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诡道也。”统兵打仗的人，无不擅长谋略。所谓谋略，其实并不神秘。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乃领军之道;知彼，就是搞敌方的情报。一个合格的将帅，不能不重视情报保卫工作。
毛泽东爱好并擅长军事，可是，他却不是个爱好秘密活动的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在红区轰轰烈烈打江山，白区地下工作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笔杆子用来造舆论!”毛泽东洋洋洒洒公开发表文章，隐蔽战线的领导人是周恩来。毛泽东一生，担任过宣传部长，担任过军委主席，却从来没有担任过情报保卫方面的职务。所以，研究毛泽东的生涯，往往忽略了这条秘密战线。
其实，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对制胜之道早有总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化用孙子之言，却有所升华。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胜利。两字之差，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评价超过孙子!
这表明，毛泽东在情报保卫工作上，也必然会下大力气。
毛泽东其人，以创新为好，以自立规则为业。高度重视情报保卫工作的毛泽东，应该会有自己的一套“武林秘籍”。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军事家应该也是密战大家
中国与美国，第一次当面较量是在朝鲜战争中。朝鲜战争，美国军队第一次不胜而归。
人们不禁会问：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日本的超级大军，为何打不过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
谁能摸到底牌
朝鲜战争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
把失利归因于情报，有些依据。
美军参战后，一直担心中国的动向，情报部门严密侦察，坚定判断中国不敢出兵。直到中国军队已经在朝鲜领土上打赢第一次战役，直到彭德怀已经设下第二个陷阱，麦克阿瑟还在许诺让士兵胜利回家过圣诞节。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毛泽东下令中国战略预备队集结东北布防。就在朝鲜北方大举南下的时候，毛泽东提前判断美军将在朝军后方仁川登陆。中国大军待命出征之时，毛泽东已经得知美军将兵指中朝界河鸭绿江，甚至知道美国不会使用原子弹。
战争，总是一场豪赌。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完全出乎中美双方的预料。可是，刚刚结束国内战争的毛泽东，居然很快摸到对手的底牌;而驰骋世界的超级美国，杜鲁门总统在中央情报局竟找不到一本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差异真大。
毛泽东有言：“玻璃杯里押宝。”
有这样一种赌博，把骰子扣在不透明的杯子里，双方猜点决胜。如果有一方能够把对方手里的杯子变成玻璃杯，那么，这押宝就是一押一个准!
毛泽东就有这个本事。
抗日战争，把日本变成玻璃杯，坚持14年反侵略战争。解放战争，把蒋介石变成玻璃杯，赢得最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玻璃杯里押宝”，这是毛泽东对情报工作的形象比喻。
日中、国共，那是旧怨宿敌，毛泽东搞了多年的情报。美国，这是个新来的对手，毛泽东也能一下将其变成玻璃杯。
主动接触
毛泽东关注美国，不自朝鲜战争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弱势的中国迫切期望有国际援手，这目标主要是苏联和美国。对于苏联，毛泽东十分熟悉，这不仅因为苏联支持中共创党，还因为中国的东北向来是俄国和日本争夺的战略要地，那两家有积怨可用!可美国就显得远些，即使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时候，美国也只是主张门户开放，不要殖民地。无利不起早，美国宁愿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
中立的美国，尚未忘记观察亚洲。1937年七七事变刚刚爆发，一个海军上尉就匆匆来到美国驻华使馆任职，刚好赶上上海的八一三事变。这位卡尔逊上尉，和美国记者斯诺一起在战场上穿行考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海战事刚停，他就提出要去华北考察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
中共领导人知道，这个官阶不高的军官，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副指挥，这次来华，负有直接向罗斯福报告的秘密使命。卡尔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美国情报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热情款待。在共产党的地盘，卡尔逊可以去任何地方，看任何东西。
从山西到河北，从徐州到台儿庄，亲自观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战法之后，卡尔逊写道：“我已经看到阵地战前线的军事行动，也看到游击战的前线，后者似乎更适合于中国的目标。”
这等于说，毛泽东的战法优于蒋介石。
情报，要求客观;情报官员，最重视亲眼观察。卡尔逊亲身到延安，接触毛泽东，随之向罗斯福报告：延安是中国自由之源泉。
情报官客观，运用情报的高官不客观。公开称赞共产党的卡尔逊，受到海军上级的斥责，不得不辞职。美国官方的援华对象，只是执政的国民党。
可是，中共并未因对方的态度而放弃接触。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被日军击落，跳伞的美军飞行员成为日军追捕的目标。中共领导的浙东游击队冒险救下美国人，并千里迢迢送到大后方重庆。投桃报李，美军为浙东游击队空投了一部电台。情报员秦基挎着这部砖块大的微型报话机，边行军边侦听，还破译了敌军的密码。陈毅看到后，硬是把这部电台上调使用，因为这部电台在全中国最先进，不但延安没有，重庆也没有。这部情报电台，也算是美中情报合作的见证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始终主动协助美方作战。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在上海拿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绝密情报，立即通过军统方面转达美方。可惜，中国方面提供的情报，并未引起美方的足够重视。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之后，美方开始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美军观察组先到重庆，又到延安。架设情报电台的天线，在重庆耗费七天，在延安当天完成。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经常到美军观察组串门聊天，亲如战友。待到抗战后期，他们还委托希契上尉给罗斯福带信。
这封密信提出，美国攻打日本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山东根据地将提供合作。
当时，美军尚未攻占太平洋岛屿，进攻日本本土的最近基地，只能是中国的山东。美军计划空降日本，正需要中共支持。
经过苦心经营，中共和美方的关系迅速好转。延安特调情报专家邹大鹏，到山东开辟胶东情报站，其工作方向，正是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北亚。
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一战壕的战友，毛泽东通过主动、诚恳的情报合作，埋下理解和友谊的种子。
重点转移
对于中共同美方的关系，蒋介石十分警惕，甚至以摊牌的方式，挤走了企图军援八路军的史迪威上将。这桩公案，为蒋美关系留下阴影。
抗战胜利之后，美方仍以中立的身份调停国共冲突，但不久就开始拉偏架了。可是，有强大的美国做后盾，蒋介石还是败退台湾。
“谁使我们失去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坛大争论，结论是亲共分子出卖美国利益。于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谢伟思等人遭受迫害。痛定不思痛，错了还要再错。情报大国断送自己的情报人才，这错误要到20年后由尼克松来纠正。
与此同时，中共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即进行战略调整，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完全学会和敌人作隐蔽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这国际特务，当然不会没有美国的。情报系统提出：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国外。这国外，当然包括韩国、日本、美国。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毛泽东能够及时拿到情报。
秘密较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划定的三八线被突破，世界战略格局将可能发生改变。预先没有得到情报的美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当晚就派了两个情报官去台湾。他大概是想起了珍珠港，中国人搞情报还是有一套的。
一度冷却的美蒋情报合作，迅速升温。一个高级特务秦应麟顺利地从台湾潜入大陆，由于不携器材而不易暴露。到了北京，这个特务从一名高级人士家中起出高级情报电台，那是美国领事馆撤离时预留此地的。
万能情报员从北京发出密电，报告中国军队向北调动，可能入朝作战!
美国情报官从香港发出指令，多国间谍联手策划炮轰天安门，企图牵制中国援朝。美国出设备、资金，台湾出人，国共情报战上升为国际情报战!
