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重灾区”。1939年日军731部队在诺门罕实施细菌战后，于1940年、1941年、1942年在中国浙江衢州和宁波、湖南常德、浙赣地区连续三次实施大规模细菌战，造成至少超过3万中国和平居民死亡。1942年是日军实施细菌战最猖狂的一年，除浙赣地区以外，日军还在云南、广东等地实施细菌战。1942年至1944年，福建、广东、广西等省鼠疫、霍乱异常流行；滇西在被我远征军收复后，随即爆发严重的鼠疫。这些都应与日军细菌战相关联。过去，我国学术界主要侧重对731部队在东北的各种罪恶活动的研究，而对中国南方日军细菌战研究相对薄弱，今后，这种“北重南轻”的研究格局应向“北南并重”的良性研究格局转变，以利对日本侵华细菌战罪恶史作全面深入的揭露。
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北方哈尔滨建立起庞大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平房“死亡工厂”使用大量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做极其残酷的人体试验，研制出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赤痢等多种细菌武器。其军事战略目的：一是用以对抗苏、美、英等军事强国；二是屠杀中国人民，企图击垮中国政府和军民的抗战意志，实现“征服支那”之迷梦。1939年，731部队首次在日苏诺门罕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采取人工“谋略投放”的攻击方式，取得一定“成效”，获得日本大本营“嘉奖”。1940年，为改进细菌武器攻击方式，变人工“谋略投放”为飞机“雨下法”投放，以取得大规模杀伤效果，731部队在大本营支持下开始在中国南方我正面战场实施一系列飞机攻击的细菌战。
一、1940年浙江细菌战
最初人们了解“浙江细菌战”主要根据两方面的资料：一是1949年苏联伯力法庭上日本细菌战犯的供词；二是中国方面当年的防疫档案。这两方面的资料实证意义虽然重大，但有不少环节缺失。1993年，日本反战学者、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因为调查日军慰安妇问题，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偶然查阅到日军侵华期间原大本营参谋本部负责联络日军细菌战实施事宜的作战参谋井本雄男大佐的工作日记《井本日志》，该日志记载了日军对浙江细菌战的实施，还记录了F1军此后在中国南方实施其他细菌战的许多绝密内容，成为侵华日军在中国浙江和其他地区实施细菌战的铁证。
据《井本日志》记载，浙江细菌战是由大本营参谋本部指令华中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联合策划，由华中“荣”1644细菌部队配合关东军731部队共同实施的，“责任者”为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当时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命令中称此次细菌战为“特种瓦斯实验”。此次细菌战的目的是实验飞机投撒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的杀伤效果，以寻求飞机“雨下法”方式可能在战场取得大规模杀伤效果的细菌武器。为此，731部队从9月18日至10月7日在浙江进行了六次细菌攻击，据《井本日志》记载，这期间在宁波及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投撒一公斤、金华和玉山每平方公里投撒2公斤霍乱和伤寒细菌，又在温州“大面积投放低浓度弹药（菌液）”和“集中投放高浓度弹药（菌液）”。
731部队专事研究飞机“雨下法”细菌攻击的日本专家金子顺一，他的秘密研究论文《PX（鼠疫跳蚤）效果略算法》于201 1年在日本被反战学者发现。据该论文记载，731部队1940年在浙江除用飞机投撒各种菌液外，还于10月4日在衢州投撒了8公斤鼠疫跳蚤（染有鼠疫的跳蚤，通过它咬人咬鼠传播鼠疫），10月27日在宁波投撒了2公斤鼠疫跳蚤。11月28日，杉山元参谋总长下令月底终止此次为期两个多月的细菌战。11月28日731部队3架飞机在金华最后一次投撒鼠疫原菌，浙江细菌战结束。这次细菌战的结果：731部队飞机投下的各种菌液和原菌，都未能引起疫病的流行，中国的防疫档案没有各受攻击地的疫病记录，但在投撒跳蚤的衢州和宁波两地，则导致了极为严重的鼠疫流行。据当时的防疫档案和后来对受害者的调查，衢州鼠疫导致城乡居民2000余人死亡，次年鼠疫传至义乌和东阳，造成数百人死亡；宁波鼠疫则在30多日内“有名有姓的死亡者达109人”。总计衢州、宁波共2700余人死亡。
