在这里，总想到内地参加抗日。”在国民党人员撤离香港的时候，几度想走，因得不到飞机座位，均未走成。迄日军攻占了香港，他越发的着急了。
在某一天的晚上，方突然带着全家（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连保姆一共六口）来到我处，慌慌张张地说：“日本人搜查国民党人员很急，我是个抗日的，绝对不能在此住下去了，打算把家眷托在你这里，我一个人到内地去。”当时我寻思了一下，提醒他说：“老蒋总是对你不怀好意，你到内地去能找到出路吗？况且一个人走路，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是不是安全？”他很坚决地说：“英美已同日本干起来了，老蒋还不跟着英美走，再加上全国舆论的压力，再想同日本求和也办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对主张抗日的人还不敢怎么样。至于路上虽然有困难，总比在这里安全得多。”我当时怕他多心，怀疑我不愿收留他的家眷，也认为他住在香港，谁也不敢保险，所以再不好多讲，我说：“好吧！你一定要走，大嫂和侄子们住在我这里没有问题，我准备的粮食还很多，请你放心。”第二天，替他找了个带路的，研究好走的路线。在一个傍晚，他化装成一个农民的样子，带了点简单行李，我便送他登程。
所找那个带路的，就是小农场的一个农民。几天以后，据他回来说：“我们在走到中山县境过河的时候，即遇到我们的部队，听说什么忠义救国军，X先生（化的什么名，记不起了）即说出真名实姓，我才知道他就是方振武将军。经一小官问话之后，请示了他的上司，就送赴后方去了。方将军叫我回来，告诉家里放心。我一听，心里就知道不好，忠义救国军，是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的部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当时不敢对方夫人说明。等了几天，即接连派人去探听，前两次均未得到消息，最后一次，回来的人说：“经多方设法打听，才听到特务部队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将方秘密杀害了。”但这个重噩怎能对方夫人说呢？只有劝慰她，静候方到达内地的消息，从此以后，就渺无音信了。
由于多次派人探听方的消息，竟走露了风声，当地土匪知道了我们是国民党方面有钱的人。在一天夜间，有一群土匪进入丹桂村，挨门抢掠之外还要绑票。土匪进入我家，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农场伙计，见我身材矮小穿的也不好，室内陈设简陋，不像个有钱的人，推在一边，只是拿了些东西，虽未绑我，而将方的一个小儿子和他女儿绑去。方家的那个保姆很义气，说那个男孩子是她的，拉住不放，竟一同跟去了。土匪到王季文家时，他先藏在阳台上，被匪搜出，见他是个大胖子，认定他是大老板，不容分说，连打带骂地将他驾走了。
我于是又忙着营救他们，几次派人前往说票。每次去人，都带上一百零八块钱，作为见面礼，意思是恭维他们是梁山好汉，讲义气的人。最后找到一位熟朋友张伯宽。他在广东多年，什么人都认识，在香港也吃得开，由他出面花了些钱，才把王季文和方的女儿、保姆赎回来，而方的那个儿子，在被绑时惊恐成疾，在匪处又不得医治，竟死于匪窟之中。这个抢案，最初我们很怀疑，也是蒋介石特务们指使的，但未得到证实。人回来了，也没有工夫再事追查。
过了不久，日本人要占用丹桂村的房子，我们才搬赴香港，各自租房，未再住在一起。
方振武身后，计有四子一女，老大很进步，解放后在天津某银行工作，不幸病死；老二在香港时，死于癌症；老四死于匪难；只剩下老三，是在外国学医的，听说仍在香港行医；他女儿闻现在上海工作。方夫人还在否？不得而知了。
再谈谈王季文。王在桂系中的资格很老，据说李宗仁很信任他，而白崇禧却对他不好，多年来，总是挂着个参议、顾问的名义，代表李宗仁在外奔走反蒋。我就是在奔走反蒋的时候和他熟识的。他在香港，对地方情况很熟，我有事常找他想办法。他自被绑之后，也不想在香港住了。我也劝过他，说你这个年岁，在这个年头，还跑什么？他没有听，终于带着他那位田夫人（据说是三姨太太）前往澳门，在那里与前天津市长萧振瀛取得联系。萧在重庆开了间大同银行，邀他去桂林，担任该行桂林分行经理。桂林沦陷时，才去重庆。没想到住了不久，他和他的田夫人，也均被戴笠的特务抓去，押在某公馆，失去了自由。后来王病了，并不是什么大病，监守人说带他去治，几天不见回来，田夫人苦苦追问，才说医冶无效，病重身死。这明明是些鬼话，田夫人哭闹不休追问王病死的情况，监守人支吾其词，说王病重时打了一针未抢救过来。还不是一针毒药打死的。问尸首在哪里？说已经葬埋。问他们葬在何处，说在某处某处。田夫人出来之后，按照所说的地方，前去寻找，只见那里全是一片片青青的新插秧的稻田，并未找到埋人的所在。田夫人在重庆，感到处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冶下，呼天天不应，呼地地无灵，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仍回到香港。在他对我们哭诉王被杀害，死不见尸的悲惨情况时，闻者莫不为洒同情之泪。今天写到方、王两人的惨死，不能不联想到蒋介石的阴狠毒辣，令人感到无比的痛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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