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毛主席119周年华诞而作 题引： 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 ——引自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研读马列经典 拜读无字天书 ——试论中国革命和建设“图样”的设计大师毛泽东(上篇) 陈谈强 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堪称“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图样”的设计大师，也是中国建设“图样”的设计大师。毛主席不仅做了“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设计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大图样”、“总图样”，而且设计了“许多小图样”、“分图样”，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革命性“改革”和“开放”的“许多小图样”、“分图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圣火的中国盗火者和播火者毛主席(1)，不愧为革命导师和科学巨匠，不愧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图样”的设计大师。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图样”设计大师的毛泽东，他的“图样”设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设计，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中国建立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成功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迈向未来共产主义创造了历史前提。毛主席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缜密的判断力，在同侪同辈中出类拔萃，无人能出其右与之比肩。他不是神却料事如神，甚至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2)如今在他“死后”的中国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确仍然是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反帝反修反和平演，变坚持“继续革命”的旗帜！ 毛主席的脑海浩瀚无垠，既传承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吸纳国际无产阶级思想宝库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研读包括《资本论》三卷“长篇的东西”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巨匠“学富五车”，研读马列经典，同时拜读“无字天书”——通过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他学以致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图样”的设计大师。 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一生，是研读“有字之书”的一生，是拜读“无字之书”的一生。毛泽东思想是一部博大恢宏的书，读懂弄通，绝非易事，细嚼慢咽，兴味无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干革命、搞建设，“须先有”“图样”，就要把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解决“我们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4)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这位读书大师、大学问家早就自励读书学习，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曾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后，他更是鼓励和教育全党、全体干部要终身学习。1939年1月27日，毛主席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5)毛主席终其革命的一生，的确是终身学习的楷模和典范；终身学习成就了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思想家的毛泽东，从而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毛主席一生嗜书如命，手不释卷，以书为伴：书以伴行，书以伴眠，书以伴厕，书以伴终。如今，主流“精英”、主流媒体不是以高分贝叫喊“终身教育”、“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社会”为时髦吗？殊不知，毛泽东早已于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号召干部学习时就说：“年老的同志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天。”1938年8月22日，毛主席还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6)这里，毛主席把学习(认识世界)的主体，由个人推延到整个人类。客观现实世界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毛泽东以终为始、反求诸己，践行了他的终身学习的箴言。 毛主席1975年82岁眼睛患白内障视力很差之时，还求助于大学一位教师给他念书而“读书”。1950年11月到1966年5月“负责为毛泽东同志管理图书”的、十七年间与毛主席读书生活相伴的逄先知谈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而在之前的头一天——1976年9月8日5时50分，毛主席病危在医生实施抢救之际还读了7分钟的《容斋随笔》。(7)2007年“七一”前夕，逄先知在接受《大众日报》记者访谈时又讲到的这一史实。(8)毛主席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护士孟锦云，也讲述了主席病危时读书的另一则动人的故事：“1976年9月7日，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抢救，而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还是要看书。当时政治局的常委，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的含糊与声音的微弱，连最能听懂他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纸笔，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个‘三’字，又用手敲敲床头。还是秘书猜出了他的意思，当时三木正准备下台，当秘书找来介绍三木武夫的书拿给他看时，毛泽东点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神态。”“毛泽东的手已没有托住《三木武夫》这本书的力气了，尽管这是一本很轻很轻的书，只好由小孟为他托着。毛泽东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9) 1974年12月到1976年12月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三木武夫多次访问中国，是自民党内较早呼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人。然而，也就是这个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竟然于1975年8月15日以“私人身份”在东京参拜供奉有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开启了日本首相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之先例。毛泽东病危之际，日本政局动荡，“洛克希德政治献金案”(1976年2月，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委员会上，洛克希德公司副经理证实，洛克希德公司曾经向日本政要提供30多亿日元的活动经费)导致自民党派系纷争不已。毛主席他老人家立足中国、胸怀世界，即使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也让人用手托着书，来“读”这个三木武夫。 毛主席学识渊博，博古通今。他娴熟于“国学”，年少时“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即所谓‘旧学’”，潜心探讨中国先秦诸子、程(颐、颢兄弟)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稍长，他“又读了七年‘新学’，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名言》、斯宾塞的《逻辑》、耶劳斯的《名言浅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触及到近代西方文明的脉搏。”(1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毛主席既传承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吸纳国际无产阶级思想宝库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研读包括《资本论》那样“长篇的东西”在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 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谢韬，鼓噪“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他宣称“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声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尤其不可小觑的，则是谢韬在其文章中诋毁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逆谢韬，莫名其妙地吹捧他的同道辛子陵具有“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其实，他和他的同道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竟然在三卷《资本论》中发现了西方“新大陆”，胡诌“《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11)谢韬同时信口开河，反而说什么“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意在说明毛泽东并不知晓他们发现的那个“新大陆”。 