较量的结果是，美蒋特务在大陆纷纷落网，美军从中朝边境退回三八线。
匆忙上阵的美蒋情报合作，没能斗过深谋远虑的毛泽东。
事密则成
朝鲜战争，兵戎相见，中美关系降到冰点。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苏联的威胁，使中美双方都有了改善关系的需要。
可是，打破僵局谈何容易，双方的任何一点儿接触，都会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导致意外事件发生。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患病休养，不几天却突然出现在北京……这一牵涉国际政治格局重大改变的行动，居然瞒过了所有的情报监视。
美、苏、中，三国鼎立，中国最弱。可是，就连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惊叹毛泽东的秘密战法。
战争是世上最复杂的博弈，战法是人类最具想象力的设计。
经过千难万险的万里长征，红军终于抵达陕北。身体休息，脑子不能休息，毛泽东组建红军大学，抓紧总结十年来的作战经验。
面对能征善战的将领，毛泽东提醒：“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不久，毛泽东给情报机关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情报是第一战斗力。
军事家，应该也是密战大家。
“隐蔽战争”——必须同时运用两种战争方式
毛泽东重视秘密战，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
毛泽东本来是个读书人，本来喜好写文章，本来热衷群众运动，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被国民党打了一记闷棍。太天真就不能生存啊!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期，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组建中央特科，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握刀把子。枪杆子是军队，刀把子是情报保卫组织，一明一暗，都是强力组织。
半部电台起家
枪杆子并不好抓，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很难掌控，师长脱队，团长哗变，士兵逃亡，那是经常的事情。建立保卫组织，正是巩固部队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一支弱势的新军，还必须避实击虚，如何探得敌军虚实，又要靠情报。所以，举起枪杆子的毛泽东，也得抓紧刀把子。
情报还是有的，周恩来已经部署情报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两个月前，钱壮飞就在南京侦获作战部署。可是，这情报从南京送到江西，却要经过漫长的路途，重重的关卡。
为了提高情报传送效率，必须使用无线电通信。可是，无线电台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管控的物资，共产党买不到。
在上海，周恩来指示李强，四处购置配件，自己动手组装电台。中共的第一部现代化通信设备，就是这样“攒”出来的。
在江西，毛泽东指令全军：缴获敌军电台!龙冈大捷，俘虏敌军总指挥张辉瓒，缴获电台当然不在话下。可是，红军战士看到那个闪光鸣叫的家伙以为是个怪物，一枪托下去，这电台不能发报了。所幸还能收报，于是，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就从这半部电台起家。
不要以为毛泽东不重视科技。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个技术人员，毛泽东亲自接见：“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自愿参加红军的王诤和刘寅心情振奋，上机工作第三天就从敌军无线电信号中发现敌军部署。
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发布关于《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第一期训练班，毛泽东亲自给学生上课：“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
敌人也有耳朵，不能让他顺风。毛泽东生怕红军也像敌台那样大意泄密，在作战中不准随意使用电台发报，不发报时就把发射管摘下来装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抓大放小，毛泽东把无线电技术侦察当作大事，抓得很细。
3月，中央特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携带密码到达江西。从此，江西苏区同上海中央沟通无线电联系，情报瞬间可达。
红军运用无线电侦察手段，收听公开电讯，编制参考消息;侦听敌军通信，获知战场情报。这种工作方式同以往的人力侦察不同，圈内称为技术侦察。1931年就开始运用技术侦察手段，中共的科技情报起步不算晚。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为红军根本没有电台，指挥作战经常使用明语通话，导致大量泄密。而毛泽东正在进行情报手段的革命性飞跃。
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其实比蒋介石更重视高科技。
发现“宝杯”
毛泽东不仅重视科技，还有措施。
1931年6月，毛泽东又下令专拨一部电台用于侦察，此台不再负责通信工作。专职侦察台效率奇高，抄收了大量敌军电报。可是，敌军此时已经发现红军有了电台，开始使用密码电报。抄到电报看不懂，情报还是不准确，红军总部的谍报科长曾希圣整日琢磨破译密码。
1932年10月，红军设立二局，专职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一局作战，二局情报，这地位够高的。11月16日，二局破译第一份密码电报。
从此，在红军面前，敌军不再有秘密。
毛泽东夸赞：“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二局人员得意地说：“我们是搞‘宝杯’的!”
有了“宝杯”，红军作战更加主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朱德和周恩来按兵不动，等到二局侦获情报才突然出击，痛击敌军吴奇伟部。
失利引起警惕，蒋介石专门请外国专家编制密码“特别本”，可还是被红军破译了。1933年红军庆祝八一建军节，二局副局长钱壮飞绘制了一幅“百美图”，红军已经破译了100个敌军密码!1934年八一建军节颁发红星奖章，二局两人得奖，曾希圣二等，曹祥仁三等。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每月津贴5块大洋，可技术干部王诤50块大洋!
与此同期，美国国务卿下令取消“黑屋”，从事密码破译的情报专家雅德礼下岗了。
搞情报也要重视科技人才。
“打着灯笼走夜路”
科技不是万能的，情报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准确的军事情报，并不能保证一定打胜仗，还需有运用情报的统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了，“左”倾领导撤掉毛泽东的指挥权，只凭主观意志指挥作战，不重视情报。
被迫长征的红军内外交困，所幸，还没有走投无路。虽然上海的人力情报中断，但红军还有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此刻，二局正处于巅峰状态，敌军电报发一个抄一个，敌军密码出一个破一个。
突出重围，二局发现敌军部署的漏洞，红军从缝隙中钻出。
通道转兵，最高领导层争执不下，毛泽东靠二局情报说服大家。
情报最客观，即使是“左”倾狂热的人物，也不得不服从客观现实。熟悉二局的毛泽东用情报说服大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更直接指挥曾希圣侦察情报。
可是，毛泽东重新指挥的第一仗却没打好。土城战斗，进攻的红军被敌反攻，连总司令都提枪上阵了。幸亏二局在战场上侦获情报，敌军部署有变。毛泽东赶快下令撤出战斗，统帅意志也得服从情报。
毛泽东的权威再次受到挑战。打鼓新场之战，他主张不打，可其他人都主张打。孤立无援的毛泽东又靠情报说服了周恩来，说服了大家。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笔，30公里小范围内红军进进出出，硬是把敌军调开，腾出一周时间巧渡金沙江。这其中也有运用情报的奥妙。三渡时刻，敌军已经合围，红军找不到突围空隙。曾希圣用红军电台给敌军发报，冒用蒋介石的密码指挥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让出通路。
万里长征，艰险无比，毛泽东指挥红军突出重围，从此确立统帅地位。
属下将领称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笑道：“红军长征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不说自己是灯塔，却说情报是灯笼，可见情报工作之重要。
不过，打这个灯笼，还须有得力之人。
最高统帅，必须善于运用情报手段。
“鲁班石”
走夜路不能没有灯笼，毛泽东身边不能没有二局。
草地纷争，那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危局，谁都不知道张国焘会下什么狠手。毛泽东带领少数部队星夜北上，行前特意通知：“带上二局!”
