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初识民主人士李烛尘，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谋求国内和平，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期间。而李烛尘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认识，则早有渊源。
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同民主人士的交往便是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内容。标题之所以用“特殊”两个字，则是说毛主席与民主人士李烛尘，有着不同寻常的一种交往。
李烛尘(1882—1968年)，湖南永顺县人，生于小康之家，幼读私塾，时受维新思潮影响，考入常德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与林伯渠是同学，参加“湘江学会”，又与徐特立等结识，而林、徐二人日后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人士。其长子李文采上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往苏区工作，李烛尘以十分开明的态度同意他“走自己的路”。
1912年，李烛尘31岁时，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专攻电气化学，在此期间结识留日学生范旭东。1918年毕业回国，即加入范旭东创办的久大盐业公司，历时数十年，直至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如果说范旭东是一位谋划企业发展的实业家，侯德榜、李烛尘，则是他的“左膀右臂”，总工程师侯德榜博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科学技术见长，李则是一位长于调查研究，精于企业管理的人才。
李烛尘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早在抗日时期即已涉足社会政治活动。1942年周恩来委派徐冰(邢西萍)与李烛尘建立联系，其后，李烛尘又多次同周恩来会晤，并参加周对在渝工商界知名人士的宴请。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毛泽东主席为谋求国内和平，应蒋介石邀请，于8月21日亲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当时，李烛尘为此曾对《大公报》《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欢迎毛泽东主席来渝。李还出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重庆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听取毛泽东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中共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其间，毛主席曾向范旭东提出，在将来的新政府可否出任部长?范略思片刻答：我不是做官的料子。遂推荐了李烛尘。事后，毛主席问周恩来：我这位同乡怎么样?周答：很进步，很有胆量，和我们早有交往。毛主席在离开重庆前，又单独邀李烛尘共进午餐，李坦言：中共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可信可行，不过我的政治态度是不右倾，不左袒，主张“民有、民治、民享”。同时，还告诉毛主席，他正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在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要为争取民主政治，维护产业界生存而斗争。李烛尘又提出，他主张未来的联合政府宜采取“国农民工”政策，即政府集中力量扶持发展农业，把工业交给已有一定力量、一定规模的民族工商业者来兴办。毛主席颇为赞赏，同时指出：只有国家独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同为湘籍人士的毛主席与李烛尘，由此结缘。
1945年10月4日，永利、久大的创始人范旭东病逝，李烛尘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召开(旧)政协会议。李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参会，他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和平民主建设国家。12月，在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李烛尘当选为理事，日后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更见增多。
日寇投降后，李烛尘返回天津，在组织恢复企业生产的同时，继续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与天津中共地下党李定(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记者)、王文化(天津地下党工委负责人之一)等都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在天津解放前夕，他们传达党的意图，透过李在工商界的影响，对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上层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为天津解放，保护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6月，李烛尘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9月21日，为成立新中国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正式开幕，李烛尘以“全国工商界”代表身份参加，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56名委员之一。10月1日，李烛尘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1950年，李烛尘出任天津工商联、民建主委。同年，抗美援朝开始，他在工商界中积极开展工作，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清除一些人存在的崇美、亲美、恐美思想，树立中朝必胜的信念。11月30日，工商联、民建组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69岁的李烛尘担任游行总指挥，率领四万多工商业者参加，并向毛主席致电，表达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的决心。12月2日，李烛尘收到毛主席的鼓励复电。天津工商界的行动，对全国影响很大，随后，北京、上海、广州等许多大城市的工商界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形成了一个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