但据金子顺一秘密论文记载，731部队当年经秘密调查掌握的造成中国居民死亡的人数是：衢州，第一次鼠疫感染死亡219人，第二次感染死亡9060人；宁波，第一次感染死亡104人，第二次感染死亡1450人。这里的第一次感染是指跳蚤投下后直接咬人造成的鼠疫流行，第二次感染是指跳蚤导致当地老鼠感染和鼠疫外传造成的范围更广大的鼠疫流行。因此，据日军731部队的资料显示，浙江细菌战导致的鼠疫流行，共造成中国人民死亡10833人。这一数字是中国调查数2700余人的4倍。而731部队秘密调查的数字肯定还小于实际死亡人数。
二、1941年常德细菌战
731部队通过浙江细菌战发现：“用染有鼠疫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用去达到战争目的。”但他们也总结“教训”：一是飞机投撒跳蚤时飞行高度不够，易受防空炮火威胁；二是飞机在白天攻击不利于隐蔽，应寻求夜间偷袭的方法；三是可“实施重型轰炸”，进行大剂量投撒。因此，1941年初731部队开始策划要在中国战场再进行一次“专门的鼠疫跳蚤的细菌战”，以改进不足，确认其王牌的“首选细菌武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大本营命令731部队“加紧准备好细菌武器”。在这样背景下，9月16日，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向731部队下达对常德实施细菌战的作战命令“大陆指”，由关东军731部队联合华中中国派遣军“荣”1644部队共同实施。
日军选中湖南常德作为攻击目标，其战略意图在于：当时常德是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门户和连结华中抗日战场的交通枢纽，在常德实施细菌战造成大规模鼠疫流行，可以阻隔重庆与华中战场的联系，从而干扰破坏中国整个正面战场的抗战局面。另外，洞庭湖西岸的常德，是重要产粮、产棉区，年产粮食3000万担，棉花4万公石，日军在此实施细菌战可以破坏中国军粮、军棉的供给。
据中国历史档案记载：1941年11月4日凌晨5时许，一架敌机偷袭常德，于大雾弥漫中投下大量谷麦、絮棉等不明物，几日之后常德鼠疫流行。据《井本日志》记载：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使用97轻型飞机一架，于5：30（日本时间）出发，6：50到达常德，由于雾浓，800米附近有云层，故在1000米以下实施，投下“谷子”36公斤，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判定：如果命中，确实发病。这一记载与中国档案记载在时间（当时重庆时间与日本时间相差2小时）、地点、气象、后果等方面完全一致，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是铁的事实。
从《井本日志》记载看，日军原计划在1000米以上高空投撒细菌，但因800米附近有云层，故只能“在1000米以下实施”。日机投下“谷子”36公斤，“谷子”是“鼠疫跳蚤”的代称，36公斤跳蚤是上年在衢州和宁波共投下10公斤跳蚤的3.6倍，这是一种“重型轰炸”。可见日军常德细菌战与浙江细菌战在实施上有三点不同：一是准备在1000米以上的高空实施，二是在夜间实施，三是大剂量实施。
据中国历史档案记载，日军飞机袭击常德后15日内，“常德民众感染者已有55人”，疫情上报重庆，蒋介石亲饬手令：“从速防治。”国民政府在常德细菌战发生后对常德鼠疫进行了积极的防治，先后派遣20多支防疫队赶赴常德，著名的外籍援华鼠疫专家伯力士也奉调到常德，指导常德防疫一年多，许多防疫医疗工冒着生命危险与鼠疫恶魔斗争，有的不幸以身殉职。
日军在常德细菌战后，又不断派飞机轰炸常德，干扰防疫。由于居民必须经常防空疏散，这造成城区鼠疫极难控制，流传到常德周边各地，大量城乡民众染疫死亡。1943年初，疫情才被基本遏止。常德的细菌战受害者1996年向日本政府提起“道歉”“索赔”诉讼，他们组成“受害调查会”，经7年调查，确认常德细菌战导致常德和平居民死亡至少7643人。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面对大量确凿的材料和证据，不得不采信和从法律层面认定这一死亡数字。
