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
齐得平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是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的。张国焘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义路线，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这份电报需要鉴定和诠释。请看电文：
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
甲、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
一、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王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
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挡胡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三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
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略)目的。
丁、布置：
一、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里之马营和其西之靖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
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十一月十七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朱、张、彭
经考查，这个电报的只是张国焘本人，其内容与中央的战略决策相反（中央要打他要走）。张国焘盗用了朱德和彭德怀的名义。
当时(10月22日)蒋介石已到西安督战，毛炳文、王钧、胡宗南等部，正由南向北大举进攻。张国焘上述电文表明，在他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此外别无出路。他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来兜售其逃跑主义的路线，引诱红军走入歧途。可是，张国焘的算盘和伎俩，没能逃过毛泽东的明察。毛泽东看过张国焘的电文，立即(10月26日21时)打电报给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这也就是说，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彭德怀随后(10月27日)给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了：
甲、大帅(指张国焘—编者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德怀上述电文中的“发后才给我看”等文字，明确无误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乃是张国焘盗用朱、彭名义的“一种阴谋式的”行为。
中央的正确决策同张国焘的避敌退却是泾渭分明的。事情很凑巧，恰好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提出“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这才是中央正确的决策。彭德怀电文中的朱德等同志“拥护中央”，说的就是拥护中央“击破南敌”的英明决策;说张国焘“以各种方式……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指的也就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
(注：1936年10月25日此电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代表作，是历史铁证。朱玉等把它冒充为中央军委的命令。此文击中了朱玉伪论的要害。所以，这篇文章一发表，朱玉他们曾到中央去闹。馆领导要我检讨。我当即写信给馆长，说明我是根据周恩来总理要用档案印证历史的指示，根据档案文献为广大读者和党史研究工作提供准确的依据，这是我作为一个档案工、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原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是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自1961年起专做毛泽东、刘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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