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阳明的主体性、适应性、创造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就是商鞅变法了。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方面，商鞅和秦国的结合导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壮美的戏剧，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向前。
商鞅、秦孝公以及秦国贵族都是值得赞美的，他们都是勇士。商鞅真是为了变法图强不惜粉身碎骨的，当违法者是秦国太子时，商鞅并没有退缩，他的坚持使得法治精神在秦国代代相传。这里最极致的表现是秦二世用一封矫诏让公子扶苏和蒙恬自杀，这在以后的历史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蒙恬手里掌握了秦朝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秦国的贵族们也是值得赞美的。因为商鞅变法是真正的改革，是向他们动刀子，是割他们的肉，但商鞅虽然身死，但秦法永续。秦孝公也是值得赞美的，他是商鞅最坚决的后盾，让他放心大胆的改造秦国，这是何等的胸襟气魄!
说商鞅之法是严刑峻法并不准确，我们要看当时秦国的形势，秦国很多地方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没有严苛的法律并建筑在此之上的法治教育，秦国不会迎来质变。这些法律只是手段，商鞅为中国历史发展建立了持久的制度根基，如中央集权制、郡县制、财政税收制度。这就说明了商鞅是准备用法治的手段进行持久的社会建设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时间。
秦国的奖励耕战，在我看来应该算作中国制度化选拔人才的开端，让下层看到了曙光，以后的时光却难再见。看看在秦国建功立业的那些大才们，很多人都来自魏国。甚至可以说，秦国用魏国的人才打败了魏国。虽然那些大才们的结局都不算太好，但他们为什么还趋之若鹜呢?因为其他的六国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明显的贵族体制，在这些国家，大才们只能庸庸碌碌过一生。当时只有秦国能够让他们放开手脚，伸展抱负，青史留名。大家再回想一下，我们现在不是还在赞美战国四公子吗?这就是六国的悲哀，国家的支柱在宫室，那么其他的人才只能弃之如敝履了。如贾谊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六国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奸臣，秦国也不能那么容易的横扫以至六合。
秦朝的短命吸引着无数的人探究其中的缘由。在我看来，秦朝的一切都太超前了，超前到它提出的很多命题甚至是整个封建社会都没有办法解决的。秦朝需要另外的秦孝公与商鞅，可惜历史难以再现。秦国的政治模式，让贵族阶层失去了发言权，但也使得政治失衡了。正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点，消灭了贵族，最容易导致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对的消灭一方是不可取的，寻求两者的平衡才是关键。秦朝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都是旷古未有的大事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但这些都是极难做的事情，处理不好都会引起动乱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统一文字这一项实际上也是没有做到的。对于这样的事情，需要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暴风骤雨式的突进。秦朝的这些方面的动作，是需要六国贵族的积极配合的，把他们迁居到咸阳附近监视居住就是一大败笔，这导致了地方权力真空，并不是郡县制可以填补的。对于贵族应该恩威并施，让他们帮助改革，有他们居中协调，中央政府的政策空间才可以更大。一旦改革失败，中央政府就会直接面对小民的怒火，那样的灾难就会导致政治崩溃的。
商鞅变法对当时的秦国来说，满足了先进性、适应性、创造性的要求，但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统一不是皇帝下一道诏书就完成的事情，是需要许多复杂艰苦的工作支撑的。当时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各地的土地状况也不相同，用大一统的方式统治，只能使得国家混乱。强行的全国一盘棋效果都是不理想的，封建割据一直无法消除，这就是地方经济之间客观存在的隔离性造成的，这种困境不解决，政治上就无法实现统一。直到隋唐，中国才基本上到了大一统的关口。强行的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和重农抑商的政策形成了冲突。这使得商人有能力盘剥各种小民，而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小农在双重压迫下，苦不堪言。最终的结果是在中国政商不分家，商人不是投资实业，而是投资政治，中国一直在畸形中发展。
中国有个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大意是改革在初起阶段确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经过了震荡调整后，人民遭受的苦难会更加深重。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都是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呢?这两个人的变法是很好，但他们对于利益集团都没有进行最彻底的斗争。他们都期望利益集团可以大发慈悲，让出他们的一点点暴利补偿小民。根本上，他们既想做大英雄，又不想沦落到商鞅那样的悲惨境地。结果只能是失败的。并且因为这两个人都有大才，虽然他们都力图限制利益集团的规模，但利益集团把他们的政策反向运用，就会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王朝的更快的灭亡，这就是历史的悖论。当今中国的改革也是这样，说的是向利益集团决战。但每一次反狠话之后，刀子对准的就是普通老百姓，长此以往，结局又能怎样呢?习总说想当官不能发财。我借用这样的话，想当商鞅那样的改革家，就要死不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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