三、1942年浙赣细菌战
1942年4月18日，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次出动飞机轰炸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横滨、名古屋等重要城市。美机轰炸结束后，飞向中国浙赣地区机场降落。利用中国距日本最近的浙赣机场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一项重要军事合作，对日本威慑极大。日军大本营即刻调集14万日军于5月15日发动“浙赣作战”，目的是：“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其航空基地，粉碎敌利用该地区轰炸帝国本土之企图。”
日军大本营计划破坏浙赣地区衢州、玉山、上饶、南城、丽水等地飞机场，为有效封闭这些机场，决定使用细菌战与陆军野战相配合的方式，边占领边破坏，实行大规模的各种细菌撒布，以造成浙赣地区各种传染病大流行，从而阻止中国军队在日军撤离后修复和再次使用这一地区的飞机场。为此，大本营参谋本部于5月30日向731部队下达了实施浙赣细菌战的“大陆指”命令。6月底至7月初，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率领一支“100至300人”的“远征队”，携带大量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炭疽、鼠疫等细菌和鼠疫跳蚤抵达南京“荣”1644部队驻地。在731“远征队”到达南京前后，1644部队已在战场进行细菌战，“用飞机积载各种虎疫（霍乱）、赤痢、鼠疫病菌，向金华、兰溪方面中国军阵地与后方一带撒布，……因之无数中国良民和军人染恶疫死亡”。但中国军队迅速从金华污染区撤退，日军进入这一地区后，自身也出现大量士兵染疫死亡。这样，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改变原边作战边撒布细菌的攻击方案，指令731部队在浙赣作战结束、日军全线撤退时，再在各预定地撒布细菌。
8月19日，在浙赣作战的日军从上饶、广丰等地撤退，731部队和1644部队开始在日军撤出地区大规模撒布各种细菌。据《井本日志》记载，其撒布地有江西的上饶、广丰、玉山，浙江的江山、常山、衢州、丽水。撒布的细菌有鼠疫、霍乱、伤寒，其中鼠疫又分为鼠疫菌液、鼠疫干菌、鼠疫跳蚤和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撒布的方法是将细菌投入井水中，将细菌附着在食物上，将细菌注射在水果里，将鼠疫干菌掺和在大米内，将跳蚤和染病的老鼠投放于各处地方。
《伯力审判材料》记录了731一支细菌战部队在玉山撒布细菌的罪行：用伤寒和副伤寒菌污染水池、水井，把装有细菌的轻铁瓶和玻璃瓶掷入水中、沼泽及村民住房里，将染菌的饼干在各处丢弃，还将3000个注射了细菌的烧饼分发给玉山集中营的3000名中国战俘，然后把他们全体放走。
中国的防疫档案和调查资料揭示，此次细菌战造成浙赣线上的上饶、广丰、玉山、常山、江山、衢州、龙游、东阳、浦江、兰溪、义乌、金华10余县250公里的地带，和浙南丽水、云和等地各种疫病大规模流行。
据近年浙赣各地不尽完全的调查，当年金华一地就有2431人染病死亡，其中鼠疫928人，霍乱494人，伤寒副伤寒614人，赤痢125人，炭疽270人。义乌仅鼠疫一项就死亡499人。衢州、江山、常山各种疫病流行极为严重，死亡5000余人。上饶、广丰鼠疫死亡130人。丽水1942至1944年间疫病死亡2197人，其中霍乱182人，伤寒206人，炭疽98人，鼠疫1711人。总计上述不全面的数字，当年浙赣细菌战至少造成中国和平居民死亡10257人。
据最近日本发现的731部队细菌战秘密论文《PX（鼠疫跳蚤）效果略算法》中记录：1942年8月19至21日，731部队在江西上饶、广丰、玉山投撒了0.131公斤跳蚤，造成的中国居民死亡人数是9252人。这一数字比中国当前的调查数130人高出70倍，可见，我们今天调查到的细菌战受害人数远不及实际受害数。
浙赣地区迄今还有许多细菌战炭疽受害者持续着他们的痛苦。当年感染炭疽的受害者90％以上会因急性发作而死去，也有一小部分慢性患者能够生存下来，但他们腿部终生溃烂不愈，因此浙江细菌战受害地迄今仍有许多“烂腿村”，至2005年止，“烂腿村”的烂腿老人尚存100余人。
四、1942－1944年其他细菌战
