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路军政治部关于皖南惨案的概述
周保中
现发一篇周保中以抗联第二路军政治部名义起草的关于皖南事变的学习材料，原文载于《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册31-45页,文件明确谴责皖南事变是“我国民政府中央最高统帅发布乱命”的结果，而这个“最高统帅”正是蒋介石，同时又鲜明的指出，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主张。
此文对于研究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具有极为重要参考价值。
注：文中所有省略号均系原文所标。
第二路军政治部关于皖南惨案的概述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
（一）消息的传来
在一月十日以后，由日寇东京和伪满长春不断放送关于“国共冲突”和新四军被中国中央军包围的各种消息：经过日寇扩大反宣传，结果使事实真相淹没。相反的散布着日寇各种破坏抗战谣言，使人难于置信。
然而在我国中部战线，确有不幸事件发生，根据一月二十、二十一日莫斯科和伯力无线电放送TACC社的重庆通信，由于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及江苏代理省主席等等对新四军行动表示不满，向国民政府中央控告新四军，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会议决定，命令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调集大军，用武力解决新四军，责备新四军的罪名是：“违反作战命令，不服从统帅调遣”。因此，顾祝同调集了大量兵力，把新四军在皖南方面主力之一部包围起来，强迫新四军皖南部队缴械，在一月中旬四天内(注：实际为1月7日 至15日)发生武装冲突，结果新四军皖南部队方面，死伤四千人(注：实际为7000余人)，并传闻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牺牲(注：项英牺牲于1941年3月14日 ，当时抗联得知的项英牺牲消息是误传)。
在同一时期，由于长江下游新四军皖南惨案而影响到华北第八路军与中央军中间的关系紧张。战时首都重庆市内发生“反共”的活动，桂林、柳州、梧州、韶州各地有拘捕共产党散发传单之事件。
与此有关之正确材料和消息是很少的，可是当抗战紧张现阶段，发生这些冲突，对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抗日前途是严重的。
（二）惨案发生的原因
第一，新四军英勇抗战，不但钳制日寇大部兵力，而且成为日寇及伪政权在长江下游难制止的心腹大患，因新四军坚持抗战国策，深入群众，领导和组织了长江下游的劳苦群众参加抗日救国。第二，地主资产阶级重视自己阶级利益，轻视民族利益，害怕群众起来。第三，日寇与汉奸走狗企图破坏抗日，首先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第四，国际反动派阴谋活动，忌视中国民族解放胜利，挑拨中国抗战内部的巩固团结。
以上这四个原因，就是新四军皖南惨案爆发的全部内容，并且这些原因都互有联系的。现在我们有简单加以说明的必要。
新四军是在抗战初期，京沪失守以后编成的，中共中央得到国民政府中央同意，把留在浙皖赣闽各地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第七军团和第十军队各部队编成国民革命军新四军，那时中部战线的中央主力大军都已从江苏、江南各地及浙江北部等处撤走，新四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开到江南，便积极开始对日寇展开游击作战，袭南京、扰京沪、沪杭，不断消灭日寇野战军，攻破许多据点，使日寇占领区域缩小。且时常妨碍日寇长江交通运输。
新四军并且派大队跨越长江而北。发动淮河平原游击战，建立苏皖豫鲁的游击根据地，威胁徐州，进出平浦(注：北平至浦口，当时需轮渡过长江至南京)铁路线。使日寇不能安枕席。江苏及皖南日寇经常控制三个、四个师团的兵力，这些兵力主要的是对付新四军的。三年来新四军在江南共进行大小战斗一一一四次，缴获步马枪五千七百余支、轻机关枪四百余挺，重机关枪二十二挺，炮六门，弹药三十五万余发，击落敌机一架，俘虏敌人三千五百余名，毙敌六千四百余名，其余掠获无算，我军英勇殉国亦达三千余人……(以上是根据新华日报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一日第二版所记载。新四军在江北苏皖豫鲁各地区游击作战还没有计算在内)。