建国初期，我们接收了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而国家财政困难，物价波动，人民生活仍难以得到根本改善。经过党中央多方的努力，在短时期内即实现了全国财政的统一，物价趋于稳定，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贯彻《共同纲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有关部门于1951年10月起在天津举办为期一个半月的“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盛况空前。
1951年12月27日，毛主席来津处理公务(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同时参观了物资交流大会，称赞：“展览办得好，同志们都应看看，很长知识。”意外的是，此行毛主席在市长黄敬的陪同下，专程赴天津马场道202号李烛尘的寓所“入户访问”，这也是建国后毛主席到私人家里造访的特例。毛主席谈了希望广大工商业者按照《共同纲领》精神，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李烛尘汇报了“永久黄”团体申请公私合营的问题。毛主席认为，这在少数先进分子中是可以的，但对大多数工商业者还是提倡走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委托加工、计划订货、代购、经销等)，要求李要很好地总结经验。谈话中，李还汇报了天津工商联、民建组织在抗美援朝中积极捐献等情况。毛主席指示：这两个组织要协助党和国家做好工作，你们这些先进分子要起骨干模范带头作用。毛主席关心李烛尘的身体健康，因李年事已高，经常跑北京很辛苦，建议他把家搬至北京。
1949年7月5日，毛泽东和新政治协商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
1952年下半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10月26至11月初，毛主席利用中央批准的休假期间，专程南下视察黄河，此行涉及山东、河南、平原(1952年11月撤销，分别并入山东、河南)三省。25日晚专列离京，同行的有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一机部部长黄敬等。当晚路经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代市长吴德迎接。随后由吴德陪同第二次登门拜访李烛尘。鉴于当时工商界人士刚刚经历“五反”，尚心有余悸，谈话时让吴德留在门外，以使李可无所顾忌地畅言，谈话后便邀李同行视察。26日上午，与李一同视察天津新港，随即南下。行程的第一站是山东，这也是毛主席首次山东之行。在济南，因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正在上海开会，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负责接待，毛主席笑着向李烛尘介绍说：“许世友同志是山东军区司令员，原来在吴佩孚那里当兵，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参加了北伐军，解放济南战役是他指挥的呀!”对许称赞有加。在前往曲阜的专列上毛主席与李烛尘谈话较多，话题落在国共合作上。毛主席说：“蒋介石杀了我们无数的同志，也杀了毛家6口人，为了民族国家利益，顾全大局，我们还是同他合作;但他反复无常，又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我们就把他打垮了。”李烛尘边聆听边表示首肯，对毛主席从大局出发，不记个人恩怨的伟大胸怀极为敬佩。山东之行还有个细节，济南方面安排毛主席夜宿山东分局统战部(交际处)东楼，只有李烛尘和负责保卫的同志同住东楼，其他陪同人员则都住在南楼，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民主人士李烛尘的关怀非同一般。在山东停留两日，28日去曲阜参观，之后专列前往徐州，登云龙山。29日晚专列抵达兰封(今兰考)车站。30日在专列吃早饭时，毛主席对李烛尘说：“老根据地人民在战争年代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现在集中搞城市，对老区顾及不够，以后要帮助他们。”随后毛主席一行往郑州视察黄河，感慨良多。一次，毛主席似像对黄河，又似像对李烛尘说：“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怎奈天下苍生”;“我们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李烛尘听后十分感动，遂主动将自己十多年前对大西北的考察和对黄河治理的意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后笑着说：“没想到你这个搞化工的，还对水利蛮有研究!”二人谈得十分融洽。在参观游览的沿途，还谈及了许多革命烈士的历史，专列返京途经邯郸时，毛主席等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凭吊，为烈士陵园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1月3日凌晨，专列回到北京。
1953年1月，李烛尘被任命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4月21日，李致信毛主席称：“我实在思想上有些不安。”因民建、工商联事项“要经常过问”，每周都“要在京津间往返一两次”，加之“本公司的烂摊子尚未安排好”，请求“少肩负”上述职务。不久，该委员会在机构调整中，于1954年撤销。
1953年，国家进入计划经济建设阶段，急需资金支持，中央研究决定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而私营工商业者是重要的募集对象。2月8日，李烛尘与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四人，应约出席毛主席召开的发行公债问题座谈会。他们在完成这项工作中都发挥了很好的动员、带头作用。
1953年3月，毛主席指示李烛尘，请他对中国工业现状做调查。为此，李烛尘亲自下去参观调研了大、中、小工厂约40个单位，整理出了包括各种工业发展状况、一般私营业主的思想情况、如何使他们为国家服务、如何解决工商业存在的问题、对手工业的想法、对工商业资金枯竭怎么办等几个方面，长达17页、数千字的报告。1953年4月19日完成呈交(落款于华北行政委员会，表明在该委任职时间不长，依然做了大量工作)。同月21日，毛主席即复信，称：“阅悉，甚谢。你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你的建议对于解决现存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我已将你的信转给许多有关同志去看去了。”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民主党派及工商界部分人士座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李烛尘与陈叔通、黄炎培等出席。