1942年是日军在中国南方实施细菌战最猖狂的一年。除在浙赣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外，据《井本日志》记载，早在这年4月，参谋本部还制定了一个在“昆明、丽水、玉山、衢州、桂林、南宁”等地进行细菌战的计划。
是年5月，日军飞机在云南保山等地投掷大量的霍乱炸弹，又派特务在云南各地人工投放霍乱菌，导致云南56个县发生霍乱，据调查致使9万人死亡。是年2－5月，广州日军8604细菌战部队使用副伤寒菌，在广州南石头收容所秘密屠杀了香港难民2000－3000人。据中国防疫档案记载，广西这年忽然有60个县发生霍乱，死亡2290人，贵州也有32个县出现霍乱，死亡895人。而这两省在1941年和1940年几乎没有霍乱发生。10月，南京老虎桥战俘营100名中国战俘被押解到日军1644部队做细菌实验，无一生还。
1942年也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开揭露日军细菌战暴行的一年。重庆卫生署搜集了日军自1940年以来在衢州、宁波、金华、常德、绥西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于当年4月向美、英等国通报。6月6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声明：“……如果日本继续对中国或其他联合国之一成员使用这种不人道的形式（细菌战），将被美国政府认为是针对美国的行为，而给予同样的和全面的报复。”
1943年，日本在中国南方的细菌战表面上有所收敛，实际上是更加隐蔽。这年，福建发生大规模鼠疫流行，据历史档案记载，死亡3884人；广东霍乱流行异常，死亡3155人。
据《伯力审判材料》披露，1944年，日军731部队曾派一支细菌战部队乘飞机“驶往上海以南华军战线内，从高空把染有鼠疫的大批跳蚤掷到中国居民区，……引起鼠疫病流行”。据中国的相关资料验证，这应是当年9月日军在浙江丽水实施的一次细菌战。
这年9月，盘踞中国滇西的日军在我远征军反攻下败退，败退前日军在当地投放大量染疫老鼠，造成滇西鼠疫大流行，此后鼠疫肆虐多年，造成当地人民大量死亡。
五、关于日军在中国南方实施的细菌战及其罪行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及其罪行的研究，相对来说，多侧重731部队在东北的罪恶活动、平房死亡工厂的细菌武器研制、残酷的“特殊输送”和人体实验及活体解剖等等，而对于日军在中国内地广大区域实施的细菌战，尤其在中国南方正面战场和其他地区的多次多种细菌战，则研究较为薄弱，这就形成该领域研究“北重南轻”的格局。
据粗略统计，近30年中国东北学者出版的731部队及其罪行研究的著作较多，而南方地区日军细菌战研究著作较少，从研究论文的数量、质量，研究资料的建设，研究队伍的组成等诸方面来看，亦呈“北重南轻”的状况。形成这一格局的原因主要是：（一）东北是日军细菌战核心基地所在，731活动罪恶昭彰，且留存证据较多；而日军在南方的细菌战实施手段隐蔽，罪证零散难觅。（二）苏联“伯力审判”对731在东北的活动进行了大量揭露，其审判材料80％是关于731部队在东北活动的罪证，而对日军南方细菌战活动追诉很少，这为该研究“北重南轻”埋下“伏笔”。（三）南方正面战场是“国统区”，以往对其抗战史研究不够深入。史学界应改观此种格局，使之向“北南并重”的良性格局转变，以利对日本侵华细菌战罪恶史作全面深入的揭露。
中国南方是受日军细菌战之害的重灾区。据2005－2010年国内完成的“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的初步统计，中国南方浙江、江西、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因日军细菌战攻击而死亡的人口约30万，是东北地区细菌战受害死亡人数43900人的7倍。若这“30万人”的死亡数字获国内外学界公认，那便又是一个“南京大屠杀”。对于日军在中国南方的细菌战罪行，我们有必要对其详实考察，做成铁证。同时，日军细菌战危害不仅仅是中国军民死亡人数问题。它对于各受害地区社会经济、社会环境的破坏，对人民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的严重创伤等等，也是亟应予以研究和揭示的课题。而这方面工作过去十分薄弱。
日军华中驻南京的“荣”1644细菌部队，实为731在华中的“别动队”，它在南京的七年活动有许多“盲点”和“疑点”，如它的人体实验问题，它的细菌工厂问题，它与日本陆军开发谋略暗杀武器的登户研究所的关系和合作问题，它在华中各地（上海、苏州、杭州、芜湖、安庆、金华、武昌、汉口、九江、岳阳、当阳、沙市）十几个细菌战支队及其活动问题，等等。