千奇百怪，无独有偶。谢韬的知音——山东大学附中有一个名叫李昌玉的退休教师，也在他写的《春节拜年，盛传谢韬“救党”之声》文章中说：“特别请注意，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不是新发现，早已有人一再证实。”(12)这里所云“早已有人”“证实”，而且“一再证实”，也不过是无稽之谈！ 谢韬辈胡诌“毛泽东没读过《资本论》”，实可谓：信马由缰逞轻狂！毛主席这位科学巨匠、大学问家，博览群书，研读马列，那“长篇的东西”《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13)是潜心研读了的。巨人毛泽东学贯中西，一个个侏儒“叠罗汉”也不能与之比肩。 毛主席推崇《资本论》始于青年时代，他于1920年7月31日在长沙《大公报》发表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指出，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他写道：“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15)他“通告好学诸君”，把《资本论入门》列为“书之重要者”。书社9月开始正式营业，经营中外各种书报、杂志212种，其中就有《资本论入门》。(16) 有档案可查，毛主席读过不同版本的中文全译本《资本论》，对书中许多章节和段落、乃至译者注释都圈圈画画并写有批注。 这里，有见诸“京报网”的毛主席读《资本论》留下的笔迹为证。 毛主席1954年读过的一套三卷《资本论》，每卷都盖有“毛泽东”印章。在《资本论》第一卷版权页上，“中华民国27年8月31日出版”一行字的下方，他用铅笔写有“1938年”字样，左侧空白处还写有一个“-)”，列出减法算式：1938(年)-1807(年)=“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见左幅照片)。在1867年出版问世的《资本论》第一卷目次页上，他用铅笔写下“1867，距今87年”(见右幅照片)。(17)在这套《资本论》“原著者初版序”的页面天头，毛主席用铅笔写道：“距1847年共产党宣言的时候27(年)”；并在“初版序”三字的下方画一横线并写有“(1867年)”；在原著者第2版跋的下方毛泽东用铅笔写有“(1873年，过了差不多7年之后)”，在此跋的第9页第一行文字“《资本论》已有一个优秀的俄文译本，于1872年春出版于圣彼得堡”中，他在“1872年”处用引线引出一节文字：“距中国这个译本出版的时候(1938)65年”。毛主席研读此书，在书中的第1、第2、第11至第22等章节，用铅笔、红蓝铅笔作了曲线、单横线、单横线加曲线、双横线、中括号、问号等圈画和标注。(18) 毛主席收藏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最早的版本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印行、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在这套书的第1卷中，毛泽东不仅对第1章至第12章大部分内容用铅笔作了圈画，而且连下方的部分注释认真阅读后也作了标注。在第3卷中，他不仅用铅笔、蓝铅笔圈画了第13至20章、第37章至第39章的一些段落，还纠正了原书中的错字，将漏字一个一个增补上去，改正了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毛泽东读《资本论》，刻苦用心，非同一般。毛主席藏书中，还有一套16开大字本的《资本论》，共29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书中也留下了他研读时圈画的手迹。此外，1939年11月出版的、由何锡麟翻译的《资本论》提纲，毛主席研读时用红铅笔也作了圈画。(19) 毛主席研读《资本论》，可谓稔熟于心，真正学以致用，从中以可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他在报告中阐释了《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所表述的内容，强调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指导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20) 如前所述，也就是在1941年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毛主席阐述“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这一论断时，引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5章中关于“人比蜜蜂不同”之论。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毛主席还多次引用《资本论》中的观点和运用其中的方法论，教导党的高级干部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资本论》第3卷在“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写道：“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的表面形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一部分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商业资本)曾经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21)1958年3月，毛主席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摘下来的那段文字前面拟了“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22)。这样一个标题，印发给与会的各省和中央有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学习和研究。 毛主席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批注、谈话之时，就论及《资本论》的方法论等问题。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23) 他举例说：“《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证明是正确的。”(24) 他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有辩证法时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主席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后的断语是：“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格、系统的科学著作。”(25) 1961年3月23日，毛主席《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检讨说：“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于是，他再次阐释“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指出：“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又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26) 马克思精于抽象法，亿万常人和几多学者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庞大的商品堆积”熟视无睹，而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却能从分析商品开始，完成宏篇巨制。他透视表面上为“物”的商品的价值量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产物，特别是科学发现劳动力成为一种能够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特殊商品，证明商品的价值量不是任何人的偏好所决定而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生产一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一定商品的价值量。“自由”出卖劳动力商品的无产者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由此抽象出资本增殖的奥秘在于资本拥有者无偿占有“自由”出卖劳动力商品的无产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科学判断。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聂荣臻和中央科学小组汇报《科技工作十年规划》时说：“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27)原来，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8) 注释： (1)火，是人类文明发展极为重要的源动力，是古先民心中至为神圣之物——圣火。在寓意深邃的美丽希腊神话中称颂：为人类盗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希腊神话中是泰坦神族的神明之一，名字的意思是“先见之明”(forethought)。他不顾自身安危，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去偷走了火种。主神宙斯得知是普罗米修斯触犯了天条，决定严厉惩处他。而火神赫淮斯托斯十分敬佩普罗米修斯，对他劝说道：“只要你向宙斯承认错误，归还火种，我一定请求宙斯他饶恕你。”普罗米修斯摇头回答：“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如今主流“精英”“非毛化”、“去毛化”，甚嚣尘上，何其毒矣！我辈相信，毛主席如在天有知，也会蔑视一切侏儒，而昂起他那巨人的头！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册第73页。 (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382页。 (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一卷本，笫94页。