叶剑英让曾希圣、曹祥仁、邹必兆三人先走，自己殿后。那三位，都是红军中破译的高手。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接见二局全体成员，对二局工作予以高度评价。红军缺粮，毛泽东亲笔写信：“无论如何要给二局工作同志解决粮食。”鲁迅托人给毛泽东捎来腊肉，毛泽东把这高级食品转送二局。破译专家蔡威病故，军委颁布津贴规定，确保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红军电台里有人私自同国民党部队电台通话，此乃通敌杀头之罪，毛泽东却悄悄按下了。此人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不懂红军纪律，可以谅解。这个开明的政策，使技术人员安心红军工作。技术人员安心，红军战士却不一定安心，有人要求离开二局上战场。毛泽东亲自找他们谈话：“你们是保证红军打胜仗的单位。”
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战士，很难理解技术侦察的作用。毛泽东就讲了一个建筑大师鲁班的故事。一座大石桥即将落成，可桥拱中央还差一块石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这时鲁班来到，亲手打出一块石头，不大不小正合用!这块石头，就叫“鲁班石”。二局就是红军的鲁班石。
所有人都懂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军队战斗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大扩编
毛泽东对情报部门的领导，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二局上下精神振奋，不断侦获重要情报。
1936年12月12日早晨8点，二局电台侦获西安事变的消息。
这个情报，预示中国政治格局的大转变。日本侵华，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敌人，出现合作的可能。
面对新的情况，情报保卫工作是应该增强还是应该削弱，大家意见不一。
张国焘提出，应该取消保卫机构。
国民党来人到边区，特别提出要考察二局。
看来，有人糊涂，有人清醒。
就在国共开始合作后的1938年，蒋介石把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升格，从“处”升“局”，中统局和军统局大力扩编。戴笠在内部传达蒋介石训令：“日本是疥癣之患，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此刻，中共中央的相关部门却相当精简，中央保卫部部长杜理卿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专题报告。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统管党政军情报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系统实行全覆盖，兼有以往中央特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限。
新的斗争形势，赋予情报保卫系统更加重要的使命。
3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社会部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
“调查研究”——情报分析的科学方式
毛泽东多年领军打仗，却从不佩枪。他十分重视情报保卫工作，却很少操作技术性工作。曾希圣和曹祥仁破译密码时，周恩来和朱德经常参与，周恩来提着马灯，就密码编制提供专业意见，朱德熟悉军事术语，还不忘布置夜餐。可毛泽东呢?遍数他一生的职务，秘书、部长、委员、书记、师长、政委、主席……鲜有与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那么，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是否只领导不动手呢?
其实，毛泽东也是个情报内行，专业——情报分析。
看报读书
毛泽东最著名的情报分析案例，就是凭借一张报纸，找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爱看报是毛泽东的习惯。在江西苏区，指派部队攻打城镇，任务不是抢钱而是抢报纸。长征刚刚落脚，毛泽东就亲拟条例，组建流动图书馆，安排中央领导轮流阅读，图书管理员是情报干俊李克农。秘密党员刘鼎在张学良身边负责联络，毛泽东向这位住在大城市的同志索要物品，要的不是食品药品而是书，还特别提醒不要战术学书籍而是要战略学书籍。
如此酷爱读书看报，并非书呆书痴，毛泽东这也是在搞情报。
报纸报道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剿匪”大胜，毛泽东从中发现，陕北还有一块苏区，牵制敌军兵力很多。这说明陕北根据地实力不弱，可以作为长征的落脚地，于是决定红军北上。
毛泽东索要战略学书籍，那是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做准备，要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
情报，不止存在于秘密文件中，报纸、刊物、书籍中也蕴藏着大量信息。情报界公认，80%以上的情报，来自公开信息。毛泽东读书看报，就是在分析整理公开信息，那正是标准的情报工作。
“脏活儿”与“干净活儿”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由地下走上地面，由非法变成合法，在大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活动。毛泽东再要看报，就不用派兵去抢了。可是，国民党特务却不愿见到这种状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被暗杀了!
怎么办?最直接的手法是报复。共产党是做地下活动的行家，早已在国民党高官身边潜伏高手，你杀我的宣侠父，我也可以杀你的胡宗南!
出乎意料，共产党只是提出抗议，并未出手刺杀。难道西安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是吃素的?
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活动，分为三线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的陕西省委，绝密的西安情报站。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早已潜入西安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只是，没有搞刺杀爆炸，却在搞调查研究。
西安情报站就陕西地方党政军机构的状况，提出一份有数据分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根据有关情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定》，全面分析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甚至指明国民党内部政学系亲日而黄埔系抗日坚决。据此分析，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根据地的政权组成实行“三三制”，吸收坚决抗日的国民党员参加。
毛泽东的政策选择，不是靠拍脑袋，而是基于调查研究。可是，这调查研究是公开进行的活计，又与密战何干?
在密战圈内，有两种“活儿”之称。
“脏活儿”，指暗杀、下毒、爆破等非法行动;“干净活儿”，指交友、报刊分析等合法方式。调查研究，就是一种“干净活儿”。
蒋介石做“脏活儿”起家，年轻时亲手暗杀陶成章，1934年还暗杀抗日名将吉鸿昌。这次西安暗杀，内里是怕宣侠父策反他的心腹大将胡宗南。
“脏活儿”不得人心。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社会名人，公开抗议蒋介石大搞特务活动。特务立即报复，暗杀了杨杏佛。这又激起更大的反弹，社会舆论纷纷谴责蒋介石搞特务统治，到了举国抗日时期，对这种肮脏行径更是举国共愤。
与此同时，本是靠地下活动起家的共产党，却有着民主、廉洁的好名声。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专做“干净活儿”。
“干净活儿”?
文质彬彬的调查研究，有暗杀爆炸那么有效吗?