新四军有这样巨大的功勋战果，应该要受到中央政府的奖励，应该得到最大的扶助才对。可是，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及李品仙等，对新四军出以各种构陷，向中央政府报告说：新四军违反战区司令官的命令，不服从调遣。中央最高统帅，竟以无根据的诬罔作根据，而下命令武力解决新四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不但是全国抗战的中坚军旅，而且是被压迫劳动群众民族斗争斗争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者，新四军本着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趣旨，依照抗战建国动员人民的方针，在皖南江苏浙北各地敌寇占领区，在敌人侧面后方，发动工人农民群众的有组织的来参加抗日游击战以至建立游击根据地，动摇日寇汉奸之统治，在游击区及游击根据地成就若干区域的民族革命地方人民民主自治之基础。这是由于新四军忠实的执行国民政府中央的抗战基本方案，忠实于为三民主义理想实现而奋斗。但是为了民族利益而发动工农民众广泛的起来参加民族革命的斗争，不但是强有力的针对日寇民族侵略压迫，而对于旧时农村中的政治的经济的关系，不能不有相当的改变和改进。例如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反对贪污土劣、农村政权民主化等……这是最小限度的和最基本的农民抗日要求。这样就使江浙皖各地的财阀、买办、地主、富农等这小部分人在农村中的阶级利益发生变动……，事实上这部分人在农村中的阶级利益早为日寇掠夺侵略所变动与破坏，然而他们——这小部分人，总想保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害怕农民起来推翻日本强盗侵略统治之同时，取消了他们的半封建压迫剥削的特权。他们就从各方面来阻止农民群众抗日民族革命游击运动的发展。他们害怕民众，首先忌恨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以前尽管中国共产党如何忠实于全民抗战、忠实国共合作，尽管八路军新四军如何运用夸张、忠实于拥护国民政府中央抗战建国国策，而在抗战进程中还有所谓“防治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共产党办法”等等。因而发生过平江惨案、张荫梧事件，鲁豫均有冲突，陕甘宁边区宁县、镇原之受攻袭等等。
长江下游各地的地主和上海买办阶层是紧相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从来就带有严重的软弱性，他们之抗日真是出于万不得已，不但在敌寇占领地是如此，或者已经软化屈服了。就是在抗战后方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对于抗战政治经济国策和生活进展，总是大多数包含阻碍或破坏作用。国民参政会之不能普遍贯彻其实施，以及各种居奇货、垄断物资物价、发国难财、破坏法币及外汇稳固等等。谁干的?虽然不是全部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干的，也是一些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干的;每当战局紧急关头，前线后方谣言四起，动摇抗战营垒，说和主降，作日寇汪狗造谣与政治进攻之回声器，也是这些人干的。在中央军中及各地方军中，虽不乏英明勇武爱国家爱民族、倡晓大义，精通危亡、始终贯彻抗日职志的志士英杰，然而不能不有另一部分人与资产阶级地主豪绅根蒂连结，踏袭旧日军阀之故智，以专制压迫劳苦工农为能事。
谁能否认?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舵手。是工农群众解除压迫痛苦的导师。谁能否认?八路军新四军是一切抗日军的支柱和模范。谁害怕工农劳苦群众参加抗日而行压制，谁就必然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就必然反对由中国工农红军所编成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前一切磨擦纠纷，以至皖南新四军惨案皆由此而起。
以上我们只能说明皖南惨案原因之第一、第二。
皖南惨案发生以后，日寇陆相东条英机在国会上演说：“……蒋政权想把新四军驱逐于华北，与华北之共产系八路军共同行动，图谋牵制日军在华北的根本，消磨日军的生力。此种恶用意，吾人不能不予以重视，必有适当之对策……”
我们回想，八路军最初踏入北方战线与日寇开始恶斗之时，就有这样的谣言，散布于内地说：中央把共产军送到最前线去，以毒攻毒，让日寇去消灭它，而在另一方面，则有南京政府使非蒋介石嫡系之各省杂军就戮于日寇的锋镝。又有所谓“日本胜利则国民党亡，抗日胜利则国民党亦将亡于共产党”之流言。
谣言是谣言，谣言终究是有内容的，解剖开来看，谁都知道这是“挑拨离间、以华制华”的本格。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内存在有矛盾因素和缺陷，供日寇张罗利用。这种利用线索是从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起到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陈公博等为止，再从汪狗系而侵入我抗日后方，从后方再到前线，我们只要看以前的纠纷冲突是自左自右的、局部的。而这次皖南惨案爆发是自下至上、自上至下的。由国民政府最高统帅军事委员会下命令：“新四军违抗命令，不服从调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谁都能理解，如果国民政府中央顾到国共合作全民统一战线的关系，而从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谅解着手，要调遣新四军到任何战区作战，都能办到，服从命令赴汤蹈火而不辞，这是八路军、新四军特点之一，谁能相信说新四军违抗命令呢?!