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1页。 (6)逄先知：《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7)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8)《容斋随笔》宋人洪迈（1123年～1202年）进士出身，当过知州地方官儿，在朝廷当过起居郎、侍读、直学士、端明殿学士等职，监修过“国史”。洪迈勤于读书，随笔记录心得，积四十年之功，写成五十多万字的《容斋随笔》，留下了许多野史趣闻和他的人生感悟。 (9)郭金荣著：《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 (10)新浪网[读书]2003年12月16日网文：《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 (11)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12)传播学论坛网2007年3月28日网文，李昌玉：《春节拜年，盛传谢韬“救党”之声》。 (13)恩格斯：《<资本论>英文本的序（1886年11月5日）》，《资本论》第1卷第XXXII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4)《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1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9～70页。 (16)纪国伟：《毛泽东与<资本论>》，《湘潮》2006年11期。 (17)中国网2007年7月9日转自京报网。 (18)(16)。 (19)(16)。 (2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1)《资本论》第3卷第20章，中文译者1966年校订后的版本这段文字变化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801页。 (2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801—802页。 (2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713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1—26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题引： 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 ——引自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研读马列经典 拜读无字天书 ——试论中国革命和建设“图样”的设计大师毛泽东(下篇) 陈谈强 毛泽东主席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长篇的东西”，而他研读马列经典却始于1920年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此后，他始终坚持不懈地研读马恩列斯著作，特别喜欢研读列宁的著作。 1924年到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可是毛主席“在1926年已经直接或者间接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在戎马倥偬的长征路上，毛主席很起劲研读马列经典，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毛主席特别喜欢研读列宁写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并且用这两部经典教育中国共产党人。早于1933年——彭德怀回忆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根据延安时期给毛主席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主席在延安仍然经常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3遍了。” (2) 1964年3月，毛主席对一个来访的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3)毛主席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还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哲学笔记》等经典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无论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创新探索的和平建设年代，毛主席总是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用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精心设计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的“图样”。怎样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全新的历史课题，如前所述，毛主席在1954年再次阅读《资本论》。不仅如此，他还多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多种经典。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主席最先察觉并努力纠正“左”的盲目性，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深如的理论思考。他“很多遍”地研读斯大林的名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经他批注的至少有4个版本”。他正确阐释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严正批评了党内高级干部中有人宣扬社会主义可以废除商品生产的“左”的错误观念。毛主席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的这段时间里，先后四次在全党范围内提倡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在1959年底，还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专门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作了为期两个月的研读，联系现实，边读边议。如今，主流“精英”炫耀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渊源和前导实为毛主席在这次杭州研读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 毛主席研读马列经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实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图样”的设计大师。 毛主席重视本本而又不搞“本本主义”，不埋头书斋而讲究开放式学习。他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为中心，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特别十分注重读“无字之书”，亦称“无字天书”。他青年时代就采用一种游学的方式，向群众学习，向社会学习，调查民俗民情，研究中国国情，探索改造中国社会之路。他说过：“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早年求学时，他就有海纳百川的情怀，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整理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4) 1917年暑期，毛泽东、萧子升两学子徒步游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作社会考察，步行一路、调研一路、学习一路。他们得知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先生是位饱学之士，便前往造访。这位恃才孤傲的夏老先生，一向不理游学先生。他们登门拜访，两次被拒，当第三次登门之时，夏默庵不便再拒，但是为试探来者学识，写下一原对置于案上。青年毛泽东，文思敏捷，应了胜对：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默庵甚是称赞毛泽东工对严谨，佩服他将“晋惠帝闻蛤蟆声问”典故中的“为官乎，为私乎”巧改一字。(5)夏默庵与毛泽东谈诗论史十分投机，临别之时馈赠银洋八元作为学子旅资。这段“为公乎，为私乎”警言妙语的轶闻趣事，倒也说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早就并非封闭于井底之蛙，游学历时月余、步行几近千里的他是何等豪放洒脱，竟然“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公”啊！(6) 这样的“游学”，事实上就是毛主席一贯非常注重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毛主席，理所当然地拥有中国革命乃至建设“图样”的设计权，是出类拔萃的设计大师。 早在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就刻意调查研究大千世界，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7)湖南，毛主席生于斯、长于斯，而他气度不儿，执意冲决那湖南的“闭锁一个洞庭湖”。(8) 1918年4月14日，他同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关注“向外发展”问题，认为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9)毛主席随着五四运动开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迅速成长，更把目光投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1920年2月，毛泽东在同新民学会一位会员的通信中主张，“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他“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10)是年3月14日，他在另一封长信又主张“组织一个游俄队”之事，因为他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且谈到“要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11) 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新文化”，“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他由衷欢呼“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12) 1920年8月22日，姜济寰(引者按：姜为长沙县知事)、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议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等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员。