写报告也是搞情报
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最重视调查研究的人。
《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份分析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是一份调查分析报告。毛泽东总是说：“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在每次重大决策之前，毛泽东似乎都要作调查、写报告。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争论，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甚至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难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务机关组织大规模的人力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撰写报告者反复研读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日本高级情报官认为：任何一个情报机关，如果能拿出毛泽东这样的报告，那就是国际顶尖情报成果。
原来，调研报告就是情报。
这“调查”“报告”出自日语，属于社会科学方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都是大牌特务机构。美国的兰德公司，至今还在制作大量的情报分析报告。
毛泽东擅长调查研究这种情报工作，年轻时亲自走，亲自看;中年以后没有条件走，还要亲自谈。彭真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毛泽东组织中央政治局听汇报，从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连续听取7次!之后，中央称赞晋察冀边区是模范根据地，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经验。
调查研究出报告，毛泽东是专家。
基础科研
擅长写调查报告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把调查研究提到理论的高度。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再次遭遇蒋介石的突然袭击。显然，情报工作没能到位。
吸取教训，中共中央颁布两个决定，7月1日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此外还有组织措施，组建中央调查研究局，负责敌我友诸方的调查研究工作，局长由毛泽东兼任。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职务中，唯一同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职务。因为，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的下属单位有中央社会部、军委二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包括所有中央级别的情报保卫部门，却又不限于情报保卫部门。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已经从个体行为上升为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被列入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必读》手册。中央社会部设有书报股，出版专门刊物《书报简讯》。延安每月拨出300块银洋，到敌占区购买报刊。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派人潜入北平、天津，定期购买大量报刊，人背马驮运到山西。晋绥社会部设有运输队，将报刊转送延安。
书报之中有情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刊载：“从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综合战果中，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至今已完全转变为扫共为中心的事实了。”延安《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刊登《敌人口中的八路军》一文，有力地驳斥蒋介石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造谣。
毛泽东亲力倡导，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风气。延安市公安局详细调查延安的城乡接合部，写出《延安新市乡调查》，为社会管理打下基础。
“情况明，决心大。”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基础前提，已经提高到哲学理论的层次。
情报分析，有应对个别事件作出的具体判断，也有把握战略趋势作出的基础研究，就像自然科学研究分为应用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一样。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情报分析整理工作。
立规矩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程度，常人难以想象。
1940年，毛泽东从延安致电重庆，要求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省搞上层调查，调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高级将领，每省数十人至数百人。
解放军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穿行于30万敌军之间，身边只有几百名警卫。可就在这么小的编制内，还增设了一个调查科。部队行军频繁，今晚住这个村，明天就可能到另一个村庄。可每到一村，不管时间多紧，科长慕丰韵都要亲自作调查，弄清这个村庄的社会情况。
每临战略转变，先行调查研究。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要求各战略区定期向中央提供全面报告。打仗那么紧张，谁还有空写文章?林彪拖延不报，毛泽东连电催促，还表扬及时报告的邓小平。毛泽东就此提醒全党的高级干部：“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儿，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毛泽东坚持立下规矩，把调查研究作为全党干部的一项基本功。
解放战争胜利，准备接管城市，各地都轮训干部，学习资料就是调研报告。华东局准备的上海社情资料，竟然有数千万字之多。由于有了这么周到的情报准备，土包子干部进城，眼不花，头不晕。
情报工作也是科学，毛泽东致力于情报工作的科学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中央的情报机构命名为“调查部”。须注意，这名称同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情报局都不同，这体现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当年延安的小小书报股，发展成为庞大的科研院所。作为浪漫的诗人，毛泽东有言：“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做。”浪漫的想象同科学的调研，两种思维方式可以融于一体。
多年养成习惯，调查研究已经成为毛泽东的生活方式。病情严重得说不出话，毛泽东还用手势示意：要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的参考资料。
“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克服对战略情报的误判
战争史上的重大谜团，往往都指向“情报门”。德国袭击苏联，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苏美两国都在战略情报上判断失误，以至于都遭到对手的突然袭击。战后的研究表明，苏美两国都曾得到相关情报，但是，又都在情报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这决策失误，又同掌握决策权力的最高统帅紧密相关。原来，最高统帅的战略决策能力，也包括情报决策力。
战略警觉
1938年9月，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欧洲小城慕尼黑达成协议，英国同意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受到纵容的德国，第二年就侵略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慕尼黑就成为欧洲人纵容侵略的代名词。其实，亚洲也有“慕尼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已经交战多年，蒋介石还在等待国际援助，还不敢对日宣战，可英美等国正在筹开“远东国际会议”，纵容日本侵占中国领土!
国际形势诡异，中共情报部门把工作重点转向国际情报。潘汉年系统很快侦获：美英苏三国都在同日本秘密谈判!国民党有八条渠道也在同日本秘密接触!这种趋势表明：国际列强可能出卖中国，中国面临孤立;中国的国民党可能出卖共产党，中共面临孤立。
毛泽东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纵览世界风云，警惕出现“东方大黑暗”!1940年5月25日，毛泽东指示党内：“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随即，中共展开舆论攻势，揭露对日本秘密媾和的阴谋活动。这样一来，纵容侵略不得人心，英、美、蒋同日本的密谈，都谈不下去了。
情报警觉，毛泽东胜过蒋介石。
就在毛泽东大声疾呼揭露“远东慕尼黑”阴谋时，斯大林也接到重要情报，潜伏在日本东京的佐尔格情报小组，侦获德国即将袭击苏联的情报。斯大林批示：归档。“6月13日，苏联塔斯社奉命发表声明如下：第一，德国并未对苏联提出任何要求及建议缔结任何新协定，鉴于此，苏联方面认为此种所谓德国意图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谣言，全无根据。至于将德国分遣队由巴尔干调赴德国东部及东北部(现正调动中)与其他动机联系，对苏德关系并无意义。第二，苏联根据其和平政策，遵守并愿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文，故谣言所谓苏联准备进攻德国一节为伪造与挑拨。第三，红军后备军之露营训练，以及行将到来之演习，除意在训练后备军外，别无其他目标，故认为红军此举为仇视德国一节，其荒谬程度固无待言。”
原来，斯大林怀疑情报来源。提供情报的佐尔格是德国人，其上级苏军情报部长被怀疑是外国间谍。同期英国也向苏联通报类似情报，那是丘吉尔想把战火引向东方。
6月上旬，潜伏重庆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侦获德国侵苏情报。16日，周恩来上报延安，毛泽东立即转报斯大林。这个情报来源没有利害关系，斯大林这才信了。苏联提前一天进入战备，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向延安发来感谢电报。
这证明，中共提供的战略情报是准确的。这也表明，毛泽东的情报警觉，超过斯大林。
战略视野
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德国侵略苏联，日本理应配合。于是，日本的战略动向，立即成为世界情报界关注的焦点。
日本御前会议却提出两个方向，既准备南进，又准备北进。原来，日本政坛也分两派，以东条英机为首的陆军主张北进，近卫首相和海军则主张南进。
国际上，则看重北进的可能。苏联是日本的宿敌，正被德国打得难以应付，日本北进胜算极大。南进则冒犯海军实力更强的美国，实在是不智之举。
北进危险大!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紧急磋商，要求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莫斯科要求延安派八路军进军东北，牵制日本关东军。
八路军北上?
北上攻击关东军经营10年的筑垒地域?
朱德认为，那是劳师远征，兵家大忌。王明立即指责，援助苏联是中共必须遵守的国际纪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怎么办?
毛泽东认为，八路军不宜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日、蒋早有默契，日军北进，蒋介石就逼迫八路军北上黄河，逼迫新四军北上长江。这“三北政策”中共不能中计，可又怎么说服斯大林呢?毛泽东下令八路军前方总部以破路行动干扰日军，同时要求情报部门迅速查明日军动向。
形势不等人。1941年9月德军围攻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强烈要求八路军出兵南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连续决定四个情报方针，两次致电华南情报部，要求潘汉年系统提供战略情报。
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施行要点》，军部表态不惜对美一战。
日本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南进方向，立即被中共拿到情报。潘汉年的秘密情报员中西功是日方要员，任日本华中派遣军调查班班长，联络日本首相的顾问尾崎秀实。
国际局势急转直下，战略情报瞬息万变。
10月6日，德军总攻莫斯科。10月7日，季米特洛夫质问毛泽东：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王明批评毛泽东政策太左，自我孤立。10月10日，潘汉年报告日美谈判有破裂迹象，日本即将开战太平洋。
延安此刻面对的危局，其范围远远超过当年的井冈山。毛泽东此刻的情报视野，也越出中国的大小山头。中共情报工作大提升，从国内情报转向国际情报，从战术情报转向战略情报。毛泽东发电各地：哪个据点驻扎几个日军有几挺机枪你不要报到延安来，我只要战略情报!
战略分析
毛泽东亲自研读敌情通报，判断国际动向对中国的影响。
10月18日，日本政坛变局，近卫内阁辞职，东条英机继任。东条英机上台就下令逮捕佐尔格，苏联在日本的情报渠道被切断。
日本军人组阁，堪称战争内阁，又是以主张北进的陆军大臣为首相!