日军华南驻广州的“波”8604细菌战部队，在广州和华南的多年诡秘活动更是迷雾重重，如它在华南的细菌战支队，迄今对史学界仍是谜，人们对它的细菌工厂生产和人体实验问题也知之很少。抗战时期广东、广西、福建鼠疫、霍乱等疫病流行十分异常，1942年广西60个县忽然流行霍乱，死亡2290人。1943年广东阳江等地又暴发霍乱，死亡3155人。福建的临时省会永安，每逢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就会随之发生疫病，人为迹象明显。这些与日军8604部队的活动有什么联系？需要我们探寻与研究。
日军在云南细菌战的研究也有许多薄弱环节。如1942年云南保山霍乱细菌战的疫源、流行传播的路线和区域、受害人数统计和确认；1944年滇西鼠疫的疫源，石井四郎的亲信增田知贞在滇西的活动及其与滇西鼠疫的关系；滇西鼠疫4年流行的过程及死亡人数的确认等，都需深入探讨。
日本发现的重要细菌战资料《井本日志》中，提到日军在台湾建立细菌战机构的记载有三处：1940年10月7日，“为了在南方实施策略，应设置适应热带气候场所的恒久性的东西，并可在台湾设置。”1941年3月26日，“预算的问题，过于庞大，……台湾、平房的相关计划过于庞大。”1942年3月19日，“陆军军医学校每日生产30公斤细菌，以台北为中转站（100名工作人员中配置10名在这里），三天运送一次。”对于这些“盲点”和“疑点”，也有必要去探究。
另外，从1939年开始，日军就在华中、华南各地派遣大批特务和汉奸秘密人工投撒多种细菌。1939年6月1日重庆军事委员会致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电称：“敌（日军）利用夏初气候，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赤痢、伤寒等传染病菌，潜入粤、桂、滇、蜀，设计散发于我军阵地水质中，并兼探我陆、空军情况。其派往重庆、桂林、西安、韶关等处者，已于4月16日分由海南岛、厦门、汕头、温州、汉口出发；第二批现在潜伏（上海）虹口福民医院内实习，不久由南通、长江赴各处工作。”从1939年至1945年，日军的特务汉奸在南方各地秘密人工投撒细菌的罪恶活动，也是需要关注和探察的课题。
加强对中国南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从如下方面着手：（一）加强“南南联合”与“北南联合”。以往南方各省学者多“各自为政”，注重本地域的细菌战受害研究，这种局面应改观为相互沟通、联合攻关；同时应与北方学者加强交流，互通信息，资源共享。（二）加强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发掘。搜集整合国内外已有资料和成果，进一步发掘以档案资料为主的各种新资料，使研究建立在广泛的资料基础上。（三）加强细菌战受害田野调查。抓紧抢救性地对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寻访调查，同时深入对社会受害各方面进行调研。（四）加强与日本反战学者的联合与日本资料的搜集。近三十年，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每次重大突破，几乎都与日本反战学者的努力和日本发现的新资料有关。（五）加强研究队伍的建设。在继续发挥广大地方学者的重要作用同时，在今后的研究队伍中还需加入更多专业的历史学者、军事史学者、医学防疫史学者等，并注意培养青年专业学者。（六）加强研究成果的学术力度。多在专业学术刊物发表高质量研究论文（系列论文更佳），或出版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系列论著更好），只有严谨、厚重和实证确凿的学术成果，才能有力地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七）加强成果的传播。举行各种范围和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交流和展示研究新成果，联系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团体，不断推进研究展开；广泛运用纸媒、电媒、网媒等多种传播手段，扩大成果的社会影响，反过来又促进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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