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芒刺儿先生的贴文之后，觉得在围绕那个时代中国农村进行讨论时，其所阐述的个人感受和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那么大，一些地方出现或这或那的问题，是很正常的。只是我们现在在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能客观一点，实事求是进行探讨，这对于大家都有好处。
坦诚而言，现在播放的电视剧《老农民》，我个人没有看，包含简介也不去看。如果从一九七八年进行划分，我想过去的那个时代毕竟不算太久远，五六十岁以上在农村有过生活经历的人，应该说是多少有一些体验和记忆的，是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去表述个人看法的。我个人常说，就算是为了某种需要而去造谣，这过程多少也得有些技术含量才行。芒刺儿先生，你所之处的这些个技术性错误，确实是存在的，只是这其中有一些说法，还得继续谈下去才好。下面，根据芒刺儿先生所说的那几点，我谈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伴随这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前后有一场改编中国历史的政治过程，就是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土改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农村耕地根据一家一户进行了重新分配，二是对农村社会群体进行了划分。在这个过程中，一家一户均分土地，不管其个人所划定的成分如何，基本上都还是按照政策较准确执行了。只是在成分划定上，听村子里老爹爹们后来给我们讲，这其中在农村有一些地方，出现过一定的偏差，特别是对富农和小地主的划分，确实使得划定到地主和富农中的那些本来应该划定到上中农和富农的，给划高了。当然，这其中也有通过走人情关系，也给稍微划低一点的。就是说，本来应该划定到富农的，走了点人情，就给划定为上中农。
再一个，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国家政治上多少还是偏向城市的。也就是说对于过去的那些个大大小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成分划定上和与之配套的政策上，城市与农村是有差别的，这在随后对其子女是有影响的，这种政策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取消。
由于这种特定的政治特征，在农村中北划定为地主和富农的这些人，客观上在国家政治上进行了“切割”，虽然没有随后具体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可是在按照以出身定前途的这种社会大环境中，农村中出生不好的人，确实在很多方面是出于群众政治视野中进行严重关注的。作为农村基本干部也好，还是不算干部的村干部也好，在这点上还是非常注意的。不说要特别躲避他们，至少在日常劳动和生活中，还是必须在行为和交流中有所界定的。
至于说挂牌子游街这种行为，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基本上没有。至于土改中批斗地主，这是有的，特别是那些在农村有着血债的恶霸，在镇压时确实需要有一个较大的政治舆论过程。
因为过去农村，大多数都是以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村寨，乡里乡亲的基本上都有血缘关系，贫富悬殊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存在的，随着土改之后，由于在完成土改之后，人们的经济基本上都在趋向大体平衡，这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二十年，不管成分如何，都是农民，时光流逝中，乡亲们之间其实都还是挺亲热的。再说一点，就是中国过去那些大地主且是恶霸的南霸天式的人物，虽然在势力上在一方称王称霸，可是从整体上而言，中国农村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衰败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过得很是艰难，这其中就包含了成分划定为中农和上中农的家庭。而那些富农家庭，维持温饱并稍微有点节余，日子也不是过的有多么的舒坦，担惊受怕中时刻都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会沦落到贫苦农民中。
说这个历史过程，就是提示人们，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中国农村的农民生活对于绝大多数家庭，依然是异常艰苦的，人们在获得政治上解放之后，迫切希望自己的经济上也能够有所翻身，只是这样的一个要求，需要一段时间，需要一种过程，并不能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立刻实现，这也是我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观点是很不厚道的原因。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的农民，因为文化和经济等因素的原因，其思想认识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其传统的保守性，是不了解他们这个社会群体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
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九六六年虽然在很多城市中动静相当大，可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并没有一同及时跟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伟人尊重农民的一种政治态度，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希望城市中这些思想活跃的青年人，能够在与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中，在影响农民中，完成相互教育的过程。对于这项重要的政治作用，时至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领悟到伟人毛泽东对我中华民族的良苦用心。
在生产大队这一层面，那个特定年代大约在前半部分，弄个批斗大会捆绑几个地主站在台上，这是我从小看到的事实。这个过程，对于大多数农村来说，政治上的极左是一种形式上的极左，不是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本质上的极左，是一种政治上的趋同和跟风，是做形式上的样子。这些在台上戴着高帽被批斗的地主，人民共和国过去了二十年，这样的行为确实在显得荒唐的时候，也应该认识到群众中的绝大多数，都不知道革命对象是什么所造成的，只能在通过这种形式中显得自己也是革命的，这恰恰是革命者的历史悲情所在。大概在一九七一年之后，这样的批斗过程就基本再发生了，因为年岁太小，哪里能有能力去分析这前后过程的社会成因。
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的事情，在农村个别地方有所发生，主要集中在挑担进行小商品交易者。对于农民种什么，养什么，去售卖什么，这方面具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情景，我从小没有看到过。中国那么大，一些通过投机上台且与乡亲们割断了亲情向上爬的投机分子，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极左的表演而伤害了农民的事情，我想应该是有所发生的。因为后来上班之后，通过对本单位过去那段历史的了解，知道在单位中有这么一类人干了一些坏事，那么在农村发生“极左”方式的丑行，我认为也是应该在一些地方发生过，只是认为这是局部少部分的，不代表那个时代农村的基本面。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赞同芒刺儿先生的观点。只是后来的这三十年，通过对社会的逐步了解和认识，我发现有一个基本社会现象，就是“极左”和“极右”是同一类人，德性上表现为对上的奴性和对下的霸道，做什么事情总是从来不顾忌百姓是否会受到伤害而将行为推行了极致。今天被某些人将其划定在作为“极左”的人们，其实很多在反思历史中，才是真正痛恨过去和现在一切“极左”和“极右”的有良知的人们。
至于说道“抬高农民生活”这个方面，前面我已经说了，那就是经济的发展是必须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才能逐步完成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农民生活在悲惨境况中，人民共和国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只能是在采取各种手段去使得人们的生活得到有限改善的时候，让人们看到今后生活的希望，并通过组织的方式激发人们进行生产的热情，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彻底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中国农村，由于自然条件和文化基础千差万别，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得以基本改善，从总体上而言，应该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较大范围完成了。是不是所有的中国农村地区都得到了改善，时至今日，依然有一部分农民的家庭物质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差的。
因为中国农民的那种传统保守性，生活方面的那种激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确实是比较传统的，这点芒刺儿先生所叙说的，基本上还是符合时代特征的。
对于芒刺儿先生说中国农村在文革中“轰轰烈烈”，我个人所了解的农村情况，除了非常靠近大城市的城郊区域之外，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的“政治热情”还是显得比较“低沉”的。不太关心政治这一点，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是基本特征，这是今天的人们在认识文革那段历史时必须注意的。至于少部分农村地区形成了像城市中的那种情景，可以基本上说投机者是其主体，并且并没有那么长久。后来为什么不清理三种人，今天在思考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对。
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描绘得愚昧和愚蠢，是一种“极右”的投机者所干的勾当。同样的，脱离中国的实际，将中国农村和农民在一个特定阶段根据自己政治需要去刻意提高，这种“极左”的方式其实和那“极右”，都是卑鄙的。
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中，中国的农民为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艰辛劳作，我们永远都应该记住。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认同中，我们还应该客观认识到，中国农民的认识提高是渐进的，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内，虽然有着极左方式的干扰，可是要忽视这段历史阶段对人们思想认识巨大的历史促进性，是非常不对的，这非常容易使得人们在认识伟人毛泽东的时候，不可能理解伟人为什么去做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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