蒋介石收到驻美大使胡适的报告，判断日美密谈可能成功。斯大林宣布，10月20日莫斯科戒严。国际国内都判断日本北进，毛泽东却作出相反的判断。
毛泽东于10月18日当天致电重庆，征询周恩来对日本换马的看法。10月20日，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现在莫斯科危急，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关键在今后一两个星期，南进可能性更大。同时他再次急电潘汉年，核实南进日期。
10月29日，国民党军统上海站被破坏，蒋介石的情报渠道也断了。
毛泽东这边，却是多渠道并进，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军委二局在陕北架设大功率电台，时刻侦听跨国电讯;潘汉年系统在上海、香港、东京三地安钉子，随时侦察日本动向;周恩来在重庆渗入国民党特工部门，阎宝航拿到日本密码情报。
不只多渠道，还有全类别。毛泽东拿到的日本情报，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全面而深入。综合各种情报，毛泽东判断日本将南进而不是北进。
战略动向，那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行轨迹，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即使陆军想北进，可北进能拿到战略物资吗?橡胶和石油都在东南亚，你不想南下也得南下。毛泽东拿到的日本海军油料数字表明，日军不但要南下，而且刻不容缓。
罗斯福和蒋介石，没有像毛泽东这样下力。蒋介石相信驻美大使的分析，胡适是个美国通。罗斯福手下正在侦破日本密码，摸日本谈判的底牌。
位于何等位置，才有何等视野。战略分析是一种顶层分析，最高统帅应该亲力亲为，不能当甩手掌柜。
战略判断
分析难，判断险。情报分析，可析出多种可能;情报判断，却必须断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惯于推脱责任的官僚机构，不可能作出准确的战略判断。现在，断定日本南进很难!
到了11月，日本仍在释放不南进的烟幕。日本特使赴美谈判，这个来栖和罗斯福有私交。关东军进行特别大演习，显示乘机北进的可能。
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斯大林红场阅兵，莫斯科进入决战时刻。
同日，毛泽东发表广播演讲：“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正在准备南进和北进，但是无论他们采取哪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
同日，日籍情报员中西功查阅11月6日满铁《编内参考》：来栖特使今日赴美，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期。潘汉年系统确定：日本将于12月7日开战太平洋。
日本将南进!
毛泽东将明确的战略判断通报斯大林，斯大林赶紧把东线防御日军的20万大军调往西线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把日本南进的情报转给美国，可惜美方不予采信。
众人皆醉我独醒是战略判断的最高境界。
战略决策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判断。这个正确的判断，对中国又有何好处呢?
南进的日军一时没有力量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国内的蒋介石也不会继续实行“三北政策”。毛泽东迅速决策：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发展敌占区工作，以待敌军之敝。
日军南进逼迫美英参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国际压力又使蒋介石不敢在国内大搞摩擦。毛泽东决定大力开展国际国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的国内外处境大大改善。
有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就能赢得战略先机。1941年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大国统帅应对失据，毛泽东却能步步主动，中共地位上升，成为全国性大党。
最高统帅的职责，不是统军出征，而是运筹帷幄，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比什么都重要。可是，从“远东慕尼黑”到太平洋战争，偏偏可以看到大国统帅难以原谅的错误决策。
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在战前论述：“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
由此可以反推：错误的决策来源于错误的判断，错误的战略决策来源于对战略情报的误判。
没有理由怀疑，斯大林和罗斯福的桌上没有战略情报，两家都是情报大国。有理由推测，那些情报海量，而且有正有反。有说德国开战的，也有说德国不会两线作战的;有说日本对美开战的，也有说那是中国人拉美国下水的挑拨……面对内容相悖的海量信息，统帅又怎么判断?
毛泽东还说：“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原来，克服误判，不能光靠情报员，还要靠指挥员。那么，能否克服对战略情报的误判，就要取决于最高统帅。
高处不胜寒，位置最高就得能力最强。
毛泽东当然要钻研秘密战法。
“提高警惕”与“防止偏差”——保卫工作的正确路线
国共合作期间，中共虽然不再处于非法状态，但依然是弱势生存。从1938年到1941年，日军飞机轰炸延安17次，敌特铺设的地面引导标志直指毛泽东住处;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中共地下江西省委被摧毁;中统特务冒充中共电台发报，企图冒充南方局渗透延安……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防备空袭，延安四周山头布设防空哨、架设高射机枪，可如何对付特务的暗中渗透呢?
内外夹攻
特务更多了，以往的敌手是“国特”(国民党特务)，现在又加上“日特”，那日本可是情报立国!
在中央社会部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要求每个保卫工作人员要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光荣性，并希望每个保卫工作人员要有持久性，坚持到抗战的胜利，一直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须注意，毛泽东同时提出两个胜利：“抗战”和“共产主义”。这话圈外人以为平常，保卫干部却一听就懂：“抗战”是针对“日特”，“共产主义”是针对“国特”。
合作之中仍有斗争，合作中的斗争更多地表现为隐蔽斗争而非军事斗争。毛泽东始终对蒋介石保持警惕，不像王明那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毛泽东既重视进攻性的情报工作，又重视防御性的保卫工作，警惕地握紧“刀把子”。
改变体制
“刀把子”，党内以此代称情报保卫部门。巩固部队，反特锄奸，中共的“刀把子”格外锋利。可是，这刀是把双刃剑，既能砍杀敌人，也会割破持刀人的手指。在内战期间，“肃反”扩大化伤害自己人，错杀的领导干部比敌人杀掉的还多!
现在，毛泽东再次紧握“刀把子”。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保卫工作方面的错误，使党内积怨甚深。红军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是独立系统，垂直领导，掌握生杀大权。抗战时期，保卫系统依然神气，县级编制有三匹乘马，县委书记一匹，县长一匹，保卫科长一匹，人称“三驾马车”。
毛泽东主导改变体制，将保卫系统置于同级党委和行政领导之下。过去特派员与师长政委同级，现在保卫科只是政治部的一个部门。
党的领导又是集体领导，防止出现个人专断。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反内奸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八路军保卫委员会由朱德负责，毛泽东的具体职务只有宣传没有保卫。
隐蔽斗争的工作方针也在调整。内战期间，曾经以“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抗战期间，不再搞刺杀行动。
运动审干
你要内外夹攻，人家也在内外夹攻。张国焘叛逃重庆，为戴笠献计：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用知识青年当特务便于打入延安。
军统从陕甘宁边区周边招收知识青年，在汉中特训班进行特工培训，再打回延安潜伏。军统特务打入了军委二局、陕西省委、边区保安处。
惊天大案震动中央。中央社会部是康生当部长，康生动员开展“抢救运动”，延安掀起反特高潮，各机关召开群众大会，特务分子上台坦白，不坦白就被推上去。
反特扩大化席卷延安，蔓延各根据地。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作出批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不采取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
毛泽东总结“肃反”教训，正确地点出保卫部门的行业痼疾“逼、供、信”。可是，却看重一种新的方式“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加“逼、供、信”，再次导致严重的扩大化。康生说：“特务像蚂蚁，站着看不见，蹲下一看，满地都是!”
10月9日，毛泽东提出要求：“‘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康生上报的杀人名单，被毛泽东否决。
“肃反”的教训实在惨痛，延安审干的错整不能发展到错杀!
领袖道歉
大量的冤假错案发生，毛泽东发现运动过头，采取纠正措施。毛泽东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边区保安处局长师哲谈话，了解审干反特情况，提出纠正意见。
1943年底，中共中央发文部署甄别工作，解放被审查的干部。
对于错整干部的责任，毛泽东主动承担：“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干部大会上脱帽鞠躬，公开道歉。
这种姿态，在中国政坛十分罕见。
干部们消了气，开七大，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化敌为我服务
保卫、反特，这种防御性工作，在圈内称为被动工作、消极方式。那么，能不能化被动为主动呢?