(13)及至是年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举行成立会，公推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与会者一致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脑筋陈腐的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14)从对“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一枝新文化小花”的惊喜发现，到对“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的十分关注，表明此时的毛主席已萌发“以俄为师”的开放思想，主张学习“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探索旧中国的“社会改革”之路，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他倡言“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15) 当青年毛泽东还是一个信奉平民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便关注“改造中国与世界”，大讲“改革”了；并且将“改革”同“革命”乃至同“炸弹革命”、“有血革命”等量齐观。(16)而最早见诸文字的就在他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之中。时年26岁的毛泽东意气风发地宣称：“‘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接着，他一口气连讲“改革”见于八个方面，即“见于政治方面”，“见于文学方面”，“见于社会方面”，“见于教育方面”，“见于经济方面”，“见于思想方面”，“见于国际方面”。他说：“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湘江评论》第2号、第3号、第4号连载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长文，也表明他是把“近世”的“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是同“革命”等量齐观的。他说：“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社会改革。”“许多社会改革”究竟如何实行，此时的毛主席还在探索之中。全文虽然没有跳出前者《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窠臼，还明显地反映出受到俄国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普林斯•克鲁泡特金的影响，(17)但是仍然可见毛泽东当年具有极其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过人胆识和战斗精神。他认识到人民大众是天下、国家、社会的主人，而同主人融为一体，发出震天价的呐喊：“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他激情满怀地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1921年元旦，长沙少有的满城飞雪，好一派灿烂寒光、簇新景象！这天，新民学会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的会员新年大会上，主要讨论关于学会的三个问题：一是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是需采取什么方法达到目的，三是所取方法从何着手。毛泽东的发言显现他开放的世界眼光，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又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改造方法，他“极赞成”“主用俄式”，“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第二天即1月2日新年大会继续讨论，毛泽东首先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一、社会政策；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引者按：音为bǔ jū xià lòu，意为“补好裂缝，堵住漏洞”。)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8) 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席，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不拘泥于古今中外的本本，集百家之长，淬火于一炉。特别是，他把研读马列经典同拜读“无字之书”结合起来，把自己整个身心同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到广大工农群众之中打成一片，同广大工农群众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终于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伟大导师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这个房屋”的“图样”设计，也就得以和这种转变同步发展，终于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图样”的设计大师。的确，毛主席不仅做了“顶层设计”，从战略高度设计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大图样”、“总图样”，而且设计了“许多小图样”、“分图样”，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革命性“改革”和“开放”的“许多小图样”、“分图样”。 结束语： 我辈学习与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像毛主席那样“研读马列经典，拜读无字天书”！这里讲“马列经典”，其实还应加上毛主席的著作。今天在毛主席119周年华诞之际，以“研读马列毛经典，拜读无字之天书”共勉，也可算是对这位革命导师、科学巨匠的最好纪念！ 注释： (1)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2)同(10)。 (3)同(10)。 (4)逢先知：《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4章。又：湖南安化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1月11日载文：《毛主席在安化亲笔题词》中称：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邀了当时已经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假的同学萧蔚然，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上路了。途中，他们靠作点诗，写点对联送人，换几个钱，解决食宿。按湖南旧时习俗，他们被称作“游学”先生，其实是比较高雅的“文化乞丐”。萧子升有记述“游学”的文章，题为：《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 (5)那个闻天下荒馑饿殍遍野而曰“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痴呆不任事，据《晋书•惠帝纪》载：“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其蒙蔽皆此类也。” (6)华夏国防在线网2008年10月14日载文：《吉安所毛泽东故居》。 (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页。 (8)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1页。 (1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0页。 (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2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9页。 (1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70页。 (1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73页。 (1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80页。 (16)的确，毛泽东历来是把“革命”同“改革”等量齐观的。在毛泽东的行文用词中，有时“革命”和“改革”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同一的。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这篇报告文献，不愧为“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在这个“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中，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141页。 (17)《民众的大联合》中有一节文字写道：“大大的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18)《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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