毛泽东与李烛尘
1954年4月，毛主席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等陪同下离京赴唐山、秦皇岛、塘沽等地视察，19日晚离京，20日凌晨到天津，夜宿当地。之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加入陪同，并再次邀李烛尘一同乘专列东行。21日视察长城、山海关，中午到秦皇岛港，随后参观耀华玻璃厂，并告诫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向工人学习技术。22日上午到北戴河，下午到唐山，在滕代远、李烛尘等陪同下，视察启新水泥厂，因未见到总经理周叔弢，略感失望，遂在公司其他领导陪同下向车间走去。此时，副经理姒南笙风风火火赶到，毛主席邀姒在专列上谈话。23日上午，一行陪同毛主席视察永利碱厂，永利厂是“化工先导”范旭东创办的颇有影响的大型企业，范旭东逝世后由李烛尘、侯德榜主持，1952年即已申请公私合营。到厂时由厂长陈西平接待，毛主席没有休息便去生产车间参观，随行的保健医生提出车间“氨气刺眼”，但毛主席仍坚持戴上口罩实地查看。陈西平介绍了工艺流程等，毛主席充分肯定公私合营后的变化，并一再指示要抓紧解决粉尘问题，对厂长说：“要关心工人疾苦，这么大的粉尘，要得职业病的，需抓紧解决。”随行的摄影记者侯波，在厂区为毛主席及陪同人员拍照留念。
据李烛尘专用司机回忆，上世纪50年代某一天凌晨，毛主席派专车接李外出视察，天津市有关部门和领导事先均不知情。一个多月后，李才返津，对司机笑称，是跟随毛主席到西北视察去了，在一次骑马时，马镫把皮鞋都擦坏了。又称，那些年毛主席每年至少有一次请李烛尘吃饭，司机好奇地询问吃什么好菜，李告诉他就是两个荤菜和湖南口味的小菜，主要是谈心。
同是上世纪50年代初，李烛尘为方便同毛主席联系，几乎每周都要在久大公司驻京办事处(西城区安福胡同)住上两三天。毛主席顾及李年迈劳累，曾将西藏达赖、班禅所送的人参等十多种珍品作为补品转赠李烛尘，体现了对民主人士的关怀和敬重。李烛尘曾对家人说，毛主席看他年岁大了，常跑北京辛苦，要他搬北京去住。1955年，李烛尘离开天津寓所，搬往北京居住。
1955年10月29日，李烛尘与陈叔通等全体工商联执委应邀出席毛主席召开的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
1956年2月22日，他陪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席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同月29日，陪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席全国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6年2月至4月间，毛主席连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汇报，在中央高层研究的基础上，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其中重要一项内容是指出：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比重，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同年5月，毛主席亲自约谈李烛尘，请已经75岁的他出任食品工业部部长。1956年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1958年改为轻工业部，1965年又改为第一轻工业部)。李不顾年事已高，在部党组的支持下，调查研究，与党坦诚合作，殚精竭虑，忘我为公，坚决贯彻国家的产业计划，连续任职达12年，成就斐然。
同年12月6日，作为全国工商联、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委员，与陈叔通、黄炎培等，应邀出席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心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的诸多问题，解除工商界的疑虑，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建设。同年12月18日，李烛尘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964年元宵节，李烛尘与黄炎培、陈叔通、胡厥文等10位老人，被毛主席邀请到中南海家中做客。李烛尘汇报自己担任轻工业部部长期间下基层调查研究的情况，并当面向毛主席提出，盐的综合利用和制盐工业采用新技术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称赞。
1964年末至1965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李烛尘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十年“文革”，开始时李烛尘也曾登上天安门陪同毛主席检阅浩浩荡荡的红卫兵，但后来则愈益困惑，表示很不理解。幸而在周总理关怀下，得到保护，他深居简出，并未遭受冲击。
回顾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李烛尘的人生历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从根本上说是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富强国家的需要;是党为国家、为民族牺牲奉献精神对李烛尘的感召;同时，也是李烛尘本人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具有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代表性的反映。加之，与毛主席有着乡谊之情，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两人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特殊交往，也就不足为怪了。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称它仍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坚持和发展同党外人士密切交往的传统，仍然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重要历史使命。
【天津师范大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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