在军事上强调积极防御的毛泽东，在隐蔽斗争中也采取积极方针，以“拉过来”对“拉出去”。“他们能够拉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利用的人，开展内线工作。工作对象包括“进步人士、动摇汉奸、投机分子、失意分子、叛徒，等等”。国民党重用中共叛徒来打击中共，共产党也能反用叛徒特务来反特。
开明的政策争取人心，内线工作大有突破。
军统汉中特训班的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等人秘密加入边区保安处。打入边区内部的军统特务组织反而被边区保安处渗入，潜伏特务全部落网。
中统陕西省调查统计室主任李茂堂和山西省调查统计室主任缪庄林都是过去的脱党分子，毛泽东亲自批准两人为特别党员，包围延安的特务系统反被延安掌控。
特务也是人，也有人心向背。蒋介石凭借政权强势搞特务统治，特务队伍中充斥贪财好色之徒。逆向淘汰，忠诚智勇之士聚集共产党，甘当无名英雄。
改变体制，放开政策，改革开放使中共隐蔽战线变被动为主动，从弱变强。
隐蔽斗争是世上最复杂的攻防之战。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如何区分敌我，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卫工作的复杂性不亚于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是我在暗处敌在明处，保卫工作是敌在暗处我在明处。
1955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反特工作的方针：“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麻痹和偏差是保卫工作的两种主要错误倾向，毛泽东都料到了，但后来还是搞了多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
如何使保卫工作实行正确的路线，如何使反间谍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还需探索。
“阳谋”——两手策略配合运用
秘密战，其特点就是隐秘，暗中潜行，所谓“阴谋”也。可是，毛泽东却常常利用“阳谋”。
世界各国的特务头子无不重视“阴谋”，
毛泽东这“阳谋”又是什么别样战法呢?
曝光阴谋
拿到情报，并不意味着密战的结束，还有个怎么运用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始终紧盯日本，看看中国有谁敢同日本秘密媾和。潘汉年系统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国民党居然有多个地方派系同日特接触。如果这些密谈成功，中国就会出现大大小小成批的汪精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夭折。
怎么制止秘密投降呢?
通常的做法是暗杀，杀掉两方的谈判代表，谈判就无法进行了。汪精卫从重庆脱逃，在越南河内发表公开电表露求和企图。蒋介石闻知大怒，立即派军统刺杀。在外国首都刺杀名人，从设点、派人、运送武器到跟踪实施，戴笠克服重重困难，可惜还是功亏一篑，杀错了人。刺汪不成，反而激得汪精卫撕破最后一点脸面，索性逃往南京，公开当了汉奸。
毛泽东对“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并未采用暗杀手段，而是曝光。
八路军驻山西代表王世英召开群众大会，揭露阎锡山同日本密谈的阴谋，甚至点出了双方代表的名字。阴谋最怕阳光，阎锡山不得不停止投降密谋。按说，此刻王世英有条件刺杀阎锡山。阎锡山的密友赵戴文任山西省主席，且这个省主席的公子赵宗复就是个忠诚的秘密共产党员，杀阎易如反掌。可是，王世英给赵宗复的任务不包括暗杀，只是搞情报。
在合作的局面下，对阴谋尚未败露的盟友采用暗杀手段，不得人心。在合作的局面下，揭露盟方背信弃义的密谋，大得人心。新华社一封公开电讯，就能制止一起阴谋，毛泽东连续曝光，轻快地切断八条投降密线。
事实证明，用曝光的方式击破阴谋，不战而胜，性价比极高。
谋阴成阳
不过，凡事只凭阳光还是不够，你连阴谋是什么都不知道，何以曝光?要想曝光阴谋，先得运用密谋。
毛泽东坐镇的延安并不安全，陕甘宁边区内部的专员、县长，都由国民党执政的政府任命，这些官员大搞特务活动，形成双重政权的怪异局面。
驱逐国民党官员?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凡事必须依法进行，不宜莽撞。
公开出手不行，保安处的秘密情报员出动了。李启明在绥德专员何绍南的部下中发展了几个进步青年，拿到了何绍南贪污赈灾款项的证据。绥德驻军司令员王震召开群众大会，曝光丑闻。绥德百姓群情激愤，何绍南不赶自逃。
边区各县纷纷驱逐国民党官员，毛泽东又以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的名义，给行政首长程潜写信，谴责国民党对边区搞特务活动。
两方都搞了秘密活动，蒋方从阴谋到阴谋，毛泽东从密谋变阳谋。最后是阳谋阻止阴谋，而且占据道德高地。社会各界纷纷谴责蒋介石搞特务统治，毛泽东这边却是光明磊落。
中国古代哲学讲究两点论，阴阳相生。
鬼谷子曰：“阴以谋之曰神，阳以成之曰明。”阴与阳，这两种战法都不可或缺，而且必须互补。秘密情报公开使用，谋阴成阳，这种手段光明正大，堪称“阳谋”。
文战
在合作环境下斗争，不宜轻易动武。可是，不武战不等于不战，而是要打文战，即所谓舆论战。舆论战运用公开手段，当然可称阳谋。毛泽东多年从事宣传工作，擅长舆论战法。
蒋介石也见识到舆论的厉害，于是也来打舆论仗。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发电延安，主动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毛泽东顿时陷于被动!
去，明知那是骗局;不去，又将失去舆论支持。八年抗战打得艰苦，全民期望和平建国，重庆谈判是人心所向。
怎么办?
