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似乎很清楚，因为我们每年都要纪念“七一”。然而，与此相联系的党的生日和与会者等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一书，对人们深刻了解党的历程大有助益，特别是书中对中共一大的谜团进行了逐一破解。
党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
将“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可以上溯到延安时期。当时在延安，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出席了一大，但他们只记得是在7月份，具体的日期则记不清了，于是就象征性地选择了7月的第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但是，作为历史，纪念日并不等同于生日本身。经党史学者多方考证，于上世纪70年代末明确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这一结论在1981年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时，记入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不过，这个看似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实依然存在疑点，那就是，能不能简单地以为一大的召开日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呢?似乎不能，因为从一般的逻辑上来说，应该是先有了党和党员，才能产生党员的“代表”，进而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11月即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事实上已经成立了，只是没能切实开展活动，当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其机关刊物上，已经明确地称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共产党”了。
党的一大是何时闭幕的?
无论如何，中共一大开幕的日期是明确的，但闭幕日期却至今难有定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说：“目前史学界对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关于一大闭幕日的五种说法，最易排除的是7月30日。因为当天深夜一大代表们还在上海，很难想象惊魂未定的他们连夜坐车分头赶往一百公里外(快车需2小时)的嘉兴，再租船，再坐下来继续完成未竟的议程。时间安排上明显难以做到。
同样不合理的说法是8月5日闭幕说，在7月30日深夜因租界警察搜查被迫中断的大会，竟然五天后才又重新开会，似乎不太自然。8月1日及8月2日闭幕说，也有相关回忆录支持，但是8月1日午后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否定了这两种主张。一大代表中有人记得南湖会议持续到晚上，却没有任何人谈及这场暴风灾害，由此可以得出会议的闭幕日不是在这两天。作了以上排除之后，显然7月31日在嘉兴南湖举行了最后一天会议的主张更为合理，而且也得到了众多会议资料及史料的支持。
党的一大代表的人数到底是多少?
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以前存在着到底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之争。由于不同时期不同与会者的回忆有出入，引起在这一问题上的长期分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认为“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名列十二位代表之后，加了一句“参加大会的还有包惠僧”，并在注释中说明包惠僧为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到上海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则改称有“13名代表”，包惠僧的代表身份得以确认，但仍被冠以了“陈独秀指定”的定语，这依然是一个变相的“十三人”说。
其实，除大量回忆录外，持“十二人”说也是有权威的史料根据的。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是中共一大结束时或结束后不久写成的正式报告，其中就明确主张十二人，甚至连这十二个人的地区分布都写得很清楚，是“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加起来正好十二人。关键是除日本外，哪个地区派出了一位代表，是哪个人被《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在认定参加大会的代表时从十三个人里面排除了。研究认为，被排除的这个人应该是中途离开大会的陈公博。中共一大遭法租界警察搜查后，在嘉兴南湖开最后一次会议时，唯独不见了陈公博。这件事，不仅与会的张国焘和周佛海在回忆录中都大加揶揄，而且陈公博自己在会后不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也承认不讳，所以肯定是真有其事。陈公博因大会结束时不知去向而被排除，加上南湖游船上的十二名代表，总共为十三人。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并未说包惠僧代表陈独秀个人，而将包视为代表一个“地方”的代表。因此广州和其他国内地区一样，也有两名代表，包惠僧和陈公博。
一大时，“南陈北李”均未与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中共一大令人不解的问题还有“南陈北李”均未与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说：“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南陈北李”工作繁忙是肯定的，但仅以此作为他们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理由也许并不充分。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之后的9月就回到了上海。所以，如果稍微推迟会期，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有可能出席。可是，实际上没有等他们就开会了，分析原因，应该是由于当时身负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召集大会使然。
关于这一点，当时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在其自传中说：“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但同样为党的创建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却没有在中央任职，对其原委也是众说纷纭。
一大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始终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李达、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七人。但有的因与党内同志产生过意见分歧，甚或个人恩怨，离开了这条曲折而光明的道路，成为党内反对派。经过或长或短的反复之后，他们又都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也有的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在相同的起点上，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或许正是《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写作本书的一个深层原因。
人生即历史，人生是谜，历史更是谜。解开了人生的谜团，也就看到了历史的谜底。马长虹(为人民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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