主和说降，必先动摇全民抗日阵线、必先反共，反共必须瓦解由中国工农红军所编成的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健儿，牵绊住日寇二十个师团左右兵力，削弱和消耗大量寇兵，领导着千千万万劳苦群众支持抗日到底)。
皖南惨案是日寇及汉奸走狗底政治进攻局部成功，是抗日战线内隐藏着的主和投降妥协分子出卖民族的勾当大踏一步，皖南惨案并且包藏着英美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阴谋，他们既忌恨日寇抢夺垄断中国这个肥肉，也不愿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得以胜利而动摇国际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他们不但利用日寇法西斯蒂的远东新兵作用来反对中国革命，反对中国和苏联的任何接近，而且他们忧愁着，如果日寇因侵华倒台崩溃，会去掉他们反苏联的狼群。我国民政府中央最高统帅发布乱命，武力解决皖南新四军，这些欧美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在幕后是有反动阴谋活动的。我们只要从喧嚷已久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赴苏联不能畅行与皖南惨案发生于美英对我借款以后之一角去摸索，就能抓出这种阴谋主使的赃证。
皖南惨案原因错综复杂，造成了全民抗战的危局。这是值得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所深刻关怀的。
（三）问题怎样解决呢？
现在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否由于新四军惨案而发展成为国共分裂呢?是否全民统一战线有瓦解的可能呢?是否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因而遭受失败呢?当然，问题是严重的，我们虽然缺乏更多的更具体的材料来估定问题，但是根据全般形势，我们能肯定的答复：在目前虽然发生震动全世界的皖南惨案，但是国共合作不会就由此而破裂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也不会因此而瓦解的。中国抗战必获最后胜利。依然是确定的条件。
第一，中国抗战之形成与实现，是经过全国性的历史的社会的变革，由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一九二五——二七年、红军苏维埃运动直到西安事变，经过无数的革命斗争。国民政府中央之所以得到统一与巩固是由于执行抗战国策，七七抗战以后的中央，是代表全民的中央，国民党主要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是全民中的少数人，在民族力量和作用的比重上，是有限度的、软弱的。假使中央政府缩小其依据，而仅立脚于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方面，而欲继续对日抗战则不可能。不可能抗日与不彻底执行抗日，则中央政府以至国民党必为全国人所离异与唾弃，使抗日战争走入另一局面，是助全国大多数民众继续抗日、改换抗日营垒之阵势，这样显然的事理，是国民党多数党员所能深谋远虑，而未必助欲脱离历史正流与全国人民背道而驰。
第二，共产党已成为中国抗日人民群众所拥护与信赖的一大政党，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拥有数十万正规军革命武装最坚强之战斗部队，游击队亦不下数十万人，分布地面之广，遍于黄河以北及苏浙皖鲁豫各省，当然不象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共产党“只有文事而无武备”。因此，若国民党内某些分子欲谋反共以至分共、清共，这当然不是一回容易的事情，进一步说，第一次国共分裂，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有些是向反革命营垒方面动摇分化，对国民党统治存在着许多幻想，现在就不同，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经过历史的教训，他们在现阶段的抗日民族革命过程中，是主此以前富有经验来选定解放斗争之正道。若不幸而引起国共二次分裂，则国民党首先必自己分裂。不但使小资产阶级主要的将站在继续民族革命方面，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亦将分裂成各种不同的方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理，最为国民党人所熟虑，而不能现在就毅然决然的走向有害无利的国共分裂的前途。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七七抗战以前，主张国共二次合作，主张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七七抗战以后，一再申明不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一切实际行动上，无处不表明忠实于自己之主张，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是要彻底抗日救国的，不会在自己思想行动上去和国民党引起分裂。