延安有两个蒋介石的联络参谋，毛泽东向其表示自己不去重庆，联络参谋赶紧向重庆密报。蒋介石自以为摸到了毛泽东的底牌，故意连发电报邀请，企图白收舆论。谁知，边区保安处暗中获取联络参谋的密电码，破译了其与重庆往来的密电。毛泽东故意压住消息，一直压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赚足了舆论期待，突然宣布去重庆。
毛泽东到达重庆，顿时赢得舆论支持，蒋介石的设计则全盘落空。谈判开始，蒋介石根本没有准备，谈判居然按照毛泽东带来的预案进行，毛泽东又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
通过密谋，实施战略佯动，变被动为主动，而后主动出击，大规模公开行动。这种文战，相当高明。
不过，文战也有危险。重庆设下的是鸿门宴，送别毛泽东时，李克农流出担心的眼泪。毛泽东已有牺牲准备，行前中央书记处扩编陈云、彭真两人，准备顶替前往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既有勇气也有准备，毛泽东基于对敌情我情的充分把握，以公开活动压制秘密阴谋。一方面在重庆公开活动扩大舆论，使特务搞暗杀会有顾虑;一方面布置解放区狠打来犯之敌，以军事实力作为谈判后盾。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大胜，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也成功了。
文战和平，似乎比武战光彩。其实，文战得胜，背后有密战，密战与舆论战互相配合。
空城计
擅长文战，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这世界毕竟是靠实力说话，实力不足，总是要挨打的。
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策划突袭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得到情报，可延安此刻无兵可用，八路军主力通通上了抗日前线。
毛泽东大唱空城计，在延安召开万人大会，公开谴责国民党破坏抗战。阴谋败露，蒋介石不得不下令胡宗南收兵。
危机处理，态势不利者最险。诸葛亮当年街亭惨败危城难守，坚守是死，逃跑也是死，索性斗胆施行“骗术”。万一司马懿真的攻城，诸葛亮必死无疑。
空城计其实不保险，可毛泽东敢唱。虽然手边兵力不够，但情报上占了主动，而且后边还有援兵。即使胡宗南真的来犯，军事上也吃不了大亏。
一唱空城计，毛泽东依靠舆论压力，不战而退人之兵，反倒赢得舆论支持。不过，空城计也有条件，毛泽东的二唱，就没有那么顺利。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又是手头无兵，于是再次大造舆论。可是，此刻国共合作已经破裂，蒋介石撕破脸皮“剿共”，根本不顾忌舆论。
不过，毛泽东还是赢得了一些撤退的时间，只留给胡宗南一座空城，减少了损失。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但毛泽东居然三唱空城计。
1948年10月，傅作义准备袭击石家庄，毛泽东又是身边无兵，一面调兵，一面连发三封新华社通讯稿。傅作义本来就担心毛泽东守城打援，果然收兵回营。
毛泽东三唱空城计，一防，二撤，三阻，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以虚当实，以笔当枪。
这种战法，可以叫作心理战。
押宝
毛泽东向来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生担任的职务，往往是军事或宣传。可是，这作战和宣传，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行业，怎么能够一人两兼呢?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大范围调动部队，弄得蒋介石疲于应对。平津战役，傅作义大军困守华北，是撤是打，要看东北的解放军何时入关。毛泽东密令四野提前进关，同时指令《解放日报》发布消息，四野司令员林彪在沈阳召开祝捷大会，甚至还附有照片。傅作义放心了，四野一时不会进关。可四野已经和正在秘密进关，待到傅作义发现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部队时，已经晚了。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对傅部的分割包围，他想跑也跑不得了。
隐真示假，也是基本的密战法则。解放大西南，常规路线是从北部秦岭南下。可毛泽东偏偏要出奇制胜，让二野大军从南面的贵州北上。为了欺骗敌人，毛泽东让报纸发表邓小平在河南的消息，又一次骗过蒋介石。
笔杆子与枪杆子，枪杆子可为笔杆子撑腰，笔杆子也能当枪杆子使。
毛泽东常常以笔杆子作战，“两杆子”还有个结合物，那就是“玻璃杯”。毛泽东常说：“解放战争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这“玻璃杯”，就是情报。
1947年9月清风店战役，打入敌军司令部的刘光国小组提前获得敌军调动情报，解放军在运动中予以全歼，扭转了华北战局。晋察冀军区嘉奖电说：“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和你们的配合有密切关系，你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蒋介石批示国防部检讨报告：“由此可以想到匪军的情报工作。他们每次作战前，对我军的情况无不调查得十分清楚。然后针对我军的情形决定作战计划来打击我们。我仔细研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何以调查得如此清楚，固然有许多地方是我们自己泄露机密，而主要是匪军情报工作做得彻底。匪军有句口号，叫作敌情不明不打……”
失败后的蒋介石，不承认军事不行，却托词情报失误，也有几分见地。
在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下，战争与和平的转换更加复杂，更加迅速，秘密战法与公开战法的结合运用更加频繁，更加重要。
毛泽东不只在三次空城计中这样做，而且自觉地将其发展为一种新的战法。明暗、文武、谈打结合，也就是公开战同秘密战结合，宣传手段同军事斗争结合，和平谈判同战场较量结合。朝鲜战争后期，边谈边打;金门炮战，隔日打炮;中印边境自卫反击，胜利后及时撤军归还俘虏。国际评价，毛泽东运用战争边缘政策炉火纯青。对比苏美，苏联处理古巴导弹危机失当，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情报依据全错。
现代军事科学提出信息战、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等新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的“阳谋”，也有现代价值。
“化敌为友”——统一战线是制胜法宝
通过交友来套取情报，这是国际情报界惯用的伎俩。可是，这种别人手里的小手段，到毛泽东这里，却升华为一种大方式，而且做到了极致。
从“破坏”到“联络”
建设军队，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工作。
中国军队的政治部系统，有个外军没有的特别部门——联络部。这个部门曾几易其名：破坏部—敌工部—联络部。改名，显示了工作方针的演变进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面对两支强敌——西北军和东北军。三军混战，三败俱伤，对抗日不利，对蒋介石有利。蒋介石既要“剿共”，又想排除异己的杂牌军。毛泽东的策略是三军联合，在西北形成割据局面。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央联络局，专门负责对东北军工作。
这种部门红军中早就有了，叫作“破坏部”，专门破坏敌军，搞阶级斗争，“要兵不要官”，“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把名称改作联络部后，既要兵又要官，专门争取中间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潜行敌区，同张学良密谈联合。
联络工作不是破坏对方，而是团结对方，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不要小看一个名称的改变，从杀敌到化敌，化敌为友，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统战工作，无非是交朋友。不要以为毛泽东不善交际，他也会请客送礼。蒋介石包围陕甘宁边区，南有西安胡宗南，北有榆林邓宝珊。邓宝珊从榆林去西安开会途经延安，毛泽东亲自请客招待。盘旋一周，邓宝珊把两个黄河渡口让给共产党，北边的封锁解除了。
英国记者贝特兰要求毛泽东解释红军的政治工作，毛泽东说，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有三大原则：“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
对于敌军，不只消灭，还要政治争取;不是作为策略手段，而是上升到基本原则。这种原则，外国人闻所未闻，无疑是创新战法。
交朋友
国共合作，国民党军队不再是敌军，而是友军。对友军怎么开展工作?国共谈判达成默契：不在对方内部发展组织。也就是说，不挖朋友的墙脚。
那么，是否就放弃对友军的政治工作呢?
毛泽东又有新的方针——交朋友。
1940年，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交朋友也算工作，也要下文件。毛泽东号令全军：我们要在国民党军队中交200万个朋友。
在国民党军队中交朋友?当年的血战死敌，现在把酒言欢?红军将领一时难以适应，于是毛泽东亲自抓点了。
西北军主力三十八军，1931年就有中共的秘密党组织，但工作却是起起伏伏，主要是对上层统战的方针不明确。毛泽东决定，中共三十八军工委直接受中央领导，由毛泽东自己单线指挥。毛泽东具体指示范明等秘密党员，不要性急和暴露。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到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谈，批准为特别党员，还指示范明把秘密党员的名单向赵寿山公开。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三十八军工委成为“模范党组织”，创造了“上层统战工作的典范”。抗日战争时期，赵寿山始终配合八路军保卫边区。解放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率先起义。
有趣的是，三十八军将领孔从洲，后来还成了毛泽东的儿女亲家。从化敌为友，再到化友为我，交朋友交成一家人。
大策反
抗战八年，蒋介石乘机剪除地方军阀，把全国军队都纳入国民党军序列，终于成为全国全军的统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忘乎所以地放出大话：“三个月消灭共产党。”
毛泽东却知道，蒋介石的麾下并非铁板一块。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确定《一九四六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
何谓“高树勋运动”?
毛泽东说：不仅要情报，还要力量。解放战争时期，联络工作的任务从交友发展到策反。战争初期就有邓小平策动高树勋起义，习仲勋策动横山起义;决战阶段，沈阳的国民党军虽然没有起义却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到了平津战役，毛泽东更将策反发展为三种方式：“天津方式”，战斗解决;“北平方式”，和平改编;“绥远方式”，保存不动。
三种方式示范，各地国民党军纷纷追求第三方式，湖南、新疆的大批国民党军转入解放军序列。解放战争期间共歼敌861.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自动放下武器的有320起共189万人，约占22%，这22%就是策反战果。
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说：“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小米加步枪加‘高树勋运动’。”
大协商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权是战争的目的。决战关头，蒋介石在南京自拉自唱，当选“总统”;毛泽东在西柏坡倡议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备中央人民政府;民主人士介于两党中间，成为争夺的焦点。
毛泽东亲笔写信，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北上与会。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把李济深和张澜等民主党派领袖营救到解放区。
新政协会聚天下英雄，李济深又建议吸收“第四方面”，也就是刚刚起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有些左派人士不满了：“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毛泽东在中共党组会上批评“左”倾情绪：“左援比美援危险!”