共产党主张互助互让，以往一切纠纷冲突的解决，共产党都以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为前提而作适当之让步。这次皖南惨案性质严重，虽不易得到彻底解决，但中共中央对于国共合作与坚持全民抗战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只要国民党愿到符合于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最初趣旨，保持两党中央机关遇事协同共议、紧密合作的关系，那末皖南惨案有可能得到正当解决，不会走向国共分裂的途径。
第四，虽然有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阴谋影响，时时企图破坏中国民族革命，先从破坏国共合作入手，但现时国际帝国主义者正在焦头烂额的都陷入了战争漩涡中，或在战争周围出脚出手准备加入战争。因此，没有像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样国际条件，帝国主义者能在利害关系的一致性上合谋进攻中国革命，破坏中国内部团结。反之，在国民党内某些分子企图依靠美英法，以图支持其趋向，然而英国不能自拔，法国屈膝倒台，美国之不可靠甚为明显，若言德意路线，就是投降日寇的路线，就是汪狗精卫的路线。由此可知，由于国际帝国主义之影响关系，也没有具体有力条件使国共二次合作易于受到根本的破坏分裂。
根据上述客观环境，皖南惨案应该得到适当解决，和可以得到解决。国民党若真正坚持抗日高于一切，国民党就不应由于不再有扩大分裂行动——国民党能制止自己的分裂行动，则国共第二次合作不会因皖南惨案而就分裂的。国共不分裂，则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之基础依然稳固，抗日战争胜利主要条件依然保有。
（四）事件的影响与教训
“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皖南惨案，动摇抗战人心、殂丧抗日士气，国际主张正义、同情我国抗日者，莫不扼腕叹息，减低了我们的国际威信，在寇敌方面，则利用时机发动豫南、鄂北、皖边之进攻，积极于苏浙鲁冀的出扰，寇敌狡计虽未得逞，但已错乱我之战略步骤。汪狗汉奸、托派匪帮，衔日寇的使命趋势奔走，蛊惑引诱前线将士。同一时期，在我战时首都，居然发生公开反共，看啊!寇敌是在怎样的并行军事政治的进攻，汉奸走狗是在怎样的里应外合，阋墙喋血，难道还不足够教训我们吗?我们认为欲图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不但需要正当的解决皖南惨案，以振起抗战人心、抗战士气，应该要积极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基，实践国民党中央历次抗战建国的宣言，实践中央政府颁布抗战有关的一切法令，实现抗日民主自由的宪政，不应该有“防治异党活动”与“处理共产党办法”等等的专横武断，而是要真正精诚团结，解除事实上的党禁。不应该限制和压制民众运动，而是要彻底实行给抗日人民以应有的权利，更广泛深入的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完成反攻整齐步武的准备。
同时必须清洗躲藏在政府机要地区的妥协主和投降分子。这些分子由透膜的反攻放工而渐渐走向破坏抗日、出卖民族国家的公开行动。“物自不腐，虫何由生”。这些坏分子不彻底加以清洗剔除，则汪狗汉奸、托派匪帮及其主人日寇之阴谋破坏政治进攻，毒害抗战阵营，势不能止。
全国同胞，因皖南惨案，不但应有更高的警惕自觉，尤要加紧团结，加紧组织，更积极的广泛的参加到抗战的各方面，炼就颠扑不破的基本阵营，不但要督促政府彻底执行抗战国策，并且要涌现出新生有力的人民代表，参加中枢，掌握抗日政权。
中国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在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彻底执行民族解放战争、实行三民主义理想的原则下，任何时候是不会松弛自己的组织的、政治的、思想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任何时候不放弃与脱离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和正确指导;在全民抗日统一战线范围内，共产党的一切主张行动，若稍有松懈或过度“委曲求全”，那末这不是巩固统一团结有利抗日，而是无异于间接向日寇及汉奸走狗让步。毛泽东同志远在一九三六(注：原文如此，应为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次扩大会议上阐明中共的具体主张，今天更应把这些具体问题充实实现起来，为获取民族解放最后胜利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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