毛泽东亲自接见“第四方面”的刘斐、黄绍竑，亲笔复电湖南的程潜。傅作义来得晚，政协会议没了合适的房子，陈毅让出自己的住房。彭德怀说毛泽东是四大方面军的总司令，解放军、国民党军、统战同盟军、地下情报军，都归于中共麾下。
瓦解敌军，创造了对敌战法;民主协商，创造了政治制度。
尊重人格
统战工作的威力，比大炮还厉害。国民党军中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的挖心话。”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也仿效“统战”，搞开“联战”，可是，总觉得技巧上不如毛泽东。
毛泽东却认为这不是技巧问题。他对英国记者贝特兰解释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时说：“这是尊重人格的根本态度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尊重人格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一直妥善保护蒋介石母亲的墓地。想当年，国民党曾派兵去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即使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也列出名单保护高级民主人士。毛泽东还请章士钊去香港，沟通与台湾的关系。
大家都是中国人，都重人情。
天下万事，人心为上;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武”——“止戈”，“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中国传统武学的最高境界，并非打打杀杀。只是，这不战而胜，不止一种愿望，还要有一套办法。
毛泽东自称有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广交一切可以交往的朋友，隐则藏于无形，显则化敌为友，千军万马为我所用。
毛泽东把破坏性的谍战转化成联络式的统战，创新了整套秘密战法。一般所谓的拉关系，哪里比得上这种化敌大法。
“尽力加强”——注重顶层设计创立文化规则
从地下走上台面，从“非法”变成执政，中共终于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那些过去习惯的秘密活动方式，是否应该丢弃了?
毛泽东赶紧提醒：“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不拿枪的敌人”“隐蔽的斗争”，秘密战还是不能丢，只是要适应新的情况。过去在暗处，现在在明处;过去革命造反，现在要依法行事;过去的对手在国内，今后还要面向国外。
秘密战不能丢，但也要有新的战法。
转移重点
毛泽东打仗，并不着力战术操作，而是用心创造和更新战法。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在确立新的规则。1950年召开全军保卫工作会议，毛泽东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
历史上，每当形势好转，党内就有人提出削弱情报保卫工作。这次不同，毛泽东见微知著，不但依然肯定“重要”，而且强调“十分”;不但继续“加强”，而且要求“尽力”。
全国情报工作会议也提出，工作重点转向国外。
毛泽东抓战法，不但亲自制定作战规则，而且提前指出战略方向。长征在贵州时，红军的行动态势是北上湖南，毛泽东却指示军委二局注意西边的云南方向。过了一段时间，红军突然由北转西进入云南，甩开敌军从容渡过金沙江。二局人员赞叹，幸亏毛主席提醒我们早作准备，提前破译了云南军阀的密码。七七事变之前，二局又提前调动力量，及时开展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
回顾历史人们看到，尽管在国内政策上有重大失误，但毛泽东对国外情报的判断却相当准确。
转变体制
1949年7月6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组建中央军委公安部和中央军委情报部。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需要将情报保卫系统从党的形式转为政权形式。9月，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和情报总署。此前，这两个机构的人员已经到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有一票没投毛泽东。有的公安干部提出查票，毛泽东立即严厉制止。
中央情报部门总结22年的历史经验，提出今后的工作原则：不搞手枪暗杀、不搞金钱收买、不搞美色诱惑。这“三不搞”，保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优势，预防了国家恐怖主义。
在美国、苏联和许多国家，间谍特务声名狼藉，而中国的情报保卫部门却保持着干净的形象。
明暗易位
蒋介石败退台湾，立即重建情报系统，大力开展对大陆的特务破坏活动。“过去是我们消极防御，现在我们可以主动进攻了!”
刺杀毛泽东、刺杀陈毅、刺杀叶剑英……国民党特务潜入北京!
炮轰天安门、爆炸广州、克什米尔号飞机被炸……
攻防易位，新中国的公安部门面临新的考验。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传统优势。大力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打掉压在群众头上的黑恶势力;社会管理在城市基层全覆盖，让敌特没有藏身之地。
适应执政地位，开创新的工作方式。综合情报、侦察、警卫等多种工作方式，有效保证领导人出访安全。
对比世界大国，新中国的反间谍工作成效一流。苏俄的列宁和美国的多位总统都曾遭遇暗杀，而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始终有惊无险。
“人是可以改造的”
冷战时期东西对立的大国，都出现严重的政治迫害倾向。苏联的克格勃越搞越凶，美国也有“麦卡锡主义”问题。毛泽东发动多次政治运动，出现大量冤假错案，公安保卫部门也难辞其咎。可是，对比中外，却依然能够发现中国的亮点。
在如何对待战俘方面，苏联在卡廷森林活埋数万波兰军官，美国出动坦克镇压巨济岛中朝战俘，鼓吹人性者反而摧残人性。
而中国呢，无论日本战俘还是美国战俘，释放之后都成了对华友好力量。日本战俘用亲身经历，证实南京大屠杀，驳斥日本右翼势力。
国内的战犯，特赦之后沟通海峡两岸，积极推动国家统一。末代皇帝溥仪变成公民，原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回归祖国。“公安部改造了一个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总统。”
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就制定法令，不许虐待俘虏。1964年4月7日，毛泽东批示《公安部关于劳教分子胡芷芸坦白后未从轻反而从重处理的调查报告》：“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劳改必须以人的改造为主，不能以劳改生产为主。”在全世界的监狱系统中，唯有中国最重视人的改造。
秘密外交
对于人，毛泽东始终强调要“给出路”;对于国家，毛泽东也始终保有沟通的渠道。就在冷战僵局之下，毛泽东始终保留中美交往的秘密渠道，如中美华沙大使级秘密谈判。
有秘密，也有公开。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比赛……
毛泽东用公开方式发出秘密信号。
有公开，更有秘密。直到基辛格绝密的官方之行，美方才领悟了毛泽东的秘密战法。
毛泽东说：我喜欢美国的右派。果不其然，最右最反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北京和毛泽东握手了。
尼克松称赞毛泽东的决断，兴奋地总结自己的北京之行：“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毛泽东笑道：“是他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他?他骂了我们许多年。还说要改变世界，我连抽烟的习惯都改变不了。”对于自己到底能够创新什么，毛泽东还是心里有数的。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劣势装备战胜强大敌人。凭什么以弱胜强?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谓“你的”，就是你运用优势装备的战法;所谓“我的”，就是我运用人民战争的战法。虽然我在装备上不如你，但我可以凭借独特的战法来战胜你。以运动战对阵地战，以游击队对正规军，装备处于劣势的毛泽东，总是以别样战法取胜。
毛泽东酷爱创新，不但在公开战法上不断创新，在秘密战法上也总是别开生面。不按规则出牌，试错的概率相当大。可是，毛泽东还是试出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规则。
可惜，这些极具价值的秘密战法，多年来一直隐形于密海。现在，着力显影这些密战法宝，也许能够丰富当今世界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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